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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英国宪章运动、1848-1849年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是波兰，在1830年11月出现了由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随着波兰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1846年2月在克拉科夫发生了由爱德华·邓波夫斯基领导的、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暴动，加里西亚的农民也相继起事，但都被奥地利当局所镇压。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848年法国2月革命以后，波兰各地纷纷发难。1863年在俄国统治的地区，以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为代表的“红色分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迫使沙皇当局在1864年也实行了“土地改革”。从这时起，波兰就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捷克在西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1848年6月在布拉格，接着在各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从此长期遭受奥匈帝国的统治。
在匈牙利，这个时期发生了科苏特·拉约什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1848年3月，首都佩斯的工人、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首先起事。同年9月，奥地利军队入侵，引起匈牙利人民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虽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所挫败，却在匈牙利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密切注意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给予它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这样写道：“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terreue
rouge［红色恐怖］来对抗terreue blanche［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
在1848年的罗马尼亚，瓦拉几亚、摩尔我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都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最后因为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的阴谋破坏和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则失败。特兰西瓦尼亚一带的革命还遭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军队的镇压。
在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大批爱国志士如瓦西尔·列夫斯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876年的四月起义，虽然遭到土耳其人的扼杀，但它在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也组织过多次暴劫，但都被土耳其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这一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所表现。
在波兰，1830至1831年的起义在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的创作里得到了反映。他出身于一个文学教师的家庭，他早期发表的《自由颂》、《颂歌》、《库里克》(谢肉祭节)等革命诗歌赞颂了1830年11月华沙起义，发生过很大影响。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国外，最后侨居巴黎，写了不少剧本和诗篇。1834年发表剧本《科尔迪安》，描写波兰人民如何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也揭示了贵族在斗争中的软弱性。1841年写成的长诗《别尼奥夫斯基》和剧本《方泰齐》，更进一步体现出他的革命观点和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一时期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散文作品逐渐代替了诗歌。如小说家约瑟夫·科热尼奥夫斯基(1797-1863)、约瑟夫·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7)、特奥多尔·叶什(1824-1916)等人，都是在这时候从事写作的。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时期涌现许多作家，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运动。约瑟夫·卡耶坦·狄尔(1808-1856)是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在1834年写成的剧本《菲德洛瓦奇卡》(鞋匠节)中的民间歌手马雷什所唱的《我的故乡在哪儿》，1918年被采用为捷克国歌，一直流传到现在。他还写过以十五世纪末捷克矿工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剧《库特诺山的矿工》(1847)，和表现捷克宗教改革家杨·胡斯战斗的一生的历史剧《杨·胡斯》(1848)。讽刺诗人卡列尔·哈弗里切克—鲍罗夫斯基(1821-1856)在他的诗歌中，尖锐地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民间文学研究家和诗人卡列尔·雅罗米尔·爱尔本(1811-1870)专门研究和搜集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故事，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诗集《花束集》(1853)，在捷克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女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1820-1862)是这一时期捷克重要作家之一。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庄园的马夫的家庭，从小就热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间文学，并且熟悉农村生活。她1843年开始写作，这正是捷克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时期。她的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长夜》、《卡尔拉》、《野姑娘芭拉》、《穷人》、《好人》)，描写了捷克的农村生活和风土人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外祖母》(1855)。作者在书中塑造出一个普通的捷克农村妇女的形象，并通过她再现了农村的古老风习，介绍了各种民间传说。这部小说为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已经成为捷克家喻户晓的一本名著。
在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路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于1845年创办《斯洛伐克民族报》，宣传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思想，为创建斯洛伐克的文学语言作出了贡献。1862年在斯洛伐克成立民族文化团体“斯洛伐克学会”，出版斯洛伐克文书籍。这个时期从事创作的有诗人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和杨·鲍托(1829-1881)等。杨科·马图什卡(1821-1877)的《雷电在塔特拉山上空轰响》(1844)一诗，被认为是对奥地利帝国统治的抗议的歌声。这首诗和狄尔的《我的故乡在哪儿》，后来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国歌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沿用至今。
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在1848年发展到最高峰，这一斗争在革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诗歌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和裴多菲同时的另一位杰出诗人是奥洛尼·亚诺什(1817-1882)，他根据十四世纪匈牙利人民英雄多尔第·米克洛什的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多尔第》(1847)，和裴多菲的长诗《亚诺什勇士》具有同等地位。在散文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约卡伊·莫尔(1825-1904)。他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律师家庭，参加过1848年3月起义，但事败之后就离开革命队伍，专门从事写作。他是个多产作家，先后写过110卷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1854)、《卡尔帕蒂·若尔坦》(1854)、《铁石心肠的儿女》(1869)、《黑钻石》(1870)、《金人》(1873)等描述匈牙利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晚年又写成中篇小说《黄蔷薇》(1893)。约卡伊是匈牙利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但他的作品也带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为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罗马尼亚，诗人格里高利·亚历山德雷斯库(1810-1885)的作品，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诗人和剧作家瓦西列·亚历山德里(1821-1890)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写过不少民歌体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他的《罗马尼亚的觉醒》(1848)等爱国主义诗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他的创作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保加利亚，这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革命诗歌最发达的时期。诗人多勃里·钦图洛夫(1823-1866)写出了《起来啊，起来啊，巴尔干的英雄》等爱国主义诗歌。彼特科·斯拉维伊科夫(1828-1895)的《给保加利亚人》(1879)和长诗《大队长鲍伊卡》(1873)，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和决心。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革命诗人和政论家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占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一个进步教师的家庭，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决心反对土耳其人的奴役。1867年他亡命罗马尼亚，在流亡期间同保加利亚革命领袖瓦西尔·列夫斯基等人相识。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四月起义，波特夫率领一支两百人的队伍，横渡多璃河，进入保加利亚境内，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在五月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波特夫的一生很短促，他只活到二十八岁，但他留下的诗歌和政论却对保加利亚民族解放事业和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诗大都是在1870年前后写成的，其中以《告别》(1868)、《哈吉·迪米特尔》(1873)、《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1876)等最为有名。《哈吉·迪米特尔》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去的人，
他永生不死：大地、天空、野兽、自然，
都要为他哭泣悲伤，
歌手们也要用歌曲来将他颂扬……
这几行诗在保加利亚尽人皆知，它们好像是波特夫为自己战斗的一生所作的写照。波特夫之后，很多保加利亚爱国志士都是唱着这几行诗从容就义和英勇牺牲的。
在塞尔维亚，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继续进行搜集和编辑塞尔维亚民间史诗的工作。在斯洛文尼亚，出现了诗人法朗塞·普列舍伦(1800-1849)，他在1847年出版的诗集中收集了他的优美的抒情诗作。在门的内哥罗，诗人彼得·涅果什(1813-1851)在著名诗剧《山地花环》(1847)中，描写了十八世纪初门的内哥罗人民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
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正在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学，号召人们抛弃土耳其语和希腊语，改用祖国语言进行教学和从事写作。意大利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居留地出现一种“阿尔别列什(阿尔巴尼亚的古名)文学”，其代表人物是耶罗尼姆·德·拉达(1814-1903)，他著有浪漫主义长诗《密洛萨奥之歌》(1836)。后来他又发表长诗《无辜的斯坎德培》(1872-1884)，来歌颂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对土耳其人的英雄战斗。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里，匈牙利的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出生于一个农村屠户的家庭，自幼清苦度日，没有读完中学就独自出外谋生，当过兵，做过演员，浪游过很多地方，非常熟悉劳动人民的苦难。他热爱匈牙利的诗歌，1838年开始写诗。早期作品带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并具有民歌的自然与纯朴的特色。
裴多菲在1844-1845年所写的诗歌，鲜明地表现出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贵族》、《反对国王》、《匈牙利的贵族》等诗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爱国者之歌》、《生和死》、《祖国颂》等作品，反映诗人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
1844年是裴多菲向民歌学习的丰收年代。这一年他写成两首长诗：《农村的大锤》和《亚诺什勇士》(旧译名《勇敢的约翰》)。《农村的大锤》是一首讽刺史诗，诗人用辛辣的语言讥笑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并对贵族地主表示憎恨和蔑视。《亚诺什勇士》是一首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英雄叙事诗，它通过主人公——贫穷的青年牧羊人亚诺什的经历，表现了匈牙利人民抗暴政、求解放的热烈愿望和斗争精神，诗中也充满着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
1846年，裴多菲的思想和创作生活中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从这年春天起，他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编辑刊物《生活场景》。他在1846和1847年所写的诗歌如《我梦见流血的日子》、《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骨气》、《蒂萨河》、《为了人民》等，都洋溢着渴望战斗的革命热情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的赞颂。从此裴多菲就用诗歌当武器来为人民的斗争事业服务。像《致十九世纪的诗人》、《致奥洛尼·亚诺什》、《穿破烂衣服的士兵》、《诗歌》等诗，都明确地表现了诗人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观点。他在《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中这样写道：
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
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在《穿破烂衣服的士兵》中他又写道：
我的连队，我站在你们的士兵当中，
我和你们一同作战!
我用自己的诗歌作战……
我的每一首诗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
1847年2月间，裴多菲读了奥洛尼的长诗《多尔第》以后，立即写成《致澳洛尼·亚诺什》一诗，和奥洛尼结下终生的友谊。他在写给奥洛尼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他对于诗歌的信念：“不管人们怎样讲，真正的诗歌总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同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临近了，而这正是这个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为了几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千百万人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1848年初，革命浪潮席卷全欧，3月间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斗争，裴多菲成为这场斗争的旗手，他的诗歌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重要武器。3月15日，裴多菲领导下的激进青年在佩斯发动起义。当革命群众聚集在国家博物馆前面时，裴多菲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民族之歌》。这首著名的革命诗歌成了3月15日佩斯起义的宣言：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现在干，或者永远不干!
是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选择!——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这一时期，裴多菲写了许多革命诗歌如《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大海汹涌着……》、《匈牙利人民》、《自由颂》、《把国王绞死》等，这都是人民革命热情的集中反映。同一时期写成的长诗《使徒》，描述一个怀抱着崇高理想、为人民献身的革命家锡尔维斯特所经历的艰苦生活道路和斗争的历史，他最后因为谋杀国王被判死刑。这首长诗充满着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对专制暴政的无比仇恨，但也反映了裴多菲的世界观的局限性。锡尔维斯特是个“孤独的革命家”，他热烈地期望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诞生，但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缺少联系，他不是组织人民起来斗争，却把希望寄托在暗杀国王的行动上，这正是他最后遭到失败的原因。
1848年秋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向刚刚获得解放的匈牙利进攻，以科苏特为首的护国委员会成立，开始训练国民军，进行保卫祖国的独立战争。这时裴多菲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表现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对叛徒的切齿痛恨，号召大家起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1849年初布达佩斯失守，裴多菲写出《战歌》和《爱尔德利的军队》，用激昂的诗句鼓舞战士们。就在这年七月，裴多菲在作战中牺牲。
裴多菲的诗歌在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裴多菲所追求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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