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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前后，始于“白桦派”文学的日本近代个人主义文学达到一个高峰。代表这一高峰的著名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山本有三、丰岛与志雄、佐藤春夫和室生犀星等。这些作家各具特色，但总体特征在于，他们不满自然主义文学那种悲哀的现实描写，也不喜欢“白桦派”文学单纯的个人理想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的颓废美。他们共同期望创造新的文学。人们将他们称作“新现实主义”或“新思潮”派文学。具体地说，这批作家往往运用近代社会培育出的理性精神，在作品中表现过去的历史或平凡之中的日常生活。同时，他们也试图对旧的社会与伦理诉诸一定程度的批判。
与这批作家同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日趋高涨。对此，“新思潮”派作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度。有人反对（如菊池宽），有人同情（如山本有三），有人则持中间态度 （如芥川龙之介）。另一方面，该派作家对于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未超越“白桦派”文学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芥川龙之介是“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1892年出生于东京市京桥区人船町的一爿牛奶店中，父亲名叫新原敏三。芥川九个月时母亲患了精神病，因而芥川由养父、养母抚养长大。养母喜欢文学、美术、歌舞伎等，对芥川日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影响。1910年9月，芥川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文科。在这里，他不仅满足了中、小学时代即已养成读书欲、知识欲，同时也磨炼了自己的人生。对芥川而言，“书本中的人生”重于“现实生活的人生”。或者说，他对后者根本上就是否定的。他崇奉艺术至上主义和忽视实践作用的知识万能论。与此同时，他对社会、民众、现实抱有恐惧心理。
1913年7月，芥川由“一高”文科毕业。同学之中有日后成为重要作家的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但当时芥川与他们并无交往。同年9月，芥川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有趣的是，1914年第三次《新思潮》杂志创刊时，主要发起者正是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以及从“一高”退学后考入京都大学的菊池宽。《新思潮》杂志是以“东京帝大”学生为主体的文学刊物，第一次《新思潮》创刊于1907年，第二次是1910年，芥川等创刊的则是第三次 《新思潮》杂志。
芥川龙之介在文学创作与思想观念上，曾受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很大影响。他的代表作品《罗生门》（1915），取材于日本古典名作《今昔物语》。此外，尚有《地狱图》（1918）、《玄鹤山房》（1927）、《河童》（1927）和《齿轮》（1927）等。这些作品几乎统统都是短篇小说。算起来，珠玉一般的短篇小说共有两百余篇。芥川的现实生活极其纯粹，似乎一切都离不开文学。他学贯和（日本）、汉（中国）、洋（西方）。而且对和歌、俳句、现代诗、古代美术、戏剧等，几乎无一不精。因此，芥川龙之介被称作最后一位具有东方文人风来的日本作家。芥川的作家生活大致分为三期：
初期—— （1916～1920），主要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
中期——（1920～1924），对现实世界相对关注的时期；
后期—— （1925～1927），为死亡阴影笼罩的时期。
总共算来，他的作家生活不过12年时间。
芥川天生厌弃自然主义作家那般忠实的告白自我。他的文学起步，在题材上选择了与己生活无关的过去的世界。《鼻子》、《孤独地狱》、《忠义》、 《芋粥》、《奉教人之死》、《枯野抄》、《戏作三昧》、《地狱图》等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大多取材于日本的古代历史与传说，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印度或俄国。不同的是，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尊重历史真实，芥川龙之介却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以自身的近代式理性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者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因此，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学，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的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中期小说《秋天》、《手推车》、《一块土》等，则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类作品没有获得充分发展。30多岁的芥川，已经在精神上、生活上感觉到沉重的倦怠。他患了梅毒以及多种疾病，十分痛苦。与此同时，《播种人》创刊 （1921）及以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更使他感觉到精神上颇受压抑。因为《播种人》将芥川之类的重要作家，统称为资产阶级作家，并开始诉诸严厉的批判。菊池宽为了与之对抗，1923年创办了《文艺春秋》杂志。但芥川龙之介却态度不明，左右摇摆。他认为，未来大概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因而刊文“无产阶级文艺是与非”，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理由。与此同时，他又将阶级斗争与个人的“精神自由”对立起来，认为比较而言，后者更加重要。他说：“我所期望的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这种期望合乎人类本性。
但时代的骚动与不安，却使芥川那过于敏感的神经开始怀疑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菊池宽、久米正雄逃向通俗小说的领地。而过份清高的芥川却做不到这样。临终之前，他不改文学初衷，完成了《河童》、《一个呆子的一生》、《西方人》等小说创作。1927年7月24日，芥川在家中服毒自杀。时年三十五岁。芥川的自杀对当时的日本文坛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所完成的文学业绩对日本的现代文学，发生着里程碑似的重要作用。同时，芥川自杀亦被看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始。为了纪念芥川龙之介，《文艺春秋》杂志于 1935年设立“芥川文学奖”，每年评选两次，以奖励那些创作上有才气、有成就的新秀作家。对于新人作家，获得“芥川奖”是极大的荣誉，标志着纯文学专业作家生涯的真正开始。
菊池宽（1888～1948）是芥川的同学、文友。他们共同创办了第三、第四次《新思潮》杂志。早期，菊池主要从事戏曲创作。代表作有《屋上的狂人》、《海上勇者》以及《父归》等。创作中，菊池曾受英国剧作家的影响。1918年，小说《无名作家日记》和《忠直卿行状记》的发表，则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新进作家；1920年的《珍珠夫人》，又转向了通俗小说的世界。菊池宽的小说作品很多，仅长篇小说就有30多部。从类型上讲大致分为三类：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自我体验为中心的所谓纯艺术性“私小说”；以及《忠直卿行状记》之类的历史、传记文学。菊池小说、戏剧的主要特征是主题鲜明，因而有“主题小说”之谓。在他的作品中，作家的主观解释占有重要地位。他说：“小说是作家处理人生的报导，或是应当如何对待人生的意见书。”当然，他同时也强调小说的趣味性。而与自然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然主义作家主张描写人生真实，且表现之中不能掺杂作者的主观。这显然迥异于菊池的艺术观，此外，菊池宽与芥川龙之介恰好相反，他主张“人生第一而艺术第二。”对他而言，为读者服务是贯彻始终的职业信条。因此，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通俗易懂且追求雅俗共赏。其作品主题，亦统统属于公众所共同关心的人性问题。
例如，1917年刊载于第四次《新思潮》杂志的剧作《父归》公演后，引起很大轰动。作家江口涣曾经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幕落之后，电灯骤亮。看看邻座的芥川兄，正在用手绢拭擦眼睛。久米正雄脸上也不断地流淌眼泪……回头一看后面座位上的菊池宽，顿时一种新的感动向我袭来。真是出乎意料，连作者菊池也在哭泣。”
（引自江口涣《我的文学半生记》）
由此可见，菊池宽的文学的确掌握了打动人心的奥秘。《父归》一作的剧情，描写20年前携情妇私奔的父亲，年老后返回家中。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都很高兴，但长子贤一郎却容不下父亲，对父表现出强烈的怨恨。因为在他们最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却抛弃了他们，致使全家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父亲自惭形秽，自言自语道，“死在野地里，还要家作什么？”剧尾，贤一郎和弟弟疯狂地冲出家门，寻找再度出走的老父归来。很显然，贤一郎对父亲的态度中包含了两种要素。开始的拒斥，体现出新时代的个人主义、合理主义精神；而剧终的接受，则又体现了作者的人道精神，表现出超越理性的骨肉情感。作品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而是人人皆知的健康的伦理感觉。不难看出，菊池宽从一开始就具备通俗文学作家的素质，1920刊出著名的新闻小说《珍珠夫人》，使他成为近、现代通俗报刊文学的先驱。
1923年，菊池宽创刊了《文艺春秋》杂志，继而形成“文艺春秋派”这一重要的作家群体。菊池则是领袖一般的人物。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众多年轻作家，都是在这一群体中成长起来。菊池病故后（60岁），参加葬礼者竟有7000余人，足见其空前的文坛影响与名望。
“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值得一提的作家尚有山本有三等人。山本有三 （1887年出生）也是“东京帝大”文科毕业，与芥川、菊池等共同创办了第三次《新思潮》杂志。山本有三的作品主要有剧作《杀婴》（ 1920）和长篇小说《女人的一生》 （1923～1933）等。他的作品，与芥川、菊池一样包含着理性精神。作品主题主要体现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破灭，或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此外，丰岛与志雄（1890出生）运用完全不同于“私小说”的创作方法，表现了知识阶层的生活境况。代表作有《荒野》（1923）、《丑角》等。佐藤春夫 （1892）则是别具特色的作家，兼具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两人的文学要责。佐藤春夫的著名作品是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1918）和姊妹篇中篇小说 《都市的忧郁》（1922）。《田园的忧郁》几乎没有情节，从近代人心理病态的视点上，细致地剖析了一个身居田园的文化人，描绘出人物内在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部作品，既是佐藤春夫的初期代表作，也是象征大正时代的一部名作。因为它是第一部通过近代人颓废感觉观察并描写自然的小说。此外，作品中的人物几乎没有表现主观意志的愿望，这种形象却恰恰可以称作大正时代文化人的一种典型。主人公身处田园并不能彻底地逃离都市的孤独或忧郁。遗憾的是，佐藤春夫并未在此类问题上加以深究，他一味以孤独、忧郁作为文化人的华丽装饰。
佐藤春夫1964年逝世。除了小说，他还写评论、随笔和诗歌。他的著名诗作有《秋刀鱼之歌》（1921）等。
总而言之，“新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许多大作家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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