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学的多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多，战火从西欧蔓延到亚非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战后的英国虽然是胜利国，但是在战争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国力愈益下降。1920年下半年起，英国经济衰退，失业工人激增。爱尔兰成立“自由邦”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相继获得自治权，都动摇了大英帝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的物质损失，几乎相当于又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对社会危机日益悲观，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怀疑日深，资产阶级现代哲学思想日益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作家认识到社会生活的荒诞、物质环境的异化、人的自我存在的危机，反映危机的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主要的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意识流和心理探索小说等现代派文学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创伤和摆脱危机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这时期的文学呈现多元化的面貌。30年代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国际上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上台执政，结成侵略“轴心”，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直接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家不满现代主义文学回避现实、表现自我和艰深晦涩的倾向，社会讽刺作品和左翼进步文学兴起。奥·赫胥黎（1894—1963）和伊夫林·沃（1903—1966）是20、30年代的著名的讽刺作家。赫胥黎早期社会讽刺小说《克鲁姆庄园》（1921）、《旋律和对位》（1928），描绘了一战之后各类知识分子的漫画，小说以对话为主体，在机智、幽默的冷嘲热讽之下潜伏着对社会传统道德、宗教信仰、爱情生活等方面深深的失望和谴责。他在30年代变得更为悲观，在《美好的新世界》（1932）里描写了反面乌托邦。沃是一次大战后描写上层社会生活的讽刺小说家，并被看作是英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着力描写社会，特别是上层的道德沦丧，反映战后普遍的幻灭和悲观情绪。《一捧尘土》（1934）比他早期的闹剧式作品要严肃。通过托尼不幸的婚姻和归隐森林的经历，把可笑与可悲揉和在一起，描写理想遭到背叛和践踏，社会成了艾略特所说的精神“荒原”。在后来的作品中，赫胥黎和沃都改变了方向，但他们早期笔锋犀利的讽刺小说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心情，影响很大。
随着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加剧，英国工人阶级文学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有“红色的三十年代”之称。罗伯特·特莱赛尔（1868—1911）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穿破裤子的慈善家》（1906—1910）、爱尔兰剧作家奥凯西表现共产党人反法西斯斗争和工人罢工的《星变红了》、《送我红玫瑰》、林赛描写宪章派运动的历史小说《一八四八年的人们》（1947）、苏格兰作家吉朋 （1901—1935），反映苏格兰人民觉醒和斗争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 （1946）、苏格兰诗人休·麦克迪阿米德歌颂列宁的诗歌等，都是工人阶级文学优秀的组成部分。
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30年代再度抬头。克朗宁（1896—）继承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关注现实的精神和结构布局方式写作《城堡》（1937）等小说。普利斯特利 （1894—）的 《好伙伴》（1929）描写一个流动乐团的滑稽、冒险经历，表现英国乡镇小村的生活图景和众生相，从题材到风格，颇有狄更斯之风。衣修午德 （1904—）自称是“一部快门开着的照相机”，忠实地反映生活，写作了以希特勒上台前的柏林为背景的小说《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1955）、《再见吧，柏林》 （1939）。
英国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在19世纪末才发展起来，到本世纪20年代，真正成为一种充分独立的文学体裁，并出现像曼斯菲尔德这样单独以短篇成名的作家。如果说前面说过的毛姆的短篇小说是莫泊桑式的，以客观、清晰的方式叙述完整、戏剧性的故事，曼斯菲尔德（1888—1923）则深受俄国作家契诃夫印象主义式的短篇小说风格影响，她的《幸福集》（1920）和《园会集》 （1922）中的小说，努力捕捉人的心灵对自我和人生顿悟的时刻，从侧面加以暗示，意味隽永，对短篇小说艺术发展有很大贡献。
二、现代主义诗歌
1、“荒原”诗人艾略特
托·斯·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1941年定居英国，1927年入英国籍。他是文学界公认的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还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现代西方文坛的影响几乎无人可以比拟。
艾略特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和逻辑学，受到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的影响。1910年毕业后，他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听过哲学家柏格森的课，接触到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象征主义诗歌。1911—1914年他在哈佛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接着又到德国和英国学习，因一次世界大战而中辍学业。移居英国后，他当过拉丁文、法文教员和银行职员。1917—1919年，他担任先锋派杂志《自我主义者》的助理编辑，1922年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使之成为有影响的国际性刊物。他从1909年起发表诗歌，出版了《诗歌》（1909—1925）、《诗集》（1909—1935）、《四个四重奏》（1944）《诗集》（1909—1962），从1934年开始，致力于创作诗剧，他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及各种荣誉，成为英美小说界最有地位的人。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是艾略特在美国名诗人庞德鼓励下发表的第一首重要诗歌，以第一人称口气叙述的形式，写上流社会一个庸碌的青年在求爱途中的矛盾心理。“我”（即普鲁弗洛克）与一个身份不明白人同去沙龙会见“她”，他敏感多思，自称“并不是哈姆雷特，也不想当哈姆雷特”，在世界和恋爱面前，他都觉得胆怯，畏缩不前，“似乎是个小丑”。不仅诗歌人物与浪漫派诗歌中英雄们大相径庭，在表现手法上也完全突破了传统诗歌特点。诗人用了奇特的象征、比喻手法，如把暮色此作“像一个病人吸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把黄色的雾暗喻为蹭背磨嘴的猫，诗中引用于圣经故事、文学作品又赋予新意的句子有十几处。1920年《诗集》中最著名的是《小老头》，写一个年迈孱弱的老头“没有鬼魂”，“等待下雨”，集中反映一次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精神空虚、贫乏和绝望。
长诗《荒原》（1922）是艾略特的代表作，也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一个里程碑。诗人从两部人类学著作中受到启发，套用了亚瑟王寻求圣杯的“神话结构”。他模仿音乐家贝多芬五乐章奏鸣曲的形式，将434行的长诗分为五章。“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他让荒地滋育出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搅在一起，又用春雨/催促迟钝的根芽”，第一章 《死者葬仪》以死气沉沉的春天开头，荒原上凄凉干涸，破碎的偶像承受太阳的鞭打，枯死的树没有遮荫，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尘土里存在恐惧。“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大战后的西方文明世界和西方人被笼罩在死亡的荫影下。第二章《对弈》描写上流社会与酒吧间中下层妇女市民的生活，贵妇人豪华奢侈，无病呻吟，下层妇女谈着生活琐事，她们的生活显得同样没有目的和意义：“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脑子里究竟没有什么？”第三章《火诫》写世俗的人们受着欲火的煎熬，生活庸俗、猥亵，但火也是再生的象征。第四章《水中的死亡》更直接指向死亡的主题，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淹死在水中，死难以避免，而“水”又暗示再生。第五章《雷霆的话》里，作者继续描写荒原枯竭的惨景。这时雷声隆隆，“然后是一阵湿风/带来了雨”，雷霆传达上帝的旨意：“舍予、慈悲、克制”。这首诗大量引用或改动欧洲文学中情节、典故和名句，用了包括梵文的六种语言，结合象征主义和玄学派诗传统，写出了一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荒原”成为危机中的西方文明的象征。诗人也宣传了天主救世的思想。
艾略特的其他诗作，如《空心人》（1925）描述了“脑袋瓜里装了一包草”的西方“现代人”，因此世界“只是呜咽了一声”就告终。从《爱俪儿诗歌》（1927—1930）开始，艾略特诗中宗教气息变浓，《圣灰星期三》（1930）宣扬服从上帝和悔罪的教义。
《四个四重奏》（1935—1941）是一组哲学、宗教冥想诗，借用他补助先和自己生活中值得纪念的四个地点为诗题，中心主题是通过个人经历、历史事迹等，抒发对时间、生命的空幻感，表达始与终、生与死互相循环的思想，宣扬谦卑和原宥精神。
艾略特后期最主要的作品是五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是最成功的，描写117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谋杀的事件，歌颂他为世人赎罪献身的精神。艾略特复兴了希腊古典诗剧，打破了100多年来英国剧坛以散文剧为主的局面，这成为这时期戏剧方面最重要的事件。奥登和衣修午德在30年代写了政治诗剧。
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艾略特也有很高的建树。他早期针对浪漫派诗作，提出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诗人感情进入作品前须先经“非人格化”转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的过程，要寻找“客观对应物”来表现情绪，即以一套事物、一串事件来象征暗示。他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 （1917）、《批评的功能》（1923）等，他的文学批评对英美新批评派起了开拓作用。
2、“奥登派”
20年代末期诗坛上出现以奥登为主的深受艾略特影响的一批青年诗人，他们毕业于牛津，故称“奥登派”或“牛津派”诗人。他们抗议社会弊病，寻找30年代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奥登（1907—1973）在当时与艾略特齐名。他早期对马克思学说和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诗歌重点描写社会和个人问题，充分表现对政治现实的忧虑和关心。后期作品由激进的政治观点转向对人性悲剧的探索，基调为怀疑和讽刺。“奥登派”的另几位诗人是斯彭德（1909—）、刘易斯（1904—1972）和麦克尼斯（1907—1963）。斯彭德将浪漫主义与现代题材和态度相结合，具有雪莱式对友爱和美的追求和轻灵诗风。刘易斯和麦克尼斯都很有古典气息。来自威尔士的诗人迪伦·托马斯（1914—1953）不属于“奥登派”，但在这时期也很有影响。他狂歌豪饮，倜傥不羁，诗风高度个性化，感情激扬起伏，讲求词的音韵和联想效果，与艾略特、奥登和其他当代诗人理性、简炼的诗风截然不同，被视为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最好的诗作是 《死亡和出场》（1946），诗题是与人们关系最为紧密的：生、死、爱。他对人生时有悲观，但从不冷嘲。他的诗一反当时大多数诗的阴冷绝望。为读者提供了活力与温暖。
三、现代主义小说家
1、以自然本性抗拒机械文明：劳伦斯
戴·赫·劳伦斯 （1885—1930）是本世纪初出现的最有独创性、引起争议最大的作家之一。他努力揭示人性隐秘深处，借此批判现代工业社会。他和乔伊斯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进入了高潮时期。劳伦斯出生于英国中部的煤矿工人家庭。父亲酗酒暴躁，母亲有一定文化修养，把情感和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1906年劳伦斯进诺丁汉大学学习教师专修课程，在这期间，他开始写作小说。1912年他与一位教授的妻子、贵族出身的德国女人弗莉达相偕私奔到国外，在匆匆行程中劳伦斯完成了成名作《儿子与情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的经历很不愉快，他和弗莉达居住在英国乡村农舍·但他妻子的德国国籍和他本人的反战态度，招致警察前来驱逐。他与作家奥·赫胥黎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人们和谐相处、躲避现代生活的乌托邦庄园，也没有成功。他飘泊旅行，一直创作不辍，直到1930年死于肺病。生前他备受指责，《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被视为淫秽读物禁止出版，死后他的声誉日隆，被看作本世纪最有天才和影响的作家之一。
劳伦斯写作了小说、诗歌、戏剧、游记和哲学、心理学及历史著作，以小说成就尤为突出。他一生不满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现存秩序，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自然关系遭到工业化社会的破坏。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1911）就表达了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与散发铜臭的工业文明间的对立。有很大自传成份的《儿子和情人》（1913）为作者赢得了广泛声誉。保罗是矿工的儿子，他的母亲对粗暴的丈夫感到绝望，向儿子寄托全部情感，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影响了保罗与其他姑娘的恋爱。女友米丽安追求的精神恋爱和他与女工克莱拉的肉体恋爱都不能让他满足，直到母亲去世他才在精神和感情上摆脱了控制。小说在表现大工业生产给矿工家庭造成不幸的社会批判主题时，更多探讨了人物经历中的心理学问题。保罗与母亲的关系成为弗洛伊德关于男孩恋母憎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倒证。
《虹》（1915）是劳伦斯突破旧的传统手法，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派作家的转折点。通过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新调整来拯救堕落的“文明”社会，这是劳伦斯与福斯特相似的一个思想观念，但他把建立“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作为关注中心，他认为：“我只能写我特别有所感触的东西，在目前，这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或者调和旧关系，这毕竟是当前面临的问题”。《虹》通过自耕农布兰文的三代家史，寻求建立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第一代汤姆夫妇生活平淡无奇，第二代威尔与安娜的婚姻充满了分歧冲突，缺乏精神和谐。属于第三代的厄秀拉是小学教师，满怀对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探索新型的男女关系。她爱青年军官安东，但不满他盲目为帝国的扩张政策效命，关系终于破裂。《虹》的姐妹篇《恋爱中的女人》（1921）围绕两对男女的离合展开，进一步探索在工业社会里建立人与人之间完美关系的问题。厄秀拉和伯钦在经过各自波折后，在保持各自个性的基础上结合，共同探索实现和谐关系的途径。年轻的煤矿主杰拉尔德是现代机械文明的化身，在企业管理和个人生活中都实行 “非人的机械原则”，矿工们失去了生活的欢乐，他自己想借与古特伦的恋爱填补精神空虚的企图落空，在冰雪中冻成“一团冰冷沉默的东西”。小说把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应用大量象征去探测心理深度，小说中天空悬浮的彩虹成为20世纪英国小说中著名的象征，“是圆满美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象征，是新世界的象征”。他的小说中许多经常重复出现的象征，含义复杂，如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月光的形象与厄秀拉的形象常融合在一起，一般评论认为月亮象征女性的力量和女性的胜利。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4部小说表现出战后的没落和空虚感及对生活新义的追求。 《迷途少女》（1920）里北部工业小城中的姑娘爱尔维娜跟着流浪的意大利艺人出走，去了荒僻乡间。《亚伦的杖杆》（1922）里擅长吹笛的矿工亚伦挣脱家庭的束缚，出走以发挥艺术才华，在伦敦他与另一位作家建立起男性间的友爱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爱更加广泛。《袋鼠》（1923）和《羽蛇》 （1926）分别以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为背景，表明劳伦斯试图在欧洲文明以外寻求人类获得新生的途径。《羽蛇》中墨西哥人试图恢复天与地、灵与肉结合的土著宗教，推翻独崇精神的天主教。
《哈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描写了哈特莱夫人康妮与猎场看守人梅勒的性爱故事，揭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械文明对生机和人性的扼杀，丧失生殖能力的哈特莱爵士成了丧失生命力的工业社会的象征，作者想以康妮与梅勒自然美好的性爱关系去恢复工业社会的生机。
劳伦斯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家之一，他注重描写心理，探究人的潜意识和性本能，但他又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痛恨机械文明代表的理性对人纯真的爱的本能的扼杀。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和人的价值的摧残，但把完满的两性关系作为治疗社会痼疾的药方。他的小说把社会批判与心理探索主题、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技巧结合得非常出色。
2、离经叛道的探索者：乔伊斯
劳伦斯的小说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因素中加入了象征主义的革新成份，而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创造出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意识流小说是本世纪初兴起的以与传统的写实手法不同的创作方法写成的小说，它是在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意识流”的概念，认为人的意识是流动不已的“思想流”、“主观生活流”，通常是不符逻辑和理性的。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又发展了心理时间和非理性、无意识的观点，促进了意识流方法的形成。面对现代社会的变幻不定，现代人精神上的矛盾复杂，一些作家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描写外部具体事物动作来表现生活与人物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被认识到的复杂性，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寻求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它打破了传统小说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的直线发展的结构，随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常常是由一个事件或情景引发，人的意识向四面八方发散又收回，构成放射形的枝蔓式的立体结构。英国真正的意识流小说始自多梦茜·理查逊（1873—1957）的《人生历程》（1915—1938），在乔伊斯和伍尔芙的创作中达到高峰。
詹姆斯·乔伊斯（188—1941）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穷公务员家庭，从小在天主教学校接受古典文化和宗教的教育，青年时代在都柏林大学学习现代语言。他开始厌恶宗教教义，不满狭隘闭塞的爱尔兰生活，为了摆脱来自民族和宗教的影响和压力，客观地进行文学创作，他自愿流亡到欧洲。他在欧洲各国飘泊，经济窘迫、眼疾严重，作品又屡遭出版上的困难和出版后的指责，但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了四部小说，两卷诗和一部戏剧。
乔伊斯20岁时开始流亡，至59岁去世只有几次短期回故乡访问，但他的小说题材和人物都集中在都柏林。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描绘了都柏林中下层市民平凡的日常生活琐事，15个短篇各自独立，但有共同的主题，即在首篇首页点出的“瘫痪”。作者要为其开头3篇从一个逐渐长大的小孩的意识表现出人们对理想的本能追求、在倦怠衰朽的环境里的幻灭，在“精神感悟”中结束。《伊芙琳》开始用第3人称叙述。少女伊芙琳想跟随外国水手逃跑，但最终失去了勇气。《一小朵云》里小查德勒与海外归来朋友重逢，伤感自己在家乡的一事无成，《会计室里的常青藤日》、《一位母亲》和《恩惠》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反映“瘫痪”的主题。《死者》是小说集中最后一篇，也是英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大学教师加布里埃尔与妻子同去参加节日聚会，晚会上一首旧歌引起妻子对往日情人的怀念，本来心情颇佳的丈夫感到愤怒和妒嫉，他反省之下，醒悟到自己情感生活贫乏、苍白，窗外纷飞的大雪，笼罩着生者与死者，主人公逐渐领悟了生死、爱恨的意义。小说中现实主义手法与象征主义技巧交替融合。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表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精神的成长过程。全书共分5章，每章记录主人公精神成长的一个阶段。小说以斯蒂芬的童年时代开始，在教会学校，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家里，大人们讨论爱尔兰政治和宗教问题。第2章记述斯蒂芬成年过程中性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感情和理性的斗争。第3章里，斯蒂芬在宗教中寻找灵魂的安宁。第4章虽短但很精彩，斯蒂芬面临是否终生献身宗教的问题，在海边，他经历了精神感悟的时刻，他发现站在水中的小姑娘“点缀着令人惊异的人间的美”，听到了生活的召唤，要到艺术创作中去寻求理想和事业。在最后一章里，斯蒂芬进入大学时代，他与同学们讨论艺术和美学的问题。在结尾他表明自己与家庭、宗教和国家彻底决裂的决心，“我决不会为我不再信仰的事业去效力。无论你把它称作我的家庭、我的祖国还是我的宗教。我将以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艺术尽情地、充分地抒发我的热情……”。他远去欧洲，去自由地追求理想。
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相当丰富。不同的章节运用了儿童稚语到学究文风的各种语言风格，适应主人公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因为题材是传记性的，作者大致按现实主义小说的时间顺序来叙述，但这部传记又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作者采用了打破时间顺序、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的意识流手法。并广泛运用象征手法来揭发人物意识活动。主人公的姓氏与神话中制造翅膀飞出迷宫的艺匠的名字相同，及鸟、水、路、牛等事物都孕有象征的意义。
《尤利西斯》（1922）是现代小说中最富有实验性、也引起最多争议的小说。小说分为3大部分、18章，叙述3个都柏林人——广告经纪人布罗姆和妻子、歌手莫莉及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一天的生活和感情活动，小说完全是以意识流手法讲述的。小说开头，斯蒂芬流亡1年后回家看望病重母亲，第一部分便讲述他早上去学校教历史课，以后漫长海滨，思考历史、哲学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布罗姆的日常活动，他参加朋友葬礼、安排广告事宜、前去吃饭、挂念家中不贞的妻子。在傍晚他遇见斯蒂芬，早已失去儿子的他激起了父爱，整晚随斯蒂芬去游荡，将喝醉的他带回了家。小说最后部分则是莫莉入睡前的种种思想活动，在莫莉长达40页的混乱的意识流动中结束。
小说取名《尤利西斯》，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作者把一个极平庸的现代人布罗姆在都柏林的一日游荡与尤利西斯的10年飘泊相比，在人物、情节、结构上都与史诗存在对应关系。但是，古希腊那种高尚的英雄气概的平庸、渺小的现代人身上已不复存在。布罗姆这个现代尤利西斯成了商业社会里忙碌奔波的凡夫俗子，在都柏林人中感到孤独的犹太人，失去了和谐、融洽的生活环境，忍受妻子的不忠、别人的侮辱，一派无奈的宽厚。处处寻父又帮助父亲恢复家园的勇士忒勒马科斯成了精神困惑彷徨的斯蒂芬，在布罗姆身上寻找到他“精神上的父亲”。忠于爱情的王后珀涅罗珀成了追求肉欲的莫莉，她的纵欲是道德衰微年代的一个缩影，斯蒂芬代表人的智力，莫莉代表人的肉体，布罗姆则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仁慈、正直又受挫、困惑的现代人。
作品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人物心理，在莫莉身上达到高潮，她在睡意朦胧中意识无限制、不停顿地流动，大段没有标点、没有大写字母、超越语法常规的内心独白，在凌乱跳跃中自有秩序，和盘托出一个女性内心隐秘。作者在写作技巧上作了许多创新，他运用不同色调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描写不同的人物与情景，如描写斯蒂芬的沉思漫步，使用哲学术语、罕僻词语等，表明他的学识素养；在记录布罗姆琐碎生活时，多用具体、口语化的生活词汇，各章节的写作手法也配合特定的内容，学校的一章采用课堂上惯用的问答形式，产院的一章语体上模仿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各种文体，与胎儿的成长过程相应。作者还大量引用文学、神话、历史的典故，使用外来语、双关语，并自创一些新词，在创作手法上努力独辟蹊径，写出现代西方生活的百科全书。
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比《尤利西斯》更为艰涩难懂，主要写一个酒店老板伊厄威克及家人的一夜噩梦狂想，在梦中溶进大量神话、宗教和历史的典故。书中各个部分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描述的时代相应。维柯认为人类历史由宗教、英雄、人类、混乱4个时代组成，周而复始，盘旋上升，小说中所有的人至日月星辰都表现无休止的升降、沉浮、兴衰。书的结构也符合这一循环思想，小说终结的字正是开头的字。作者使用时空错位、任意联想等意识流手法，大量创新词，借用了十八种外语，双关语、象征、隐喻，比比皆是，它彻底背离了传统小说的基本概念，使一般读者不敢问津。尽管乔伊斯自认这是他的杰作，评论一般都推《尤利西斯》为他的代表作。
3、“到灯塔去”：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英国意识流小说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她沿循乔伊斯的道路，又有所发展。她出身伦敦的文学世家，父亲是著名学者和出版家，家中文学名流出入。她虽未受正规教育，但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中成长。1904年父亲去世后，她和兄弟姐妹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的住宅成为文学中心，其中有小说家福斯特、詹姆斯、诗人艾略特等。1912年，她与报界人士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于1917年共同创办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她还是积极的女权运动者，宣传妇女的选举权、教育权、精神独立性，她的《自己的房间》（1929）成为关于女性文学的传世佳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英国后，她感到恐惧不安，加上自幼的精神病不断恶化，于1941年3月投水自尽。
伍尔夫最初的两部小说 《出航》（1915）、《夜与日》（1919）属于传统小说范畴。 《雅各布的房间》（1922）是她第一部意识流作品，不再以连续的故事叙述雅各布的经历，而是在一连串场景变换中显示他的成长与活动。也正是在20年代，伍尔夫对当时以贝内特、威尔斯和高斯华绥为代表的传统创作追求逼真地表现外部世界和事物表面现象，不深入人物内心，而只有人类的内心世界是“实在的”、“永恒的”，要像乔伊斯等作家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揭示内心最深处火焰的内光”，她倡导现代主义的、特别是“意识流”的表现方法。
《达罗卫夫人》（1925）表明伍尔夫脱离了传统的轨道。小说记述 15个小时内一位上层社会妇女的内心活动，达罗卫夫人为准备家庭聚会上街买花，在车声人语里她想起几十年前婚姻的选择、与女儿的关系等等，她听到街上传来的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也让一个在大战中精神受创的老兵吃惊，引出了一个并不相干的人物，共同表现“神智清醒的人和精神失常的人观察之下的世界”。
《到灯塔去》（1927）以作者幼年生活为基础，以她父母亲为主要人物原型，具有明显的自传成分。小说描写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一次大战前夕于苏格兰西北沿海小岛上度假的一段生活，表现人物思想和感情，在现代生活的混乱无序中，寻找自我隐退而享受谐调、秩序、稳定可带来的快乐的世界。小说开始时拉姆齐太太傍晚临窗眺海，思绪脱离尘世的烦恼，无意中飞抵另处一个世界——远处灯塔所在的地方，在宁静的瞬间自我与世界结合一体，孤独感、疏远感顿消，感到超脱和满足。她是帮助各个孤立的宾客和松散的家庭成员间建立友好稳固联系的纽带。十年沧桑，女主人去世，一个儿子死于战场，一个女儿因难产丧生。拉姆齐家又重返海边，拉姆齐先生带子女和船驶向灯塔，父子间隔阂渐消，似乎达到拉姆齐太太努力建立的和谐关系。画家布丽思科小姐也经历了精神上的感悟，在作品中达到了她向往的境界。全书象征色彩浓厚，生活与人物似乎笼罩在一片透明的灵光下，她的小说享有“散文诗”的盛誉。作者发展了《达罗巴夫人》对时间的实验，人物的精神活动是按心理时间进行的。
《浪》（1931）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几乎完全排斥外部活动的描写，突出强调人物内心的生活。构成小说情节基础的是6个人物的相互关系及各自为了在冷漠嘈杂社会里确立自己身份的努力，以日出到日落的变化代表他们从童稚到衰老的时光流逝，以他们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波动表明他们的经历。行文的风格随他们智力与年龄的增长而渐趋复杂。
伍尔夫重要的小说的最后一部是 《幕间》（1941），描写具有中世纪色彩的英国乡村里化装庆祝会上的活动。“幕间”指古装演出各幕间观众、村民之间谈话，也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在这4部小说里，伍尔夫贯彻自己的艺术理论。她主张要按人们日常生活中接受各种印象、作出各种反应的真实方式来创作小说，做到没有作者的介入、没有外物溶入的客观叙述。伍尔夫的意识之流不时流转于不同角色之间，往往在不明显改变风格和技巧的情况下由一个意识变为另一个意识，突出表现在《达罗己夫人》中，成为伍尔夫意识流技巧的一个重要特色。而在 《浪》中，她又有意地使6股意识分流。
伍尔夫的小说缺乏乔伊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但她深刻反映了一战前后和两次大战间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她的感觉特别敏锐细致，对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尤为关注。
意识流小说家对意识手法运用不尽相同，有的整部使用，有的章节使用，在二次大战以后，意识流技巧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其他技巧配合使用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成为现代文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文学技巧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