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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法案，取代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地位，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剥削更为残酷，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资矛盾已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工人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宪章运动。五、六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掠夺，国内经济呈现表面繁荣，统治阶级实施点滴的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英国工人运动受到工联主义的严重影响，处于低潮。
这一时期，各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反动思潮十分猖獗。马尔萨斯(1766-1834)和《人口论》形成于工业革命初期，它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长，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十九世纪中叶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就曾利用过它。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学说，旨在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哲学领域中盛行的是以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他们虽然宣称社会道德的依据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他们所谓的大多数人是指剥削阶级而言，他们断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利己主义，并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合理的。卡莱尔(1795-1881)批评马尔萨斯和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揭发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和伪善，但他要求像中古一样建立宗教信仰，由工业资产阶级那类“卓越的人物”来组织劳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改良主义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英国流行，严重影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运动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个别作家触及当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同情的态度描写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改良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史，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在艺术手法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刻画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五、六十年代，英国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后期作品显示出和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倾向，改良主义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都有所增强。
宪章运动文学是在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于1838年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议会提出有关普选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宪章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四十年代以前，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行动，宪章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从四十年代起，工人阶级除了坚持宪章的内容外，并单独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分手。1847和1848年，宪章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但由于运动内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良主义思想的滋长，宪章运动走向衰落。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它的文化基础。四十年代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837年，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北极星》，经常刊载工人诗歌。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许多诗人的姓名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也出现过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琼斯、林顿、惠勒(1811-1867)和麦西(1828-1907)等。宪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有鼓动力，适合于集体歌唱。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伦和雪莱的政治诗，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斗争，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汽王》(1843)一诗，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而实际上把工人当作“白奴”。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又如在《给歇劳浦郡的宪章派》(1843)一诗中，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这首诗气势雄壮，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里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一首颂歌》(1843)、《自由的呼声》(1842)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出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即兴》(1843)；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地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能触及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托利老爷》(1842)等。《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素朴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四十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出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但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缺点谈得很少。
埃内斯特·琼斯(1819-1869)出身贵族家庭，曾学习法律，1845年以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领导人之一，和马克思有过交往。1848年，他被捕入狱。晚年，英国工人运动低落，他在政治上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写过许多政论、诗歌、小说和文论。他的政论、公开信(《致宪章派》，1848)和演说(《组织、组织、再组织》，1850)是出色的号召斗争的文章。公开信是琼斯被捕入狱后由《北极星》发表的，信中指出宪章派必须用自己的斗争行动迫使其他社会阶层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加强组织，而且要扩大组织，派代表到还未发动起来的农民中间去宣传，因为农民将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主张向农民宣传时应避免空谈抽象的原则，必须说明宪章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最后他说，“如果我被判罪，我将以骄傲的心情走向监狱，而且深信不会在那里待得很久。”
琼斯的诗歌也是和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他写过不少诗歌号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我们的号召》(1846)、《我们的前途》(1846)、《五月之歌》(1847)、《前进》(1847)、《人民之歌》(1848)等。对于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手段，他也不断加以揭发，如《皇家的恩赐》(1847)、《堵口者之歌》(1848)。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年代，他写了《自由进行曲》(1848)、《渔人》(1851)等诗。在《自由进行曲》中，他指出“封建宝座已经摇摇欲坠”，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还指出各国人民的力量已在增强；最后，他呼吁爱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共同为宪章奋斗。《渔人》讽刺拉马丁、尼古拉一世、梅特涅等妄想以和平、自由、法治等香饵欺骗人民，要他们放弃斗争，但是诗人说，人民已经觉醒，不会再上渔翁之钩，相反，鱼儿将要使渔翁不得安宁。琼斯的长诗《印度人的叛变》(1848)鼓励印度人民推翻英国统治者。这首诗在风格上受到雪莱的影响。琼斯的诗歌表现了乐观精神，对宪章运动的前途很有信心，如《未来之歌》(1852)等。
琼斯也写过一些小说。《人民的传奇》(1847-1848)描叙波兰人民解放华沙，把沙皇军队赶出国境的英勇事迹。《妇女的苦难》(1850-1851)是未完成的四部曲，其中一部写一个工人家庭的贫困生活。琼斯还写了一些文学评论，他提出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来，为人民写作”。他甚至鼓励保守派的勃朗宁“避开国王和王后——离开宫廷的豪华，进而升入穷苦人的茅舍”。他认为宪章运动的诗歌是“时代最清新、最激动人心的诗歌”，要求戏剧、小说等也表现宪章运动。
另一个宪章运动诗人、作家，是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他又是个版画家。1839年，他发表一组名为《献给尚未解放的人们的赞歌》，四十年代，他编辑过多种刊物，写了不少歌颂英国和欧洲革命事件的诗篇，主要有组歌《各民族的挽歌》(1849)。五十年代初，他写了组诗《反对地主制的诗歌和申诉》(1851-1853)。此后他移居美国，1871年曾发表文章为巴黎公社辩护。
林顿的《劳工与利润》(1847)一诗，写于宪章运动第二、三次高潮之间，揭发工业资本家盗窃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用来养肥自己，而劳动人民却在饥饿中死去；同时，他配合当时形势，揭露统治阶级取消谷物法是为了有利于自由贸易这一罪恶目的。在《各民族的挽歌》中，林顿以挽歌的形式，激励各国人民打破沉寂，推翻暴政，争取自由和解放。诗人把自己的诗篇比作“带火焰的宝剑”，要在地平线上点燃革命的烈火。在《为了罗马》(1849)一诗中，诗人热情歌颂马志尼所领导的抗奥斗争，并说“为了罗马，就是为了全世界，我们进行是同一场斗争”。在《人民的集会》(1851)一诗中，他号召人民应当像雪片一样，团结起来，“焊接在一起”，直到形成一次雪崩，雷鸣般地翻滚，把反动派统统埋葬掉。
宪章运动文学一开始就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鼓动力。和宪章运动诗人同时活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虽然也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排斥群众性斗争，幻想感动统治阶级，以便能实施一些改革，来改善人民的处境，如托玛斯·胡德(1799-1845)的《衬衫之歌》(1843)等。
宪章运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争取实现宪章，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些缺点也反映在宪章运动文学中。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十二岁时，父亲负债入狱，他自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由于从小贫困，以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和新闻报社工作，他对英国下层人民有所了解，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1835年他开始写小说，先后写了十几部长篇。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一鸣惊人，它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了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债务人监狱、酗酒的牧师等。作者美化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把他写成一个天真善良的资产者形象，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主仆关系和谐无间。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奥立弗·退斯特》(1837-1838)写孤儿奥立弗·退斯特的痛苦经历。他出生在济贫院，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落入了以弗根为首的贼窟中。他历尽艰险，才得到好心肠的资产者布朗劳和姨母梅里一家的保护，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有钱人的儿子，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部小说的题材和结构比第一部紧凑而集中，描叙了济贫院、贫民区、贼窟生活，对教区小吏、法官等反面人物作了漫画式的讽刺。写济贫院时，作者揭发了伪善的新济贫法剥削贫民的情况。狄更斯又在初期创作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0)。初期作品的讽刺比较温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抱有幻想和乐观情绪。他创造了一系列“善良的”资产者的形象，弱小者差不多都得到慈祥的资产者的庇护，结局圆满。
四十年代时，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42年，他访问美国，发表《美国札记》，揭露美国奴隶制、国会和资产阶级舆论的假民主。小说《马丁·瞿述伟》(1843)描写主人公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抨击了美国新闻界、地产公司的欺骗投机，和市民崇尚虚荣浮华的恶习。但作品主要还是写英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伪君子裴斯匿夫。他外貌庄严，满口仁义道德，但一心只想图谋老马丁的产业。约那斯·瞿述伟是小说中另一个资产者形象，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不然别人就会干掉你。”他为了早日继承产业，竟蓄意谋害他的父亲。这一时期狄更斯的杰作是《董贝父子》(1848)。小说的主人公是经营海外贸易的董贝父子公司的经理董贝先生。这家公司的利润原则统治着英国上层社会，也统治着董贝。他的生活中心是公司的盈利和前途。他有一个女儿，但女儿不能继承父业，因而受到冷遇和歧视。他对儿子则悉心培养，使之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董贝傲慢、冷酷无情，深信金钱有无上的权威。后来他借助金钱势力，续娶了美貌的贵族少妇伊迪丝·葛兰吉，使金钱和门阀结成联盟，以巩固他那权威人物的地位，但是董贝终于失败了。儿子因病死去，后妻因不能忍受他的冷酷，和他的助手卡格尔私奔，公司也宣告破产。最后他女儿的“柔情”教育了他，他在女儿身边才享受到“幸福”。作者也描写了小市民、贫民和工人，来和董贝相对照。书中的某些细节反映出工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后英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如城镇面貌的改变等。长篇小说《大卫·考坡菲》(1850)具有自传性质，通过一个孤儿的遭遇，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面貌作了广泛的描述。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终日愁穷、幻想立即发迹的米考伯等。四十年代的狄更斯作品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部《圣诞故事集》(1843-1848)，其中的代表作是《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和《炉边蟋蟀》(1845)。这些作品是阐发作者正面理想的寓言式的故事，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幻想和感伤情调。《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宣传冷酷的有产者必须改变心肠，同社会下层的人和睦相处，学习他们友爱互助的精神。《钟声》着重抨击马尔萨斯的学说、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这一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一些资产者的典型，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但是狄更斯认为，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可以从孤独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教育”，最后得到道德的改善。作者着力描写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并把原来寄托在资产者身上的希望转移到小人物身上。
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长篇小说《荒凉山庄》(1852-1853)揭露英国司法系统的拖沓和腐败，使打官司的人倾家荡产，养肥了以司法为职业的人。书中以久悬未决的贾迪斯家族的遗产分配案为线索，写一对青年男女理查德·卡斯顿和婀达·克莱尔的遭遇。他们由相爱而秘密结婚。理查德把前途希望完全寄托在继承贾迪斯遗产的可能性上，因此陷入司法系统的无底深渊，耗尽了资财，丧尽了志气，终至早死。小说还写到和贾迪斯家族有联系的另一情节：贵族妇女德洛克夫人有一个私生女儿，受到险诈的家庭律师的要挟，她被迫从家里出走，倒毙在她情人墓前。作者强调，凡是和司法系统有接触的人，都像沾染了瘟疫一样不得善终。在抨击司法系统的同时，小说又揭示了英国议会中两党喋喋不休的争吵和议会竞选中普遍行贿的风气。全书人物众多，除以上的主要角色外，还有向工人散发布道文的女信徒、向非洲人传教并以发财致富来诱骗他们种植咖啡的女慈善家、伪善的牧师、高利贷者、吃白食的文人等。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摹了极端贫苦的砖瓦工人、贫民窟中扫烟囱的孩子和许多善良正直的下层人民，还写到法院附近一家堆满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某天，破烂自然燃烧，店主也因此丧生。这一情节以寓言的方式，暗示了衰朽腐败的英国社会行将崩溃的前景。
《小杜丽》(1855-1857)围绕女主人公杜小丽的父亲和情人先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发了作者称为“繁文缛礼局”的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文牍的繁复，把持这些机关的几个家族像蚂蟥和狗虻一样，吸吮着人们的血液。作者描绘了金融家投机的大骗局、房东的盘剥、社会上负债破产和犯罪的普遍现象、虚荣的生活风尚等，他还着力揭示了债务人监狱的内幕和贫民聚居的“心碎院”里的生活景况。《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有六条情节线索，批判了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社会现象。作者把英国社会比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垃圾堆的形象成为小说的背景。他又刻画出一个概括了六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许多特征的人物——鲍德斯耐普。他是腐朽的英国社会的罪魁，但却以社会的裁判者自居，夸耀英国资产阶级的成就，把英国宪法说成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纲领。这几部作品都表现了作者沉重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怒。
这一时期狄更斯还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除反映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的《远大前程》(1860-1861)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它们接触到尖锐的阶级斗争，却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艰难时世》(1854)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纺织厂厂主庞得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梗紧密合作，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他们都信奉注重实利、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葛雷梗把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成了盗窃犯，后来才通过切身的惨痛教训，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女孩子西丝的感化，改变了生活态度。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作者还刻画了工人斯梯芬·布拉克普尔的形象，他虽然备受折磨，却不肯参加工人运动，同时也不当庞得贝的奸细。他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通过庞得贝这一人物，小说谴责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等反动理论。狄更斯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友爱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不赞成工人斗争，丑化组织斗争的工联领袖，并把主张阶级合作的落后工人斯梯芬写成正面人物。马戏团的西丝具有下层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但更多是体现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情感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成为他的思想的传声筒。
《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曼奈特医生的亲身经历和被封建贵族绞死的农民这两个生动情节，说明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但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同情曼奈特医生和农民的悲惨遭遇，一方面又攻击雅各宾专政，用漫画笔法丑化革命中的坚定分子，歌颂为友献身的理想化人物卡尔登。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狄更斯宣称要保卫个人权利和幸福，他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害怕一切暴力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用点滴改良来调和阶级矛盾，以小人物的诚挚的温情感动上层统治者，唤醒他们的“良心”；他把普及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主要方法，要求改革不健全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法院、慈善机关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毫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布幻想，希望通过一些改革，通过一些“救世主”的恩赐，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完善”起来。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1811-1863)作为讽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他的风格比较接近于狄更斯。但是他的锋芒不仅指向资产阶级，也针对封建残余。他的作品所接触的社会问题不如狄更斯的广泛，劳动人民生活在书中也不占什么篇幅。
萨克雷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那里的税务员兼行政官。六岁时，他被送回英国，1829年进剑桥大学，后来又在伦敦学法律，当过记者。萨克雷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观念，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
萨克雷最早的作品是一些讽刺短文和中短篇小说。有的短篇小说描画上流社会各种骗子和冒险家，有的讽刺当时流行的渲染犯罪行为的小说。这些作品一般都缺乏他后来达到的那种现实主义深度，主要是写离奇的情节。
萨克雷的第一部佳作是由四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势利者集》(1846-1847)。他在一系列特写中讽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骄横无知和浮华虚荣，刻画了贵族的、商界的、都市的、军队的、教会的、学府的、文坛的和乡村的势利者等等肖像。作者认为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势利”，贵族制度是培养“势利”的肥沃土壤，宪法则是这种社会风尚的有力支持。他说势利者就是“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他要求社会平等，用才能和品德而不用门第和钱财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部文集为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作了准备。
长篇小说《名利场》(1848)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各样势利者的事迹，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权势。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女主人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在学校中遭受歧视，感到忿懑不平，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她认为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她靠自己的美貌，利用一切手段，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她虽然费尽心机，但上流社会始终门禁森严，她的出身和贫寒阻碍她获得成功。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丑行，但也以欣赏态度描写了她那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并把责任归于社会，为她开脱。
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典型，并通过蓓基的遭遇，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和腐朽堕落的风尚。小说着重剖析主要人物的阴暗的心理活动，善于运用冷嘲热讽的笔调。书中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议论。
五十年代的萨克雷的小说表明他的批判倾向已逐渐减弱。《潘登尼斯的历史》(1849-1850)和《钮可模一家》(1854-1855)等写上流社会生活，刻画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面形象。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以十八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为背景，描写贵族青年艾斯芒德为了他所爱的子爵夫人，放弃了自己继承子爵爵位的权利。他参加过战争和复辟活动，后来又爱上子爵夫人的女儿，但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最后他和子爵夫人结婚，移居美洲。作品再现了十八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风尚，批判了贵族的虚荣浮华，并通过主人公的感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充满着感伤和忧郁的情调。
伊利莎伯·克莱格洪·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自幼熟悉小市镇生活。她和一个牧师结婚后，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开始和工人接触，经历过宪章运动的数次高潮。
她的主要小说《玛丽·巴顿》(1848)，写宪章运动时期曼彻斯特的劳资矛盾。老工人约翰·巴顿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代表工人到伦敦请愿。他很关心工人的生活，后来因为遭到资本家歧视，长期失业。他的女儿玛丽·巴顿是一个制帽工人，起初由于幼稚和虚荣，常同工厂主卡森的儿子亨利交往，拒绝了工人杰姆·威尔逊的爱情。她后来悔悟，决心同亨利绝交。这时亨利由于粗暴蛮横，被工人暗杀。这次暗杀是经过抽签，由约翰·巴顿去执行的。事后约翰受到“良心的谴责”，向卡森坦白、悔罪。卡森原谅了巴顿，表示愿意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作者反对资方对工人持强硬态度，但也反对工人的“过激”的抗争，主张劳资之间和平共处。她认为尖锐的斗争对双方都不利，只是说明了雇主的“不仁”和工人的“不智”。她的社会理想是披着基督教“仁爱精神”外衣的改良主义。
四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人运动衰落，作者写了《克兰福》(1853)、《露斯》(1853)、《北与南》(1855)、《妻子和女儿》(1856)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北与南》通过英国南部一个富家女子和北部工业资本家的爱情故事，进一步宣扬改良主义思想，主张举办福利事业，改善工人生活，调和劳资矛盾。其他作品主要写小市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批判和揭露性减弱。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后来当家庭教师。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孤独、反抗和奋斗。
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刊行问世的小说《简·爱》(1847)的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她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遭到虐待，后来舅母把她送进慈善机关举办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精神上又感到屈辱。简·爱力图摆脱穷困。为了追求“独立”生活，她离开寄宿学校后，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财的上层社会妇女，以自己“清高”和“独立”的个性博取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和他结了婚，获得了“个人幸福”。当时，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和慈善学校的伪善。但书中的社会画面仍然显得狭小。女主人公虽然标榜“清高”，“不求于人”，最后还是依靠一笔意外的遗产才摆脱贫穷的境况，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和乔治·艾略特(1819-1880)。
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她的父亲是一农场管事，她在农村度过童年，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要背景。1848年艾略特到伦敦，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至1853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撰稿，担任编辑。1854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未举行婚礼，和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不能办理离婚手续。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等。
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她的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所谓无私的“仁爱”。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即“邪恶”和“仁爱”，最后“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妹妹曼琪则天真善良。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遭到哥哥的阻挠，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为社会所不容，被汤姆赶出家门。最后镇上发洪水，磨房受到冲击，曼琪奋不顾身，抢救哥哥。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双方言归于好，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概念化，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塑造了很多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在《米德尔马契》中，她还揭露了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
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1892)和勃朗宁(1812-1889)。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1861)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1844)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1909)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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