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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分裂的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封建势力更为猖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逐渐加强，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割据状态、统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同年三月，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无产阶级，他们背叛人民，和封建贵族妥协，致使革命遭到失败。革命以后，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篡夺了国家政权，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他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曾于1835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但是他们一般只停留在空洞的议会上，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许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四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主要有卡尔·格律恩、赫尔曼·毕特曼、阿尔弗莱·麦斯纳、卡尔·倍克等。他们打着“人性”、“普遍的爱”等旗帜，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主张通过和平的道德说教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例如麦斯纳就用“造物主弄坏了的事，人类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更了”的诗句，公开宣扬与现实妥协。又如倍克的《致洛特希尔特家族》一诗，表面上仿佛在抨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却是一首颂歌。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反动本质，认为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现存制度，“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一时期，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卓越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毕希纳。他们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同时也揭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还出现了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他反映和歌颂了工人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潮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诗人，其中以格奥尔格·海尔威(1817-1875)和斐迪南·弗莱列格拉特(1810-1876)比较重要，他们都和马克思有密切的交往。海尔威在《莱茵报》上发表《党》(1842)一诗，提出诗歌应该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号召诗人要用诗歌当刀剑投入战斗，让党来编织诗人的桂冠。这首诗成为当时革命诗人的纲领。弗莱列格拉特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年他发表具有强烈革命性的诗歌《死人告活人书》，被反动政府逮捕。《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时，他写了《新莱茵报》告别辞，用“再见——可不是永别，他们打不死我的精神，我马上又要回来”的诗句，表达了决不中止革命的战斗精神。这一派诗人的创作和活动，曾经对革命斗争起过鼓动作用。但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革命失败后，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同现实妥协。此外，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涨时期，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诗歌。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都充分表达了四十年代德国人民的革命情绪。例如《捷锡歌》(1845?)描述史托珂夫的市长捷锡谋刺普鲁士王的事件，恩格斯认为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的两首最好的政治民歌之一。《血腥的法庭》(1844)又名《织工歌》，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们这些流氓，魔鬼的后代!
你们这些可诅咒的匪徒!
你们吞食了穷人的全部财产，
你们要被诅咒，领受你们的报应!
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此外，《工人之歌》(1848)、《起来，无产阶级，工人们》(1849)等诗歌也都明确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对这些民歌给予很高评价，并且亲自把它们收集起来。
1848年革命失败后，许多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人生就是痛苦”的悲观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界，一些作家逐渐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地方文学”风行一时。连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家也不例外，如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赫贝尔(1813-1863)在完成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玛利亚·玛格达莲》(1844)以后，也和现实妥协了。这时期影响较大的是施托姆和凯勒。特别是凯勒，他在1848年后仍旧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
亨利希·海涅(1797-1856)生于破落的犹太商人的家庭。1795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他的故乡杜塞尔多夫，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改善。海涅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大学学习时，先后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讲课。海涅在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他的进步思想不断遭受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制。1830年法国爆发革命，他受到很大鼓舞。次年他到了巴黎。除中国两次短期回国外，他一直侨居法国。在法国，他结识了巴尔扎克、乔治·桑和波兰音乐家肖邦等人，并和圣西门主义者发生密切联系。四十年代，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友谊。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海涅晚年因病长期卧床，仍然坚持创作，但作品中流露出悲观消沉的思想。
海涅的早期作品写于1817到1831年间。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感到压抑，发出了要求摆脱反动统治和争取自由的呼声。他不仅锐利地揭露德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矛盾，而且描写了国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歌集》和《旅行札记》。
《歌集》(1827)包括他早年陆续发表的《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和《北海集》等组诗。这些诗多半以个人的爱情苦恼为主题，其中有不少篇章流露出忧伤的情调。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幻境界时，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歌对作者的影响。但是他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不同，没有逃避现实，沉湎于死亡的思想情绪，相反地，他在倾诉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有些诗歌已经表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例如《神的没落》(1822)中写道：
我透过硬得像石块般的外壳，
观看世人的住宅和他们的心，
在这两方我只看到欺骗和苦难。
在这些诗里，海涅也使用了他那独特的抨击社会弊端的讽刺和冷嘲的笔法。诗中充满民歌色彩，风格朴素，语言简洁，音调和谐，自然景物和个人感情相交融，是德国的优秀抒情诗篇。
他的散文作品《旅行札记》分为四部。第一部《哈尔茨山游记》(1826)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社会现实面貌的一幅速写。作者辛辣地讽刺特权阶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市侩的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褊狭。另一方面，他也发抒了对祖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艺术手法上，海涅把抒情和政论自由地结合在一起，把作者主观的印象、思想情感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融会在一起。他以讽刺、幽默、活泼的笔调，写出了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涅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1827)用回忆的方式颂扬拿破仑在德国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把统一的法国和分裂的德国作了鲜明的对照。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查禁。第三部包括《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1828)、《璐珈浴场》(1829)等篇，描绘了意大利的风景和社会政治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并对当时贵族作家一味模仿古典文学的形式、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批判。札记的第四部是《英国片段》(1831)。1827年，海涅曾到英国旅行。他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他从繁华的大都市的背后，看到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伦敦》一章深刻地描绘了他在伦敦街头目睹的下层人民的悲惨景象，指出在大多数人挨饿的同时，却有少数人沉湎在宴乐中，他们就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些人给下层人民制造贫困，他们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海涅痛骂他们是“趾高气扬的盗贼”。作品结束时，海涅预言了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从1831年起，海涅流寓巴黎。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接触，和法国进步作家的交往，扩大了他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人民生活并未改善。他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跟那个贵族阶级是同样没有用，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贵族”。海涅对七月革命的幻想逐渐破灭。这一时期他为德国报纸写稿，报道法国情况，抨击法国统治阶级。后来他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题名《法兰西现状》(1832)。同时，他也密切注意祖国的发展。他为法国报纸写过许多关于德国情况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浪漫派》(1833)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
《论浪漫派》一书集中表现了海涅的文学观点。他猛烈批判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称他们是“死亡的诗人”，他揭露他们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指出他们的逃避现实的作品只能“危害祖国的自由和幸福”。他提出文学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他企图通过这部作品，结束消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坛的统治地位。
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对德国历史上宗教和哲学方面的著名人物逐一作了评价。他嘲笑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反动观点。但是他也看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后来他在《教义》(1842)一诗里，又进一步肯定黑格尔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恩格斯对海涅这种敏锐的观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海涅是第一个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作家。
四十年代，海涅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起义事件不断发生，海涅很受鼓舞。1843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四十六岁的海涅对年轻的马克思非常尊敬。和马克思的交往使海涅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许多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范围，密切结合当时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其中一部分标题为《时代的诗》，对一切反动势力予以尖锐的嘲笑和抨击，发出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号召，如著名的《等着吧》、《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掉换来的怪孩子》、《一六四九——一七九三——????》等。
在短诗《等着吧》(1844)中，诗人说，他不仅能发出美丽的闪电，还有打雷的才能。一旦适当的日子来到，他将发出雷鸣的言词，霹雳的响声：
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
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
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
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在这里，诗人毫不忌讳地直接向封建贵族和教会发出的战斗的宣言。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这首最富有战斗性的诗反映了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歌颂他们是自觉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一面织布，一面发出对上帝、国王和专制国家的三重诅咒：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恩格斯推崇说：“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恩格斯认为，这首歌的原文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掉换来的怪孩子》(1844)充分表达了海涅对军国主义普鲁士的莫大憎恨，诗人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它的丑恶、愚蠢、侵略、贪婪的特性：
一个孩子有个大葫芦头，
浅黄的髭须，苍老的发辫，
蜘蛛般的长臂可是很强健，
有巨大的胃，肠子却又小又短——
海涅在他晚年所写的《一六四九——一七九三——????》(1855)一诗中，叙述了1649年英国专制国王被判处死刑，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预言，德国封建王朝覆灭的年份必将到来。所不同的是，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1649和1793年曾经是革命的，而德国资产阶级则要跟在德国王朝的灵柩后面哭哭啼啼。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海涅的政治诗含有辛辣的讽刺，节奏有力，文字朴素，譬喻生动，形象通俗鲜明。
海涅最突出、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全诗共二十七章，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德国，通过童话般的幻想，逐章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关税同盟、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现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动的普鲁士统治者、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奴颜婢膝的市侩、虚伪的宗教、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海涅的辛辣讽刺和嘲笑。诗一开始就斥责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所唱的“绝望的曲调”，反对那种麻痹人民思想的“催眠曲”。作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他自己要制作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要在地上，建立平等自由的“天国”。紧接着，他又猛烈攻击普鲁士专制政体，把它比作一只丑恶的鸟。在第七章里，他嘲笑当时的德国说：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英国人的，
我们的支配权却不用说
只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第26章把腐朽、分裂的德意志36个封建小邦比作“三十六个粪坑”，认为清除这些粪坑决“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必须用暴力。海涅显示了他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坚定性。在第十二章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论争时，他指责他们反封建不彻底，他自己决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逃避斗争，他“不是羊”也“不是狗”，而是一只富有战斗性的凶狠的“狼”。长诗集中地体现了海涅艺术风格的特点：夸张的讽刺、离奇的譬喻、民间的传说、个人的幻想和风趣的对话都交织在一起。
海涅晚年由于长期患病卧床，脱离现实斗争，曾一度产生苦闷的情绪。这种心情在他的诗集《罗曼采罗》(1851)里得到反映，但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政治讽刺诗，表明作者并没有完全失去斗志。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海涅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但因为海涅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不能正确认识未来的共产主义。他一方面愤怒地抨击封建贵族的反动势力，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揭露和讽刺，甚至看到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把共产主义看作一般的平均主义，担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胜利的无产阶级只重视创造物质财富，会用“粗糙”的双手毁坏人类的文化艺术；这种观念使海涅对共产主义怀有疑惧心理。
和海涅同时代的、但是逝世较早的另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出生于医生家庭，自己也学过医。他很早就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为了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封建枷锁，他团结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于1834年组织“人权协会”，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主办《黑森快报》(1834)，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号召农民起义。在每份快报的首页都写着法国革命时期流行的两句口号：“对茅屋——和平，对王宫——战争!”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精确的统计数字，使文章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他在激励农民起来推翻封建诸侯的时候说：“擦亮你们的眼睛，数数你们的压迫者的数目吧，他们所以有力量，全在于他们吸取了你们的鲜血，在于他们有一支从你们那儿征集来的军队。”“你们长年累月在土地上耕掘，那么也给你们的暴君挖一个坟墓吧!”
毕希纳的创作期只有三年，共写过三个剧本，其中较重要的是《丹东之死》(1835)，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两派之间的冲突为背景。作者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虽然对丹东之死抱有一定同情，但还是谴责了丹东放弃革命，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享受。在丹东要求罗伯斯庇尔放弃革命政策的一段对白中，罗伯斯庇尔回答丹东说：“社会革命没有结束；谁要是半途停止革命，那就是给自己掘坟墓。”但作者又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并不能解决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问题，正如丹东在煽动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面包，他们把头颅扔给你们!你们渴，他们叫你们喝断头台上的血!”剧本表达了作者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于怎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胃”的问题，消除贫富不均，毕希纳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的。《沃伊采克》是一部未完成的社会悲剧，取材于当时在来比锡发生的一起大案件。戏剧的矛盾建筑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主人公来自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为生计所迫，给一个医生充当试验品，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因为他所爱的女子被有权势的人利诱、勾引，他就杀死了她。这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受苦难和剥削的同情。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生于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当过学徒，后来在莱茵河流域和国外经商。1843到1845年他旅居英国，结识了一些宪章派人士，常常参加工人集会。1843年起，维尔特先后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那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维尔特担任副刊编辑，写过许多优秀的政治诗和散文。恩格斯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说：“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1856年，维尔特在古巴的哈瓦那去世。
维尔特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海涅的影响，讽刺性很强，手法丰富多彩，在内容上则十分新颖独特。工人和贫苦手工业者受到诗人的热烈歌颂，他们第一次以自觉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德国的文学作品里。例如在1843到1846年间创作的《饥饿之歌》中，作者写道：
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可知道这惨事一桩?
星期一我们只吃了一点，
星期二我们就断了粮。
星期三我们只好挨饿，
星期四我们受尽了苦，
啊，差一点，差一点，
我们就饿死在星期五!
快叫人在星期六给我们
烤些干净像样的面包，
不然，国王陛下，在星期天，
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
这首诗有申诉，有抗议，虽然是描写工人的饥饿，但用的不是灰色的唉声叹气的调子，而是幽默、开朗的笔调，最后发出了使统治阶级发抖的警告。维尔特的著名组诗《兰卡郡之歌》(1845)反映英国工业区兰卡郡的工人生活和他们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一百个哈斯韦尔男子》描写矿坑失事，死了一百个矿工，矿主只拿出每人一周的工资来抵偿他们的生命。《铸炮者》和《兰卡郡酒店老板》两诗倾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愤怒和反抗。前者叙述一个兵工厂工人为厂主劳苦了一辈子，却因年老被赶出门外，最后他觉悟到必须为工人阶级自己铸造一尊大炮。后者指出织羊毛的工人没有毛衣穿，种地的农民饿着肚子上床，运煤的工人把一车一车煤从矿坑运到地面上，而自己的妻儿却冻死在家里，最后他们一起发出了诅咒的吼声，作者预言睡在鸭绒被里的富翁当晚将做噩梦。在《他们坐在板凳上》一诗中，维尔特写英国工人听到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是如何激动：
紧握拳头，挥动帽子，
他们全都义愤填膺，
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
“西里西亚，祝你成功。”
这首诗表现了国际工人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维尔特的思想和感情已和这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交融在一起。他的诗歌自然健康，语言简练，具有朴素的民歌风格。
维尔特的散文作品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不列颠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速写》(1843-1848)，包括十四篇文章，其中有英国风景描写，经济问题论述，无产阶级贫困情况报道，对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刻画和对宪章运动本身的描述。这些文章说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的战斗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人花会》一篇中，作者看到未来社会的一切都是光辉灿烂的，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世界上创造出新的文学和艺术来。
他的两部小说《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9)发表在《新莱茵报》副刊上，激烈地抨击了德国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揭露和讽刺了他们的丑恶面貌。
维尔特的创作年限虽然很短，但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写了许多忠实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因而恩格斯在纪念他的一篇文章里称颂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台奥多尔·施托姆(1817-1888)生于德国北部的胡苏姆，这个小城曾长期处在丹麦统治下。他的创作有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他的诗反映的生活面相当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爱情和田园生活，但也有一些诗表露了他对家乡命运的关怀。他的诗歌具有民歌风格，语言简练，音韵和谐。
施托姆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早期的代表作《茵梦湖》(1849)写出身小康之家的伊利莎白和青年莱茵哈特彼此相爱，但她的母亲不顾他们的爱情，把她嫁给一个富人。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是不合理的，但他笔下的两个青年都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全书带有浓厚的忧伤情调。在施托姆后来的作品里，对社会批判的因素有所加强，感伤的情调逐渐减弱。最后一部小说《骑白马的人》(1888)描绘北海附近的农民青年霍克·海因钻研科学技术，想要改建防御海洪的堤岸，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他孤军作战，得不到群众支持，最后终于失败，死在洪水中。霍克·海因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但是他骄傲自大，高踞在群众之上，这导致了他的毁灭。施托姆的作品缺乏强烈的倾向性，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重大问题，却体现了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和忧郁孤寂的心情。
郭特夫里特·凯勒(1819-1890)是瑞士的德语作家，生于瑞士一个镟工家庭。他早年在德国读书，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很大。1848年，瑞士由许多小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凯勒拥护这一变革。
他的绝大部分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的瑞士社会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主人公绿衣亨利经常穿绿外套，因而得名，他父亲早死，家境清寒，后来他去德国学画，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艺术道路，生活又极端贫困，精神上非常苦闷。此后他在回家途中偶尔结识两个无神论者，初步接受了唯物主义，同时他又看到瑞士已变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处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氛，这一切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回家后，他重遇过去的女友，爱情又增加了他的力量，他终于摆脱了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他认识到参加实际社会活动才是为祖国服务的正确道路。当时作者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幻想，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解决。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自传形式，书中许多人物形象富有个性，生动鲜明。凯勒的短篇小说集有《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1874)、《七个传说》(1872)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1877)。《塞尔德维拉的人们》描述十九世纪中叶瑞士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人民生活，揭露社会上落后保守的倾向，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性。作者创造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和农民。这部小说集中以《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为著名，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彼此相爱，可是双方的家长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互相争夺田产，成了仇人，他们的子女无法结婚，终于一起自杀。这个爱情悲剧揭露了资本主义渗入瑞士农村后造成的恶果。
凯勒晚年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1886)说明瑞士社会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也充满了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虚伪欺骗等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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