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希伯来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古希伯来人属于闪族的一支。它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游牧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草原,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侵入迦南,就是后来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当时的迦南人把入侵者叫做“希伯来人”,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人”(“河”是指幼发拉底河)。游牧的希伯来人比较强悍,迦南当地的原住民文化较高而性格较为柔弱,且曾经过埃及军的占领和蹂躏,元气大伤,终于逐渐被希伯来人所征服和同化。
  迦南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狭小地区(南北150英里,东西75英里),有高峻的山岭,也有丰腴的河谷。它夹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大国之间,是军事上的要地,也是商业上的交通要道。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时,迦南人便脱离游牧生活而从事定居的农业,在周围文化古国埃及、腓尼基、苏美尔、巴比伦的文化影响下,曾经创造了自己的“迦南文化”,并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时达到了全盛时期。但从那时以后,经过埃及军的全面占领,便开始衰落了。到埃及军撤退时(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纪)希伯来人便乘机入侵,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克服当地各部落的抵抗,逐渐定居下来,并且创造了自己的希伯来文字。
  到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希伯来人遇到一个新的强敌非利士人(一译非利斯提人)。非利士人是从地中海东岸附近诸岛上来的部落,被称为“海上民族”。他们已经知道使用铁器,武器比较厉害。他们占据了迦南的西南沿海一带几个设防城市如迦萨、迦特等,还把迦南改名为“巴勒斯坦”,意思是“非利士人的土地”。希伯来人对非利士人的战争频仍,在战争中产生了一系列史诗式的英雄人物,如基田、耶弗他、参孙等。
  公元前十一世纪和十世纪之间,埃及的国力中衰时,希伯来人乘机崛起,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由部落联合选择以色列族便雅悯部落的英雄扫罗,出来做第一个国王,统辖以色列和犹太各个部落,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王国,有利于战胜非利士人。但因为内部的不和,战争失利,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战场上伏剑而死。非利士人把扫罗的首级拿去示众,把他父子的尸首挂在伯珊城墙上。伯珊城原是埃及人在以色列腹地的城堡,后来成为非利士人的了。希伯来人南北的宗派偏见早就存在,北方的以色列人和南方的犹太人时常兄弟阋墙;扫罗是北方人,南方人不太信任他。扫罗的败死,和他的部下从南方犹太部落出身的青年将领大卫有关;大卫叛离了扫罗,投奔非利士人,大大削弱了以色列的势力。
  大卫利用扫罗死后的国内混乱局势,利用以色列和犹太各部落贵族中不满分子的合作而登上了王位(公元前1013—973年在位),建都于迦南人的古都耶路撒冷。这座著名的古城位于犹太部落的境内,是耸立于高山上的天然堡垒。大卫以此为砦堡,同四周的部落进行战争,同约旦河东的摩押人、亚扪人,和死海之南的以东人,以及西邻非利士人不断地用兵。战争的结果,大卫的王国强大了,同时,奴隶的人数大增,奴隶制度也大大发展了。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太而强盛以后,便大力进攻非利士,占领了名城迦特,把非利士人逐出以色列和犹太的境外。他还控制了从腓尼基到埃及的商队大道,促使商业繁荣。从那时开始,犹太人逐渐有了善于经营商业的传统。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公元前973-933年),是这个王国的鼎盛时代,他在大卫治绩的基础上使国家进一步繁荣富强起来。“所罗门的荣华”、“所罗门的智慧”成了世界性的成语。他对外不用武功,而用和亲的政策,交好四邻;对内则尽量歌舞升平,大兴土木,建筑豪华的圣殿、宫室和要塞。这时期正是希伯来文学开始发展的时代。
  所罗门的一代繁华,宫廷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上。他们对北方以色列族的剥削更加残酷,引起以色列人的强烈不满,酿成公开的由耶罗波安带头的起义。但起义一开始就被所罗门镇压下去了,耶罗波安逃亡埃及。
  所罗门死后,王子罗波安继位。不久北方以色列族的耶罗波安带头的起义又爆发了。因有埃及法老示撒(一译喜霞克)的帮助,起义胜利了,以色列人独立,另立一国。八十年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竟于公元前922年分裂成了南北对峙的两国。它们从此长期不和,双方都削弱了,而它们的邻国却增强了。
  以色列和犹太分裂后,南国犹太一直在大卫后代的统治之下;北朝以色列则频繁更换王朝,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前875年建立的暗利王朝,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可算是以色列王国的繁荣时代。这个王朝以撒马利亚为首都,其地处于国家的中央、肥沃的河谷中间,战略上非常有利的高地,居高临下,是一个坚固的要塞。但它的军事政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贵族发财,农民破产,贫民沦为奴隶。奴隶制度更加发展了,剥削也更加残酷了,引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明显地反映在文学里,特别是反映在“先知书”里。从公元前八世纪中叶起,“先知”们揭发、控诉了富人欺压穷人的现象。
  这两个南北对峙的小国,孤立而无外援,对强邻亚述的抗战耗尽了力量,而北朝以色列受害更深。公元前722年,亚述王萨缦以色最后摧毁了以色列王国,攻陷首都撒玛利亚而虏其王何细亚,以及臣民二万七千多人去美索布达米亚,并迁移巴比伦等地的人去占住撒玛利亚。以色列王国就这样亡了,它的二百年历史(公元前922-前722年)从此结束了。
  亚述灭了以色列王国之后,继续穷兵黩武,骄奢淫逸,自己也就走向下坡路。犹太王国则警惕起来,乘机加强自己,整顿内政,修整法律以缓和阶级矛盾,并开始形成犹太教的法规,强调爱国主义思想。但另一强邻——新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队,于公元前597年围攻耶路撒冷,终于在公元前586年彻底摧毁了它,带走了大量的俘虏。王公贵族、军队、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男女歌手等五万多人被虏到巴比伦去,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犹太王国从此也不存在了。这个王国存在三百余年(公元前922-586年),然后进入仰人鼻息的生涯。
  被虏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并不都做奴隶,其中有许多人从事手工业、建筑业的活动,有些人本是奴隶主、高利贷者、祭司和文士,甚至还有志士计划返回故国,重新恢复故都。最可注意的是先知们的政治、宗教活动。有名的先知以西结还做出复国建都的详细方案。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即居鲁士)战胜并统治了巴比伦,决定恢复耶路撒冷,作为征服埃及的据点,把被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批批地放回去重建都城,成立傀儡政权。这工作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初才完成。那时适值马其顿的亚力山大东侵,于公元前332年击败了波斯,占领了西亚广大的区域。不久,亚力山大病死,国土被三分鼎立,西亚地区大部由塞琉古王朝所统治,犹太人不堪残酷的压迫,于公元前142年起义,成立了马卡比王朝;但这复国的犹太人王朝只昙花一现,不久又被征服。公元前64年罗马的庞培东侵,将犹太夷为属国。公元后犹太人不堪罗马奴隶主的压迫,起义抗战达七年之久(公元66—73年),终于被残酷镇压,重建的京城和圣殿又被毁坏(公元70年)。古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到此结束。
  自从犹太人作了“巴比伦之囚”以后的五百年中,希伯来人挣扎在存亡线上;但这五百年恰恰是他们文化史上重要的时期——完成了一神论的犹太教义,重新编订了教规、信条,编纂了圣经,整理希伯来民族历代的文学遗产,作为民族文学的珍品而流传下来。这份希伯来的文学遗产,被后来的基督教徒所接受,编入他们的“圣经”,称为《旧约全书》,以区别于公元后基础教徒写的《新约全书》(《新约》对于基督教是比《旧约》更重要的经典,却不能算是希伯来文学)。按照希伯来的传统,他们的圣经分为三部分:经律、先知、圣著。经律部分即所谓“摩西五经”。先知部分包含史书和先知书(他们把史书称为早期先知书,后期先知除《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各为一卷外,其余十二小先知合为一卷)。圣著部分即诗文集十一卷,全经共二十四卷。
  此外还有“次经”即“逸经”十四卷,“伪经”若干卷,因为写作时代较晚,未及编入“圣经”;后经基督教徒选编了《旧约次经》。次经的原文多数是希伯来文,也有用希腊文写的。
  《旧约全书》被“七十士”译成希腊文(包括《次经》在内,至今为东亚教会所用)时正经被分为三十九卷,(十二小先知分为十二卷,其他如《列王记》等书的上、下卷也各分为两卷)。这三十九卷现在被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分述如下:
  (一)经书或法律书——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一部分成书最早,公元前444年就被确定为“圣经”了。它们的内容包括天地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等神话和族祖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等的传说,以及犹太教所订的教规国法,托名创国英雄摩西受命于天而写成的,所以被称为“经”或“律”。
  (二)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等十卷,是以色列和犹太立国到亡国的史记,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旧约》历史类中,原有《路得记》和《以斯帖记》实际上是小说。)
  (三)先知书——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下十五卷(《旧约》的目录中有先知书十八卷,其中的《耶利米哀歌》、《约拿书》和《但以理书》三卷,是诗歌和小说,应归入第四类“诗文集”)。所谓“先知”是先知先觉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忿怒地谴责社会的不平等,奔走呼号,演说、诵诗唤醒群众,警告欺压者。他们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正是国家处于多难之秋。
  (四)诗文集——有《诗篇》、《雅歌》等抒情诗集,有《箴言》、《传道书》等哲理诗集,有《约伯记》那样大型的剧诗和《路得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小说。这部分作品成书年代最晚,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50年之间;编入“圣经”的时间,最迟的在公元后100年左右。
  以上四部丛书,暗合我国《四库全书》或《四部丛刊》“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各卷的写作年代,上自公元前十二世纪,下迄公元前二世纪,其间经过一千年。被编为“圣经”的时间,最早的是“五经”,于公元前五世纪时,最晚的是《雅歌》,在公元后一世记,历时五百年。被收为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后,近二千年来,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各国翻译者的辛劳,传诵于世界各地,对于各国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摩西五经”是由四种资料汇编而成的,那些资料是根据古来流传的歌谣、神话、传说、风习和律法等由不同的手笔写成的。《创世纪》从创造天地的神话开始,说到洪水方舟、族长亚伯拉罕的西迁,定居迦南;说到以色列族的鼻祖雅各逃荒,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故事。这一卷充满着史诗性的故事,最为后代的诗人、作家所乐诵或用为作品的题材。《出埃及记》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摩西在万难中组织并率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逃出,在沙漠中流徙、长征而回迦南。《利未记》、《民数记》写旷野中苦斗的生活。后出的《申命记》写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民众演讲,宣布自己年老不能领导他们渡河,改由约书亚领导,并殷切告诫他们严守纪律、法规。演说辞流利、丰富,是希伯来修辞的极致;但成书时代较晚,其中所定的清规戒律,不是沙漠旷野长征中所需要的,不过是后人伪托摩西的英名,自神其教而已。
  历史书中的《土师记》用英雄史诗的故事来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土师”是身兼审判官和军事长官,智勇双全的英雄,如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等都有可歌可泣的事件引人入胜。《撒母耳记》上下二卷写王国的建立,主要是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列王记》上下卷写大卫以后的列王故事,特别是所罗门的行事和豪华生活。《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叙述的史实前后相衔接,可以合为一部完整的列王记。二书都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写的。但到公元前300年时又出了《历代志》上下二篇,从亚当说起,一直说到亡国被虏和放回时止,可说是古希伯来民族通史。该书强调血统关系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
  古希伯来的历史书表现出他们散文的特色:简洁、生动、有力,既有史实,又有传说故事和诗歌,颇有文学价值,和我国的史书相似。如《撒母耳记》下卷第九到二十章描述大卫的生活,其细节的描绘极为出色。第十八章写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反对父王,正当他起兵进攻朝廷时,大卫兵分三路去讨伐。临阵前大卫吩咐大将们要刀下留情,不要杀害年轻的押沙龙。战正酣时,大卫坐在城瓮里,瞭望人上城门楼顶瞭望报信;这时大卫的心理十分复杂,一面希望王军战胜,一面又愁自己的儿子丧命;当他从报信人口中听到儿子的死耗时,便哀哭着走上城门。这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
  “先知书”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束奇葩。先知大都有诗人的气质,所谓“先知的精神”:一方面是先知先觉之士,在社会处在危机的关头,大声疾呼,揭露富人的残暴,官僚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堕落,敢说真话而不怕杀头牺牲的殉道精神;一方面又有表达和鼓动的能力,所谓“先知讲道之能”,即富于热情的说教、政论和诗歌,能激动人心。马克思所说的“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多半是指“先知书”而言。
  这里所说的先知不是早期的先知。早期先知权力极大,如撒母耳有权给扫罗封为国王,女先知底波拉自己是个元首——士师。这里所说的是以色列将要亡国时兴起的先知,社会改革家或宣扬正义的志士。如劳动人民出身的阿摩司,在亡国前三十年就写《阿摩司书》警告以色列的君王和臣民。他目睹社会的不合理,就满腔义忿地大声疾呼:“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而出卖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蒙的灰也要垂涎”。
  (《哈巴谷书》是公元前六、五世纪之间写成的。作者是亲眼见犹太人被囚虏的先知,描写新巴比伦的骑兵比豹还快,如鹰鸟来抓食,骂他们的贪欲无底如阴间,不知正义。
  《旧约》的诗文集部分,是世界文学遗产中的珍品。其中以诗歌和小说为主(诗歌部分详见本章第二节)。希伯来的小说在公元前四世纪时才发展起来,最早的是《路得记》。
  《路得记》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作品,以“士师时代”的生活为题材,反映当时的生活,以古讽今,鼓吹团结互助,不歧视与异族结亲。当时的领导人物以斯拉、尼希米要求民族信仰的纯洁,鼓吹民族偏见,反对与异族通婚,已婚的也要退离。《路得记》反对这种过分的做法。故事是:寡妇拿俄米带了两个儿子去摩押逃荒,并在那里娶了摩押族的儿媳妇。两个儿子死后,她决定回故乡,儿媳之一路得,一定要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回家后,媳妇与农民波阿斯相爱而结婚,长老们也支持这个异族姻缘,相处得非常好。
  《约拿书》产生于公元前300年,也是反对狭隘的民族偏见的。情节很简单:上帝派先知约拿到敌人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去传道,约拿不愿意去。约拿坐船去他施地方逃避这个不愉快的使命。在海中遇到大风大浪,船将沉没;约拿知道这风浪是为他而起的,便说明来历,请水手们把他抛入海中,使风浪平静。他被抛入海后,便为大鱼所吞,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又被吐在旱地上。他既知罪,又经过再三的说服,才乐意到尼尼微去,在该城十二万居民中宣传教义,劝他们弃恶从善。
  《以斯帖记》作于公元前168-165年间,写两个希伯来人在波斯朝廷中为本民族斗争的故事,用以鼓励当时在叙利亚王安条克残酷压迫下的希伯来人矢忠于本民族,英勇机智地斗争,取得胜利。小说以相当老练的情节结构和高度的散文技巧写成,而且没有宗教气味。
  与《以斯帖记》同时出现的《但以理书》是一篇“启示”式的小说,用想象的幻境形象地教育人民要在极端恐怖的时代坚定胜利的信心。作者借历史上亡国被虏又被放回复国的事件,隐喻当前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统治下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公元前175年叙利亚王安条克高举希腊化的大旗,压灭希伯来文化,为希腊主神宙斯设祭坛,以牛羊和犹太人为牺牲。在极端恐怖的时代,产生了象但以理这样献身的志士,在马卡比家族的领导下,于公元前165年夺回耶路撒冷,建立了马卡比王朝。小说的头六章写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被虏到巴比伦时的情况,后六章写他所见的幻象,其中有四只怪兽从碧绿的海水中翻腾起来,象征四个帝国——巴比伦、米提亚、波斯、希腊,必将如海市蜃楼般消散。天使长米迦勒启示他要坚强地斗争,坚定信心,终必胜利。关于作品的写作目的,恩格斯说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象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证实自己预言的效验的办法,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4页。)《但以理书》是启示文学的白眉,据说其后至少产生过十五种以上这类的作品。未收入《旧约全书》的“次经”中就有启示文学的作品《以斯特拉书》卷下和“伪经”中的《以诺书》、《以赛亚升天》、《巴路克启示录》等。启示文学的写作方法是象征主义的,用高度的形象性,隐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次经全书》十四卷中有八卷是《旧约》的补篇,如《以斯帖补篇》、《以斯拉》上、下篇,顾名思义为同书补篇;《苏撒娜的故事》、《彼勒与大蛇》、《三青年之歌》则为《但以理书》的补篇。智慧书两卷——《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内容丰富,文字美丽。历史书两卷——《马卡比传》上、下,记马卡比家为首的革命事迹,可以激起爱国心。《托比传》为传奇故事。最可注意的是《犹滴传》,写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深入敌营,智斩敌军将领的故事,标志着希伯来小说艺术的发展水平。
  总观古希伯来文学遗产的特点是:一、它反映希伯来民族的发展和王国兴亡的全部历史。它的背景是原始氏族末期和奴隶制社会。二、最早的作品离我们已经三千多年了,最晚的也二千多年了。其思想特点是一神论犹太教思想。两、三千年前奴隶制的民族,都信仰宗教,而希伯来民族尤为突出。它的文学思潮以宗教为中心。它最初不是严格的一神教,在被巴比伦俘囚后才逐渐完成犹太教义,编成圣经,成为后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书的土壤。三、它受过四邻文化古国的影响,如天地创造、洪水方舟等神话和巴比伦的极相似;“智慧文学”深受埃及的影响(注:智慧文学包括《箴言》、《传道书》,在古代埃及曾流行这种文体,且给希伯来以影响。参阅上章《古代埃及文学》第二节。);戏曲、牧歌和小说等受希腊的影响。四、希伯来文学的风格是简洁、生动,高度的形象性。五、它被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对世界各国的文学,特别是对欧美文学有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六、它和希腊神话、史诗一样有“永久的魅力”,到现在还能受到各国爱好文学者的欣赏,虽然他们绝大多数不信犹太教和希腊教。  

   第二节 希伯来的诗歌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对近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抬头而歌唱起来,但那些歌的性质并非一致,印度和希腊是在歌中讲故事,近乎小说戏剧,篇幅很长;而中国和希伯来“则都唱着以人生为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他又说中国从《三百篇》到北宋二千年间的文学史主要是诗的历史;从南宋起转变了路线,接受外来的影响,走向小说、戏剧的时代。我们同意这个看法,在考查古希伯来文学时,注意到它虽只一千多年的文学史,也有同样的动向:它起初也以诗为主,在后期(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受了西亚各国和希腊的影响,才发展了小说和戏曲。
  希伯来诗歌在形式上的特点是不用脚韵。希伯来文的字母只有声母而没有韵母,所以他们的诗歌不押韵。他们诗的标志是“并行体”,有两行并行的,有三行、四行并行的。两行的如《箴言》第十五章第一、二节:
  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智慧人的舌头,善发智慧;
  愚昧人的嘴吧,吐出愚昧。
  三句并行的如《诗篇》第一篇的头三句: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四句相并的如《诗篇》第一百十四篇形容神的威严:
  沧海看见就奔逃;
  约旦河水也倒流。
  大山踊跃如公牛;
  小山跳跃如羊羔。
  这种并行句式的诗律,虽无脚韵,却有情思上的节奏。它也不同于我国的对句,却是意识、气运上的律吕,生活韵律的美感。它不象我们律诗中对句要求句对、字对、平仄对;而常有下句加强上句的作用,如《诗篇》第六十五:
  你使诸海的呼啸止息,
  使其中的波涛和万民的喧哗安静。
  你的表情使地极之人都害怕,
  使日出、日落之地尽都欢呼。
  也不是每首都从头到尾都并行,只在感情来潮时并行起来。
  希伯来的诗歌不用脚韵,却常用“贯顶”法,按照希伯来文二十二字母的顺序,安排在二十二节首句的句首。即从第一个字母“阿雷弗”做为全诗第一节的第一字母,以第二个字母“背斯”做为第二节的第一字母……以最后一个字母“刀”做为末节的第一字母。《诗篇》中第二十五、三十四、三十七、一百十一、一百十九和一百四十五等篇都是这样的贯顶体式。最雄大而组织最严密的是第一百十九篇,全诗一百七十六节,分为二十二解,每解八节用一个字母为首,把二十二个字母依顺序安排在各解之首。这是《旧约》中仅见繁复谨严的贯顶诗律。
  希伯来诗的风格也有其特点:一是绝妙的形象化,有明喻、暗喻和象征的笔法;二是常用拟人和夸张的手法;三是凝练和生动的语言以及对称、平衡的意想。
  《旧约》中最大的诗歌集是《诗篇》,收录一百五十篇,其中最早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大卫的作品,最晚的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大卫是牧羊人出身,从幼年时就善于弹琴唱歌。他的时代比希腊的荷马还早,他聪明勇敢,被尊为伟大的国王。他的子孙世代为犹太王国的君主,一直到亡国时为止。一部《诗篇》被称为“大卫的诗”;其实这部诗集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诗集中有许多诗题名为“大卫的诗”。这四个字在希伯来文有两种意思,一是大卫的手笔,二是献给大卫的诗。《诗篇》主要是抒情的。感情真挚,其中有不少是在巴比伦做俘虏时的作品,如第一百三十七篇: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
  一想起锡安耶路撒冷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虏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诗篇》的诗多数是合乐的,常注明“交与伶长”“用丝弦乐器”,“用迦特乐器”。其中也有用填词的方法写的,注明“调用麻哈拉”、“调用百合花”、“调用第八”、“调用远方无声鸽”、“调用不要毁坏”等。诗多抒情,有表现个人的情绪,有表现忧国忧民的情绪,笔端常带宗教的感情,被视为犹太人的赞美诗。
  《箴言》一名《所罗门的箴言》,是另一种大规模的诗集,是“智慧文学”中最主要的一卷,被称为哲理诗的“集中之集”,是经过精选的。如云: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吃素菜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这些是人民的智慧结晶。书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是从“巴比伦之囚”放回来以后所收集的,表现这个民族经过多难多灾之后,见识多了,老成了。
  另一本美丽的哲理诗集《传道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50年到200年之间,大概是一个哲学家的手笔。那时希伯来人受到马其顿王朝的血腥统治,本族文化受到希腊文化的压制,人心沮丧,社会腐化,影响作者的人生哲学。全书充满着人世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人生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少年人哪,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心所爱看的。”《传道书》所传的只是低沉消极之道,是颓废的乱世亡国之音。
  《约伯记》是《旧约》中最雄大的作品,是修辞华丽的哲理剧诗。大约是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从巴比伦之囚回归,重建都城时的作品。剧诗的引子是说明约伯的来历,接着是天上序幕,上帝和撒但约定,由撒但去考验约伯,看他是否真正义人,信心是否坚定。于是约伯接连遭到不幸,牛羊成群成群地失去,七子三女都死光,自身又长满了恶疮,疼痛难忍。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时,却说他一定犯了天条,罪有应得;约伯自己知道没有罪,受了冤枉,他和三个朋友辩论得很激烈。后来一个青年人出来,代表剧中的合唱队说话,拿出新见解,说受苦是上帝给人的锻炼。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约伯。正在辩论中,风云骤变,上帝在暴风雨中说话,证明约伯是义人,在极端的苦难中,怀疑并责难上帝是当然的。剧曲的结构颇似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约伯记》作者生活的年代比埃斯库罗斯稍晚,约与阿里斯托芬同时,可能受希腊剧的影响。《约伯记》所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对于这个问题,《约伯记》辩论的结果,也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这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剧中的人物都是氏族时代的富裕酋长,犹如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人物都是神仙、国王、贵族一样,都是阶级社会形成前后时期的人物。在那个过渡的社会中,贫富的悬殊已经出现,约伯指出了侵吞穷人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剧中的上帝和撒旦之间,既对立又合作。上帝在剧的高潮中出现,但没有为约伯解答问题,只是肯定他是义人,为他昭雪冤案,并说他怀疑、责问上帝是应该的。剧中的撒旦不是恶魔,而是天上一个巡检,在地球上往返巡游。他怀疑一切,对上帝所称赞的义人要作进一步的考验,最后却证明约伯是好人。剧诗表现了实事求是、辩证地探讨问题的哲学头脑,在《旧约》中是突出的。
  《次经全书》中有两大卷智慧书,是当时哲理诗的精华。《所罗门智训》显然受了希腊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有了灵魂不灭、命运、良心等思想。《便西拉智训》为智慧与虔诚的混合物,共约二千五百格言,为早期基督教教会所重视。有人说这两卷书是《新约》著作的指导思想。
  还有两卷动人的抒情诗值得注意,那就是《耶利米哀歌》和《所罗门雅歌》。
  耶利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生在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性的先知诗人。他活动于公元前626-585年之间,历尽沧桑。他目睹亚述的灭亡,新巴比伦的西征,埃及大军的北上,两雄作龙虎斗时,犹太王约西亚出战于米吉多平原而阵亡(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犹太国王约雅斤和大臣们被虏(公元前597年)以及京城的彻底被毁灭,最后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权(公元前586年)。这就是耶利米所处悲剧的时代。
  取利米热情善感,出生于一个乡村祭司的家庭,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做正义的呼吁(公元前626年),常因直说统治者的罪恶,并预言将亡国,祖国必将遭受强邻的蹂躏而被逮捕,关禁在地牢或警卫队的院子里。每次国家的危机加紧时,他总是大声呼吁、警告,总是被捕、关禁,直到国家的最后灭亡。
  亡国是他的时代悲剧的高潮,在他悲愤时,用彩色写下著名的“哀歌”五首,被后人尊为民族的绝唱。《哀歌》以后虽也产生过不少诗歌,但做为民族喉舌的歌声,就没有更雄大的了。《哀歌》也是希伯来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它(除第五歌外)不仅用严格的“贯顶体”,而且创造了“气纳体”的句法。气纳体句法在句中间有间歇或停顿,象征哭泣吞声,不能一口气说出来,说到半句停顿一下,表示呜咽不成声的样子。我国的“骚体”在句中用个“兮”字,有些仿佛。《耶利米哀歌》每句中间停顿,顿前三人音步,顿后两个音步。例如第四歌的前十节,可用骚体拟译如下:
  一、何黄金之变色兮,纯金黯淡,
  彼神阙之圣石兮,弃诸路畔!
  二、叹锡安之众子兮,贵比精金,
  今贱于陶工手兮,所制瓦瓶。
  三、顾猛犬能哺幼兮,厥性柔和;
  何民女而犷悍兮,沙漠之鸵。
  四、彼婴儿之失乳兮,舌贴焦膛,
  儿求饼而嗷嗷兮,孰与干粮?
  五、享珍馔之王孙兮,伏路孤寒,
  曾衣锦而褥朱兮,偃卧粪壤。
  六、所多玛之速亡兮,非为人力,
  今我民之罪愆兮,更为可耻!
  七、昔贵胄白于乳兮,皎皎如雪,
  丰润胜于珊瑚兮,冰清玉洁。
  八、今尘容之黎黑兮,莫识于途,
  形憔悴而销铄兮,枯如槁木。
  九、毋饿死于饥荒兮,宁蹈白刃,
  不得田园蔬果兮,衰竭昏晕。
  十、哀吾民遭屠戮兮,民女不仁,
  亲烹儿婴而食兮,腹饥难忍!
  这十节是一个主题,就是以京城的今昔对比来哀叹亡国之恨。从第十一节起,认识国人所犯的过错,致遭天罚。其他四歌内容各有不同处,第一歌哀叹耶路撒冷劫后的惨象:
  一、峥嵘繁华之城兮,今何凄楚!
  列国之佼佼者兮,萎如寡妇;
  诸城中这帝后兮,降为奴仆。
  二、彼痛哭于中夜兮,涕泪纵横,
  亲友中不见人兮,向彼慰问!
  知心亦怀鬼胎兮,视若敌人!
  三、犹太遭受放逐兮,苦役酸辛;
  窜居异国流浪兮,举目无亲;
  迫害者乘人危兮,狭路相寻!
  …………
  第二歌审讯耶路撒冷,谴责其罪恶。第三歌自我叹息,祈求解救。第五歌祈求安慰和复兴。《哀歌》中惟独第五歌不用“贯顶体”,而且诗节特短,节数仍为二十二节。其最后四节祈求祖国的复兴:
  一九、主乎,尔国永祚兮,江山万古!
  二○、何为乎长忘余兮,弃置不顾?
  二一、主如恢复余兮,余必复兴如故。
  二二、如弃绝余兮,其为怒也逾度。
  《哀歌》是一个抒情的组诗,很明显地表示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思想。无论是描写京城的改色,败瓦颓垣的景象,人民的贫困、苦难,还是自己谴责前非,祈求复兴,都是出于爱国的至诚。耶利米不是国君,而是爱国的志士,他的哀歌,既有深切沉痛的悲愁,深刻的自咎,又有复兴故国的祈愿。在诗人的身后,果见旧京耶路撒冷的重建,在惊涛骇浪的艰苦挣扎中延续了几百年。后来他们每逢国耻纪念的集会,必定朗诵歌唱《耶利米的哀歌》。他们的人虽然漂泊于世界各地,《哀歌》所表现的精神纽带依然存在。但这个精神纽带和复兴祈愿,都只寄托于神的意志,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同时也是二千五百年前的时代局限,也是民族思潮的局限。
  《耶利米哀歌》的艺术特点值得注意:它用严格的“贯顶体”和“气纳体”的韵律,是希伯来诗歌中格律最严整的作品;其次是高度的形象性,如在第二歌中说神发怒,使黑云压城,把荣华从天上扔在地下,象火焰四围吞灭、烧毁雅各的子孙,使外郭和内城都悲哀,城墙流泪成河,昼夜不息。这种拟人化、象征化的笔法,也是诗歌的特色。
  《所罗门雅歌》或《歌中之歌》是精选的抒情牧歌集。这一卷迷人的抒情诗是什么诗体的问题,二千年来众说纷纭。到了近代,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是恋歌集,1778年,德国浪漫派诗人海德尔提出这一主张;第二种,说是戏曲,在三世纪时奥里根首先这样主张,后来的诗人歌德也这样看;第三种,说是抒情体的牧歌,这是本世纪美国摩尔登在《圣经的文学研究》中这样分析的。
  恋歌集的说法也言之成理,因为若把《雅歌》拆散开来,其中的恋歌多数是可以独立成诗的。但它有人物、有故事,有统一的主题和情调,看来不是简单零星的恋歌集子。戏曲说也有道理,因为它有戏曲的对唱,有完整的故事(歌中没有直接讲故事,但隐约中可以揣摩);不过就诗歌的体裁分析,戏曲说也有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是,戏剧情节的发展要有顺序,不能一开幕就是结婚,以后再演初遇,相爱。至少在古剧中没有这样写的。其次,戏剧的台词必由角色说出,作者自己不能随意插话。因此,牧歌说较为合理。牧歌这种诗体最初发生在古希腊文学史的后期。公元前三世纪时的提奥克里特被称为牧歌诗人的鼻祖。《雅歌》产生的年代要比希腊牧歌的产生晚一个世纪,很有可能是受了希腊的影响而产生的。那时候西亚一带是在希腊化文化的笼盖之下。若从牧歌的体裁看,我们很容易揣摩《雅歌》的情节,它是这样的:在一个明媚的春天,所罗门王到利巴嫩山林中自己的葡萄园去游玩,不意遇见一个书拉密的牧女,惊为天人,便向她求情;她却翩然遁入山林。所罗门想尽方法都不能再见她。最后他乔装为牧童,只身独往山中,在朝阳初升,雾露未晞时对她高唱情歌,使她堕入情网。定情之后回宫去,用正式的婚礼迎她入宫。全诗可以分为七篇牧歌:
  第一篇是结婚,按当时的礼俗,新郎把新娘抱进屋里去。
  新娘:我的爱人,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
  以松树为椽子。
  我是沙仑的玫瑰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新郎:我的佳偶在女子中,
  好象百合花在荆棘内。
  新娘:我的爱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
  我欢欢喜喜坐在它的荫下,
  尝它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他带我进入筵宴之所,
  他以爱为旗帜高扬在上。
  第二篇牧歌是描写新娘回忆爱人初次来求爱的情景,一个春天的早晨,他的歌声使她沉醉。
  听阿,我的爱人的声音,
  看阿,他蹿山越岭而来。
  二人同去赏玩春日的佳景,并谈到田园的乐趣,葡萄园的小狐狸,以及甜蜜的梦境。
  第三篇牧歌写订婚那天的情形。王者用豪华气派来迎接牧野的书拉密女郎:
  我的新妇,和我一同离开利巴嫩……
  从有狮子的洞窟,
  从有豹子的山林。
  第四篇是新娘做的恶梦。明明听见爱人在敲门,说:“请给我开门,我的妹妹,我的爱人,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因为我的头满是露水,我的头发被露滴湿。”等她穿好衣服开门出来时,他却不见了,四处寻找,打听,焦急万分;终于找到了,转忧为喜。
  第五篇是国王想念他的情妇。先称赞情妇的美丽,说:“求你掉转眼睛去,不要看我,因你的眼睛使我惊乱。”他想起“六十王后,八十妃嫔,还有无数童女,”都没有书拉密女郎的十全十美。
  第六篇是牧女在王宫里住得腻了,怀念当初在山林时初恋的快乐。她请求丈夫一同旅行到利巴嫩去。
  我的爱人,来吧,我们可以往田间去,
  我们可以在村庄住宿,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放蕊没有。
  在那里我要将爱情给你。
  风茄放香,
  在我们门内有各种佳美的果子。
  第七篇,他们回到了利巴嫩,众女子出来欢迎这一对情侣。在山林朴素的生活中,达到爱情的高潮。他们坐在绿荫之下,和煦的南风吹动他们的衣襟。她唱道:
  求你将我在你心中打上印记,
  如你将印记打在臂上一般;
  因为爱情如死一样的坚强,
  嫉妒如坟墓一般的残忍!
  这七篇描写恋情的牧歌,从头到尾没有提起神,没有任何宗教的气味;它在《圣经》中是一枝清新自然的奇葩。它的艺术特点也是很突出,高度的形象性中带有深刻的象征性。它是《旧约全书》中最晚出的一卷,却是古希伯来民族遗留给世界各族人民的一束最鲜艳的花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