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麦叶朝末期，政治紊乱，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国家机器腐败，官员淫施滥威，腐化堕落，终于经不起政治风暴的袭击，而被阿拔斯人和什叶派、呼罗珊人结成的联盟所推翻。
阿拔斯朝堪与中国的唐王朝相比。特别是它的前期，从哈伦·拉希德 （786-809在位）到马蒙（813-833在位）当执的这一段时间，更是阿拉伯政治、经济、文化走向全面发展、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时，对外军事扩张停止，社会生活安定，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就文化而言，这是阿拉伯民族才智和创造力得到空前开掘，阿拉伯民族精神得到大发扬的时代。阿拉伯伊斯兰政教合一政权，带着大规模开疆拓土完成后的自信，把帝国引入和平发展阶段。在国内除采取繁荣经济的政策外，还采取了奖励科学、褒掖学术、鼓励文学艺术的文化政策。对外则实行全方位的开放，积极吸收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的优秀成果。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为阿拉伯文化这棵充满生命活力的新苗提供了充分的营养。加上阿拉伯人自身敏锐的感受力，强烈的求知欲，这株新苗很快茁壮成长起来，变成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阿拉伯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潜能得到发挥。一个建立在多民族文化交融基础上的新型国际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黑暗的夜空中放射出独特的异彩。
●概述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难得的历史环境中，阿拉伯文学出现了巨变和勃兴。
阿拔斯时期的文学与前几个时期相比，有如下变化：首先，内容变了。过去的阿拉伯文学的主题，尽管也在不断开掘，但最终只能限制在歌颂、讽刺、矜夸、凭吊等有限的范围内。就其倾向来说，基本是一种向“上”（权力）和向“后”（往昔）看的文学。伍麦叶时期出现的情诗，在一方面拓宽了题材范围。但是只有到了阿拔斯时期，文学的题材才真正扩展和丰富了。在传统题材上，加进了反映当前现实生活、表达普通人思想感情、爱好的内容，具有这一时代特点的各种事物都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
其次，形式变了。过去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伊斯兰初创期与宗教宣传相适应，发展了训诫体散文和演讲等形式。在伍麦叶朝，政治函札类的所谓“宫廷大臣体”取得一些成绩。但在阿拔斯朝之前，独傲文坛的一直是诗歌。只是在阿拔斯时期，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这一时代不但诗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格律诗大大丰富了，而且发展了多样化的散文。这些散文除了宗教阐释、政治函札、文学书简、学术论文外，更有翻译小说、长篇故事、人物传奇、历史轶闻、地理方志、航海游记等。此外还出现了“玛卡梅”韵文故事，以及各种散韵结合的民间说唱体故事。
再次，对象变了。原先的阿拉伯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沙漠部落文学，后来逐渐发展为地区和宫廷文学。到了阿拔斯时期，都市文明兴起，除了服务于上层统治者阶层的宫廷和官方文学外，还大量涌现出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要对象的市民文学。《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就是为适应广大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学需求而被编出、被传播的。
最后，风格变了。过去的诗人、文学家，多是他向性的，即为对象写作，缺乏个性。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和情感方面，虽然能做到热烈，但很难达到细微、独特，不能形成自己统一的文学风格。在阿拔斯时期，却成就了一大批具有独特个性的大诗人、大散文家，如具有李白式狂放性格的咏酒诗人阿布·努瓦斯，诗风富丽堂皇的天才诗人穆台纳比，表现悲观与怀疑情绪的哲理诗人麦阿里，处处显示出智慧和幽默的大散文家贾希兹，等等。这些文学巨擘，不仅以他们作品的广阔内容，而且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给同代和后代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
阿拔斯时代的诗歌是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学的发展又不断深化着这一斗争。所谓“旧派”，是指维护传统诗歌价值的那些人，包括诗人和批评家。他们把前伊斯兰时期到伍麦叶时期的诗人奉为圭臬和楷模，亦步亦趋地跟在古人后面。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趣味，始终和往昔的沙漠生活相联系，寄托于游牧、营帐、迁徙、废墟、凭吊、悲悼之上。总之，对往昔怀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失落感和依恋之情。他们对新时期出现的革新诗人和诗歌表现出一种不屑、鄙夷，甚至排斥、仇视的态度。例如旧派一位头面人物、《诗义》一书的作者伊本·阿尔拉比（767-844）就曾这样否定新诗人，他说：“他们的诗不过是些香草而已，闻上一天，枯萎了，就被抛弃了。古人之诗却似麝香与龙涎香，每接近一次，就增加一次馨香。”
新派则力图反映阿拉伯世界的新现实、新生活、新变化。他们坚持的是一种直面人生、追求现世欢乐和幸福的哲学。在诗歌形式方面，他们抛弃了 “格绥达”长诗千篇一律的模式，转而采用色彩明丽、热烈奔放的诗句来反映时代的风貌。他们的作品是和时代合拍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他们都敢于革故鼎新。
开新派诗歌之风的，是具有波斯血统的盲诗人巴沙尔·本·布尔德 （714-784）。他的诗在传达感情、描写享乐上自由、大胆、开放，在艺术上也刻意求新求巧。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他是从传统的“不”与“是”中走出来的，他是新艺术运动的带头人。
咏酒诗人阿布·努瓦斯是新派的一个代表，出类拔萃的诗歌革新家，实践家。他的诗充满豪华的场面，表现出追求现世享乐的激情，他大胆描写美酒、女人、娈童，散发出放浪形骸的狂气，对诗坛造成很大的冲击，也给旧派留下了批评新派的把柄。
新派的出现，是政治体制改变、城市文明发展、外族文化渗透等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响应了历史的召唤。从本质上看，新旧两派的斗争并非诗人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或一般文学趣味之争，而是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革新与保守之争，是新旧两种价值观之争。旧派所维护的是传统价值，尽管他们的诗歌有自然质朴、不矫揉造作的一面，但他们把过去当成一切来讴歌，把贝都因人的游牧生活当成唯一的题材，违反了文学要反遇生活发展变化的规律，远离了现实需要。尽管有的新派诗人、文学家，例如在阿布·努瓦斯身上，常常表现出放纵情欲、享乐至上的偏斜，但新派的主要倾向——打破陈规和传统束缚，反映现实生活——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阿拔斯朝的文学，涵盖面极广，它包括了五大地域的文学，即巴格达地区的阿拔斯人文学，波斯地区的布威希人文学，叙利亚地区的哈姆丹人文学，埃及和北非地区的法特梅人文学，以及西班牙南部的所谓“安达鲁西亚文学”。这些文学都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但诗人、作家、翻译家的民族成分却比较复杂，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也有不少是帝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的人，特别是波斯人。因此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学，称为“阿拉伯语文学”也许更为恰当。
阿拔斯朝文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世纪中期到9世纪初，代表人物有诗人巴沙尔·本·布尔德、艾布·努瓦斯、阿布·阿塔希亚 （748-825）等和散文家兼翻译家伊本·穆格法（724-759）等。第二个阶段是9世纪初到1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诗人穆台纳比（915-965）、麦阿里 （979-1058），散文家贾希兹（775-868）。第三阶段是10世纪上半叶到13世纪中期。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产生过玛卡梅韵文故事、安塔拉传奇和《一千零一夜》的最初抄本。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帝国的衰败瓦解，文学也逐渐走向停滞、衰落。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宣告了阿拔斯朝500年统治的结束，也宣告了阿拉伯人文化文学空前繁荣辉煌的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
●“咏酒诗人”阿布·努瓦斯
在阿拔斯朝前期，涌现出许多诗人，既有革新派，又有传统派。被认为是革新派的诗人有巴沙尔·本·布尔德（714-784）、阿布·努瓦斯（762-813）、阿布·阿塔希亚（748-825）、穆斯里姆·本·沃利德（747-823）等。被认为属于“反革新派”的诗人有艾布·泰玛姆（796-843）、布赫图里（821-897）、伊本·鲁米（835-896）、伊本·穆阿塔兹（863-908）等。所谓“反革新派”，实际上是传统派，在诗歌创作上，与革新派诗人有观念上的差异，保持一定距离。
巴沙尔·本·布尔德是阿拔斯朝新诗歌的先驱。他天生为盲人，但聪颖好学，据说10岁左右即能吟诗成诵。他在文学之都巴士拉度过了少年时代，尽管他是波斯人的后代，却掌握了纯正的阿拉伯语。他的残疾和经历使他更多地思考人生和命运，慢慢滋长了无神论和反宗教的倾向。他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摆脱传统束缚的倾向。他努力描写生活现实和反映社会变化，他把以往诗人看去不屑一顾的日常生活题材写入自己的诗中，显示出通俗的大众化的新特点。例如，他写一位养着十只老母鸡的家庭主妇，如何把醋倒进了油里；写一头毛驴如何给他托梦，与他谈心，都写得十分素朴平易，诙谐可爱。
巴沙尔善于写各类题材的诗，他的创作量很大，据他自己说，曾写出一万二千多首诗。他的情诗比较浓艳，讽刺诗则又十分尖刻。他把矛头对准权贵，甚至用诗攻击过哈里发和宰相，树敌很多。由于他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和主张，他终于被指控为“伪信”，被哈里发麦赫迪下令抽打七十鞭而惨死。
咏酒诗人阿布·努瓦斯
阿布·努瓦斯是革新诗歌的代表。他的诗善于表现豪华的场面，抒发追求现世享乐的激情。他把伊斯兰教禁止的酒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反复歌咏，成为阿拉伯诗坛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他号召冲破古旧的诗歌的框子，要求痛快淋漓地反映他心目中的这个享乐时代。他在诗中写道：
废墟的形容语，古旧的修辞学。
将尔珠玑言，献与葡萄酒。
他把酒作为新时代的象征物，要诗人们抛弃为昔日落泪的习惯，而为今日欢笑：
勿哭莱依拉，勿泣吉德女！
请向蔷薇丛，痛饮玫瑰红！
阿布·努瓦斯出生于波斯阿瓦士的一个释奴家庭，父母都有波斯血统。其父曾在大马士革军中服役，据说在诗人六岁时即亡。母亲将他带至巴士拉城，失去父亲的孤儿生活悲惨，被迫到香料商那里当佣工。由于他有强烈求知的欲望，他得以克服恶劣的环境而获得文学和文化知识。他还特地到沙漠地区生活了一年，以掌握纯粹地道的阿拉伯语。其时他已近三十岁。
大约在公元795年他辗转来到帝国首都巴格达，他用颂诗歌赞有权有势的巴尔马克家族，希望打通一条通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宫廷的道路。他的愿望在鲁贝尔家族掌权后实现了，他的赞美诗得到哈里发的欢心。但好景不常，他的狂放不羁和纵酒妄为的缺点显露出来了，他成了哈里发的阶下囚，只是一连串的忏悔诗挽救了他的命。他投靠无门，只好远走埃及，他的心仍留在巴格达。
阿布·努瓦斯的幸运之星是哈伦·拉希德之子艾敏。他是他青年时代偶然结识的朋友。当艾敏登上哈里发的宝座时，阿布·努瓦斯成了艾敏的酒友和宫廷诗人。这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他不仅可以尽情享受，而且可以自由创作。只是当他行为不检、授人以柄时，艾敏才给他一些惩罚和约束。
公元813艾敏被弟弟马蒙取而代之。阿布·努瓦斯失去靠山，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他生命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直到这时，他才开始意识到以往之不谏，表示要向真主忏悔。他死于巴格达，只活了五十多岁。
阿布·努瓦斯的诗歌的创作，突破了阿拉伯传统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为阿拉伯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他写过歌颂朝廷和劝世的诗，但最著名、最有价值的，是赞美青春、美酒、爱情的抒情诗，描写宫殿、花园的写景诗，调侃权贵、嘲弄群小的讽刺诗。这些诗热情奔放，想象奇妙，辞藻新颖，色彩绚丽，开一代诗风。他的诗经十世纪编著家伊斯法哈尼搜集整理，传世的有一万二千多联。
阿布·努瓦斯是生活的诗人。青春的欢乐对他来说永远具有魅力。他决心抛弃“掩饰和虚伪”，过一种坦荡自由的生活，尽管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诗歌就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
我喜欢听丝竹弦管的悠音，
喜欢用粗杯海碗饮酒；
我把虔信的外衣扔在一旁，
投身进不道德行为的渊薮；
我扯着放荡的尾巴恣狂，
傍着嬉乐的腰身行走。
追求幸福成了他的座佑铭。
阿布·努瓦斯的诗题材多样，但最有特色的是他的咏酒诗。酒是他得意时的友伴，失意时的慰藉。他把他的热情、想象、幽默、机智、狂放、傲岸、欲望，全都注入到他的咏酒诗中。伊斯兰教本来是反对和禁止穆斯林喝酒的，但阿布·努瓦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以此为荣。他对酒大加赞美，把酒奉为似乎是崇高、神圣的东西。他在诗中称酒是“尊贵的灵魂”，把酒比作“妙龄少女”。在他仕途坎坷之时，曾写下最著名的一首劝酒诗，诗中这样写道： “斟上吧，甘醇的美酒。/莫要隐瞒，告诉我，这是酒。/清醒之时，我如蒙受损失，倍感哀愁；/惟其酩酊大醉，我才感到幸福与富有。/……我们不图虚荣，及时行乐才是真正的追求。”
在他的笔下，酒变成了活生生的有个性的生命，变成了他的“情人”，他的“密友”，变成了医治他心灵创伤的神医。
阿布·努瓦斯爱酒、饮酒、赞酒、恋酒、醉酒，是因为他对现实社会有许多不满，有很多愤怨，故欲借酒浇愁，逃避现实，用酒带来的梦幻式的朦胧来抵消他现实中的清醒，那清醒正是他痛苦的原因。他的咏酒诗，是他借酒创造的一个幻梦世界，一个社会叛逆者的“理想国”。
在阿布·努瓦斯之前曾有几位诗人写过咏酒诗，如贾希利叶时期的艾尔莎，伍麦叶时期的艾赫塔勒。在他的同代和后世也有诗人咏酒。但无论是谁，都达不到他在这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正像李白的饮酒诗在中国诸诗人中独领风骚一般。在东方，在世界，真正称得上“酒仙”的诗人，恐怕就是这两位了。
●哲理诗人麦阿里
在阿拔斯朝繁如星斗的诗人群中，有两位盲诗人取得了超过明眼人的成就，一位是前边提到的巴沙尔·本·布尔德，另一位就是阿布·阿拉·麦阿里 （973—1058）。
麦阿里被称作“哲学家诗人”，是阿拉伯古诗人中最有思想、最大胆的诗人之一。他活了八十多岁，一生共写下大约七十多部作品，包括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涉及社会、宗教、哲学、语言、文化等各方面。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散佚，但他遗世的作品已足以保证他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获得永久性的地位。
麦阿里出生在叙利亚霍姆斯和阿勒颇二城之间的麦阿拉镇。他三岁患天花，造成双目失明。但残疾未能阻挡他追求知识之路。当父亲的学问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时，他便柱杖遍游全国，造访书馆与学者。他最后来到巴格达，这时他已满腹经纶，足令京城的文人学士们钦羡敬重。但不久传来母亲病重消息，他匆忙踏上归途，他尚未返回故乡，母亲已去世了。丧母之事给他精神上很大打击，他本来性喜孤独，此时变得更为内向了。他似乎已自信有足够的知识，可以通过思考来理解这个世界了。因此他闭门家中，悉心从事思考与创作。他虽然称自己是“双囚之人”或“三囚之人”，但他远未与世隔绝。所谓“双囚”，是指他因失明而被“囚”于世界，因远离尘嚣而被“囚”于家中。所谓“三囚”，是指以上二“囚”外，自己的精神被“囚”于肉体内，不能更加自由地飞翔。
在自愿的“囚禁”中，麦阿里发奋著书立说，创作诗歌，他写出了《鲁祖米亚特》、 《宽恕书》等传世佳作。他虽足不出户，却声名远播。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书信讨教者经常不断。他的后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他逝世时整个文坛为之震动，前来吊唁的诗人就有八十多位。
麦阿里的诗歌成就，表现在《燧火》、《鲁祖米亚特》等诗集中。《燧火》是一部包括了三千多联诗句的诗集，是他从巴格达返回故乡前就写出的早期作品。这部诗集有赞颂、矜夸、哀悼、情恋等内容，都比较严肃。他的矜夸诗，显示出他的自我肯定和民族自豪感。《达利亚特》（即《达勒韵基诗》）是悼念挚友、教义学家艾布·哈姆札的一首挽诗。这首诗是这部诗集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被认为是阿拉伯诗歌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全诗共有六十三个诗联，从接到挚友死讯开始，写到亡友生前的才学德行，最后进入生命与死亡的深层思考，发出“世间皆烦恼，何苦恋人生”的悲观主义慨叹。
《鲁祖米亚特》
《鲁祖米亚特》又称《非必须的必须》，是麦阿里最深刻的哲理诗的汇集，长达一万一千多个诗联。全诗充满对世界和生活的独特思考，显示了他思想的成熟性。诗人在这部诗集中还有意显示自己的诗歌技巧，他在并不必须押韵的地方坚持押韵，故此书有了个《非必须的必须》的深奥名称。
《鲁祖米亚特》内容宏富，涉及到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生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是他宇宙观、时空观、自然观、物质观、生死观、幸福观的集中反映。
在这部诗集中，麦阿里表现出哲学家的深邃。他特别推崇理性，提出“世间本没有什么先知，只有理智常给你启示……理性就是你的先知。”因此他赞美“灵魂”而贬低“肉体”，说“肉体”是灵魂的“污秽的容器”。他探讨宇宙和物质的奥秘，对事物永恒的观念表示怀疑，说“我不信星球永恒不朽，也不信世界从古就有。”他相信必然和命运的力量，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由不得自己的，“哪一样都不能自由选择”。在宗教问题上，他承认真主的存在与全能，然而有时却又认为全部宗教都是荒唐迷惘的。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他处于难解的矛盾中，他抨击教士们的信仰不是出自理性。他在涉及善与恶的伦理道德问题上，显示出极度的悲观主义。他认为整个世界被恶所笼罩，而人们对恶又无法抵御，因为恶就在人自身之内。在把动物和人类相比之后，得出可怕的结论：“每一个生物，都对同类施以暴戾，/那最残暴的，却莫过于人类。”他分析善恶之源时，似乎倾向于这种观点：恶出于人的本性，善则是勉强而为。他主张善应出自自身而不应出于功利，同时强调善也要服从理性的指导，否则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善。
在论及社会问题时，他大胆指出：权势者不过是些贪欲者。他感到整个社会是腐败的，充满贪欲、愚昧、欺诈、奉迎，既然如此腐败，人只能退而行善。不过他对妇女却怀有成见，他几乎要与妇女为敌。他认为妇女无用而又追求享受，她们是迷惘之网，是一切恶的根源。他主张妇女戴面纱，不必受教育。热爱母亲的麦阿里，如此看待妇女，实在令人困惑。
麦阿里在《燧火》和《鲁祖米亚特》中表现出的悲观主义，既和他自己的不幸身世、残疾有关，也同当时社会的状况有关。他生活在阿拔斯后期，那是一个国势衰退、政治腐败、人心纷扰、失去希望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不能不给他本来就孤独的心蒙上更厚的阴影。不过，他悲观，但不厌世，他只是用这种“悲观”去警醒世人；他大谈恶的普遍性，却仍寄情于善。他的唯一希望不寄托于宗教，而寄托于理性，这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的最可贵之处。
麦阿里不但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散文作家。他曾写出《章节与目的》一书，用丰富的训诫和教诲警策世人。此书在内容上与《鲁祖米亚特》相似，是他复杂的观点的集合体，同时，此书也同样反映出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心中的苦恼。
《宽恕书》
麦阿的真正代表作是《宽恕书》，这是一部散文作品。正是这本书，使他成为一个值得写入世界文学发展史的人物。
《宽恕书》是他写给一个名叫伊本·格利哈的回信。此人曾在来信中向他提出许许多多重大问题，涉及历史、宗教、语言、哲学、文学等多种领域。麦阿里以复信的形式，将他的思想化为形象，用充满讽刺的天堂地狱故事，批判了宗教“宽恕”说的虚妄。他这样做，是对来信者伊本·格利哈攻击无神论者的巧妙回答。当然他并不仅仅对着这位挑战者。
《宽恕书》像一部宗教神话小说。它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伊本·格利哈游历天堂和地狱，充满传奇色彩。麦阿里在描写这位主人公乘骆驼去天堂漫游，后来又经过“魔鬼之乡”来到地狱。他发现，一些他认为该下地狱的诗人、文学家，却升上了天堂；而该进天堂的却进了地狱。他询问其中的原因，问入天堂者为什么受到宽恕？间入地狱的为什么没有受到宽恕？这些人一一向他细说端祥。这就是本书取名《宽恕书》的原因。
本书的第二部分，以答问的方式详尽地论述了伊本·格利哈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神秘主义、轮回说、泛神论等方面的问题。这一部分在艺术性上不能和第一部分相比，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地方。他否定“复生”、“还魂”、“轮回”等观念，很有现实针对性。
《宽恕书》是一部极严肃的书，却又采取了极诙谐幽默的小说艺术手法，在荒诞中批判了种各虚妄之说，是麦阿里的“理性”对社会的愚昧的一次胜利出击。
批评家认为，《宽恕书》是表明麦阿里“伟大才华的极高天赋”的重要著作。文学史家则一直在研究，但丁 （1265—1321）的《神曲》与麦阿里的 《宽恕书》（1032）为什么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