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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期起，法国文坛上打破了从十七世纪初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思潮取代一个思潮，“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局面，而呈现出众多思潮流派争奇斗艳的情势。到二十世纪，更是有增无减，多元并进。在这种局面中，现实主义始终保持了强轫的态势，它的高潮虽已过，后劲却绵长，跨越二十世纪后仍然生命力旺盛。它虽然没有造就出能超越巴尔扎克的大师，但成就仍然令人瞩目。一批跨世纪的老作家和新世纪的后起之秀，如法朗士、罗曼·罗兰、莫里亚克、马尔罗、莫迪亚诺，创作了一批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新潮中，真正拥有广大读者，能作到雅俗共赏的，还是现实主义文学。
一、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征
二十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相承的，其思想武器仍然是人道主义，其内容与形式仍然十分注重反映时代风貌，注重典型塑造，注重情节与细节的真实性，注重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对社会的批判意义。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它也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表现对象看，有主观化的趋势。一些作家回避重大社会题材，或者不把再现现实社会作为重点，而是倾向于写精神生活，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浓墨重彩、直接描绘的社会生活，在他们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人物的主观感受作间接的表现，这就把社会现实生活内向化、精神化了。这样作，一方面固然加强了人物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但另一方面，也使作品失去了几分巴尔扎克和左拉式的宏大气魄。
第二，从人物形象看，有中间化的倾向。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受传统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批判现实，针砭丑恶的同时，也常常有意识地塑造作为丑恶现实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正面人物，典型的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高老头等。到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这类人物逐渐消失，而代之以肯定性因素和否定性因素并存的人物。真善美与假丑恶常以自然状态并存于同一人物的身上。因此，人物与人物的差异，更多的是表现在命运上，而不是表现在品性上。
第三，从艺术表现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于现代派的流行，很多现实主义作家在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派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特别是意识流、心理分析、象征主义的手法。以至有些作家既可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又可以说是现代派的作家。
第四，从作家视野看，有“个人化”、“家族化”的倾向。斯丹达尔那种“时代研究”式小说，巴尔扎克那种“社会全景”式小说，左拉那种“自然史加社会史”式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减少，而写个人浮沉和家族盛衰的小说增加。二十世纪的世界，风云际会的中心转移，法国在历史舞台上，不再象十八、十九世纪那样具有主角意义，因而，法国文坛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也逐渐失去了宏观反映社会的兴趣，而把眼光转向了个人与家庭。
法国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呈马蹄形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高涨；二战后，以荒诞派戏剧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盛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低落；到六七十年代，又再次高涨。它的作家可以分为跨世纪的、前半期的和后半期的三代。跨世纪一代的代表是罗曼·罗兰，前半期的代表是莫里亚克，后半期的代表是莫迪亚诺。
二、“法国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
1886年秋天，法国最负盛名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了一位两度报考都名落孙山的青年。他入的是史学系，然而他梦魂牵绕的却是文学与艺术。他的誓言式座右铭是：“不创作，毋宁死！”他心目中无限景仰的三尊偶相是莎士比亚、贝多芬和当时仍然健在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急于得到大师指点，冒冒失失向托尔斯泰写信请教。信投出去了，他又以为自己得不到理会。然而不久，当时已誉满全欧的文坛泰斗却向这位不知名的异国青年写了一封长达28页的回信，亲切地称他为兄弟，热心地解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殷切地教导他“爱艺术，首先必须爱人类”。这位有幸得到泰斗的悉心指导并因此更加对文学识而不舍的年轻大学生，就是罗曼·罗兰。二十多年后，他也成为誉满全欧的大师，因为创作了《约翰——克利斯杂夫》而获得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被高尔基称为“法国的托尔斯泰”。
1.文学家、音乐史家、社会活动家三位一体
罗曼·罗兰（1866——1944）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小镇上的公证人家庭，属于小康之家。他母亲笃信宗教，酷爱音乐，无微不至地关心体弱多病的独生子罗兰的教育和成长，对罗兰的爱好、才能和性格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罗兰从小博览群书，哲学、文学、艺术、地理、历史、植物，什么都读。文学作品中，他最喜欢读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他说自己读莎士比亚作品是“我把他整个儿吞下去了，或者不如说他把我整个儿吞下去了”；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感受是“在热爱与兴奋的激情中，连气都喘不过来”。阅读兴趣的广泛和与文学巨匠的强烈共鸣使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 《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博大精深、汪洋恣肆的气派和风格。读书之外，罗兰十分爱好音乐，弹得一手非常出色的钢琴，深入研究过贝多芬，写过关于意大利歌剧的博士论文，在大学里主讲过音乐艺术史。这对他的创作也有深刻的影响。世界大作家中，象他那样的有高深音乐造诣者是非常罕见的。
罗兰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十九世纪末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案”中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此后他的思想随着时代不断前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著文呼吁停止战争恢复和平；苏联十月革命后，他为之欢欣，写了《向俄国革命致敬》等一系列文章；二十年代末，他参与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并任名誉主席；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国际文化名人，如高尔基、泰戈尔、爱因斯坦、甘地等，都有亲密的交往和友谊。他的一生也是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而奔走呼吁的一生。他是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进步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代表。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涉及戏剧、传记、小说三个领域。
2.“人民戏剧”、“伟人三传”与《欣悦的灵魂》
罗曼·罗兰早期的文学活动集中在戏剧创作上。他针对十九世纪末法国剧坛商业化倾向日益严重，和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因为失败而民族情绪低落的状态，提出了“人民戏剧”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反对颓废的、脱离现实的娱乐性戏剧，要用戏剧反映人民的生活，以重塑健康向上的国民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真正而强有力的人民生活和能使民族复兴的艺术来对抗巴黎的那些寻求娱乐的商人”。
在“人民戏剧”思想的指导下，他写了二十多部戏剧，发表了十五个，结集出版十二个，这十二部戏剧分属两组。一组他称为“革命戏剧”，包括《群狼》（1895）、《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等八个戏剧，都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剧。他写这些历史剧的具体意图，一是重新评价和肯定大革命，二是想用十八世纪昂扬奋发的法兰西精神来影响“世纪末”情绪浓重的国人。另一组是“信仰悲剧”，包括《圣路易》（1893）、《阿埃尔》（1898）等四个悲剧。这组戏剧的主人公是罗兰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不屈不挠地追求崇高理想。罗兰试图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将宗教感情和民族意识熔于一体的情操，用这样的形象去教化民众。
受自己的“人民戏剧”思想的鼓舞，罗兰在戏剧创作上雄心勃勃，期望很高。但是由于文化官员的刁难，上演经费难以筹措，加之与观众已习惯接受的形式、内容不相投合，罗兰的戏剧创作失败了，写出的剧本正式上演的只有六个，而且反响甚微。于是他改弦更张，从二十世纪初起，转向了名人传记的创作。
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记”，目的仍然与“人民戏剧”相通，在于安慰和鼓励“世上不幸的人们”，使他们在苦难中振作起来，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呼吸英雄的气息”，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因此，他称自己的名人传记为“英雄传记”。他在这方面的写作计划也很庞大，拟出了自己热爱的又能振奋国民的几十个对象，后来完成了十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 《贝多芬》（1903）、《米开朗其罗传》 （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史称罗兰的“伟人三传”。如果说，他的戏剧创作影响甚微，使他失望的话，那么，他的英雄传记则产生了轰动效应，使他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是罗兰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副产品。他为了写克利斯朵夫的童年生活，特地到贝多芬的故乡去考察，获得很多关于贝多芬的珍贵材料，他本来就崇拜贝多芬，自己又精通音乐艺术史，因此，在创作宠篇巨制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同时，游刃有余地写了这部传记。《约翰——克利斯朵夫》全著尚未峻事，《贝多芬传》就问世了。它是典型的罗曼·罗兰式“英雄传记”。它打破了一般传记力求忠于“传主”而尽量隐藏作者，片面强调史学价值的传统格局，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大量熔铸其中，后者给人的感受甚至更强烈，同时还交织了很多关于音乐、艺术的精辟见解。这使《贝多芬传》洋溢着斗争反抗的激情和对西方拜物主义的轻蔑，有委婉抒情的笔调、刚健清新的风格和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慨。它在1903年发表后，赢得西方知识界的热烈赞赏，它使罗曼·罗兰成为法国和欧洲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以后的大约十年间，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各卷和其他名人传记不断问世，罗曼·罗兰的声誉也越来越高。
后期，罗曼·罗兰在写了中篇小说《奇拉·布勒尼翁》之后，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多卷本长篇《欣悦的灵魂》（1922——1933）。这是一个四部曲，包括《阿耐蒂和西勒维》、《夏天》、《母与子》、《女预言者》等四部小说。这个四部曲以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初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阿耐蒂、马克和阿西娅的思想发展和情感变化，反映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探索光明，要求进步，倾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这也是罗曼·罗兰自身道路的写照。高尔基给《欣悦的灵魂》以高度评价，说它宣告了旧世界的死亡，预示了新社会的成长。 《欣悦的灵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的早期代表作。
罗曼·罗兰创作的最大特点是能把激扬人的古典艺术精神与时代的需要，把人道主义与社会的进步，把浪漫主义的英雄颂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结合在一起。这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而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最为鲜明。
3.“音乐”与“长河”小说
—— 《约翰——克利斯朵夫》
洋洋百万余言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12）是罗曼·罗兰十年构思、十年写作的结晶。全著共四大部。它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和欧美文学中一部非同凡响的巨著，有“音乐小说”、“长河小说”的美称。其最值得称道的意义，是通过主人公——天才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的奋斗历程，高奏了一曲“人的赞歌”，使人们在二十世纪颓废之音甚嚣尘上的西方文学中，重新听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关于人的英雄主义旋律。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德、法两国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德国宫廷的伪善和专横，批判了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颓废和庸俗，表现了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叛逆精神和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保证了这部小说的不朽价值。他的一生犹如一部 “英雄交响曲”，在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中，回响着自由、创造、追求、痛苦、人道、理想、爱情、友谊等诸多乐章。它讴歌人的生命的庄严，激赏自由思想与创造精神的价值，颂扬人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对于真善美的顽强而宝贵的追求。借助于既有的文学形象和历史、文化名人去宏观把握的话，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贝多芬的才华与气质，托尔斯泰的博爱与真诚，哈姆莱特的彷徨和痛苦，堂吉诃德的无畏和率真，于连的虚荣和傲骨，浮士德的幻灭与追求的形象。他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有常人的很多缺陷，但绝没有懦弱、虚伪、卑鄙、庸俗。他是一个寻求个人生命价值的人，但绝没有个人主义者的偏狭与自私。他的人格中并存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成份。他临终时对幻觉中的上帝说了这样一段话：“天父，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现在，让我在你的臂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这段临终自慰，正是对他自己的历程和精神的高度概括，在时代的洪流中，他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弄潮儿；在芸芸众生里，他也很难说是一个用世俗眼光看来攀到了人生顶峰的成功者。但是，他实现了他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生命价值。因此，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感到充实和欣慰，并渴望有一天能为新的战斗而再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贝多芬的故乡——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音乐师家庭，从小表现出纯洁的天性和极高的音乐才华。在他的童年时代，祖父就经常带他去看歌剧和音乐演奏会，并把他的涂鸦之作精心收集起来题名《童年遣兴》献给王公。11岁时他就举行了专场音乐会，获得“音乐神童”、“莫扎特再世”的美誉，被任命为“宫廷乐团第二小提琴手”。祖父的精心培养使他滋长了一种与纯洁天性不相容的虚荣和既崇拜力量又蔑视强暴的傲气。与此同时，他的舅父又谆谆告诫他为人处世要崇尚自然，要真诚坦荡，否则一定要受到生活的惩罚，这种教育又在巩固和维护着他的真诚、善良、美好的天性。来自父系与母系的两种对立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影响了童年的克利斯朵夫，他日后那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才华、气质和思想、情操正是在这种最初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小小年纪就显露了非凡的音乐天才，但与他的天才极不相适应的是，他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压制天才的环境。当时德国等级森严，市侩气炽烈，艺术家的身份实际上是王公贵族的仆役，艺术也只能迎合宫庭趣味而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由灵魂”。克利斯朵夫对此十分反感，并决心以真诚的艺术与之抗争。他在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音乐，可是却遭到主人的喝斥和责骂，一批欺上压下唯主子之命是从的市侩文人也随声起哄。克利斯朵夫奋起反驳：“我不是奴隶，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要写我想写的事。”从此脱离了庸人们昼思夜想进入的侯王府，以艺术问题为中心写文章抨令人窒息的现实。后来他教小姐弥娜弹钢琴，两小无猜，产生爱情，又被弥娜的母亲察觉，遭到辞退。他日益厌恶周围的社会，胸中蕴积了愤怒的火药。终于有一天，他路见不平，挥拳将一个调戏乡下姑娘的大兵痛打了一顿，随即流浪到了法国巴黎。
克利斯朵夫原指望在巴黎这个有欧洲文化艺术中心美称的世界里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法国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美好。文坛艺苑里，雨果、巴尔扎克时代的繁荣兴旺景象已荡然无存，文艺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和大资产阶级附庸风雅的摆设。到处是“文艺的集市、智力的卖淫和精神的腐化”。克利斯朵夫十分悲愤，利用一切场合一边向人们揭露法国现实的腐败堕落，一边敬告文艺家保持自己的艺术气节和艺术良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站着死！”他这种卓洛不群的态度，使他在法国也象故乡德国一样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招致一大批新的敌人，以至在一次他为弘扬真正的艺术而精心准备的音乐会上被喧嚣的喝倒彩声气得大病一场。即使处于这种地步，他仍不退让，病中昏迷还在向庸众宣战：“即使世界上全是魔鬼，即使魔鬼要吞噬我，我也不怕。”他发誓，总有一天，要用自己那表达着自己灵魂的音乐震撼欧洲。他的精神不是在压迫中萎缩，而是愈加强大。
如果说压迫与嘲骂激发了他的抗争意志，那么，友谊、爱情和人民的生活则不断地造就和加强他的“伟大心灵”。他与一个意大利民族的女性葛拉齐亚保持了长期的纯洁爱情，这使他感受到了欢乐与幸福。他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性格互补的挚友奥里维，真诚的友谊也使他的情操不断升华。他与奥里维参加了工人的五一游行，奥里维被警察打伤，他冒着风险杀死了凶手。由于奥里维的引导，他看到了平民的生活，听到了劳动者的呼号，自己一次重病，也是由于一位纯洁善良的女工精心照料才得以康复。这一切，不断地激发起他作为音乐家的才华，他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最深沉最博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在自己的自由灵魂之声中熔铸了德意志民族深奥神秘的思想，法兰西民族丰富细腻而层次分明的感情，意大利民族饱满热烈的性格，形成了博大精深而又汪洋姿肆的风格，成为了誉满欧洲的大音乐家。晚年，当女友葛拉齐亚和男友奥里维都先于他而去世以后，他又怀着慈父般的爱心培养葛拉齐亚的女儿和奥里维的儿子的才能和爱情，让自己纯洁而伟大的心灵和充满着自由、创造、博爱精神的艺术代代相传。这时候，他的心胸无比宽广，与对手和解，消失了嫉恶如仇的锋芒，对周围的一切，只剩下圣人般的同情与怜悯。这表明他一生反抗与斗争的目的是世界的博爱与和谐。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形象日益“非英雄化”的潮流中极为罕见的高大形象。他承受了作者的高度赞扬。他的最大意义是鼓舞人们创造生活、热爱生活。关于这一点，罗曼·罗兰曾清楚地说过：“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你坚强而真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地去爱，去生活！”
作为一部倾注了作家二十年心血的力作， 《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两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音乐性”。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个音乐家，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作者有深厚的音乐修养。他采用了交响乐的模式来结构小说。全著四部，有如交响乐中的四个乐章，恰与交响乐的序曲部、展开部、高潮部、尾声部形成对位关系。各部分又有各自的“调性”和“乐章”，在雄浑庄严的基调中展开了各种情绪、各种色彩的乐段。整部小说对人的艺术感染力，正犹如一曲交响乐对心灵的冲击，使读者的情绪随着一种混茫而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激动和共鸣。
第二，“长河性”。罗曼·罗兰把自己这部小说称为“长河小说”，这不仅指篇幅长、构思大，而且指主人公的生命运动有如长河。小说从他呱呱堕地一直写到他告别人世。这种覆盖人物全部生命过程的构思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伴随主人公整个生活历程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流”意象。全著开篇第一句便是“江声浩荡”，主人公正是在这浩荡江声中降临人世。以后每隔几个章节，也即每当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或精神出现转折的时候，便要出现“河流”。它时而汨汨汤汤，时而奔腾咆哮，时而开阔平静，时而电闪雷鸣，随时空的变化而显出千姿百态，恰与主人公坎坷曲折而绚烂辉煌的一生相映衬。直到克利斯朵夫弥留之际，他还在梦中听见了莱茵河的涛声。这种构思寓有作者深意：宏传壮丽的“长河”实即主人公，也即人类的生命、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象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就与意义，正如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的高度评价：它“是一部散发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是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与人格力量的书”， “是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书”；它“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的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的积累”；“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世世代代的读者所需要的。
三“最后一朵传统之花”——莫里亚克
法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大作家，大多热衷于写多部头的“江河小说”，动辄洋洋百万言，大多更瞩目于城市生活，似乎忘却了乡村。一个二十世纪崭露头角的作家却不愿追逐这股潮流。他毕生偏爱中篇，最大的部头也不过十来万言；他象英国的哈代、美国的福克纳一样，喜欢写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的乡村生活；而且，他在现代派文学盛行之际，仍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导倾向。因此，他博得了法国文学史上少见的三个美称： “中篇圣手”、“乡土作家”、“最后一朵传统之花”。这个作家名叫莫里亚克。1952年，因为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莫里亚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他去世时，戴高乐总统在唁电中称他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明珠”。
1.“波尔多”与莫里亚克的创作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波尔多。他尚不记事时父亲即去世。但家境富裕，在乡下有一片庄园。他七岁时即由笃信宗教恪守妇道的母亲送入一所阴森幽寂、管理严格的教会学校，一读六年。因此从小养成孤僻深沉、多愁善感的内向性格。只有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在池畔河边所听虫鸣，在葡萄园和树林里看鸟戏，他才感到愉快。这一切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印痕。他的创作总离不开故乡“波尔多”。
莫里亚克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发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政论、杂文、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共100余部。其中代表他最高成就的小说创作占20多部。他的小说基本上集中于一个主题——家庭悲剧；反映一个阶层——外省资产者；借用一个背景——波尔多的乡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点，他自己有过说明，因为“外省是启发灵感的土地”，“外省教导我们了解人”，“外省显示了人的强烈情欲和遏止情欲的障碍”，“外省为我们提供各种景物”，“外省资产阶级的情欲因受到宗教信仰和社会等级的抑制，因而显得较为隐蔽，而在巴黎，各种罪恶更为公开，以至人们对这些罪恶已经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此， “从源头上，或者说从中游上去研究人类就更有必要。在艺术表现上，他的小说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受了现代派的某些影响。前者是基本倾向，因此才被称为“最后一朵传统之花”。
莫里亚克的20多部小说中，最著名的有三部：《和麻疯病人亲吻》 （1922）、《黛蕾丝·德斯盖鲁》（1927）、《蝗蛇结》 （1932）。前者是他的成名作，写一个身体健壮的姑娘为家庭所迫，不得不和一个有钱人家的残疾儿子结婚，婚后身心受到极大折磨，结局十分悲惨。这部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和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而赢得赞誉，已经出版了多部诗集和小说的莫里亚克由此才引起重视，由此才以现实社会批判者的姿态跻身于优秀作家之列。
后者《蝮蛇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第一人称写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信，第二部分是日记，这正是十八九世纪很多作家喜欢采用的形式。小说主人公路易是个心理阴暗的守财奴和出身卑微的暴发户，为满足虚荣心娶了一个门第高贵的妻子。婚后猜疑妻子并不爱他，只是贪图钱财才嫁给他，于是无端忌恨妻子，不爱家庭。他精于证券交易，又爬上了大律位置，财源广进，富甲一方。金钱与根于自卑的忌恨心理驱使他走向邪恶和变态，私下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却视妻子儿女如同路人，甚至唯恐家人谋财害命，把自己的家庭看成是一个蝮蛇盘踞的洞窟。他的儿女也不爱戴他，视他为家庭的障碍。晚年，他出于报复，决定把财产传给私生子，他妻子因此气绝身亡。他从妻子的遗物遗书中发现妻子一直是爱着自己的，悔恨不已，幡然醒悟“蝮蛇结”原来是盘绕在自己阴暗冷酷的内心里。他对家人恢复了正常感情，临终时找到了爱和信仰，投身于上帝的怀抱。这部小说通过怵目惊心的家庭悲剧，揭露了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剖析了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巨大裂隙，并把这种裂隙的源头追寻到了传统门第观的不散阴魂上。由此可以见出莫里亚克那种极独特的、深刻敏锐的才情。但小说最后，也宣扬了莫里亚克一贯持有的宗教救世主张。
2.《黛蕾丝·德斯盖鲁》
在法国现当代十大最受欢迎的袖珍本小说中，莫里亚克一人就占了两本。一本即上述 《蝮蛇结》，另一本是他最负盛名的《黛蕾丝·德斯盖鲁》。这部小说鲜明地体现了莫里亚克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借鉴现代主义的风格。
《黛蕾丝·德斯盖鲁》写的也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悲剧。小说的同名主人公黛蕾丝被称为“包法利夫人的姐妹”。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描写她与丈夫之间近乎变态的互相折磨。黛蕾丝是个聪明美丽、富于遐想的女子，学生时代便因追求所谓“高级的人性”而受到老师赞扬。婚后物质生活优裕，丈夫贝尔纳也无一般富家公子攀花折柳的恶习。但夫妻之间精神隔膜，黛蕾丝充满浪漫幻想，贝尔纳却平庸自私。她对丈夫由不满而至憎恶，由憎恶而至企图置之于死地：一次她偶然看到丈夫服用一种有毒的药时，弄错剂量，服了两倍，她没有吭声，她丈夫险些丧命。她由此受到启发，偷偷涂改了丈夫药方上的剂量，企图使丈夫慢性中毒而死。不料被医生发现破绽，黛蕾丝被带上法庭。她丈夫想掩盖家丑，为她作了假证，使她被开释。她很感谢丈夫并准备向他作深沉忏悔。但一回到家，丈夫就执行“家庭判决”，将她软禁。从此她形同囚犯，日益憔悴，最后以自杀相抗争他丈夫害怕了，答应让她自由，条件是：她必须远离家乡，独自到巴黎去生活。
小说的题材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常见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但揭示的意义却向纵深化推进了一步。莫里亚克曾说过，当代文学的“革新之意在于挖掘得更深些，不必改变视野，但要向深度前进。”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比较，《黛蕾丝·德斯盖鲁》的纵深推进，在于把爱情、婚姻与家庭这个传统题材中的冲突性质从物质生活的层面开掘到了精神生活的层面。黛蕾丝的娘家与夫家都是波尔多世代相传的高门大户，她与丈夫贝尔纳在年龄、外貌和文化教养方面都是相当的。按传统眼光看，他们有这样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婚姻应当是美满的。但是他们精神无法勾通，个性格格不入，就是这一点，使她们的结合成为悲剧。生活在一个庸俗的丈夫身边，黛蕾丝感到烦闷窒息。但她也与丈夫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冲破旧式的家庭荣誉观念，理直气壮地摆脱丈夫。因而丧失理智，发展到试图慢性毒杀丈夫的地步，为结束痛苦的婚姻寻求一个让外人看来是很自然的形式。她毒杀丈夫不是为了财产，不是因为自己有外遇，也不是因为丈夫虐待她或是另有新欢——这些都是传统作家笔下婚姻悲剧的原因；而仅仅只是想解除精神上的压抑与重负。这样，莫里亚克就借助传统的题材，也即他自己说的“不改变视野”，却表现了现代西方世界人的精神变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正是现代派作家的注意之所在。由此可见莫里亚克对“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黛蕾丝·德斯盖鲁》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是大量使用“背反手法”。有人物关系的背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亲情关系，或夫妻，或父女，或朋友，或情侣，他们应该是和谐亲善的，但出现在小说中的都是相互的冷漠、嫌恶、背叛、欺骗，无一对和谐关系。有情节推进的背反：如黛蕾丝上法庭到回家这段情节就包含几番曲折，她眼看就要判罪，丈夫却为她开脱，她正想向丈夫忏悔，丈夫却将她囚禁，情节就在这正反相扣的链环中推进。有心理描写上的背反：如黛营丝的女友安娜捕到一只美丽的小鸟，她一边用嘴唇去亲吻小鸟的羽毛，一边却用手把它闷死了，温柔与残忍在她的心性中并存。有肖像描写的背反：黛蕾丝的容貌，前额宽广秀丽，底下却是两片干瘪的嘴唇。还有景物描写的背反：天空中一片云彩像一位裙裾飘飘的女郎，转眼间又变成一头张牙舞爪的怪兽。小说中甚至还经常出现“寒冷的阳光”、“专横而软弱的面孔”之类的背反性语言。这种刻意经营，无处不有的背反手法，开拓了小说的美学容量。这种手法是从反衬、对照之类的传统手法发展而来，又不是它们能容纳得了的；它已带有现代主义的“荒诞”色彩，是建立在“人是孤独的”、“万物是对立的”这类现代西方流行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基础之上的艺术手法。 《黛蕾丝·德斯盖鲁》的内容与形式，都表现了莫里亚克作为“最后一朵传统之花”善于兼收并蓄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也同样表现在他的 《蝮蛇结》、《和麻疯病人亲吻》及其他优秀作品当中。
四、当代新星——莫迪亚诺
当代法国文坛上有位著名的青年作家，正好是希特勒崩溃的1945年降世。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总喜欢在作品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他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力图写出一个没落的世界，而法国被德国占领的时期正提供了这样一种气氛；但是实际上，我所表现的却是今天世界的一个极度扩大了的形象。”这位出言不凡的作家名叫莫迪亚诺。他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年轻作家。他已发表的10多部小说大都获奖，目前正处在创作的黄金时代。
l.“新传奇”小说的代表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生于巴黎市郊的比杨古镇，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比利时人。他曾在巴黎文学院学习，从1968年起发表小说，后也兼写电影剧本。迄今为止，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莫迪亚诺的处女作《星形广物》描写犹太人的艰难处境，他们找不到依附与归宿，犹如处在“星形广物”的交叉路口，茫然不知所向。小说中的题解这样写道：“1942年6月的一天，一个德国军官向一个年轻人问路：‘请问先生，星形广场在哪儿？’那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左胸。”在严格的写实中显出神秘意味，这就是此后莫里亚克的基本风格。 《星形广场》发表后立即获得罗歇·尼米埃奖。接着他又发表《夜轮舞》。 这部小说写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期间，一个诈骗集团的年轻人被德军特务组织收买，奉命打入地下抗德游击队刺探情报。这位青年很快取得了法国游击队中尉的信任，中尉又派他打入法奸组织，以便伺机惩卖国贼。于是，这个年轻人成了双重特务，脑子里展开了何去何从的激烈斗争。他惊恐万状，进退维谷。最后终于被祖国遭受的屈辱唤醒，坚决地走向反法西斯阵营。“夜轮舞”中的“夜”象征着“糊涂意识”，“夜轮舞”则指思想上的左右摇摆。这部小说对心理变化的描写细致入微，它形而上的意义与与《星形广物》一样，表现人处在十字街头的痛苦、彷徨和必须要作的选择。 《夜轮舞》获费内贫奖，使莫里亚克在文坛上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此后，他又接连发表了《环城林荫道》（1972）、《伤心别墅》 （1975）、《家谱》（1977）、《黑店街》（1978）、《如此正直的小伙子》（1982）等。到1992年，他已发表了他的第十六部小说《结队而行》。新作问世之快，作品质量之高，使他成为当代法国文坛最令人瞩目的作家。
莫迪亚诺的小说中有一种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神秘气氛，但故事情节仍然是完整的，人物仍然是作品的中心，并且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评论界认为，他是“新小说”派隐退以后，自成系统的“新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家。
2.《环城林荫道》
《环城林荫道》写的是儿子寻找父亲的故事，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莫迪亚诺“新传奇”小说的特色。情节似真似幻，清晰具体而又扑朔迷离，梗概如下。
小说主人公“我”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很早就抛弃了他。他对父亲一无所知，直到十七岁时，才在一只抽屉里发现一张有父亲的照片。他小心地拂去灰尘，突然，照片中的人物、景物都活现起来：
在枫丹白露森林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吧里，自称为“德克凯尔男爵”的父亲和另外三个人在一起喝酒。那三个人是一个男人，一个老头，一个金发女郎。他们在高谈阔论，唯独“我”的父亲不言语；他们欺侮他，把喝剩的酒泼到他脸上，甚至拧他的脸；可是父亲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我”心中很是难过，于是进入了照片中的酒吧，来到他们中间。那老头是报社社长，约“我”为其报纸撰新闻稿。“我”答应了，为的是抓住一切机会接近父亲。可是父亲似乎根本就不认识“我”，或者根本不想认识。任“我”怎样热情，父亲也不理“我”。一天晚上，父亲离开酒吧准备回家时，“我”急忙要求陪他走一段路。两人一路上沉默无语。走到一座黑森林的房子跟前时，父亲简单地说了声“晚安”就消失在黑房子里了。
“我”继续在他们中间象侦探一样调查情况，以便分析出父亲的真实面目。这样过了好久。一天，父亲突然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并带“我”回家。可是，当出租汽车司机问他车往哪儿开时，他却犹豫不愿说。总算到了家，父亲一边给“我”安排吃喝和房间，一边却又显得有些惊慌。他要“我”和他一起做生意，我答应了，为的是好了解父亲。可是不久，在一次外出经过地铁站台时，父亲突然把“我”推向滚滚前进的车轮。 “我”幸免于死。“我”仍然一往情深，继续不懈地寻找父亲。10年后， “我”终于又找到了他。可他似乎又根本不认识“我”了。“我”仍然尾随着“您”（小说改用主人公直接对父亲说话的叙述方式）。一个坏蛋逼您交身份证，“您”吓得面如土色，我抓住坏蛋，严惩了他。不久又有一群警察跟踪“您”，逮捕了“您”。那天，“我”象往常一样站在离“您”不远的地方，“我”冲过来对警察说：“他是我父亲！”警察打了“我”几耳光，把“我”和“您”一起押进囚车。囚车在“我”曾经尾随“您”的许多地方穿行……“您”为什么要抛弃亲生儿子？“您”干了什么坏事吗？“我”仍然一无所知。
从这个情节梗概中可以看到所谓“新传奇”小说的几个特色。第一、环环相扣而没有谜底的悬念。小说一开始就使人大费猜疑，父亲和酒吧里的人是什么关系？那些人为什么对父亲无礼？接着又出现神秘的黑房子，父亲为什么住在里面呢？以后，父亲为什么又认“我”，认了“我”又为什么要杀“我”？流氓为什么迫害他？警察为什么抓他？——悬念一个未解，另一个又结，使读者愈读愈疑，愈疑愈急，决心看个水落石出。可是，直到全书结束，仍然水不落石不出。悬念不仅诱发读者的好奇心，而且富于哲理美，这种没有结局的悬念，可因读者的经历、审美能力、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答案。
第二、运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主人公凝神看着一张照片，看着看着，上面的人像居然活动起来。随着人物活动范围的延展，照片的背景空间也越来越大：先是酒吧，四个人在里面吃喝。接着“我”走进照片，然后是利沃里街，意大利广场，奥尔良门，乔治五世大街，地铁月台上的人群，隆隆驶过的地下列车，警察局……总之，几乎绕了巴黎环城林荫道的大半圈。一张普通的照片是容纳不下这么多内容的，照片上的人物景物也不会动。这种不近情理的手法，是电影手法的运用，与银幕上再现人物心理活动的画面是一回事，也即作者为主人公编排的心理活动程序的再现。
第三、运用“间离”、“陌生化”手法。小说把“我”对父亲的感情写得非常动人。“父亲”似乎是个犹太人，处处被人欺凌。尽管绝情于儿子，但仍是“我”执意地追随爱悯的对象。“我”口口声声“我父亲”如何如何，仅小说的前半部分 （直呼父亲为“您”之前）就出现了80多次“我父亲”的呼唤。每当出现“我父亲”，“我的无限深情便喷涌而出，使读者也油然而生悲悯，与“我”发生共鸣。但每当情节发展到这个地步，作者便总要对那张照片进行一番说明，提醒读者：这故事纯属虚构，只是一张照片引起的幻景。这是作者有意识地调动“间离效果”，运用“陌生化”手法，使读者不致过分沉醉于情节与情绪当中，而对小说中的事件、人物进行理性的考察，追索其中深刻的蕴含。
第四、场景与细节逼真而主题与涵义隐蔽朦胧。小说中的描写酷似现实生活，真正有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事的感觉，但意义非常费解，读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思考：犹太人的处境，人的“寻根”意识，家庭关系反常，人生痛苦，世界荒诞……社会的、个人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抽象的、……不可穷尽。犹如小说中无头无尾的悬念。这既是小说的魅力，也是小说的遗憾。
归根结底看来， 《环形林荫道》这样的“新传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与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已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征象。但就其反映的生活而言，它是极为切近现实的。
五、法朗士、马尔罗及其他
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除罗曼·罗兰、莫里亚克和莫迪亚诺外，还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
1.法的士 （1844——1922）
阿纳托尔·法朗士是先于罗曼·罗兰而享有盛名的跨世纪作家。在上世纪已发表了以 《当代史话》为代表的一批名作。他曾经加入标榜唯美主义的“当代巴那斯”诗派，还尖锐批判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他1921年加入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奖。
法朗士在二十世纪的名作有三部。《企鹅岛》（1908）：采用寓言的形式，以企鹅国隐喻法国，勾勒了法国社会发展的形象史，并重点钟砭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风尚。其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性质的“未来社会”，可是刚刚建成就被无政府主义者炸毁。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诸神渴了》（1912）：写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专政和热月政变，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谴责了王政复辟，再现了历史真实。《天使的反叛》（1914）：近乎童话，写一群天使来世上造反未成，又在魔王的帮助下回天界造反，终于战胜了上帝。颂扬了彻底的反叛精神。
法朗士的风格别树一帜，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以娓娓动听的描述见长，他对现实一般很少有激烈的抨击，而是用高尔基评论的“圣人般的温和语气”进行嘲讽。幽默轻松的文笔和从容高贵的气度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所以授予他诺贝尔奖的颁奖辞称他的作品有“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
2.马尔罗 （1901——1976）
安德列·马尔罗是法国现当代文坛和政界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一生富有传奇色彩，除了是著名作家外，他还是探险家、考古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英雄。他在戴高乐的政府中担任过新闻部长、文化部长等职。
马尔罗是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西方作家。二十年代到远东探险时，目击过1925年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在越南参加过当地华人的国民党组织。1965年以戴高乐特使的身份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他的主要创作分“亚洲系”、“欧洲系”两大系列，其中 “亚洲系”的三部小说有两部与中国相关，即《战胜者》（1928）和《人类的命运》 （1933），另一部《王家大道》（1930）是写在柬埔寨丛林庙宇中的探险生活。
《人的命运》是“亚洲系”小说，也是马尔罗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发表当年即获法国最负声望的“龚古尔奖”。它以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二”反革命政变这段历史为背景。不过正如小说标题所表明的，马尔罗的目的不是用这部小说来反映中国的这段历史，而是想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在武装起义和反革命政变中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
小说中的几个正面主人公除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陈是中国人以外，都是在华的外侨：俄国人加托夫，德国人海默里希和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的混血儿清。他们参加了一个工人战斗小组。为准备枪支举行武装起义，陈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军火商身上搜寻到准备售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的合同，加托夫率领同志们截获了这批武器。起义爆发后，陈率领一支工人纠察队，经过浴血奋战，攻克政府军的一个据点。但是，在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也加紧了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提出给蒋以资助，要他镇压工人起义。于是蒋介石率军进驻上海，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而此时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却一味退让。清和陈忍无可忍，前往武汉找第三国际代表团，反对交出工人武装。但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却认为蒋介石力量强大，不能与他公开决裂。清和陈都对这个指示持抵制态度。清决定回上海领导工人抗击蒋介石，挽救革命，陈则誓死暗杀蒋介石，回上海后，他怀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可是蒋介石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却牺牲了。后来清和加托夫也相继被捕。清在敌人的刑讯和诱降面前，坚强不屈，服毒自杀。加托夫则被敌人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
马尔罗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和他们领导的事业，他所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都带有“冒险家”色彩。他们身在革命队伍之中，却与革命群众若即若离，充满孤独感，他们勇于牺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这并非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而是通过死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但尽管如此，《人类的命运》仍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者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同情，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愤慨，并揭露了在华帝国主义分子幕后策划蒋介石政变的罪恶行为，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所针砭。所以，这部小说虽然是力图表现具有抽象意义的“人类的命运”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但它所包含的历史具体内容仍表明，它是西方作家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大规模而富有历史真实性的反映。它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也很成功。所以一发表，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短短时间内便印了25版，本来名不见经传的马尔罗因此跃入法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
马尔罗“欧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希望》（1937），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表现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充满温情而转变为铁腕人物，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转入你死我活的现实。主人公曼努埃尔就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原是宽厚仁爱的知识分子，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坚毅果敢的指挥员。与《人类的命运》比较，《希望》的表现技法有明显变化。情节线索时断时续，淹没在冗长的对话中。哲理性的内容多，探讨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友情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这使读者所看到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广泛的思考。
3.巴比塞（1873——1935）
亨利·巴比塞是巴黎公社开创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优秀代表之一，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早期的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带有悲观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写了两部著名的反战小说：《火线》（1916）和《光明》（1919）
《火线》的副标题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它不是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而是对一个步兵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经历的记录性写照。这个班的士兵全来自社会底层，有矿工、佃农、船夫、车夫、店员等。他们身不由己地被战争飓风卷入同一个队列，受尽战争的磨难，大多数人惨死在战场。通过对这群士兵在寒冷泥泞的战壕，血肉横飞的战场和惨不忍睹的战场地医院的遭遇和命运的生动描绘，真实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景象和罪恶本质，并把战场惨象和世外桃源般的后方都市作了对比。严酷的现实逼迫穷苦士兵思考：为什么那些有钱的大人物煽动战争狂热，“直哄骗到我们流血为止”？为什么穷人都被赶上战场，“而那些最有势力的人却逃跑成功了”？为什么我们在前方受罪，有人却在后方享福，而且“老是他们这些人享福”？在思考中他们逐渐醒悟：原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分岐，比种族之间的分岐更深，这就是；在同一国度的人群之间有不劳而获的一群和劳苦终日的一群”，“劳苦终日的一群充当了战争的材料”，“从今以后再也不应该有战争了”。德国兵并不是法国兵的敌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些用种种方式剥削和压迫人的人。如果战争要继续，那也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
在巴比塞写《火线》的时候，西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那些作家不是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美化帝国主义战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一味渲染战争恐怖。巴比塞与这些作家判然不同，他深刻地看清了战争的本质，并且得出了只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根除战争的正确结论。这与列宁当时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思想恰相吻合。《火线》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
《光明》继续了《火线》的主题，集中笔力塑造了主人公西蒙的形象。他本来是个庸人，过着空虚的小市民生活，在沙文主义的盅惑下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灾难使他逐渐觉醒，最后达到了“打破锁链，消灭一切特权，争取平等”的思想高度。
巴比塞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卓越代表。
4．其他作家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法国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活跃于战前的还有杜·加尔、杜·哈曼、莫洛亚，战后涌现的新秀则有卡马拉、巴赞、莎冈等。
马丁·杜·加尔（1881——195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发表作品，大战期间应征参战，二三十年代进入创作旺盛期。他的代表作是八卷集的“江河小说”《缔波父子》（1922——1940），是根据自己在战争期间所观察的社会生活写成的。小说通过缔波一家的经历、变化和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情，以及寻找社会出路的努力。小说从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反对战争，情节跌宕起伏，风格质朴自然，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规模大、影响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马丁·杜·加尔因此获得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乔治·杜哈曼 （1884——196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外科军医身份参加战争。亲眼看到伤员惨痛使他写下了反战小说《受难周》（1917），以沉痛的笔调，真实细致的描写，激起无数读者对士兵们的同情和对战争的憎恨，成为与巴比塞的《火线》齐名的反战小说。他的代表作是《沙拉文的生平与遭遇》 （1920——1932）和《帕斯基埃家族史》（1933——1945），都是规模宏大的多卷本小说。前者叙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沙拉文寻求个性自由的悲剧；后者写一个生物学家追求、奋斗和理想幻灭的过程。这两部小说对社会丑恶的揭露相当深刻，甚至显出了悲观主义色彩，艺术表现上则有自然主义的痕迹。
莫洛亚 （1885——1967）是著名的学者式作家。他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精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对于沟通英法文化作了很大贡献。他的创作和著述有小说、散文、传记和历史著作，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传记。他写了数十部风行世界的名人传记，大都是英、法两国的名人，如《伏尔泰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雪莱传》、 《拜伦传》、《狄更斯传》等。由于莫洛亚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他的名人传记与前述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记各有鲜明的特色。罗曼·罗兰的是激情洋溢，主观色彩浓厚，莫洛亚则以材料确凿而文笔生动而著称。他是世界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传记文学家。
彼埃尔·卡马拉 （1919——）是位颇有个性的作家。他当过小学教师，熟悉劳动人民，所以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以及清贫的知识分子对幸福、光明的追求和渴望。他的代表作是《小学教师》（1955），以质朴自然而饱含情感的笔调记叙一个小学教师在抗击德寇中英勇献身的故事。
爱维尔·巴赞 （1911——）是法国新现实主义也即 “新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小马之死》（1950）、《我敢爱谁》 （1959）、《伤心岛上的幸福人》（1970）、《艾克丝夫人》 （1975）等。巴赞的小说大都取材于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注重描写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题材既平淡又有深刻寓意，因而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者。
弗朗索瓦·莎冈 （1935——）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有 《忧愁，你好》（1954）、《投降信号》（1965）、《惊魂》（1972）、 《破床》（1977）等，大都是写妇女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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