>>> 2008年第5期
解析周瑜形象演变的民俗心理
作者：杜翠敏
【关键词】周瑜；形象演变；民俗心理
民俗心理，“是指一定人类群体中蕴含的一种较稳定的习俗意识定势。它是民俗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循环往复潜留下来的心理意识，经过历史的传承而逐步成型的。”[1]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人的民俗化过程。人的文化存在是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基础结构的存在，尤其是沉淀于群体心底里，构成了群体特定深层心态和思维模式的一些无形心意民俗，较外表的生态民俗更能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都依照习惯，稍稍偏离民俗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2]所以对民俗的接受主体来说，其心理的蓝本，也就是其在接受前已具备的“期待视野”，都已经民俗化了的。
一、周瑜形象的演变缘于民俗心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心态史，历史小说尤其如此。”[3]在《三国志平话》，元代杂剧、《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三国故事流传前，历代学者和文人对周瑜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后世周瑜形象发生歪曲和变形，是为了适应历史文化发展和满足民众民俗心理的需要。唐宋时期，周瑜深受士大夫崇拜和钦佩，主要是周瑜雄姿英发，风流儒雅的潇洒风度和英雄气概，适应了那个时期民族大一统下人们积极向上、想要建功立业的心理需要。南宋和元代，周瑜形象遭到严重的贬低和矮化，这是由于南宋时期大一统政权遭到瓦解，元代少数民族入侵汉地，民族矛盾加剧，这一时期如同三国的蜀汉政权偏安蜀地一样，因此，南宋和元代的汉族民众的 “尊刘贬曹矮东吴”的民族心理强盛。另外，市民文学对三国历史的渲染、丰富和发展，三国历史由历史走向了民间，在民俗心理的同化下，三国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顺从了民俗心理的塑造，成功地演变成民间模式，周瑜形象更接近与民间，更符合民众的“尊刘贬曹矮东吴”的心理。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宋元之际的时代背景、民俗心理和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完成了周瑜历史形象的改造，形成了周瑜的最终形象定型。
周瑜形象的矮化，也与东吴尴尬的历史地位有关，孙吴“无汉之正，魏之强”，“操汉贼也，权亦汉贼也”，[4]处于这种尴尬地位的孙吴大将周瑜，自然缺乏代表蜀汉的诸葛亮那种名正言顺的、更能满足人们渴求封建正统的意识和保守、谨慎、忠贞、仁义等大汉族潜意识心理，这与元代的民族矛盾恶化和民族心理状态相适应。另外，有关周瑜的杂剧、话本以及小说的成书和流传，通俗文学家们为了适应民众的世俗文化、民俗心理和现实服务的需要，企图摆脱史实的束缚和限制，融入自己全新的艺术想象。甚至借史实来作渲染，使周瑜形象从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深层拓展。
周瑜的历史形象走向艺术矮化的形象，正是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与民俗心理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冲突、演变而在人们心中形成，积聚的民间智慧结晶。
二、宋元时期民众的民俗心理
“三国故事流传于民间，成书于文人之手，其拥刘反曹的倾向，渐次发展、定型，说明这一倾向对人民大众而言，意义不仅在于政权的符合正统与否，更主要的是，它积淀了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5]宋元时期的民众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倾向于刘备集团。不幸的是，周瑜却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所以其形象在民俗文化系统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矮化。
史书中那位高瞻远瞩、忠心耿耿、胆略兼人、智勇双全、气度恢宏，情趣高雅周公瑾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位才智平庸，鼠目寸光，妒贤忌能，庸俗浅薄的平庸之辈。讲史家们如此对待周公瑾，除了正统观念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外，民间又自有其一套看历史人物的方法和理论。
宋代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各种伎艺应运而生，“说话”“讲史”兴盛，“讲史”虽然以历史为根据，但主要体现的是人民的历史情感和民俗心理。在这类话本中，一般都把史书中倾向于人民的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更倾向于人民。所以他们在重新塑造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就赋予了历史人物自己的历史情感和厚重的民俗心理。
元代社会，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废除，使得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而谋取生活材料，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更趋近民众的民俗心理和审美趣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不仅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主要的是它能“为市井细民写心”[6]，是从民众的角度去理解去看待三国的历史，符合了他们的审美理想，也寄托了民众的历史情感和政治愿望。
三、小说形成时期的民俗心理
元代的剧作家是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文人。文化落后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蒙古人、色目人贵族掌握了军政财大权，汉人、南人地位卑下，备受歧视。科举考试中断七十七年，文士在官吏僧道医工猎民之下，称九儒十丐。汉族文人，除少数依附统治者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一些人即转为与人民大众关系密切的“书会文人”，从事戏曲的创作。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7]但却是“有志图王者” [8]。相传他曾加入过反元斗争，看到天下将不可避免地落到朱元璋手里，才不得已淡出江湖，“传神稗史”。不论其是真是假，都足以表明罗贯中在元末曾经想有所作为，也为此做出过努力，但终于没有成功。他“传神稗史”，只是在现实中失败后无奈的选择。
作为一个甚有文采，不幸流落下层社会的文人，早年对圣贤之书的诵读必然使他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他又处在元代这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无进身之阶，只能混迹于市井之中。这两方面的交融使他对历史的看法、认识及评价更接近与民众的思想和心理，其创作也必然会迎合民众的民俗心理和审美心理。
但罗贯中毕竟不是那些民间艺人，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评价小说“七分是实，三分是虚”[9]这说明罗贯中在写小说时更多的还是采用了历史，“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10]也使得周瑜形象比宋元以来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更接近于历史上的原型。
罗贯中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是有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用意的。但即便作者以一个史学家的责任，秉笔直书、不遗余力地刻画周瑜的雄才大略，胆略兼人，但一旦周瑜遇上蜀汉集团特别是诸葛亮，其形象立马就又回复宋元以来的那种矮化形象。这不仅仅是由作者的“尊刘贬曹矮东吴”的创作思想决定的，又是因为他深受这一时期民间传统印象和思想的影响，这就迫使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立物和塑造人物时的褒贬准则。于是周瑜便只能以诸葛亮的陪衬物出现了。
四、民间的民俗审美心理
民间创作和流传中的集体性特点，是其区别于作家文学的重要标志。作家的创作主要是以个体方式进行的，民间创作则是一种群体性的审美活动。作家文学是作家个人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见解，是他自己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折射。但民间创作是一种集体审美意识，是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包涵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审美心理依据。民间创作总是沿着社会内驱力的特定指向，在群众共同关注、共同感兴趣的交点上聚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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