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一词源出于希腊文，意思是“印度各岛”。1945年这个国家才正式定名为印度尼西亚，我国古代泛称之为爪哇。
印度尼西亚远离亚洲大陆，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一群海岛上，北接马来西亚，南与澳大利亚毗邻，东西南面分别濒临印度洋和太平洋。全国由一万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群岛国家，素有“千岛之国”的称号。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其中爪哇人约占一半左右。爪哇人属蒙古人种马来类型，使用爪哇语，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其余人口较多的民族有巽他人、马都拉人、沿海马来人等。
印度尼西亚古代文学是由多种文学组成并受多种文学影的文学，现代文学才称得上是统一的民族文学。
错综复杂的古代文学
在20世纪初期之前的印度尼西亚古代文学，其实是由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爪哇古代文学、马来古代文学、巽他古代文学和巴厘古代文学等组成的，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学；非但如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又先后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印度尼西亚的古代文学显得颇为错综复杂。
据说印度尼西亚现代居民的祖先——古印度尼西亚人是公元前20余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由亚洲大陆东南部迁入的。他们本来可能属于同一语言文化体系，可是由于迁移时间和地点不同，由于海洋山川阻隔，所以逐渐演变成为不同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
反映这时人们生活的文学作品属于口头创作范畴，包括神话传说、咒辞歌谣和民间故事等。神话传说是人们借助想象解释自然现象的产物，如巨牛晃动脑袋引起地震，人类从竹子里产生等都带有当地特点。咒辞是人们企图利用语言趋吉避凶的手段，如召唤死者灵魂的《招魂咒》，祈求狩猎好运的 《捕鳄咒》，赞美司谷女神的《司谷女神咒》等；而歌谣则表现更加广泛的生活，并且形成一定的格律，成为后世诗歌的雏形，如被称为板顿的四行歌谣就是其中之一，有一首是歌咏爱情的——“挑个地方来洗澡，一要海湾二要沙滩好。挑个姑娘来配亲，一要俊秀二要人灵巧。”民间故事可以分为动物故事和谐谑故事两类，前者把动物拟人化，其中最有名的是以小鼷鹿为主人公的《小鼷鹿的故事》，小鼷鹿虽然身小体弱，但却机智灵活，因而能够保护自己以及其他弱小动物，一再战胜老虎、鳄鱼等凶猛动物，甚至被推举为森林之王；后者往往以小人物为主人公，嘲讽各种不良现象。
印度尼西亚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叶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从这时起到公元13世纪末止，印度尼西亚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印度的直接影响。在公元3至7世纪间，先后成立了一些奴隶制王国，如达鲁曼、诃陵和古泰等。7世纪中叶，开始步入封建社会，较为重要的国家和王朝有室利佛逝、珊闍耶、夏连特拉、新柯沙里和麻喏巴歇等。
这个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是在印度文学的哺育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印度梵文文学，尤其是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印度尼西亚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相传9世纪时已有《罗摩衍那》的译本出现，而传到现在的最早译本则是《摩诃婆罗多》的古爪哇文译本，译者是宫廷文人。他们的功绩不仅在于首先将《摩诃婆罗多》传入印度尼西亚，而且模仿史诗的格律创立一种称为“格卡温”的诗体。首先使用格卡温诗体进行写作的诗人是甘瓦，他根据《摩诃婆罗多》故事创作了歌颂英雄阿周那战胜罗刹王并获得美满姻缘的《阿周那的姻缘》。自此以后，格卡温诗颇为流行，名著有达尔玛扎的《爱神被梵烧》（1115——1130），塞达和巴努鲁的《婆罗多大战记》（1157）等。这些作品虽然都取材于印度史诗，但是已经走出单纯翻译的圈子，进行了再创作，并且往往含有为本国君王歌功颂德的意图。
从13世纪末起，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其势力迅速扩展开来，逐渐取代了印度势力。在政治上马六甲、马打蓝、万丹和亚齐等穆斯林王国纷纷崛起。在文化上，阿拉伯和伊朗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
这时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变化表现为印度文学影响的衰落和阿拉伯、伊朗文学影响的加强。早在麻喏巴歇王朝时期，不少作品便已显示出摆脱印度影响走向独立自主的倾向，故事取自本国历史和社会生活，人物多为本国帝王将相。如帕拉班扎的 《纳加拉克达卡玛》（1365）是麻喏巴歇王朝的颂歌， 《巴拉拉敦》着重记述庚·阿洛王的业绩，《邦格拉兰》把印度的毗湿努大神说成是爪哇的缔造者， 《巽他衍那》讴歌巴查查兰公主不甘受辱、为国捐躯的壮举等。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先知故事 （如《穆罕默德传》等）和阿拉伯、伊朗的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大量涌入，从而促使印度尼西亚（以马来为主）产生两种新文体，即传奇小说和长篇叙事诗，此外王朝历史也得到相应发展，这三种体裁是当时文学作品的基本形式。王朝历史的代表作品《马来由史话》 （1612——1615）是马六甲王朝宰相拉囊依据长期流传的《马来由传记》写成的，全书分为34章，详细记述马来王朝的兴衰，从马来王族的祖先起笔，然后叙述马六甲王朝的创立和兴盛，最后写到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马六甲王朝的灭亡。尽管其中包括若干传说和虚构，内容不尽可信；但是由于作者比较熟悉历史，又经过仔细研究，所以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该书语言精练，文字简洁，被誉为马来古代文学之典范。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无名氏的《杭·杜亚传》（17世纪）。关于杭·杜亚的故事，似乎早已存在，如《马来由史话》便有所记载。这个故事可能来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书。杭·杜亚出生于贫苦家庭，才能出众，武艺高超，被马六甲国王任命为侍从。他的第一个功绩是奉命出使麻喏巴歇为国王求亲时，多次识破对方的阴谋诡计，赢得了胜利的结果。继之，他又在出使中国、印度、罗马和阿拉伯等国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维护马六甲的利益和尊严，从而提高了马六甲的国际地位。此外，他还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勇敢地击退了敌人的进犯，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最后，他隐居山林，直至逝世。杭·杜亚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目前难以断定。就这部小说所刻画的杭·杜亚形象而言，显然是具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作者的主要意图在于表彰他的爱国精神，把他写成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吧，所以几百年来这部小说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广泛流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其影响之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当然，在杭·杜亚身上也有对国王愚忠的一面，如当国王听信小人谗言下令将他处死时，他没有奋力争辩和反抗，而是俯首贴耳束手待毙；当他的结拜兄弟杭·直巴为他而挺身造反时，他非但没有加以支持，反而站在国王一边，镇压造反，并杀了杭·直巴。不过，从整体来说，杭·杜亚仍然不失为救民族于水火的英雄。长篇叙事诗的代表作品是《庚·丹布罕》（18世纪）。这部作品的作者已不可考，其故事大约形成于17世纪，用文字记载下来可能是18世纪的事。一般认为，《庚·丹布罕》取材于爪哇班基故事（这类故事都以东爪哇固里班王子伊努·克达巴迪为主人公，叙述他的爱情和冒险生活，情节离奇曲折，富有传奇色彩，广泛流传于东南亚各国），写的是拉登·曼德里（即伊努）和庚·丹布罕双双殉情的悲剧。王子拉登·曼德里和平民出身的庚·丹布罕互相爱慕，私订终身，受到王后的阻挠。王后先将二人分开，再派人杀死庚·丹布罕。庚·丹布罕临死前要求将其尸体放在木筏之上，任其顺水漂流。当木筏漂到拉登·曼德里狩猎的地方时，拉登·曼德里见到庚·丹布罕的尸体，悲痛万分，随即拔剑自刎，以身殉情。国王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悲愤不已，命人将拉登·曼德里和庚·丹布罕合葬一处，把悲剧的制造者——王后废黜。除《庚·丹布罕》外，还有《贝达沙丽》、 《耶丁·尼斯达巴》、《猫头鹰之歌》和《希姆布》等也是比较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其中《希姆布》是以华人惨遭荷兰殖民者屠杀的“红溪事件”（1740）为题材的。
1602年，荷兰政府批准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从此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 1870年，荷兰当局又在印度尼西亚推行土地法和全面占领的新殖民政策，迫使印度尼西亚逐步变为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这个期间，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过多次起义均告失败。1910年，荷兰征服整个印度尼西亚。
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古代文学逐渐衰落，只有17世纪亚齐的宫廷文学和18至19世纪马打蓝的宫廷文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前者的成果有模仿伊朗文学的布哈利的《众王冠》和努鲁丁的《御花园》，后者的成果有朗哥瓦西多的《忧虑岁月》和《金玉良言》等。这时唯一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作家是阿卜杜拉·宾·阿卜卡迪·门希（1796——1854）。他是阿拉伯也门人的后裔，从小生活在马六甲，长期担任英国殖民者的文书和翻译，主要作品是一部自传——《阿卜杜拉传》。该书记录了作者从幼年到成年的种种经历和所见所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材料翔实，描写生动，语言通俗，在题材上突破了神话传说和宫廷故事的狭小范畴，展开了直接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写有叙事诗《新加坡大火记》、游记《阿卜杜拉从新加坡到吉兰丹航游记》和《阿卜杜拉赴吉达航游记》（未完）等。
成绩斐然的现代文学
从 1910年到 1945年的 30余年间，印度尼西亚起初是荷兰的殖民地，其后又被日本占领。在这期间，共产党、伊斯兰联盟和民族党等曾多次发动起义，举行反抗。这些起义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却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由于这时的文学创作反映了现代生活和民族觉醒，采用了现代体裁和现代语言，所以与古代文学明显不同，构成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的崭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新作家派文学等流派先后出现于文坛。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产物。当时创办的大量革命报刊为革命文学提供了广阔的阵地。在小说领域、以马斯·马尔戈 （1878——1930）和司马温（生卒年不详）的创作为代表，其中又以前者的成就最高。马斯·马尔戈本名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生于爪哇，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多次受到殖民当局迫害，最后死于流放地。他从1914年起执笔写作，先后发表了 《宫廷秘史》、《疯狂》和《大学生希佐》等小说，其代表作乃是1924年付梓的《自由的激情》。这部作品写的是主人公苏占莫的成长过程。他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想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把他送到官府去当见习生。但他不愿在殖民者面前卑躬屈膝，决定辞去职务，到外地去寻找真正的出路。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结识了革命者沙斯特罗，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并与女青年苏佩妮结成了终身伴侣。小说的价值在于，生动地刻画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广泛地展示了20年代印尼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丑恶面貌。在诗歌领域，除了大量出自革命战士之手的作品以外，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的创作令人瞩目。他的主要成果是1926年出版的诗集《沉思集》和诗剧《贝巴萨丽》。前者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充满忧国忧民的热情，并在格律上有所创新。后者借用传统故事影射现实社会——美女贝巴萨丽（象征印尼）被恶魔（象征荷兰殖民者）抢走，她的情郎布昌卡（象征印厄爱国青年）不顾一切与恶魔搏斗，终于把贝巴萨丽夺了回来。《贝巴萨丽》是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诗剧，形式新颖，思想积极，所以历来评价颇高。
民族主义文学是指在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作家的创作。他们于 1928年提出“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从狭隘的地方观念扩大为统一的民族观念。在诗歌方面，穆罕默德·耶明 （19O3——1962）堪称代表。他生于苏门答腊、是学生运动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他从1920年开始发表诗歌，主张打破传统格律，吸收西方形式，提倡使用民族语言，表现民族感情。写于 1928年的长篇抒情诗《印度尼西亚呵，我的祖国》负有盛名。在这有诗里，诗人满怀激情地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唱祖国的光荣传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感情。“我的祖国呵，岛岛相望，日夜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上。宛若湖里油绿的浮萍，黑夜里熠熠生辉，明月下灿烂辉煌。寰宇呵浩浩，四海呵茫茫，我的民族就在这里繁衍生长。”——诸如此类的动人诗句曾经激荡过千百万青年的心，被他们反复传唱。除穆罕默德·耶明外，萨努西·巴奈 （1905——1968）也是著名民族主义诗人。在小说方面，阿卜杜尔·穆伊斯（1886——1959）最为突出。他生于西苏门答腊，由于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曾经多次被殖民当局监禁。他的主要作品有《萨伊查》、《错误的教育》、《美满姻缘》、《苏拉巴蒂》和《苏拉巴蒂之子罗伯特》等，其中以长篇小说《错误的教育》最为人称道。这部小说出版于1928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男主人公汉纳菲是印尼土著青年，但由于从小接受荷兰学校教育，所以长大以后满脑子的洋奴思想，看不起自己的同胞、民族和宗教，一心想当深肤色的洋人。在婚姻问题上，他设法抛弃自己原有的妻子，拼命追求荷兰印尼混血姑娘柯丽，终于如愿以偿。他本以为从此可以改换门庭，在白人社会里过上美满的生活；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他们夫妇既为白人社会不容，又被土著社会排斥，走投无路，处境尴尬。后来柯丽离家出走，并因染上霍乱身亡。汉纳菲埋葬了柯丽后，感到彻底绝望，于是服毒自尽。这部小说情节曲折，文笔传神，以血和泪的事实控诉了荷兰殖民当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和奴化教育制度的罪恶，颇有感人力量。
自由主义文学是指那些不大关心祖国和民族命运，专门以反对封建束缚、争取个人自由为己任的作家的创作。他们大多长期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对于封建传统习俗抱有强烈的反感，力图获得个人自由，特别是爱情和婚姻自由。马拉·鲁斯里 （1889——1968）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兽医工作，主要创作业绩是长篇小说《西蒂·努尔巴雅》（1922）。这部作品写的是一对青年恋爱的故事：男主人公萨姆素和女主人公努尔巴雅从小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马，互相爱慕。长大以后，他们决心生死与共，结为夫妻。不料由于富商默灵吉从中作梗，一对鸳鸯硬被拆散，努尔巴雅为替父亲抵债，不得不嫁给默灵吉。默灵吉百般凌辱努尔巴雅，努尔巴雅不堪忍受，设计与萨姆素私奔。事情败露后，努尔巴雅竟被默灵吉迫害致死。萨姆素闻讯大怒，为报仇决定加入荷兰雇佣军，参与镇压默灵吉等人发动的暴动。在火线上，萨姆素和默灵吉短兵相接，双双毙命。作者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但称赞萨姆索利用殖民者势力报仇的举动却是不能原谅的。后者正是作者思想局限之所在，也是这类小说为殖民当局文化机构——图书编译局提倡的原因之所在。属于自由主义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1893——1975）。他生于西苏门答腊，长期在图书编译局工作，同时从事小说创作，写有《错误的选择》、《都怪丈母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和《巴厘舞女》等长篇小说，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出版于1928年的《错误的选择》。这部小说描写男主人公阿斯里的爱情波折。阿斯里与母亲的养女阿丝娜一起长大，两人情投意合，希望结为伉俪。可是母亲认为阿丝娜出身微贱，不宜与阿斯里婚配，决定另选一个贵族小姐作为阿斯里的妻室。然而这个小姐性情乖戾，过门之后屡生事端，闹得鸡犬不宁，母亲也后悔了。其后，阿斯里的妻子因车祸而丧生，阿斯里才得以与阿丝娜结为终身伴侣。《错误的选择》以刻画细腻、语言精练见长，具有浓郁的浪漫情调，被誉为印度尼西亚20年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除马拉·鲁斯里和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外，卡希姆（1886——？）、阿曼·达图·玛乔因多 （1896——1969）、图里斯·苏丹·萨迪 （1898——1942）和苏曼（1940——）等也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家。
新作家派文学是与文化月刊《新作家》密切相关的。该刊于1933年创办，强调文学要体现新精神，力图打破图书编译局的一统天下，为不同倾向和风格的作家提供写作园地，对于繁荣印度尼西亚文坛起了积极作用。所谓新作家派，就是指经常在《新作家》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其代表人物为尔敏·巴奈（1908——1970）、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1908——）和阿米尔·哈姆扎 （1911——1946）等。尔敏·巴奈生于苏门答腊，为《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反映社会，但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其代表作为1940年发表在《新作家》上的长篇小说《枷锁》。它通过主人公的恋爱婚姻纠葛，反映了30年代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家庭观念，具有一定价值。小说的男主人公托诺是当地名医，他的妻子蒂妮也才貌双全。他们两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颇为融洽，其实不然。由于双方都争强好胜，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所以夫妻关系日益紧张，已经达到破裂边缘。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名叫伊雅的歌妓闯入他们的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矛盾。一场紧张冲突看来即将爆发，然而作者却把笔锋一转，让两个女人都自愿离开了托诺，剩下托诺一人安心从事医疗事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引入印度尼西亚文学，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写有诗集《生命中之生命》、短篇小说集 《人间故事》和剧作集《外柔内刚》等。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生于北苏门答腊，也是《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应当有倾向性，应当西方化，对民族传统持否定态度。他的长篇小说《扬帆》（1937）便是这种主张的艺术体现。小说写的是两姐妹和一个男大学生相爱的故事。姐姐杜蒂是一个西方化的人物，热心投身妇女运动，不大注意个人幸福。妹妹玛丽娅与之相反，一心追求自由爱情，从不关心社会事业。当大学生尤素夫闯入两姐妹的生活圈后，玛丽娅立即怀着满腔热情与尤素夫交往起来，并且决定缔约结婚。然而事出所料，玛丽娅突然染上严重肺病，生命垂危。在告别人世前，她嘱咐姐姐杜蒂和尤素夫结合。故事的结局是，尤素夫和杜蒂这对新婚夫妇来到玛丽娅墓前祭拜亡灵。在作者看来，这个结局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杜蒂是西方化的理想女性，尤素夫只有与她结合才能获得真正幸福。这位作者的其他作品 （如《蓝色的岩洞》、 《失败与胜利》等）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性。阿米尔·哈姆扎生于北苏门答腊，是《新作家》另一个创办者，有新作家派诗歌之王的美称。他出身于宫廷贵族家庭，熟谙古代文学，精通古诗格律。前期创作充满浪漫色彩，着重表现对故乡、母亲和情人的思恋，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诗集《相思果》（1941）。后期创作则是爱情受到挫折、命运突然转变之后的产儿，情调低沉，态度消极，给人以无限寂寞、悲哀之感，诗集《寂寞之歌》（1937）卷首四句诗“寂寞就是悲切/寂寞就是圣洁/寂寞就是忘却/寂寞就是死别”便是其生动写照。
除以上四个流派外，在日本占领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也值得一提。作家伊德鲁斯（1921——1979）和诗人凯里尔·安哇尔（1922——1949）堪称其中之代表。伊德鲁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简练的语言和尖锐的笔调如实地描绘了辗转呻吟在日寇铁蹄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暴徒嗜杀成性的凶残面目。这些小说取名为《地下随笔》，收入1948年出版的《从（阿芬·玛丽亚）至（通往罗马的另一条道路）》一书中。由于伊德鲁斯开创了与新作家派文学，迥然不同的简练风格，所以被公认为新简练风格的代表作家，对于战后印度尼西亚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凯里尔·安哇尔生于苏门答腊，曾任杂志编辑。他仅仅活了 27岁，创作生涯不过7年，诗作不足百首；但由于他有意打破因袭，出新出奇，率先用表现主义手法，强调抒发个人主观感受，因而为印度尼西亚诗歌开拓了新领域，对战后诗坛的影响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诗人。“我是一只桀骜不驯的猛兽/被同类遣弃而远走/即使子弹把我的皮肉穿透/我仍要拼死搏斗/我将带着有毒的创伤奔跑/奔跑呵，奔跑/直到全部疼痛消失掉/而我将更加无所顾忌/我的生命千载不息”（《我》）——这是他的名句，也是他进行个人奋斗的誓言。
1945年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发动八月革命，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其后又经过许多波折，走过不少弯路。近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当局基本上执行亲西方路线，但同时重视区域性合作；国民经济有所增长，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处于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也受到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影响，走过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八月革命初期，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不少作家宣布拥护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争相发表颂扬八月革命的作品。后来，革命浪潮逐渐低落，人民大众感失望，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更加腐败，进步作家不满情绪增长起来，动手写作暴露文学。 1950年人民文化协会产生，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推动了进步文学的前进。与人民文化协会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还有民族主义作家的组织——民族文化协会，伊斯兰教作家的组织——伊斯兰艺术文化协会，以及“最新一代”的作家。1965年，由于政局变化，人民文化协会被取缔，随之出现标榜反抗社会和反抗暴政的“示威诗”。进入70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文坛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广泛影响，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试验性作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属于这一时期的流派众多，作家众多，其中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 1911——）、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莫赫塔尔·卢比斯（1922——）、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1925——）和伊万·希马杜帮 （1928——1970）等人的创作占有显要地位。
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生于西爪哇，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始于30年代，但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则是194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 《无神论者》。这部小说写一个青年动摇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故事，反映了八月革命时期革命思想冲击传统观念的斗争。男主人公哈山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是后来由于受到无神论者鲁斯里和卡蒂妮等人的影响，宗教观念逐渐动摇，遂与卡蒂妮缔结良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放荡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又闯入他和卡蒂妮的生活，使他们的夫妻关系破裂。于是，哈山再度失去精神依靠，重新陷入危机状态，终于走向死亡的深渊。小说采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形式，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和思想矛盾，文笔生动，风格幽默，被公认为战后第一部优秀作品。阿赫迪亚另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印象与回忆》（1960）和《凶手与黑犬》（1975），长篇小说《爱尘飞扬》（1973）等。
斑达哈罗·哈拉喻普生于苏门答腊，为人民文化协会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八月革命期间，曾经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领导武装斗争；同时发表一系列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名作如《他倒下去了》和《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都是脍炙人口的。前者哀悼为民放而献身的斗士；后者抒发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豪情——“这条道路通往清新的黎明，那时期汤漾着嘹亮的歌声。在生活中亲自尝到的，是共同信念产生的爱情。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即使死亡在等候。”他50年代前期的创作大多收入著名诗集《来自饥饿和爱情降临的地方》 （1956），仍然充满斗争和进取精神。此外，《来自红色国土》（1962）也是他的优秀诗集之一。
莫赫塔尔·卢比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多次周游世界，写有《朝鲜见闻》和《东南业游记》等游记。在小说创作方面，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明天》（1951）、 《无尽头的路》（1952）、 《雅加达的黄昏》（1963）和《虎！虎！》（1975），短篇小说集《女人》（1956）等。《虎！虎！》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描写一个采集松脂小队在热带森林里的遭遇。领头人卡托克已经年过半百，在村民和队员中都享有很威信，其实却是个罪恶累累的骗子，曾枪杀过自己的同伴，奸淫过别人的妻子，图财害命，无所不为。当他的真面目被揭穿后，他不仅不肯低头认错，反而不择手段地陷害采集队员，妄图继续凌驾于众人之上。最后，卡托克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就连平的崇拜和敬畏他的布勇也彻底地认清了他的真面目，痛斥他是骗子，并与伙伴萨尼普一起把他捆在树上，以引老虎上钩。当老虎凶猛地向卡托克扑去时，布勇开枪打死了老虎。这时，他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因为他非但打死了林中的恶虎，也认识了人们心里的恶虎。这部作品以情节曲折、文笔生动见长，既写了人与虎的斗争，又写了人与人的斗争，颇有引人入胜的力量。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堪称战后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作家。他生于中爪哇。在八月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武装斗争，从事战地新闻报道工作，同时着手写作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 《勿加西河畔》（1951）便是这时的产物。 1947年至 1949年间，他被殖民军逮捕监禁，在狱中发愤创作，先后写有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描写贫苦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经历，其中以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家》（1950）为代表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萨阿曼是城市游击队员，曾亲手杀死过几十个敌人，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他为此感到内疚。后来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了死刑。他不肯上诉，也不愿越狱，因为他认为再活下去就得再犯罪，只有死掉才能解脱。最后，他本人被杀，母亲发狂而死，弟弟在战场阵亡，妹妹被别人奸污。作者描述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说明，人民要想获得独立自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不过，这部作品也反映出作者头脑中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矛盾，萨阿曼的负罪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反映。1949年出狱后，普列姆迪亚目睹社会黑暗状况，心情格外沉重，于是动笔写了若干篇揭露雅加达阴暗角落的小说，其中12篇收入短篇小说集 《雅加达的故事》（1957）里。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参加人民文化协会等原因，他的观念发生转变，写出了《南万丹发生的故事》（1958）等讴歌工农奋起斗争的小说。进入60年代以后，他又曾两度被捕入狱，第二次长达15年之久。在铁窗下，他克服重重困难执笔写作，共计完成11部长篇小说，其代表作则是四部曲——《人世间》（1980）、 《万国之子》（1980）《足迹》（1985）和《玻璃屋》（1988）。这四部小说以广阔的画面和感人的笔触展现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爪哇地区爱国志士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男主人公明克出身于贵族家庭，后与印欧混血姑娘安娜丽丝相爱，并按伊斯兰教习俗结婚。但法庭以安娜丽丝未成年为由，宣布他们的婚姻非法，强行将安娜丽丝送往荷兰，出她的同父异母哥哥监护。明克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结果无济于事。安娜丽丝在荷兰郁闷而死，明克则跨出家庭走上社会。他看到了殖民当局掠夺农民土地的野蛮罪行，听取了中国革命青后许阿仕的动人故事，结交了法国进步人士冉·马芮，因而茅塞顿开，逐步成长为具有明确爱国意识的战士。之后，明克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身到民族独立运动中去，相继组织进步团体“贵人社”和“伊斯兰教商会”，创办爱国报纸 《广场》，以便迎接革命风暴。这四部小说被公认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
伊万·希马杜邦生于北苏门答腊，曾经长期在荷兰和法国留学，其创作深受西方荒诞派哲学思想和文学方法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又红》 （1968）、《祭奠》（1969），剧本《弯月》（1960）、《花园的黄昏》（1966）等。《祭奠》是他的代表作品，写一个画家和一个坟场管理员的故事，当他们表现反常时，社会认为是正常；而当他们表现正常时，社会却认为是反常；所以他们只得再次以反常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这部小说没有合乎常规的形象和情节，但却具有深刻的含义，讽刺了印度尼西亚现实社会的虚伪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