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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族中的先进人物。到五、六十年代，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阶段，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俄国。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以监视对政府和教会不满的人，搜索秘密团体；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宣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如三十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暴动”。连沙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的一座火药库。”
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谬论，用以维护专制农奴制。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保证”，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而俄罗斯民族则生性“虔诚”、“温顺”。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和格列奇(1787-1867)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进步知识分子则加以嘲笑，并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三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出现许多学生小组。赫尔岑小组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宣传反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探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研究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向往改造社会的事业，但脱离俄国实际，流于空谈。四十年代发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斯拉夫派站在保守贵族的立场，反对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回到古代宗法社会去。西欧派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提倡走西方的道路，赞扬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抨击农奴制，嘲笑斯拉夫派的复古主义；但他们只要求改良，害怕革命。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不同的是革命民主派，其代表人的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他既反对斯拉夫派对古代社会的美化，又批评西欧派对资本主义的膜拜。他站在农民方面，同专制农奴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极力为农民争取政治权利。他认识到俄国的前途要靠农民起来解决。与别林斯基共同战斗的，还有贵族革命家赫尔岑，他在哲学上认识到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沙皇对思想界反动统治的强化，使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被谋杀，谢甫琴科被流放，别林斯基受到密探的监视。但是进步作家仍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高压，在作品中表现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批判精神。莱蒙托夫继承普希金的诗歌传统，用“注满了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向尼古拉暴政挑战。平民诗人柯里佐夫(1809-1842)写了反映农民疾苦的纯朴诗篇。果戈理用讽刺的武器和卓越的艺术描写，揭发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确立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但一伙反动文人却大肆攻击进步文学，说果戈理的作品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是对俄国的“诽谤”，并把他贬为低贱的“自然派”。别林斯基给反动文人以猛烈的回击，用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自然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自然派”的特色就是真实描写和严肃批判农奴制社会的黑暗面，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因而是当时俄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文学流派。别林斯基的理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与发展主生了很大影响。四十年代后半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开始创作，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描绘平民和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族，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八三四年入骠骑兵团服役。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837年普希金遇害，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孤帆》(1832)便是一例。这反映出，在贵族革命阶段，进步贵族一方面憎恶现实，另一方面又远离人民，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因而陷入悲观的境地。《诗人之死》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诗人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鲍罗金诺》(1837)通过一个老炮兵的回忆，歌颂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人民的英雄气概。1838年所写的《咏怀》，对贵族青年的冷漠怯懦的生活态度进行谴责。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已开始认识到两个对立着的俄国。从1841年的《别了，满目疮痍的俄国》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国的无比憎恨，《祖国》(1841)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的喜爱。
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8)，写伊凡雷帝时代一个沙皇近卫士侮辱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妻子，被商人在拳斗中打死，商人被沙皇判处死刑。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反专制倾向。
基本上是1838年完成的叙事诗《恶魔》，通过恶魔对一个格鲁吉亚女朗的爱情，歌颂他的叛逆精神，同时也指出他是孤独的。叙事诗《童憎》(1840)的主题仍然是赞扬叛逆者，诗里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村少年——童僧，他逃脱牢狱般的寺院，企图回到故乡去寻找自由的生活。他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走了三天，途中和豹子搏斗，虽然获得胜利，但自己也受了重伤，被人找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作者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但这个单枪匹马地反抗的“英雄”，仍以悲剧结束了他的斗争。长诗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情景交融地表达出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是俄国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毕巧林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感到厌倦，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因此他苦闷彷徨，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求得个人的一时快慰。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于是痛苦绝望，否定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悲观厌世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部分进步贵族的社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的形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贵族青年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
小说抨击了造成毕巧林这种性格的贵族社会，同时也谴责了毕巧林的缺点。但作者又对他充满惋惜和同情，为他的缺点开脱。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莱蒙托夫的作品渗透着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不满与抗议，从艺术方面看，他是继普希金之后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兼而有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曾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1828年中学毕业后，他抱着当一名法官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去到彼得堡。彼得堡的官僚社会使他失望，他当了一名小职员，生活贫困。1831年，他结识了普希金。1834到1835年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1836年，他的《钦差大臣》上演，他遭到反动贵族的诽谤，被迫出国，长期居住罗马。果戈理晚年由于长久脱离俄国现实，又受了斯拉夫派和宗教的影响，思想转向反动。
果戈理第一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其中神话、传说、童话成分同现实生活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作者谴责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嘲弄魔鬼、妖精和巫师，歌颂人民的勇敢、机智和爱国精神，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氛。但有的故事具有神秘色彩。
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包括四篇作品。其中的《旧式地主》描叙一对所谓善良的地主老夫妻，他们除了吃，就是睡，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荒芜，主人公们也无声无臭地死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写两个“体面”的绅士因细故结仇，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在这两篇小说中，果戈理以幽默讽刺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猥琐、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别林斯基曾指出，“含泪的笑”是这些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果戈理嘲笑地主生活，他的笑的目的是企图引导读者深思社会问题，但“含泪的笑”本身也包含着作者对他本阶级的同情。《塔拉斯·布尔巴》描绘了十七世纪初期哥萨克反对波兰贵族侵略的英勇斗争。主人公是歌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他勇猛豪放，热爱哥萨克集体，亲手打死了叛变投敌的小儿子。作者热情颂扬老队长、他的长子和全体英勇的哥萨克时，实际上也是在狠狠地鞭挞当代地主的庸碌无为。这正是英雄赞歌《塔拉斯·布尔巴》和同一文集里的《旧式地主》等篇的内在联系。
《彼得堡故事》(1835-1842)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涅瓦大街》(1835)中，作者描绘了这条五光十色的大街，它是彼得堡的缩影。在那里，鄙俗的贵族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却因看到现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狂人日记》(1835)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禁闭起来，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他呼吁：“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都迫害他。”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是深切同情的。《外套》(1842)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
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还写过一些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钦差大臣》(1836)。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接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钦差大臣》的剧情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典型现象。市长老奸巨滑，自夸骗过三个省长；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能捞到的一切。他认为官吏贪污是理所当然，但贪污的多寡应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他对他治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巧立名目，勒索他们的钱财。他对上级阿谀奉承，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小城官场的丑类，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受贿的法官、胆小的督学、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都是鲜明生动的典型。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对象。他是彼得堡一个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随意撒谎。他被当作钦差，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惶失措，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这部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但果戈理是为了改善社会道德，幻想借助讽刺的力量使贵族观众改恶从善。剧本结尾安排了真钦到来的场面，使喜剧达到最后的高潮。但也说明作者对沙皇专制政体抱有幻想，并没有否定整个官僚制度。
这部作品没有正面人物，作者认为正面人物就是“笑”。喜剧的全部情节是由钦差大臣将要到来这一消息带动起来的，它从第一句台词起立即展开，步步深入，直达高潮。
果戈理对沙皇政府垄断的剧院专门上演法国等外国通俗笑剧和传奇剧的情况感到不满，希望继承俄国民族戏剧的传统。他在《钦差大臣》中进一步确立了讽刺批判的倾向，对后来俄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反动文人竭力攻击它，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果戈理于1836年被迫离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1842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征收人头税。在两次登记之间，有些农奴死后，地主没有报请注销，这些死了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收买一批死农奴，作为抵押品，骗取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结果乞乞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最后因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通过有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玛尼洛夫懒懒散散，从不过问家务，整天沉醉在不着边际的空想里。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感到满意，爱用甜言蜜语讨人欢心，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得很工整的死农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这是一个披着高雅绅士外衣的寄生虫。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个寡妇，善于经营，贪婪而吝啬，她像一个小钱柜，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她愚昧闭塞，生性多疑，在出卖死魂灵时生怕在价格上吃亏。诺兹德寥夫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他蛮横无礼，嗅觉灵敏，哪里有赌博、斗殴或热闹场合，他必定赶去。他爱吹牛撒谎，造谣诽谤。索巴凯维奇粗壮笨重，喜欢大吃大喝，他善于经营庄园，把自己的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是贪婪顽固的地主富农典型。大地主普柳什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他衣著褴褛，家里像一个堆满破烂的旧货店，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硬得像石头一样，要用斧头来砍才行，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就成灰。他的庞大的庄园一片荒芜，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但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
以上这些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朽，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但是作者惋惜地主个性的毁灭，因而没有充分写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本质特点。
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自幼受父亲的影响，认为金钱是生活的主宰，“朋友可以抛弃你，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从做小学生起一直到当官吏，他一贯善于投机赚钱，巴结师长和上司。在官场中，他虽屡遭失败，但执拗顽强，每次都从头做起，以达到发财的目的。后来他发现，死魂灵的交易可以使他捞到大批钱财。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既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擅长投机钻营的发财之道，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魂。大批农奴的死亡引起他的欢乐，这就暴露了新兴资产者的贪婪本性。
在《死魂灵》的一些插曲中，作者对农奴表示同情，个别地方还写到他们的反抗。但总的说来，他笔下的农奴是愚昧无知的。作者在抒情插叙中把俄国比作一辆奔驶的三套马车，朦胧地相信俄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果戈理本人也不清楚。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的思想矛盾加剧。他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农奴制瓦解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不赞成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古代宗法制社会。1847年，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集》，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来改善社会，维护沙皇制度，因而受到进步知识界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官僚，但他自己也感到形象苍白无力，便在死前不久把原稿焚毁了。
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专制农奴制社会，对俄国批评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维萨利昂·格利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组织过平民学生的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作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1839年起，他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转到涅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种杂志成为四十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即病逝。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三十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农奴制度。三十年代末，曾一度接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从而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四十年代初，他在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颂扬法国革命。他在文学评论中通过分析作品来揭露专制农奴制俄国的愚昧、野蛮与落后。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预见到，俄国人民将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也转向了唯物主义。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三十年代是他探索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时期。在《文学的遐想》(1834)中，他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历程，指出十八世纪文学尚未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还缺少民族特点。他要求文学具有民族独创性，并忠实地描绘俄国的生活画面。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把诗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类，认为“现实的诗”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他热情地赞扬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暴露倾向，但又认为作家可以“不自觉地”、“无目的地”、但却是忠实地描写生活。
四十年代，随着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的逐渐形成，他的文学评论进入成熟时期。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别林斯基写了《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等文，指出《死魂灵》这类长篇小说并不像斯拉夫派所说的是古代叙事诗的再现，而是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死魂灵》也不像御用文人所说的是对俄国生活的诽谤，而是对它的黑暗面的有力批判。别林斯基在这些论文中开始强调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意义，指出思想内容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尺度。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一部包括十一篇论文的专著，它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发挥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等观点。他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同时，从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出，他还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这是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今天有许多陈旧的东西的原因。”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色，并提出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的看法。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康捷米尔。十八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发展是从模仿走向“靠近现实、靠近自然”，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过程。普希金汇集前人的文学成就，奠定了“现实的诗”的基础，但未完全摆脱西欧文学的影响。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真实描写，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四十年代后半期，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形成，影响日益扩大，决定了俄国文学的方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首先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他反对反动文人把艺术当作撒谎和粉饰现实的工具，揭露他们害怕表现现实的真相。接着又说，“自然派”要求作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贵族文人所不屑描写的大众和普通人。他强调农民也是人，他们甚至“在智力、情操和性格方面”比贵族更高。他竭力为农民在文学中争取一席地位。别林斯基又指明，“自然派”还要求“表现社会问题”，批判和否定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现实。他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虚伪，说道：“剥夺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不是抬高艺术，而是贬低艺术，因为这意味着夺去了它的生命——思想。”
《给果戈理的信》(1847)体现了别林斯基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这封信里，他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集》中的错误。他认为，俄国社会的进步决不能依靠果戈理晚年所宣扬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要促进文明和教化，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湮没了的“人类尊严感”。别林斯基还批判了果戈理对俄国人民的看法，指出俄国人民并不虔信宗教，拥护专制政体。相反，“他们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因此他们是有伟大的历史前途的。别林斯基强调，俄国社会的形势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愿望，表达进步的思想，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读者“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拙劣的书，但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这封信概括了别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它表现了“农奴的情绪”。这封信在当时虽然未能发表，却在进步读者中流传很广。
别林斯基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专制农奴制度进行顽强的战斗，这个战斗传统对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和发扬。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出身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立志为废除专制农奴制而斗争。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他同奥加辽夫一起组织小组，研究和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大学毕业后曾两次被流放。1842年，他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莫斯科，立即开始大量写作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对俄国社会、对“官方民族性”理论和斯拉夫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主要的哲学著作有《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列宁指出：“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列宁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此后，赫尔岑又写了《谁的罪过?》、《偷东西的喜鹊》等文艺作品。1847年，他为了更好地展开革命鼓动工作而前往西欧，从此再未回国。侨居国外期间，赫尔岑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除精神破产的状态。他开始转而批判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他那独特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五十年代时，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北极星》丛刊(1855-1869)和《钟声》报(1857-1867)，秘密运回俄国传播。这些报刊大力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宣传解放农民的革命主张，打破了国内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革命家的局限，活动圈子狭小，不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曾经在《钟声》上登载他写给沙皇的书信，幻想感动沙皇，使其自动把土地发给农民，因此遭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谴责。六十年代初，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幻想，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所以列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1869年即赫尔岑逝世前一年，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把视线转向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说。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5-1847)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一事无成。别里托夫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的柳邦卡。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他终于远走国外。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实际上回答了问题，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
《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长达七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描写了形表色色的人物，文笔活泼生动，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
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农民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俄国。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去推翻农奴制度。他们的圈子比贵族革命家扩大了，和人民的联系密切了。俄国解放运动从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年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仅仅把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因此，改革以后，被“解放”的农民遭受了封建地主和新兴资产者的双重剥削，农民暴动更加频繁，声势更加浩大。革命民主派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揭露改革的骗局。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赞美改革，掩饰改革后更见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在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主张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要求文学为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服务，从而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他们的杂志《现代人》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起过重大影响。相反地，德鲁日宁(1824-1864)等自由主义作家和费特(1820-1892)、迈科夫(1821-1897)等“纯艺术派”诗人，却贬低“自然派”文学的意义，宣称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力图引人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沙皇反动统治的作用。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继承“自然派”的传统，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提出许多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托尔斯泰也开始揭露贵族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农奴制改革后，在沙皇政府的高压下，革命民主派受到残酷的迫害。1862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也逐渐衰落。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利用锐利的讽刺武器，继续揭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1863年，涅克拉索夫恢复了《现代人》，并登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此外，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主编的《俄国言论》杂志也属于进步阵营。他的观点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但过分强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于贵族家庭，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人，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终于在1860年脱离《现代人》。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自七十年代起定居巴黎，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并时常资助他们，把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1883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1852)包括二十五个短篇。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等。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如《树林和草原》。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韧性格，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奇》、《歌手》、《孤狼》等)。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揭示了他们在农奴制度下所受的摧残和贫困屈辱的生活，虽然没有充分写出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反抗，但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身，也就是对农奴制的抗议。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特别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罗亭是“多余的人”行列中的新典型。屠格涅夫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多余的人”性格的社会根源，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起了进步作用。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高度，指出罗亭脱离实际，徒尚空淡，已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然而作者又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再三为他们辩解。《贵族之家》进一步写到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充满了挽歌的情调，并宣扬了恋爱至上的人生观。
在写作《罗亭》和《贵族之家》的间隙，屠格涅夫还创作过一组脱离社会现实、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如《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虚幻、个人幸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他这种消极观点同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
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以后，屠格涅夫也从表现“多余的人”转向描写“新人”。长篇小说《前夜》(1860)写贵族少女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琳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在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
《父与子》(1862)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贵族子弟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同基尔沙诺夫一家、特别是同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有一次，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参加舞会，遇见贵族寡妇奥津左娃，巴扎罗夫对她产生了爱情，但是遭到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感染病菌而死。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巴扎罗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在政治上，他反对农奴制度，批判贵族自由主义，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主义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但是他也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否定艺术的作用，等等。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地主形象，同巴扎罗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保守派贵族巴威尔认为，只有贵族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贵族制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他特别崇拜英国式的贵族政治，颂扬贵族的“荣誉”，追求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进步青年。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他预感到本阶级将被淘汰，力图“适应”新生活的要求，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作者把这两个父辈人物写成落后于时代、再也不能推动俄国社会前进的人，但他又在某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流露出同情。阿尔卡狄一开始也和巴扎罗夫一样，是作为儿子一辈的代表出现的。他追求时髦，附和巴扎罗夫的观点，但他不过是一个“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派的少爷”，后来便沉醉在贵族式的爱情中，追求地主的安逸生活了。巴扎罗夫在精神力量上压倒了周围一切贵族，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显示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作者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并不相信巴扎罗夫型的人物的理想和事业，认为巴扎罗夫注定要死亡。屠格涅夫虽然表现了巴扎罗夫容易同农民、平民接近这一特点，却又强调他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对农民的轻蔑。在他和奥津左娃的那段插曲里，作者描写了爱好清静、生活懒散的贵族妇女奥津左娃，着力渲染了巴扎罗夫的矛盾：他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却对这种生活不无欣赏；他否定感情，自己却又陷入爱情之中。这就歪曲了民主主义者的精神面貌。
《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有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这只能说是屠格涅夫本身的世界观矛盾的结果。
此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更加保守。他不仅同《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者断绝了联系，而且也不再同先进人士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来往。这不能不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前者揭露上层贵族，却也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但是对这场运动也有所曲解。这两部作品更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
屠格涅夫晚年还写过一些以《散文诗》(1878-1882)为总标题的小型作品。这是他长期观察生活的成果。其中有的虽然带着悲观主义情绪，但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是健康的。特别是《门槛》一篇，刻画了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动人形象。《俄罗斯语言》则表明作者临终前不久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他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这种感伤情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他善于体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并使之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往往带有怅惘柔弱的色调。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生于贵族兼商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任国民教育部的图书审查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勃洛摩夫》(1849-1859)。
这本小说分为四部，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描写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和沙发上，一无所为。第二部写奥勃洛摩夫在童年的朋友、企业主希托尔兹的强迫下，起了床；后来贵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奥勃洛摩夫。在第三部里，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完全失望，彼此分手。在第四部里，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结婚，奥勃洛摩夫则和他的房东寡妻同居，最后死去。
作者通过这一简单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他怠惰麻木，整日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极端无能的人，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用尽种种办法想使他振作一些，他却还是回复到终日躺卧的常态，蜷缩在房东寡妇为他安排的贵族式的平静和享乐中。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奥勃洛摩夫毁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惰性。照作者看来，农奴主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因而在讽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般心灵”的人，对他寄以同情，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这表明了冈察洛夫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奥勃洛摩夫是属于“多余的人”一类的人物。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终于失去作用，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这一典型客观上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结束。
冈察洛夫在小说中也试图塑造新的“英雄”来代替奥勃洛摩夫。希托尔兹基本上是作者的理想。他赋予希托尔兹以资产阶级的“进取心”和贵族的文化教养，但是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从俄国资产阶级中不可能找出真正的英雄，希托尔兹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形象。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一文，指出主人公的“惰性”植根于他的农奴主地位。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乃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它并没有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被埋葬了，而是必须继续与之斗争。这篇文章反映出，在俄国社会中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已经取代了贵族革命家。
列宁多次引用奥勃洛摩夫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些停滞现象和某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出生于官吏家庭。他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1843年起在法院当小职员，通过所审理的案件，他广泛了解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为创作积累了素材。1850年，他发表喜剧《自己人，好算帐》来揭露商人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的关系，被公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剧作家。翌年，他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写作。为了改变俄国剧院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的风气，为了争取平民剧作者和演员的福利，他团结戏剧界一些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886年，他被政府任命为莫斯科各剧院的剧目部主任兼戏剧学校校长，但不久即逝世。
他个人单独创作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共四十七部，与别人合作的剧本七部，此外他还翻译过二十多部外国剧本。他的创作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启蒙思想。《自己人，好算帐》写一个富商鲍尔肖夫为了骗取钱财，赖债不还，伪称破产，把全部财产转移到他的管事波德哈留辛名下；又用女儿为钓饵，诱骗波德哈留辛为他效劳。但波德哈留辛比鲍尔肖夫更奸诈，他利用法律的规定，把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并和鲍尔肖夫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夫妻两人又串通一气，不去保释因债务下狱的鲍尔肖夫。作者用这个骗上加骗的故事，揭露了商业界的金钱利害关系，通篇的喜剧性很强。这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但在1852-1855年间，他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在《贫非罪》(1854)等剧作中美化宗法制度下的商人生活，宣扬了道德感化和良心觉醒的思想。不久，在专制农奴制爆发总危机的形势下，他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帮助，又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1856年，他去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旅行，加深了对俄国黑暗现实的了解，从此创作了许多名剧如《肥缺》(1856)、《大雷雨》(1860)、《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狼和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和《名伶与捧角》(1882)等。
他的剧作大都通过家庭关系或产权关系，去表现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城镇生活，抨击带有宗法制特点的旧式商人和“有教养”的新式资产者，谴责破落无耻的贵族地主和贪污受贿的官僚。作者继果戈理之后，创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描绘了金钱的罪恶。他把小商人、下级官吏、演员、教师、店员、侍役、食客、媒婆、巫师、香客等城镇的中下层人物形象搬上舞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表现范围。他有时讽刺一些中下层人物贪财、庸俗和媚上欺下的行为，有时也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他们受人欺凌的屈辱生活。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自食其力、自尊心强和正直不阿等特点，他们是社会的启蒙者，但不是革命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地位，他也没有直接写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矛盾抽象地归结为善与恶、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
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商人的儿媳卡杰林娜备受婆婆卡巴诺娃的折磨，而从软弱的丈夫奇虹那里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她爱上另一个商人提郭意的侄儿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后来，鲍里斯被提郭意遣送到偏僻的远方，卡杰林娜也被婆婆关了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
作者借着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被毁灭的情节，描写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环境。那是一个停滞闭塞的地方，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相信地狱天堂之说。有钱人把穷人当作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力攫取暴利。他们把大门关得紧紧的，生怕别人看见他们在虐待自己的家人。美丽的风景无人欣赏，一切生机遭到窒息。而统治这个天地的则是提郭意和卡巴诺娃。
“提郭意”一词在俄文中是“野蛮”的意思。他在家里和小镇上飞扬跋扈，逢人便骂。当他应该付钱或人家对他提到钱的问题时，他浑身冒火，如同要他的老命。农民上市政府控告他克扣工资，他对市长说：“我少给每人一个戈比，那就可以积攒好几千卢布了。”这是宗法制度下的典型的俄国商人，他兼有贪婪无度的资产者本性和蛮横粗野的农奴主特点。“卡巴诺娃”是从俄文“野猪”一词演化而来的。她是一个冷酷而又伪善的寡妇，以折磨和侮辱别人为乐，不容许儿女有一点独立见解，她离间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她极端愚昧，仇视社会进步，反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物质文明”，惧怕生活中的任何微小的变化。在他们的压制下，奇虹、鲍里斯等人养成了萎靡不振、软弱怕事的性格。
作者写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反抗，塑造了卡杰林娜这样一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不甘屈辱的形象。她不堪非人的待遇，不愿过自欺欺人的生活，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道德的羁绊，冲破了宗教的藩篱，终于以一死向卡巴诺娃和提郭意的统治提出控诉，反映了俄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情绪。但她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所以在她的反抗过程中，又表现出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心理。
《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剧中一些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烘托出气氛，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构等特色。
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也接受了西欧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他把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牧师家庭，1846-1850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痛恨农奴制度。五十年代俄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如果革命爆发，我不会坐视，我一定要参加进去。”1854-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现代人》杂志。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资本和劳动》(1860)等，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投身于实际斗争。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和军官，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1861年，他写出著名的革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他希望推翻专制农奴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不了解，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1862年，沙皇政府捏造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七年期满后，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在等荒僻地方度过十二年。1883年，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他在监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直至1889年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同年逝世。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他一贯反对不可知论；他看出黑格尔的两重性，说：“黑格尔的原则是极有力和广泛的，但他的结论却是狭隘和微不足道的。”他具有某些辩证法观点，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反动时期只能暂时阻碍必不可免的进步。”
由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把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他在捍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活”等唯物主义观点，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这一点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例如，他指出，不同社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农民因为需要劳动，认为健康的、体格结实的人很美；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认为“苍白的颜色，忧郁的症状，却更为可爱”。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估计不足，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来说，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而艺术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序幕》(1865-1868)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助下从家里出走，并和罗普霍夫结婚，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办了一个缝纫工场。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发生了感情，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假装自杀，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过了几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回到俄国，并建立新的家庭。最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两家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特别的”两类“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普通的“新人”的特点。他们出身于小市民、小公务员家庭，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与剥削寄生的贵族地主不同，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制度。他们对社会起了启蒙学家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的影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应在他人的幸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道德观反映了进步分子为农民谋利益的愿望。
小说中的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特别的人”的形象。他在吉尔沙诺夫等的影响下，背叛了贵族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在物质生活上也有所克制；他到处浪游，同劳动人民一起做工，体验他们的生活。作者热烈地颂扬他为“茶中的茶素”、“原动力的原动力”。由于图书审查的关系，作者对这个职业革命家形象只作了简略的刻画。
薇拉所创办的缝纫工场，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要求，而关键就是在生产中“所有主和工作者完全统一”。作者这样描叙薇拉的工场里的女工们：“本钱是他们的，他们本身便是老板，因此老板应得的那份利润归他们所有了，”在那里，每个工人所得的钱比别的企业的工人更多，生活更富足。作者以为，在未来社会中，通过这种劳动组合，可以消除剥削，使人人都富足。然而，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这样的生产方式仍不能避免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五、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最卓越的思想代表。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文学评论、小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恩格斯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十分感慨。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生于牧师家庭。1853年，他不顾父亲要他上神学院的意愿，进入彼得堡的中央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学习，受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856年，他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1857年大学毕业后便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文学评论活动。由于工作紧张和肺病严重，他在二十五岁时就去世了。他把短促的一生献给俄国解放运动，在几年之中写出几十篇美学和哲学论文，深刻地揭露了俄国这个“黑暗王国”。正如列宁指出的，即使是在沙皇血腥统治下的农奴制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1861年2月29日的诏书，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
杜勃罗留波夫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谈话良伴》(1856)，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期刊文学的。他批判了当时学院派和“纯艺术”派的文艺评论标准，主张文学应当反映和批评现实社会。《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一文，从文学是“按照生活而形成”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西欧文学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指出在西欧文学中存在着许多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的派别，但是“几乎没有人民的一派在内”。作者着重研究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认为人民性在俄国文学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他要求作家和人民逐步接近起来，从人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去评价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而只有这样的作家才配称为具有“人民性”。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民。
杜勃罗留波夫最著名的文学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洛摩夫性格?》(1859)阐释了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性格的社会意义，指出奥勃洛摩夫的“惰性”正是他的农奴主地位和寄生生活造成的。文章认为，这一典型的出现是“时代的征兆”，它是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一系列“多余的人”形象发展到五十年代的结果，奥勃洛摩夫这种人并不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已被埋葬了。相反，当时贵族社会中到处都有奥勃洛摩夫性格，因此必须继续与之作斗争。但杜勃罗留波夫对冈察洛夫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没有充分展开批驳，有些地方甚至把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的客观意义和作家创造这一典型的主观意图混淆了起来。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是评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的。文章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评述了这部描写俄国城镇生活的戏剧，肯定了卡杰林娜的反抗精神，并指出这个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俄国封建社会已遇到阻力和抵抗，她是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卡杰林娜的形象表明，那种只能说、不能行的贵族知识分子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当时需要的是能够行动的、有坚强性格的人。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评论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杜勃罗留波夫赞扬英沙罗夫反抗土耳其压迫的爱国精神；同时点明，俄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英沙罗夫那种反对异族压迫的英雄，而是和本国的专制农奴制压迫作斗争的革命家，也就是“俄国的英沙罗夫”。他还通过对女主人公叶琳娜的分析，满怀信心地指出，俄国的英沙罗夫很快就要出现。也就是说，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前夜离随之而来的下一天并不远，总共只有一夜之隔!”他根据对作品的剖析而得出的革命性结论引起屠格涅夫的反感，但对革命民主派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闪烁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他总是对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的意义给予新的阐发。他不仅能客观地分析作品，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而且能通过对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的分析，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和理想。继别林斯基之后，杜勃罗留波夫发挥了文学要服从社会斗争的思想。他的文章思路细密，热情洋溢。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被恩格斯誉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个退役军官，为人残暴，不愿为儿子的学业花费金钱，于1838年把他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但他违背父亲的意志，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于是他的父亲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从此，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不得不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的探索和创作。1841年，他结识了别林斯基。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他才逐渐走上“真正的诗人”的道路。
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积极从事编辑和诗歌创作活动。农奴制改革后，他维护该刊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不顾条件艰难，继续担任主编。1866年《现代人》被查封后，他又于1868年和谢德林一起主办《祖国纪事》，使它成为七十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他的创作是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直接影响下开展的，他的世界观也是在他们的熏陶下形成的。列宁虽然指出涅克拉索夫曾一度“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却把他同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的革命意志的忠实表达者。
涅克拉索夫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抒情诗，他讽刺官僚、贵族的腐败，描写城市贫民和农民的悲惨生活。在《当代颂歌》、《摇篮歌》(1845)等诗中，他用简洁凝练的诗句，辛辣地讥讽了“外表是官吏，灵魂是下流胚”的达官贵人。《犬猎》和《故乡》(1846)对荒淫愚昧的地主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大街上》(1850)等诗描写彼得堡的贫困饥饿的角落，抒发为了给死去的孩子买棺材而沦落为娼的妇女的悲哀，描绘因饥饿偷窃一块面包而被逮住的可怜的病人等，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昨天五点多钟……》(1848)一诗中，涅克拉索夫表示自己要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呼吁。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农村的苦难加深。在《一块未收割的田地》(1854)中，诗人展示了农村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大门前的沉思》(1858)描写一群从外省长途跋涉来到彼得堡请愿的农民，在一个显贵的府邸门前遭到呵斥，连门也不让进，骄奢淫逸的府邱主人，同衣服褴褛、背脊伛偻、脚上磨出血泡的农民构成鲜明的对比。诗人从这一场面联想到全俄国农民的苦难，说人民的悲哀比春天泛滥的伏尔加河水还要深广。这首诗由于揭露性强，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但以手抄本广泛流传过。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明确表示了他对诗人使命的看法。在《诗人与公民》(1856)一诗，他反对“纯艺术派”诗人“在苦难的岁月里，歌唱山谷、天空和大海的美丽，歌唱亲爱的恋人的抚爱”，认为这是可耻的。他提出要做一个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反对社会罪恶的战士，不怕狂风暴雨，不顾流血牺牲：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六、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除了继续写作农村题材的抒情诗(如《农忙时节》，1862)外，还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抒情诗篇。著名的《铁路》(1864)一诗，叙述修建铁路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车厢里一个孩子问他的将军父亲，这条铁路是谁修建的?将军回答说，是彼得·安德莱维奇伯爵。诗人便说：不要用谎话欺骗孩子，铁路是被饥饿驱使到这里来的人民，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榨下修建成的。为修建铁路，无数工人和农民牺牲了生命，“铁路两旁俄罗斯人的白骨如山”。这首诗强调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的真正创造者，表示相信俄国人民必将“为自己铺出一条光明宽阔的大道”。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例如《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描述一个农民在暴风雪中，在沉重的劳动下累倒病死，他的妻子负起赡养一家大小的重担，她在另一个严寒的冬天，在密林中打柴时也冻死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后的农民依旧遭受奴役的情景。《俄罗斯妇女》(1872)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历尽艰辛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表现了她们刚毅顽强的意志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
涅克拉索夫的主要长诗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七个贫苦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大腹贾、大臣、沙皇等。由于争执不下，便决定去漫游俄罗斯，亲眼看看谁是幸福的人。作者借用这个情节，广泛地描述了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
长诗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地主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在改革前，地主可以对农奴为所欲为，他们说：“法律就是我的意愿，拳头就是我的警察。”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后，地主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连这一温和的改革也不能接受，仍然千方百计骗取农民的土地。作者还揭露了新兴资产者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低价收买农产品，进行掠夺。改革以后，在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他们只有进小酒馆、矿区和监狱这三条出路。但农民中间已经有许多人觉醒过来。老农萨威里的阶级仇恨已发展到公开反抗的程度，他带头活埋了凶恶的管理人。四十年的监禁流放并没有摧毁他的坚强意志。流放回来后，他依然昂着头说：“是刺字的，但不是奴隶!”农妇玛特辽娜饱尝了被奴役的痛苦，却仍旧保持着一定的反抗精神。作者也写到农民的软弱一面。有一个家奴，实在不能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便把他带到密林中，要以自杀来“感化”这个地主。诗人说：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俄罗斯母亲啊!
诗人用这样一首船夫曲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他迫切地希望农民能早日摆脱愚昧，走向光明幸福。最后，他又在长诗中塑造了同情农民苦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的形象。“哪儿呼吸困难，哪儿有痛苦的声音”，他就首先到那儿。但诗中对于改革后贵族地主的新的掠夺以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展示得还不够充分。正面人物的描写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例如玛特辽娜对所谓好心的上层人物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萨威里还带着一些悲观情绪。长诗具有许多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不论是情节构思、形象塑造、诗歌语言，显然都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表达了诗人对俄国人民前途的关怀，开辟了俄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他的诗歌对俄国进步的绘画和音乐也产生过影响。
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谢甫琴科(1814-1861)是乌克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身农奴，给地主当过僮仆，后来被送到彼得堡去当画师的学徒。1838年，诗人茹科夫斯基等把他从地主手中赎出来，送他进美术学院学习。1844年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回到乌克兰，参加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写了许多诗篇，并且给农民朗诵。1847年，谢甫琴科被捕，流放到中央亚细亚边远地区的军队中服役。1857年他恢复自由后，在彼得堡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这使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更为成熟。由于多年的流放、监禁生活损害了健康，谢甫琴科四十七岁就病逝了。
谢甫琴科是乌克兰第一个杰出的民间诗人，被称为“科布查(乌克兰一种弦乐器)歌手”。他的诗篇采用朴素的民间形式，主要内容是反映乌克兰人民的苦难生活，发抒对故乡的挚爱。第一部诗集《科布查歌手》(1840)描写乌克兰农民特别是妇女的贫困、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蕴藏在她们内心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叙述诗《海达马克》(1841)刻画了十八世纪反抗波兰贵族侵略者的哥萨克起义者，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
《在囚室内》包括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所写的许多洋溢着政治热情的战斗诗篇。在名诗《遗嘱》(1845)中，诗人嘱咐要把他葬在故乡乌克兰，他相信人民很快就要起来推翻农奴主的压迫，打碎身上的枷锁。他说，待到古老的第聂伯河将敌人的污血荡涤掉的时候，他就要从墓穴里出来，为人民而欢唱。他在诗中召唤人民奋起斗争：
……起来吧，
砸碎身上的锁链，
用敌人的鲜血，
浇开自由之花。
谢甫琴科的作品由于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一直受到人民的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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