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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期的戏剧形式
中古的道德剧流行到16世纪中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兴起的插剧，在英国戏剧发展中向前进了一大步。插剧带闹剧性质，对话俏皮粗俗，人物很少，很少或没有寓言形象，使戏剧更趋近实际人生，脱离宗教、道德羁绊，成为更纯粹的娱乐欣赏的对象。约翰·海武德 （1497—1580）为这种新剧种的代表作家。他写了6部插剧，其中有两个很有名：《四个P》、《约翰，他的妻子蒂卜和牧师翰爵士》 （1533）。前一个剧中，四个P指的是剧中四个人物：朝圣者、赦罪教士、小贩、药剂师，这4个词都是以字母P开头的。剧中大部分是“辩论”，争辩谁扯的谎最大。后一个剧来源于法国闹剧，写怯懦丈夫受与教士相好的妻子的气，富有娱乐性。在两个剧中对教士和赦罪僧等颇多不敬。插剧脱离了枯燥说教的宗教剧，引导了 16世纪后期的世俗剧。
文艺复兴运动把古典戏剧带入了英国，古希腊、特别是在罗马的戏剧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而复兴。先是大学里上演了罗马作家的拉丁文戏剧，接着又译成英语，再就是出现模仿性的英文创作，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泰伦斯和悲剧作家塞内加等为英国剧作家提供了古典的戏剧形式。剧作家们向古典作家学习关于悲喜剧分类、结构和风格的各种知识，借鉴他们的题材、角色、具体手法的运用。模仿拉丁戏剧的悲、喜剧在16世纪中叶大为流行。近代英国戏剧的成型可以说是中古戏剧与古典戏剧结合的结果。
英国第一部正规的喜剧是乌德尔的《粗汉拉尔夫》，上演于1551年。喜剧从主题、结构到人物塑造都模仿普劳图斯的 《光荣的军人》，但有鲜明的英国色彩。喜欢夸口的骑士拉尔夫追求一个有钱的寡妇，但寡妇属意的是商人，将他扫地出门。剧作虽然还有道德剧的痕迹，但主要是表现伦敦平民现实生活的喜剧。另一部早期喜剧是《葛顿老大娘的针》（1556），更为幽默写实。围绕一根丢失的针，小镇上闹了场轩然大波。直到法庭上打成一团时才发现针别在人物的裤子上。剧中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有趣场景。
1561年上演的《高波德克》是英国第一部正规的悲剧，为诺顿与萨克维尔合写。高波德尔的故事最早见于蒙茅资的乔佛莱的《不列颠君王史》。高波德克将田土分给两个儿子凡瑞克斯和波瑞克斯，兄弟失和，国家陷于内乱。剧作家寄寓了政治劝谕，暗示女王未婚无子嗣可能会导致类似混乱。悲剧的创作深受塞内加的影响。戏剧题材是复仇和报应，充满仇杀、恐怖，常以鬼魂和巫术的场面渲染悲剧气氛。剧中有大量独白、长段演说辨论等，词句夸张。诗体是无韵体，16世纪后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几乎都用此种形式。
伊丽莎白时代早期戏剧呈现多样化形态，是奇迹剧、道德剧、插剧、古典剧及各种流行戏剧的混合物。戏剧的发展还与舞台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奇迹剧和道德剧是在两层游行马车上演出的，自然剧情简单、人物有限。16世纪初，演员们租用旅店天井作为表演场所。旅店通常为长方形建筑，三面楼房，一面是马厩，天井正面搭起戏台。观众可以站着从三面观剧，也可以从楼厢看戏。
随着演员对演出空间的需要、观众的增多，在1576年伦敦出现了第一个固定的剧院。因为独此一家，剧院就叫“剧院”。两年之后，伦敦有了8个剧院，到17世纪初期有近20个剧院了。由于清教徒的反对，剧院设立在城外，建筑一般为圆形，没有屋顶。舞台伸入场内，围墙内四周是三层楼厢。一般观众站着看戏，富人贵族坐在楼座上，甚至舞台上看。剧院的情况影响到编剧的考虑。因为舞台没有前幕和布景，所以剧中要对时间、地点及风景气候等加以说明。由于观众大部分是在露天下站立，在下午两到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要求剧情紧凑有趣，演员演技精湛纯熟，剧中充满打斗场面、戏中戏，音乐歌曲的穿插，常有丑角插科打浑。观众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市民，而在有屋顶，座位和烛火照明的私人剧院里，观众多为王室贵族，剧本注重雅俗共赏，既有雅致的诗文，也有粗俗猥亵的笑话。由于观众与舞台相距很近，剧中常采用“独白”、“旁白”，演员向观众窃窃私语，很有效果。编剧们利用舞台的简单机构，舞台地板装有活门，下面是地下室，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掘墓人借此表演从墓穴里掷出骷髅。舞台后部悬着帷幕，《威尼斯商人》里的金银铅盒便藏在后面。舞台上方的楼厢可以代为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情说爱的阳台。剧情不受“三一律”的限制，时间可以跨越数十年，地点可能变换十几处，就事件而言会发生主副线交错的数个故事，观众们对此相当习惯，可以从人物台词中明了。
二 莎士比亚的前驱——“大学才子派”
15世纪80年代后几年，一些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的年轻人来到伦敦，驰骋文才，尤其是在戏剧方面颇多杰作，成为莎士比亚的先驱者。这些被通称为“大学才子派”的作家有约翰·李利（1553——1606）、乔治·皮尔（1556——1596）、托马斯·劳治（1558——1625）、罗伯特·格林（1558——1592）、托马斯·纳施 （1567——1601）、托马斯·基德（1558——1594）和克里斯托夫·马洛 （1564——1593）。李利是“大学才子派”中最年长的，他的喜剧多半以古代神话和古代文学为题材，以田园大自然为背景，用典雅的散文写爱情故事。他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散文小说《尤菲绮斯》。纳施只有两部不出名的剧作，他主要是以流浪汉传奇著称。劳治的主要成就也不在戏剧上。他的浪漫传奇《罗萨琳》后来成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的重要来源。皮尔有剧作六部，以韵律见长。“大学才子派”中重要的剧作家有基德、格林和马洛。
斯德可能没有上大学，他是马洛的朋友。他的无韵诗剧《西班牙的悲剧》轰动一时而且享誉很久，是伊丽莎白时代“复仇剧”也称“流血悲剧”的典型范例。《西班牙的悲剧》遵循塞内加的传统，描写宫廷倾轧和流血复仇故事，但不再使用古典剧以“报信者”的口头报告叙述剧情的方法，而是把激烈行动在舞台上当场表演出来。剧中充满谋杀、自杀、疯狂、人物借戏中戏杀死敌手来复仇，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可见出基德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基德写过哈姆莱特的故事，称之为“原始的哈姆莱特”，可惜现在已失传。
格林身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冒险精神和多种才艺。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游历意大利、酉班牙等地，生活放荡不羁，在戏剧、抒情诗、散文故事、讽刺文学方面都有建树。他的作品大都是写浪漫爱情故事的散文作品，穿插轻松的抒情诗歌，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便取材于他的一篇散文传奇。他也以流浪汉小说的风格描写下层生活，自传性的回忆录和忏悔录。他在戏剧方面的重要作品有《修道士培根与修道士班格》（1589），两个修道士努力制造会言语的铜头的故事，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借助魔法探知自然的强烈愿望，剧中还穿插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詹姆士四世》（1591）作为历史剧虚构成分居多，但编剧技艺完美。王后朵劳西娅女扮男装的手法，被莎士比亚在 《维洛那二绅士》、《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剧中反复使用。
马洛是“大学才子派”中最杰出的剧作家。他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是坎特伯雷一个鞋匠的儿子，毕业于剑桥大学，29岁时在小酒店的争执中被刺杀。他的死因有不少传言，现在一般认为涉及政治问题。他平时言语恣肆，树敌不少，有人向政府告他宣传无神论。在他短暂的创作中，留下了诗和戏剧的杰作。用英雄双行体写的长篇叙事诗 《希罗与李安德》写了古老的希腊爱情故事。色雷斯的女祭司希罗与靼鞑海峡对岸青年李安德相恋。每晚李安德游过海峡与希罗相会，天亮返回。一次风雨之夜，希罗为情人引路的火炬被吹熄，李安德溺死海中，希罗也投水殉情。马洛以文艺复兴时期对爱与美的理解把这个爱情故事写得绮美动人。莎士比亚在他的《皆大欢喜》中引用了诗中的句子：“谁曾恋爱过而不是一见就倾心的呢？”马洛的一些抒情短诗，如《热情的牧羊人致他的爱人》，热情优美，是伊丽莎白时代最好的抒情诗之一。马洛的主要成就是在戏剧方面。他的7部戏中4部戏为重要作品： 《帖木耳》（1587——1588）、《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89？）、《马尔他的犹太人》 （1590？）、《爱德华二世》（1592——1593）。
《帖木耳》共两部10幕戏，写了这个东方征服者的兴起和衰败。上篇写帖木耳从牧羊人渐渐成了波斯国王，征服了许多国家。下篇继续写他征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爱人之死给他很大的打击，他性情日益暴虐，最后病死。帖木耳是历史风云人物，贪求无厌，东征西战，他的野心，企求权势的欲望，正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要求扩张，发展的愿望。马洛的贡献就在于他创造了巨人的性格。帖木耳充溢着进取精神：“构成我们的自然四要素，/渴望统治而在胸中斗争，/教导我们都须有凌云壮志：/我们的心灵能充分领悟/这个世界上奇妙的结构，/测量运行着的行星的轨迹，/永远攀登无穷无尽的知识的高峰，/随着永不静止的宇宙而运动。/我们的灵魂叫我们/自强不息，永不休止，/直到摘到那最成熟的果实……”。在征服大马士革后，他的气势欲与天帝争雄：“帝王在我脚下匍匐喘气；/就是战争之神都要退位，/让我来做世界的统治者！”马洛的戏剧结构松懈，情节有些单调，但他的无韵诗体气势雄浑，本·琼生称之为“马洛式的雄浑诗行”。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艺术上是马洛最好的作品。在源自德国古老传说的浮士德的故事里，马洛写出了时代的渴求和向往：追求无限的知识和这种知识，魔术带给人类巨大权力。浮士德不满足已有的知识，他唤来魔鬼的仆人靡非斯特，以自己的灵魂作抵押，换取靡非斯特帮助他穷究天地、体验万物。浮士德有力的个性、雄辩的语言、追求知识的无限热望，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另一股无限扩张的精神。
如果说《帖木耳》表现了对权力的欲望，《浮士德》表现了对知识的欲望，《马尔他的犹太人》则表现了对财富的无限欲望。高利贷者巴拉巴斯的贪欲压倒了他的正常情感，他贪婪、狭隘、抱复心重。巴拉巴斯的形象预示了莎士比亚笔下夏洛克，但巴拉巴斯缺少夏洛克身上体现的复杂人性。
《爱德华二世》是伊丽莎白时代最早的历史剧。爱德华二世与前面三剧的主人公的“巨人性格”相反，软弱无力，受宠臣控制。作者一方面反对君主的偏宠偏信，另一方面反对贵族判乱。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在主题上与此剧极为相似。
马洛是莎士比亚以前最出色的戏剧家。他的剧作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赞美人的伟大力量，肯定个人主义的追求。他也看到了在主人公无尽的追求中所孕含的负面因素。他的悲剧的冲突不是建立在表面动作，而是建立在人物的内心冲突之上，具有一定的心理深度。在英国文学中，素体诗是在马洛手里成为英诗中最富有表现力和最雄伟的格律形式的。
三 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 （1564——1616）是英国、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中部艾汶河畔沃里克郡的斯特拉福镇。这个离伦敦约一百英里的市镇有居民两千人，大部分居民务农或从事小型手工业。莎士比亚的父亲是杂货商人，经营各种农产品，羊毛和皮革制品，1565年他被选为市镇议员，三年后被选为镇长，是镇上的头面人物。莎士比亚的母亲玛丽·亚顿是乡绅之女，有地产作陪嫁。莎士比亚年少时家道富裕，得以接受教育。他大约7岁时进了当地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课程，读了古典作家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泰伦斯等人的作品。16岁时，莎士比亚家中经济状况不佳，他不得不离校帮助父亲经商。1582年，18岁的莎士比亚与比他大8岁的安妮·哈瑟维结婚。1587年他去了伦敦。他离家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有的说是随巡回剧团出走，有的说是由于夫妻反目，最流行的传说是他偷猎了乡绅路西爵士的鹿，为避免诉讼而逃遁。无论他是缘何原因离家，伦敦之行成为莎士比亚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此时伦敦的戏剧事业正在急剧发展，公共剧院纷纷建立，“大学才子派”在编写剧本。莎士比亚先在剧院外看守观众的马氏，当杂役，后来成了演员，演配角。在当时的剧团竞争中剧本是很重要的因素，莎士比亚开始为剧团修改旧戏，并试作新戏。他开始写作的时间大约是1588——1590年，但至少在1592年他已小有成就以至招致嫉恨。“大学才子派”的格林写过本劝告戏剧家同行的小册子，谈到演员从编剧那里渔利，专门指出：“有一只靠我们的羽毛装饰起来的自命不凡的乌鸦，在演员的表皮里面，包藏着虎狼之心”。这句话模仿莎士比亚《亨利八世》中的一行：“啊，一个妇人的表皮里面，包藏着虎狼之心”。格林又攻击这个后来居上者“能写几句无韵诗，却要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媲美；他完完全全是个什么都干的打杂工，却自命不凡，把自己看作在国内唯一震撼舞台的人”。“震撼舞台（share——scene）影射了莎士比亚的姓氏 （share——spears）。由此可见莎土比亚在1592年已崭露头角。他最初加入的剧团是：“海军大臣剧团”，1594年他进入“内务大臣供奉”剧团，成为固定成员和股东。1598年“剧院”重建，次年，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以它为自己的剧院，名为“环球剧院”。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 “内务大臣供奉”剧团接受新国王詹姆斯保护，改称“国王剧团”。这以后莎士比亚创作达到最高潮。1608年，剧团开始在私人剧院“黑衣僧”剧院演出。这里观剧条件好，观众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戏风不同于公共剧院。莎土比亚写了后期的传奇剧。1610年，46岁的莎士比亚退居家乡，住进自己十几年前买下的房子，但不时到伦敦访问。1616年4月23日，52岁的莎土比亚逝世于自己的家乡斯特拉福。
莎士比亚时代的剧作主要是供上演而非阅读的莎士比亚生前出版的剧本，除了 1600年剧团卖给出版商的四部戏外，多是未经莎士比亚同意出版的。莎士比亚死后7年，与他属于同一剧团的好友海明和康戴尔把他的36种戏（末收《波里克利斯》）印行，这就是著名的“第一对折本”，按喜剧、历史剧、悲剧三类编排的。莎士比亚编剧生涯约20年，差不多每年两部戏。虽说剧作多是对现成题材的改造，但有“点石成金”的本领。19世纪中叶开始，在些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出身和教育都不能使他写出知识面如此之广、文字成就如此之高的剧作，引发了作者著作权的问题。对于作品的真实作者有多种假说，考证，在提出的数名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贵族、学者、名人中，培根和马洛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现有研究一般认为著作者为莎士比亚是确定的。研究者根据剧作的内容和风格，当时的零星资料，从18世纪后期起，大致确定了剧作创作年代。一般把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大约从1590至1600年，包括他的早期剧作：十部历史剧中的九部、三部早期悲剧，重要的浪漫喜剧。第二时期是莎土比亚最重要的创作时期，大约是从1601——1608年，所有重要的悲剧作品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609至1612年，是传奇剧创作时期。也有人将第一时期又分为诗歌创作和戏剧创作两期，因为在这时期，莎士比亚写了两部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诗歌是莎士比亚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版于他生前，主要是赞颂爱情友谊。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根据罗马作家奥维德的《变形记》写成。爱神维纳斯爱上了英俊少年阿都尼斯，后者却在打猎时丧生。诗想象丰富、时爱与美描写细腻，出版后大受欢迎。《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年根据奥维德的《岁时记》而作。美丽贞洁的罗马贵妇鲁克丽丝遭暴君塔昆儿子赛克斯图斯污辱，自杀雪耻。诗人呼吁同情、怜悯和人道，谴责暴虐和贪欲。这首诗的文字更繁缛纤巧。
十四行诗的创作时间不很确定，可能写于1592——1598年，但也有人认为一直写到1609出版的那年。十四行诗比戏剧作品更多地带个人性质，我们能从这些诗中见出诗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思想、情感。正如著名诗人华兹华斯所言：“勿轻视十四行诗；批评家，你皱眉，/忘了它的光荣历史；用这把钥匙/莎士比亚打开了他的心”。154首十四行诗中l——126首致一美少年，127——152首致一位黑肤夫人，最后两首为希腊诗歌仿作。各首诗独立，但都围绕友谊和爱情主题进行发挥或抒情。诗人劝朋友美少年结婚生子使美留传世人，原谅朋友对友谊的背叛行为，努力保持他们的友谊。他热烈地爱着水性杨花的黑女郎。他把真、善、美看作生活的最高标准，把爱情、友谊看作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征，强调忠诚、谅解等理。在诗中也有诗人对身世，演员职业的辛酸感慨。第66首十四行诗集中地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不平的愤慨与绝望：“厌了这一切，我向安息的死疾呼，/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被人痛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的诟污，/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钳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囚徒 ‘善’不得不把统帅 ‘恶’伺候……”。这首诗可以说预示了莎士比亚以后悲剧的主题。《哈姆莱特》中的独白：“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与此诗也很相似。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彼特拉克的诗主题更为丰富，对爱情巳没有宗教情绪或封建等级观念，还表现出对社会问题、人类尊严的关注。他出色地运用萨雷开始便用的四、四、四、二排列式，末两行往往是结论，更好地体现起承转合，思想和情感的层次，后人把这种十四行诗形式称为“莎士比亚式”。
莎士比亚第一时期的戏剧有九部历史剧、三部悲剧和十部喜剧。他的戏剧创作以历史剧开端。当时社会历史的外部条件促成历史剧的繁荣发展，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使得全国爱国情绪高涨，历史题材常被编成戏剧。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取材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主要表现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表现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历史观点。九部戏中，《约翰王》描写12世纪末 13世纪初英法的冲突。其余八部可以分为两套四部曲： 《理查二世》 （1595）、《亨利四世》（上、下篇，1597）、《亨利五世》（1598），反映了14世纪末15世纪初英国君主与封建贵族间的斗争，亨利五世如何利用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第二个四部曲《亨利六世》（上、中、下篇，1590——1592年）、《理查三世》（1592），在创作时间上早于前一套四部曲，但反映的历史顺序衔接于后，描写15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后期，玫瑰战争前期政治和军事纠纷，抨击暴君和野心家，认为百年战争因贵族不和而失利；贵族纷争和平民起义导向内战。《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历史剧，一条线索写宫廷政治事件。亨利四世篡位后，各封建主不满纷纷作乱，国王与两个儿子率兵讨伐，平定潘西家族的判乱，取得王权对封建割据势力的胜利。另一条线索写下层平民生活。以福斯塔夫和哈尔王子为首的一群人，在伦敦东市小酒店里寻欢作乐。王子与福斯塔夫始交终断，通过道德改善成为理想君主。哈尔王子的活动联系了两条线索，表现出历史剧和喜剧的巧妙融合。福斯塔夫是剧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这个又老又胖的骑士，是封建关系崩溃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他好酒贪杯，纵情声色，以偷盗和招摇撞骗为生，自私胆怯，打仗时装死，还冒领战功，大言不惭地吹牛，骑士的荣誉感道义感已不复存在。但他幽默风趣、机警狡黠，作家在从道德上否定他的同时，又赋予他的性格以无穷的魅力。
到《亨利五世》，哈尔王子登基后娶了法国公主又获得法国王权继承权。他公正无私、执法严明、体察下情，成为理君主。《理查三世》中的理想查三世则是暴君的典型。他由于身体残疾和外貌丑陋而仇视美好事物，内心奸诈凶狠、卑鄙龌龊。他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野心，是受谴责的对象。他的多次独白，暴露了他内心的罪恶，这是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独白的初次运用。这部戏是莎士比亚第一部重要的历史剧，显示出马洛剧本的深刻影响。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谴责昏君和暴君，塑造理想君主，把史诗的规模与生动情节，多样化的人物形象联系起来，比当时众多将事件串编的“纪事剧”大有改进。
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爱的徒劳》（1594）嘲笑中世纪禁欲主义，肯定爱情的威力和价值，创作受李利的“尤菲绮斯体”影响，宫廷气氛浓，一般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弱的一部。《错误的喜剧》（1592）故事源自普劳图斯的喜剧《孪生兄弟》，把一对双生子变为两对，剧情复杂得多，但过于借助“误会”、“巧合”等手法。《驯悍记》改编自同名旧戏，带很多闹剧成分。 《维洛那二绅士》（1594）属于意大利戏居传统形式。从《仲夏夜之梦》 （1595）开始，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进入成熟时期。这个戏把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是莎剧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古希腊时代的两对青年男女来到精灵出没的森林，精灵迫克错滴花汁，使得恋人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最后大家各得其所。
人们常把《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称为他的“四大喜剧”。《无事生非》（1598）写了两对情人故事，其中生性活泼的贝特丽丝与培尼狄克饶有趣味。贝特丽丝是莎士比亚笔下最聪慧善言的女主角，与培尼狄克才智相当、舌枪唇剑，各不相让。朋友们设法让他们相信对方之爱而生爱慕之心，但直到结婚他们还在拌嘴，宣称自己是因为怜悯对方而行善。《皆大欢喜》（1599）里，公爵被他弟弟篡位并放逐到亚登森林。他的女儿罗萨琳也被逐，她的堂妹西莉亚随行。森林里有绿荫、歌声、鸟陆，有爱情、友谊、忠诚，最后善战胜了恶，作恶者在道德感化下天良发现。如同《无事生非》中希罗受冤情节已有明显的悲剧气氛。在这个剧中也通过放逐情节，哲学家杰奎斯的忧虑渲染了悲剧气氛。《第十二夜》 （1600）是莎士比亚这时期最后一部喜剧创作.因为是为庆祝圣诞节后第十二天“主显节”而作；故得此名，故事线索较多，公爵爱上了奥莉维亚，奥莉维亚爱上了前来说媒的女扮男装的薇奥拉，微奥拉偏偏暗恋着公爵。微奥拉失散了的孪生兄弟西巴斯辛的到来，使得多角恋爱更复杂，最终真相得以澄清，有情人终成眷属。戏中妙趣横生，最有趣的是沉溺物质享受的奥莉维亚的叔父托比爵士与侍女玛丽亚等人捉弄管家、清教徒马伏里奥的故事。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16世纪70年代形成于英国，清教主张从英国国教教会内清除罗马教会繁琐教仪、教阶制，主张教徒“勤俭生活”和道德纯洁完善，反对世俗娱乐性文化，特别是戏剧。戏中尽情嘲笑马伏里奥道德上的虚伪，肯定享受现世生活的权利。
《威尼斯商人》（1597）是莎士比亚成熟喜剧中最出色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帮助好友巴萨尼奥去向富家女鲍西娅求婚，向高利贷者、犹太人夏洛克借钱。夏洛克受过安东尼奥等基督徒欺侮，立下逾期不还以一磅肉相抵的契约。巴萨尼奥赢得了鲍西娅的爱，安东尼奥的商船却未归，他必须履行残酷的契约。在任何变通办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下，鲍西娅扮成律师在法庭上击败夏洛克。全剧在谈情说爱，高唱喜歌中结束。诗人把一磅肉的故事主题演化为友谊、爱情、仁慈与贪婪；嫉恨、冷酷之间的冲突。夏洛克贪婪吝啬，复仇心重。但他在剧中为自己及整个人物理解的歧义引起了对剧本悲、喜剧性质的争议。总的说来夏洛克是被否定的对象，对金钱的贪欲是他所有行动的最后动因。莎土比亚对一切非人道行为都持反对态度，常借反面人物之口道出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批判。《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富社会讽刺色彩的剧作，但基本上仍属于抒情性喜剧。在贝尔蒙特浪漫幻想世界里，洋溢着爱情和友谊的美好气氛。
《漫莎的风流娘儿们》近乎闹剧，但这是莎剧中唯一直接描写英国小镇生活和小康家庭的剧作。《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像大受欢迎，女王令剧作家写一部福斯塔夫谈变爱的剧本。在这里福斯塔夫成了漫画式的滑稽人物，借求爱谋财却大吃苦头，已没有历史剧中的幽默和机灵劲。
喜剧在莎剧中占有最大份量，共13部。它们有的取材意大利故事，有的借用古代作品，有的汲取民间传说，基本主题是歌颂爱情和友谊，赞扬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正面宣扬人文主义者的生活理想，反对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的束缚。喜剧的情节结构往往是“一见钟情——好事多磨——终成眷属”，以恶人的悔悟和好人的宽恕解决矛盾。剧中歌颂青年男女，尤其是可爱女性形象，充满了抒情和浪漫主义色彩，主要是抒情性而不是讽刺性的喜剧。
莎士比亚最早的悲剧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1593）取材于罗马史，属于塞内加式，是莎士比亚第一部伟大的悲剧，主题思想和风格上都与这时期的喜剧接近。这部取材于古老的意大利民间传说的悲剧叙述了一对青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两家世仇宿怨相爱、结合并殉情的故事，表现出历史剧在指责封建纷争的主题和喜剧中常见的歌颂爱情、友谊的主题。两大家族在儿女的惨死和真情的感化下和解了，换来了全城的和平，这是剧作家的殷望。全剧贯穿着抒情笔调，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说在此剧中“处处是青春与春天”。第二幕第二场的“阳台场景”，情人用美丽的词句表达热情，是最美丽的抒情诗篇。
另一部悲剧《裘力斯·凯撒》（1599），取材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有时甚至整句引用原作，但将原素材加以戏剧化，写有理想的人与丑恶现实的冲突，预示以后成熟期的悲剧。其中布鲁塔斯和安东尼的两次演说，是伟大的演讲作品。
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成熟时期，他创作了七部悲剧和三部悲喜剧。这时期社会经历了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进入动乱的转折。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恢复妹妹贵族和天主教会特权，专制王朝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暂时联盟开始破裂，资产阶级反王朝统治的斗争公开化。把戏剧看成人生的镜子的莎士比亚，自然要写出时代的变化。他感到严酷现实与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剧作的情调和风格带上了悲观沉郁的色彩。在戏剧艺术上，他走向成熟，写出了他的悲剧杰作《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
《哈姆莱特》写于1601——1602年。在这以前，有关哈姆莱特的故事已流传了四百多年，最初来源是丹麦历史学家沙克索·格兰马迪克斯大约写于1200年的《丹麦史》，里面第一次记载了有关的传说。1570年有法国作家把这个故事改为剧本。16世纪80年代起，伦敦舞台上多次上演由莎士比亚同时代作家改编的丹麦王子的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出现的谋杀和复仇，鬼魂出现，戏中戏,真疯和佯疯等情节和手法，在基德的《西班牙悲剧》中都已出现。但是莎士比亚在一个人们熟知的故事里写出了特有的时代特色的心理深度,创造了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艺术典型之一——哈姆莱特。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德国归国奔父丧，看到母后与叔父，也是新王克劳迪斯迅速结婚，倍感痛苦。父亲的鬼魂出现，告诉儿子自己被克劳迪斯所害的真相。哈姆莱特一面装疯卖傻，陷入紧张、痛苦、深刻的思考中，一面趁戏班进宫演戏机会，改编上演了杀兄的旧戏来试探叔父，从叔父的仓惶退场中证实了怀疑。在母亲卧室里，他误将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当作奸王杀死。奸王趁机遣王子去英国，安排了借刀杀人计。警觉的王子发现后脱逃回国。他的情人，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莉娅发疯而死，失去父亲和妹妹的雷欧提斯在奸王的唆使下向哈姆莱特挑起决斗。哈姆莱特虽中了毒剑，仍刺死了奸王，与敌人同归于尽。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想人物之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讴歌“人”的力量：“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以“互爱”来代替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品格高尚，多才多艺，本人就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理想，被视为“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家中的一系列变故给予他精神上沉重的打击.崇拜热爱的父王猝死，反常乱伦的事突发，打破了他对世界的美好幻想，现实现出了丑恶。在剧中，他是以忧郁王子的形象出现的，处于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反差和矛盾，理想破灭引起的精神危机状态中。在第一次独白中，他叹道：“人世间的一切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越接触现实，他越多地发现罪恶。延臣们对新王百般诌媚，好朋友成了密探、帮凶，情人听任父亲的摆布，人文主义者最珍惜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理想关系已不存在。美好的自然成了“污浊瘴气的集合”，人成了“泥土塑造的生命”，哈姆莱特思考人生的存在意义：“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我们由此才能领悟哈姆莱特的沉重感：“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复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不只把杀奸王，报父仇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是把按人文主义理想改造现实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哈姆莱特的力量在于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人文主义者承担的历史任务便是作思想，文化上的改革，他从个人不幸中看出了社会的不幸。但是对于超越一切恩仇的改造社会的巨大任务，他力不从心。哈姆莱特的性格问题成为莎士比亚研究者的最大课题，从1788年出版集注本以来，平均每12天就出版一部关于哈姆莱特的著作。他的性格经三百多年分析，从一个单纯的复仇者而逐渐被赋予更复杂。丰富的特色。各种不同批评流派都努力去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装疯心理病态等问题，比如心理分析学派以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去解释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延宕。不同的时代也给予不同的阐释，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19世纪的感伤主义者到20世纪的虚无主义者或革命家，真正是“说不尽的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这个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形象塑造，超越了当时的复仇剧，人物不仅是剧情发展和动作的承担者，也是人性最充分的体现者，剧作在富有刺激性外，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哲理性。与主人公思考性格相适应，剧作家运用了大量的“独白”，有对生存意义的思索，有对世间不平的愤慨，有对自己内心的审视，都安排在人物思想发展的重要时刻，成为了解人物内心，思想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独白”本身就是优秀诗篇，有许多隽语警句。
中世纪戏剧中的人物多是类型化的。莎士比亚高度重视人的个性化，在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除哈姆莱特外，天真脆弱的少女奥菲莉娅，阴险毒辣的克劳狄斯，圆滑庸俗的波洛涅斯等，都形神俱备。
《奥瑟罗》（1604）取材意大利短篇小说《一个威尔斯的摩尔人》，将一个丈夫听信谗言误杀妻子的平庸家庭故事，改造为有深刻社会道德内容的悲剧。战功显赫的摩尔人奥瑟罗赢得了威尼斯元老勃拉班修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的爱，两人秘密结婚。奥瑟罗受命去抵御土耳其人进攻，苔丝狄蒙娜随夫出征。旗官伊阿古不满奥瑟罗任命凯西奥为副将，设计让奥瑟罗相信妻子与凯西奥私通。奥瑟罗中计，掐死了无辜的妻子，在明白真相后自刎。这出戏表现了正直纯洁的品质与利己主义阴谋之间的冲突。奥瑟罗是文艺复兴时期富有资产阶级冒险精神的“巨人”形象，饱经风霜，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的传奇经历，坦荡性格和勇敢精神深深吸引了苔丝狄蒙娜。这位贵族的女儿，具有对真正价值的理解能力，不顾种族偏见，年龄差异和社会身份的差别，将自己的命运与所爱的人紧紧联结，具有莎剧早期大胆追求幸福的女性形像特点。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是人文主义理想的体现，但这种理想有脆弱的一面。作为人文主义者，奥瑟罗把个人的“尊严”，“荣誉”视为生命。苔丝狄蒙娜对丈夫崇拜、同情，自愿处于顺从的地位。这样他们的和谐关系中含有不和谐的因素，被恶势力所利用。伊阿古是文艺复兴时期时代罪恶的象征。他极端自私，感情卑劣，以阴暗心理看待周围世界，他嫉恨别人地位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美满，以卑劣的居心去揣度别人的动机、情感，处心积虑地破坏他人幸福，谋求个人利益。他利用奥瑟罗理想主义者的单纯性格，由于种族岐视造成的极度自尊心理，挑起他的嫉妒情绪，使他在幻灭的绝望和嫉妒的冲动驱使下，害死自己最爱的人。因为奥瑟罗是有伟大的性格，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便毫不犹豫地以自我来赎罪。莎士比亚在这个时期越来越注意社会邪恶力量的可怕性、危害性，通过伊阿古的形象引起人们对极端利己、阴险奸诈等恶德败行的憎恨。剧中对人物心理有出色描写。不仅写出奥瑟罗在伊阿古进谗过程中情感的微妙的曲折变化，就连伊阿古这种恶棍，也细致地写出他的动机、卑劣的心理。
《李尔王》（1605）的故事见于贺林希德的《编年史》和16世纪的其他著作，在16世纪90年代有同名剧本。莎士比亚将这个至少有50人写过的故事作了变动，以悲剧结局，穿插了葛罗斯特听信庶子谗言遭报应的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古代不列颠国王李尔刚愎自用，他分国土给三个女儿。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花言巧语换得父亲的欢心和国土，诚实的幼女考狄莉亚不肯诌媚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远嫁法国。李尔王遭到两个女儿的虐待，被逼发疯，在荒野上流浪，与乞丐为伍。考狄莉亚率兵讨伐，兵败而死，李尔也伤心发狂死去。剧中呈现了令人心寒的场面；李尔王的两个女儿欺骗、虐待父亲，相互又争风吃醋，自相残杀，甚至谋害丈夫。伯爵的庶子爱德蒙不择手段地谋取财产、地位、不惜陷害兄弟，出卖父亲。“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延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在痛苦的经历后，李尔王终于悔悟，恢复了天良。第三幕暴风雨场景是全剧的中心和转折点，自然界的风暴与李尔王内心的震荡相呼应。他认识到自己生活观念的谬误。对穷人不幸的亲身感受，激起了他的人道精神。他呼吁仁爱：“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他从专横的暴君经过道德改善成为有仁爱之心的新人。尽管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以考狄莉亚、爱德加、肯特为代表的仁爱、真诚、信义等人文主义理想得到充分肯定。
与《李尔王》同年创作的《麦克白》是莎剧中气氛最阴暗的作品，取材于贺林西德的《编年史》。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平定叛乱、班师归来，路遇三个女巫，预言他将成为国王。在夫人的怂恿下，他趁国王邓肯在城堡作客之机，谋杀国王并嫁祸于侍从，从而成了国王。为巩固王位，他又犯下一系列谋杀：杀了女巫预言中提到对他有威胁的班柯及麦克德夫的妻儿。他的妻子受良心谴责，精神失常而死。麦克白以女巫的预言壮胆，但最终没有逃脱正义之手。莎士比亚在这部悲剧中揭露了野心的危害。在他的重要悲剧作品中，主人公大多具有正面性质，有伟大的性格，通过他们的痛苦折磨和毁灭去换取悲剧的，李尔王专横跋扈，但他在痛苦经历中恢复良知，通过“同情”回复正常“人”，也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麦克白则是个否定人物，他杀人并没有任何可宽恕的理由，双手沾满血腥，毁灭是罪有应得。但莎士比亚写出他性格中非恶的成分，写出他作恶前后内在冲突，内心痛苦，引起对这个“反面”人物的惋惜之情，他曾经忠于君主，武艺高强，内克叛军，外御强敌。但是在社会邪恶势力腐蚀下，他的权势欲恶性膨胀，正面素质消磨殆尽。在犯罪过程中，他内心的善恶成分激烈交战，引起极度的矛盾、痛苦。弑君后他不断内疚自责，但却无力自拔，正如他自己所说：“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他逐渐丧失天良，众叛亲离。从英雄到罪人，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给国家造成灾难。麦克白夫人也是著名的文学典型。她自称自己可以从亲生婴儿嘴里拔出乳头，把他脑袋砸碎，以自身的狠毒来刺激麦克白性格中的恶，但最终也没能承受良心的重负。这出戏着重犯罪心理的描写，运用女巫、鬼魂、幻想、梦游等手段制造阴森忧郁气氛，表现悲剧思想，刻画人物心理。女巫的形象，代表着外界恶的引诱，也是人物内心潜在愿望的一种外化。鬼魂的出现则反映出犯罪者的恐惧心理。剧中作为刻划人物心理重要手段的独白相当精彩。如麦克白闻听夫人死讯的独白：“生命是个行走的影子，也是个可怜的戏子——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嚣和骚动，没有一点意义”，其中“喧嚣和骚动”成为美国当代作家福克纳代表作品的标题。
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7）取材古罗马历史。诗句出色，有相当的感染力和抒情气氛。《科利奥兰纳斯》（160）写这位倨功自傲的罗马将军为泄私愤竟帮助敌人攻打罗马。但剧中在对这种因私忘公行为有所谴责的同时，表现出对作为“乌合之众”的市民的蔑视态度。
《雅典的泰门》（1606？）中莎士比亚由理想和现实矛盾带来的悲观情绪达到顶点。这部取材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悲剧可能有其他作家的手笔。雅典富豪泰门慷慨好客，将家产挥霍殆尽，曾经受他款待的朋友都翻脸而去。泰门佯装又富，设宴待客，在宴席上他用水泼宾客，咒骂他们。从此他隐居洞穴，把无意中挖到的黄金散尽。他留下的墓志铭表达了“他对人世的仇。这是莎剧中情节最简单、情绪最阴沉的作品，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对现实中拜金主义的愤慨，剧中诅咒黄金的一段台词颇为有名。
悲剧情绪也影响到这时期的喜剧创作中。三部喜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1602？）、《终成眷属》、（1603）和《一报还一报》没有了早期喜剧乐观明朗的基调，爱情波折与社会上的罪恶及主要人物的背信弃义相联系，剧情发展几乎是悲剧性的，最后以大团圆结局，带有悲喜剧性质。根据乔叟长诗和荷马史诗改编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没有了原故事的理想化色彩，克瑞西达是莎士比亚笔下所有女子中最寡情少义的。《终成眷属》的故事取自《十日谈》译本，社会地位低下的医生的女儿海丽娜虽千方百计，含辱负重地得到了勃特拉姆伯爵的爱，但这种爱极为勉强。《一报还一报》是悲喜剧中最有意义的。大臣安哲鲁代维也纳公爵摄政期时，将犯奸淫罪的少年绅士克劳狄奥判处死刑以整饬当纪，却又对为弟弟说情的伊莎贝拉产生邪念。微服私访的公爵洞察一切，设计使伪君子安哲鲁暴露真相。社会风气败坏，执行者徇私枉法，借法作恶，悲剧在所难免。但在突然的外力作用下，悲剧又转向喜剧方向，公爵娶了伊莎贝拉，安哲鲁娶了被他抛弃的女子，得到赦免。喜剧性主要表现在喜剧形式和某些喜剧手法 （化装、掉包等）沿用上。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是从1608——1612年。这时期他的创作风格发生较大变化，宽恕与和解成为他主要的思想特征。当他发现自己的理想——真理和正义、爱情和幸福——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时，便把理想寄寓于未来和幻想中。1608——1609年伦敦发生瘟疫，剧院封闭了一段，公众剧院的全盛期已过去。1608年，莎士比亚所属的“国王供奉”剧团由“环球”剧院转到私人剧院“黑僧”演出，王室贵族们偏爱传奇故事，优雅的情调，这也从客观上促使莎士比亚转向传奇剧的创作。他这时期主要作品有 《辛白林》 （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1）。这些作品多是娱乐性的浪漫的故事，以兄弟、父子，夫妇的和好团圆收场。情节往往是人物先遭遇不幸，后来因一些偶然性因素，转祸为福。家庭关系从合到分又到合，场景由官延到社会再回到宫廷。 《辛白林》中国王辛白林的后妻为了使儿子合法地继承王位，鼓动国王让他前妻之女伊慕琴与自己的儿子结婚。伊慕琴与波塞摩斯相爱，辛白林便放逐了波塞摩斯，把伊慕琴囚禁起来，伊慕琴被迫出走，经过一系列磨难和曲折，最终情人，父女团聚。《冬天的故事》里的西西里亚国王利翁替斯无故怀疑王后与波希米亚王有私，失去了王后。在长期的悔悟与思念以后，佯装死去的王后复活。在 1664年第三对折本再版时才收入的《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1608）里，也写了主人公按神示找到妻子的神奇故事。《暴风雨》是莎士比亚这时期的代表作，表现出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被称为莎士比亚“诗的遗嘱”。在15世纪意大利北部，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爵位，他带着幼女米兰达和魔术书流落到荒岛。在12年中，他以魔法征服了女巫的儿子、丑妖凯列班，释放了被禁锢的精灵，使荒岛成为奇境。他兴风作浪把弟弟及那不勒斯国王、王子的船摄至岛上。恋人们悔悟，弟弟还王位于公爵，王子菲迪南与米兰达相爱结合。剧作家把希望寄托于道德改善，恶人良心悔悟上，妥协和解的调子占了上风。在公爵的治理下，荒岛上建立起理想国。米兰达看见许多人时惊叹：“真是奇迹！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妙的生物！人类真美！美好的新世界啊！”莎士比亚相信通过人的道德改善，世界会有美好的未来。
《亨利八世》（1612）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剧作,由几个片断组成，很大一部分是剧作家弗莱彻的手笔。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境界和才华上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般作家。他倾注了人文主义的理想，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出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他创造了各阶层、类型的人物近千人，法国作家大仲马说他创造人物之多“仅次于上帝”。他写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人性的各种表现。戏剧场景的广阔、戏剧情节的生动，五光十色、美不胜收。他具有对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用语极为丰富，具有个性化、诗化和哲理化的特点。他的无韵诗体运用纯熟，许多佳句已经成为英国语言的精华。莎士比亚37部戏剧的成就是不均衡的，存在着粗糙之处，不能免除时代的一些弱点。但是他不愧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在后世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作品译成语言之多，仅次于基督教经典《圣经》。围绕莎士比亚，形成了“莎学”，世界各地都上演莎剧。正如莎士比亚同时代戏剧家本·琼生所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四 莎士比亚以后剧作家
从莎士比亚生活末期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伦敦所有剧院关闭这段时期，重要的剧作家有本·琼生、乔治·查普曼、托马斯·戴克、约翰·弗莱彻等。
本·琼生 （1573？——1637）与莎士比亚同时创作并持续到莎士比亚死后，戏剧生涯三十余年。他一生经历坎坷，曾经随继父学习泥瓦手艺，后来从军参加对西班牙人的战争。因讥讽时政、争斗杀人曾多次入狱。他也是由演员转向戏剧创作的。在 1616年莎士比亚逝世那年，他把自己的剧本结集出版。当时剧本都作演出本用，本·琼生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出版，尽管当时有人讥评，但在文学史上是有意义的事件。他受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倾心拉丁诗篇，诗作有收敛整饬的古典美。他的非戏剧的诗歌有许多佳作，像“用你的双眸给我祝酒吧”是抒情的名诗。他的散文作品中有关文艺批评的意见，对新古典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本·琼生在当时文坛上受到推崇，成为作家中的领袖人物，围绕着他活动的文学圈被称为“本·琼生派”。
本·琼生主要是位戏剧家。他写过大量假面剧，这是一种强调场景、服装、音乐的戏剧，以贵族为主要娱乐对象。他大力倡导古典戏剧理论，写了两部罗马题材悲剧《希杰那斯的覆亡》（1603）、《卡提兰的叛乱》（1611），以结构完整见长。但是他主要以喜剧见长。
在喜剧理论和创作上，本·琼生都有建树。他在早期喜剧《个性互异》 （1598）、《人各有癖》（1599）里表明了他的“气质论”。依当时概念，人体内含有一定的流质或活液，即“气质”，人的心理性格由此决定。本·琼生据此写作“特性的喜剧”，写具有主导情欲或“气质”的人。他一反浪漫喜剧的时尚，表现出对社会罪恶的讽刺才能。他的最成熟的喜剧《伏尔蓬涅》 （1605）尖锐地讽刺了社会上的贪婪风气。威尼斯富翁伏尔蓬涅（意“狐狸”），以骗人钱财为乐。他在仆人莫斯卡（苍蝇）帮助下，假装病危，诱使同样贪婪的朋友们竟相送礼，甚至送上妻子来讨好，以期成为他的遗产继承人。他的《炼金术士》（1610）也是以喜剧形式揭露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托马斯·戴克尔（1572——1632）也是这时期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的《鞋匠的节日》（1599）常被视为伊丽莎白时代代表作品之一。他把德隆尼《高尚的手艺》中鞋匠学徒西蒙·爱当市长的故事改编成戏剧，又穿插贵族青年扮成鞋匠追求西蒙·爱的女儿的故事。由于他对平民社会的关注和写实文风，有人把他称为“伊丽莎白时代的狄更斯”。托马斯·海武德（157——1641）戏剧也取材伦敦中产阶级的生活。《被仁慈杀死的女人》（1603）写一个乡绅发现妻子与朋友的私情后，没有采取传统的暴力报复手段，而是让她在孤独的幽居生活中悔恨死去。剧作着力描写人物情感和心理状况。但今天看来，这种“仁慈”比肉体折磨更为伪善、可怕。
弗兰西斯·鲍芒（158——1616）与约翰·弗莱彻（1579——1625）两人常合作编戏，所以经常被相提并论，对国王、贵族的恶德并不谴责。他们合作的悲喜剧 《菲拉斯特》（1611）写西西里王储菲拉斯特曲折的爱情故事。他的仁爱感动了僭主，剧情在一片妥协和和解中结束。
从基德 《西班牙悲剧》经由莎士比亚一些悲剧开始的流血、恐怖的特点在“血的悲剧”（或称“血与雷悲剧”）中大大得以发展。代表性的作家是约翰·弗伯斯特（1580？——1638？），他的《白魔鬼》（1611）和《玛尔菲公爵夫人》（1613），写当代意大利的情杀故事，紧张恐怖，谋杀举动不绝。在另外一位代表作家约翰·福德 （1586——1639？）悲剧中，除常见的疯狂、谋杀、复仇以外，涉及变态的畸恋如乱伦之类。
莎士比亚以后还有一些喜剧作家。托马斯·米德尔顿（1570——1627），菲力浦·马辛杰（1583——1640）基本上沿循本·琼生的写实喜剧传统。詹姆斯·舍莱 （1596——1666）是从马洛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戏剧传统的最后一位作者，因为他是莎士比亚后继者中最年轻的，也因为他的戏剧，尤其是喜剧比其他剧作家有更鲜明的衰落色彩，转向了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他的 《享乐的女人》（1635）写丈夫仿效妻子寻欢作乐以规劝她，最后两人悔改，隐居乡间。对话机智，但缺少严肃道德感，开复辟时代喜剧先河。
戏剧中的不道德风气为清教徒反对戏剧提供了口实。1642年，清教徒通过议会关闭了伦敦剧院，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结束，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也随之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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