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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爆发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无业无产阶级队伍也在成长。19世纪最初10年间，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多次工人暴动，最剧烈的是1811到1812年的群众性的破坏机器的勒德运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造成1819年著名的彼得卢的大屠杀。劳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此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和操纵议会的金融寡头、土地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1832年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
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和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对外进行了美洲和印度的殖民战争。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达到高潮。当时民主会社林立，如“革命社”、“权利法案社”、“人民之友社”等，其中以1792年成立的“伦敦通讯社”为最激进，规模最大，组织也最民主。它吸引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民主思想家和文人，如潘恩、葛德汶、布莱克等，也吸收了许多工人。“通讯社”的活动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高峰，它召开了全英人民大会，邀请其他民主会社参加，并通过了要求停止对法战争和扩大选举权的决议。
民主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罪恶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葛德汶(1756-1836)和反动思想家勃克(1729-1797)的论战中。勃克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1790)这一著作中维护旧制度，认为社会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它推翻。民主派纷纷起来加以驳斥，普里斯特莱的《致勃克书》(1791)和潘恩的《人权论》(1791)都曾给勃克以有力的反击。但是葛德汶的回答更进一步。他在《政治正义性的研究》(1793)一书中不但驳斥了勃克的论点，还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理想。葛德汶还写过一部暴露贵族地主迫害农民、揭发法律不公正的小说《凯列布·威廉斯》(1794)。葛德汶的理论著作在工人和民主派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雪莱就是他的热烈拥护者。另一个激进派的代表作家是威廉·科贝特(1762-1835)。他主编《政治纪闻》(1802-1835)周刊，并在周刊上发表《骑马乡行记》(1821-1834)。这部作品以通俗平易的文字，报道了作者骑马在英国旅行时的见闻。作者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对当时英国农民的贫困表示深切同情，要求改善他们的境况，同各种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进行斗争，辛辣地抨击英国的国教、金融寡头等反动势力，但很少超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浪漫主义诗歌，但是不同倾向的浪漫主义诗人之间却存在着政治和美学观点上的分歧，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这场革命还表示欢迎，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们却感到恐惧，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人民，因而转变，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推崇国教，拥护“神圣同盟”。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继承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传统，始终同情法国革命。他们支持勒德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英国王室和托利党政客，反对教会和“神圣同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否定文学反映现实，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美化封建的中古。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相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文学和现实的联系，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在工人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这种激情往往也体现在他们描写的大自然中。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出生于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爵位和诺丁昂的祖传领地，1801年进哈罗学校，1805年入剑桥大学。他读书很广泛，对历史、哲学和文学深感兴趣。为了答复保守派对他第一部诗集的批评，拜伦发表了双韵体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诗人辛辣地讽刺了湖畔派诗人，广泛评论了当时其他许多诗人和批评家。
拜伦的早早期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1、2章，1812)。在此以前，他游历过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长诗表现了拜伦强烈追求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从这种思想出发，对窒息个人自由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统治进行抨击，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但是由于他脱离人民，他的斗争是孤独的，他时常陷于悲观苦闷之中，对人生抱着虚无主义态度。长诗虽然以哈罗德为主人公，描写他在欧洲的经历，但事实上拜伦通过哈罗德主要表现了自己悲观厌世、蔑视群众的消极思想。当拜伦涉及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鼓舞时，往往撇开忧郁的哈罗德这个形象，由诗人自己直接出来发表意见。
在第一章里，一开始，贵族青年哈罗德已经厌倦了生活，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离开英国，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首先到了葡萄牙。诗人特别注意到葡萄牙人民受奴役的处境，美丽的自然风光恰好和现实形成对比。在西班牙的见闻是第一章的中心。西班牙正遭受外敌的侵略，诗人号召人民起来解放自己。他以五节诗描写了游击队的女英雄、保卫萨拉哥萨城的姑娘。他虽然柔弱，但爱人死后，奋起领导游击队，追击法国军队，表现得英勇机智。在写到卡狄兹城时，诗人也描述了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场面，并指出都市的封建贵族和骑士风气的腐朽。
第二章写哈罗德到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诗人凭吊了雅典文化古迹，指责苏格兰籍的爱尔金公爵把著名的雅典神庙中的珍贵石刻全部盗往英国。拜伦还认为希腊人民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斗争，俄国、法国固然能打败希腊的敌人，但是希腊并不能因此获得自由。哈罗德最后到达阿尔巴尼亚，会见了首领阿里·帕夏。作者描写了英勇善战的普通人民、殷勤好客的苏里欧人、各族人民的生活风尚和民间歌舞，还记载了士兵们爱唱的战歌。《哈罗德游记》包含着迫切的政治社会内容，吸引了欧洲广大读者。
1812年，拜伦出席上议院，发表著名演说，反对处死破坏机器的工人。同时发表的政治诗《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痛斥政府迫害工人的措施，并指出一切立法机关、警察、军队都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拜伦的第二次著名演说揭露并痛斥了英国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对他的诽谤，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诗人感到愤慨，并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东方故事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道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5)和《巴里西纳》(1815)。这些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拜伦式的英雄”，他们蔑视“文明”社会，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叛热情。情节主要写个人的复仇和反抗，背景多为南欧的大海、原野或土耳其王宫等。主人公往往为个人自由、爱情幸福而奋斗，他们傲世独立，行踪诡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奋斗没有明确的前景，最后遭到失败或死亡。这种叛逆性格后来还有所继续和发展，成为他的许多作品的中心人物。
1816年，拜伦被迫离开英国。统治阶级对他反对政府的活动久怀敌意，借故制造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出国远行。他首先到了瑞士，遇见雪莱，雪莱的乐观情绪影响了他。在这一段时间，拜伦写过若干反映革命斗争的著名短诗，如《锡庸的囚徒》(1816)、《普罗米修斯》(1816)、《勒德派之歌》(1816)等，前两者诗主要写革命者在专制统治的监禁下受尽折磨，但表现出坚毅不屈的精神。《勒德派之歌》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拜伦用短小有力的诗句号召工人扔下梭子，拿起武器，用自己手织的布匹来包裹暴君的尸体，用暴君的血来灌溉自由之树。
在瑞士，拜伦还写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18160；第四章(1818)是在意大利写成的。两章的主要内容仍是时代的重要事件，哈罗德在第三章中来到滑铁卢战场。拜伦看见滑铁卢一役拿破仑失败后，“神圣同盟”把欧洲封建君主纠合在一起，反动势力猖獗。他认为只有争取自由的战争才是光荣的。在描写日内瓦的景物时，诗人追忆法国大革命，提到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他说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思想燃遍了全世界，鼓舞了人们反专制的热情。在第四章里，诗人用很多篇幅歌颂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光辉文化和当时的诗人、历史家、雕刻家、科学家。在描述古罗马的遗迹时，拜伦回顾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歌颂对建立罗马有过贡献的人物。拜伦认为意大利应当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统治，争取独立自由。诗人以为“自由”的旗帜虽已破碎，但仍高高飘扬，“自由”的种子根深蒂固，定能开花结果。作者在叙述旅途所见时，经常描绘自然景色，把美丽的自然和丑恶的现实对比，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第三章中写暴风雨的几节：
天变了!——竟变得这样!啊!夜晚，
风暴和黑暗，你们真有奇妙的力量，
在力量中又有美，正像妇女黑亮的眼
放射出来的光彩!在更远的远方，
在震动的岩石中，过了一岗又一岗，
活泼的雷霆在跳跃!不只是一块云，
而是每座山现在都发出了声响，
朱拉在透过云雾的衣裳答应，
是快乐的阿尔卑斯大声呼叫的回声!
而这是在夜晚——多么光辉的夜晚!
你来不是叫人酣睡!请让我也能
分享你的勇猛而博大的狂欢，
成为暴风雨和你的一个部分!
湖面的放光，水上是磷火荧荧，
大雨正飞舞着降到大地上!
现在天又黑了，——可是接着，群岭，
又发出发山啸似的齐声震响，
好像正在为地动山摇的新生而欢唱!
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虽然表现了拜伦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但是也自始至终贯穿着悲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拜伦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表示对生活厌倦，表示自己已经尝够生活的真味，把世上的一切都看得无所谓了；“尘世上的荣誉，野心和斗争，爱情和悲哀”，“都不能用那尖刀在他心坎上划下深痕”。拜伦在诗中还表现了蔑视群众的思想，认为“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他赞美旷野和人迹不到的地方，认为和禽兽为邻不会寂寞。在诗中，拜伦虽然一再拿希腊、罗马等国家的“光荣”历史和这些国家在当时所处的屈辱地位进行对照，但他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十分错误的，他认为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兴亡盛衰，“无非是旧事的轮回和循环”，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
1816年秋，拜伦到了意大利。他完成了在瑞士开始的哲理诗剧《曼弗莱德》(1817)。这部作品和神秘剧《该隐》(1821)体现着和“东方故事诗”同样的情绪，进一步描写了叛逆性格。曼弗莱德对知识和生活都感到失望，认为“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他不愿再在人群中生活，也不愿作“群氓”的领袖。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他独自在阿尔卑斯山上徘徊，寻求遗忘或死亡。他召来支配宇宙中各种自然力量和人类命运的精灵，但是他们都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最后出现了反对自由、恢复旧制度的复仇女神和罪恶的精灵之王。曼弗莱德拒绝向他们屈膝，但是又借助他们的威力重见了他所爱的女子的幽灵。幽灵预言他次日将死。他临终时拒绝修道院长的挽救，也坚决拒绝精灵的召唤，孤寂地死去。诗剧的主人公对理性和知识表示失望，这反映了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国”的破产。同时他又坚持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精神，要求思想自由和意志独立，但傲世离群、悲观绝望的个人主义情绪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
《该隐》是用《圣经》故事写成的，诗人把该隐写成第一个反对专制神权、离经背道的叛逆者。该隐认为神的权威不一定就是正义，神权要求于人的显然只是愚昧和服从。但是该隐认为知识也没有改善人的地位，挽救人类死亡和覆灭的命运。该隐在探索人生和哲学问题时，在反对神权时，始终是孤独的。这种寂寞、悲观、失望的情绪和曼弗莱德有相似之处。但是《该隐》反对宗教的精神却有积极意义。在“神圣同盟”嚣张、力图重建宗教权威的年月里，拜伦的诗剧是一个有力的抗议。华兹华斯颂扬宗教的《教会十四行诗》于此时出版，《该隐》的精神是与此针锋相对的。
在意大利时期，拜伦参加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钻研意大利的历史和文学，这时他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现实主义成分增强。他写了以下三类作品：以意大利和东方历史为题材的诗剧《威尼斯总督马里诺·法利埃洛》(1820)、《萨达纳巴勒斯》(1821)、《福斯卡利父子》(1821)；卓越的故事讽刺诗《审判的幻景》(1822)、《青铜世纪》(1822)；未完成的杰作、长篇叙事诗《唐璜》(1818-1823)。
历史剧《马里诺·法利埃洛》表达了拜伦反封建的共和主义思想和热情，剧情和当时烧炭党活动有联系，作者以过去的革命历史作为当前革命的借鉴。
在《青铜世纪》一诗中，拜伦揭发了1822年秋“神圣同盟”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会议拟定了镇压欧洲人民革命的方案，拒绝听取希腊代表的意见，并容许法国路易十八的政府对西班牙实行武装干涉。作者用讽刺笔法塑造了路易十八、亚历山大一世和威灵顿等人的肖像，并以轻蔑的口吻去描写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他又揭露了英国地主和金融巨头相互勾结，在战争中发财致富，镇压革命活动。拜伦还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描写拿破仑战争时，拜伦惋惜拿破仑在广大人民觉醒的年代没有成为华盛顿。他又把美国的国会制和维罗纳会议相比，在美国会议上发言的是民主思想家派屈立克·亨利、科学家富兰克林和反专制的华盛顿，而在“神圣同盟”
会议上发言的却是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君主。拜伦以形象的比喻，讽刺并揭发了“神圣同盟”的反动本质，文字刚健有力，流畅通俗。
《唐璜》写成十六章，全诗未完。作者以嘲讽的口吻把诗献给“桂冠诗人”、“托利党人”和“叛徒”骚塞，也讽刺了柯尔律治的形而上学和华兹华斯《郊游》一诗的玄秘哲学。作者谴责这些隐居在闭塞的湖区而不见海洋的诗人受反动统治者雇佣，既歌功颂德，又赞助统治者对内对外的血腥政策。长诗前六章描写出生于西班牙的主人公唐璜的身世和恋爱生活，对虚伪的封建道德标准表示蔑视。唐璜被迫逃亡海外，在海上遇到风暴，船只覆没，部分幸存者受尽饥饿的折磨，最后唐璜一个人漂流到海岛上，为希腊海盗的女儿海黛所救。在描述唐璜和海黛的恋爱以及海盗宅中的宴乐时，拜伦写了著名的《哀希腊》一诗，歌颂希腊过去的光荣，哀悼希腊当时受奴役的处境。后来唐璜被海盗送到奴隶市场拍卖，入了土耳其的禁宫。这六章虽然揭露了上流社会，但更多的是描写异邦情调，情节离奇。
七、八、九三章叙述1790年的俄土战争，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将军率领下攻占了伊兹迈尔。作者写到战争的巨大创伤和破坏，并且指出这不是为自由而战，而是为了权威和荣誉。但他支持人民反封建的暴力斗争，他要使石头也站起来反对暴君。唐璜在战争中立了功，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最后奉命出使英国。
长诗的最后六章是一幅英国社会生活图。这是拜伦最熟悉的题材。通过政论性的插话，他指出英国是各族人民的狱吏、自由的镇压者，一再抨击托利党大臣镇压人民起义，揭露专制暴政的罪行，申斥那些反动诗人，也反对柏克莱的唯心哲学和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说。故事写唐璜一靠近英国海岸就感到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社会气氛，发现自己置身在
那些傲慢的店主中间，这些人
自南到北无情地发令、发货，
连海浪本身也要向他们纳税。
借唐璜在英国的旅行，作者首先记述了伦敦文学界的情况、议会的辩论、上流社会生活等。他指出金钱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欧洲的真正统治者。拜伦还塑造了贵族政客阿孟德维尔公爵和他的夫人形象，详细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各种活动，这些都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艺术的成就。阿孟德维尔公爵参预国家机密，他态度傲慢，精通宫廷生活的奥秘，是个模范的侍臣；公爵夫人出身高贵，豪富、美貌，礼貌周到，恪守规范。议会会议结束后，公爵夫妇回到乡间古邸，作者追溯了公爵的历代祖先：专横强暴的侯爵、法官、主教、律师和将军们。他详细描述了公爵和他的数十名各式各样的座上客如何在乡间过着悠闲奢侈的寄生生活。公爵除选购名画、修葺古屋、招待宾客外，还担任地方上的治安法官。诗中以辛辣、幽默的讽刺笔法勾画了公爵夫妇笼络选民的场面。
这部长诗主要通过政府性的揭露和现实主义的描叙，表达了拜伦对封建专制和金钱统治的轻蔑和仇视。唐璜爱情生活的描写占去许多篇幅，但唐璜在作品中主要只起了贯串故事、展示社会画面的作用。作者在诗中随处都流露出反封建的激昂情绪，但同时也表现了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拜伦说他同情弱者，但如果当权者一旦受到挫折，他就会逐渐变为极端保皇主义者，因为他也同样仇恨民主的专政。拜伦从来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也没有提出过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的要求，他所要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唐璜》中辛辣的讽刺、诙谐的剖析、诗意的描写、政论性的揭发等，使这部长诗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很富于多样性。
拜伦的民主革命性表现为对封建主和大 资产阶级的厌弃和对民族独立与民主的同情。他的政治理想是当时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对历史上的共和体城邦也怀有敬意。他参加过烧炭党的活动和希腊的独立运动，最后病死希腊。他的民主理想的基础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的强烈要求。他对人民同情，但又缺乏信任，这是他悲观怀疑情绪的主要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
拜伦是这一时期欧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当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有的对他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有的受到他的影响，如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祖父和父亲在政治上都是顽固的保守派。雪莱在伊顿学校读书，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喜欢研究化学、电学、天文学并作科学试验，他也广泛地阅读了柏拉图、休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泛神论、自然神论等哲学理论。葛德汶的《政治正义性的研究》、潘恩的《人权论》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上大学时，他写了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1811)，被学校开除，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在《麦布女王》的注释中。雪莱确认私有制的罪恶，他反对剥削制度，并热情地追求一个未来的空想社会。
雪莱曾于1812年二月到爱尔兰，发表演说，写政论，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压迫的斗争。回到英国后，他写了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1813)。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和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美学观点，对理解雪莱的世界观有重要意义。长诗采取梦幻和寓言的形式，写仙后麦布女王带领着熟睡的纯洁少女伊昂珊的灵魂，到宇宙中去观察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仙后指出过去的人类享有“自由”，但这种“自由”被暴君和僧侣摧毁了。少女的灵魂看到一座守卫森严、人口稠密的城市，君主和走狗们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而千百万人民却忍受着饥饿，他们的才智也受到严重的摧残。仙后说人民还没有觉醒，还没有站起来推翻君主、僧侣和政客，但是她指出变革是自然的基本法则，人民的智慧会成熟，理性的声音将唤醒人民，推翻不正义的制度和宗教迷信。长诗用不少的篇幅描写了未来的光景，那时候人人丰衣足食，才智也得到解放，统治大地的将是幸福和科学。在这首诗中，雪莱反对私有制，同情广大人民，但他把变革的必然性看成是抽象的自然精神或宇宙精神的体现。他又认为实现变革首先要解放受压抑的天才，依靠道德的理性等品质。
《麦布女王》的发表触怒了统治阶级。雪莱不得不于1818年和拜伦一样，永远离开英国。离国之前，他写了一首以革命为主题的重要长诗《伊斯兰的起义》(1818)。在长诗的序言中，雪莱说明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热情和信心。他为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时代”的民主措施辩护，尖锐地批判当时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悲观失望情绪，申斥了马尔萨斯学说。诗的开头是一段寓言式的引子：空中突然出现蛇和鹰的厮杀，象征善与恶的斗争。蛇象征善，被鹰战败落入海中，但是它被一个美丽的姑娘所收养，后来又重新起来斗争。作者通过寓言说明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是必会有新人接替，将它继续下去，直到胜利。长诗的主要情节写伊斯兰黄金城的革命，作者以此来暗示法国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一对青年男女莱昂和茜丝娜。莱昂领导人民反对专制，推翻暴君，解放城市，和人民一起庆祝胜利。人民要求处死暴君，但是莱昂怜悯他已经孤立，将他释放了。不久暴君回来图谋复辟，并开始大规模屠杀，烧死了所有主张信仰自由的人们，也烧死了莱昂和茜丝娜。诗人指出莱昂和茜丝娜虽死，他们的精神必将得到发扬，幸福社会必将到来。这首诗热情地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当时法国革命正遭受挫败，封建王朝复辟，雪莱并不因为封建势力的一时猖獗而对前途失去信心，他相信封建反动派必然覆灭。雪莱在诗中虽然肯定法国革命，但他主张人民斗争的主要手段应该是说理和宣传，而不是武力。
1818年3月雪莱去意大利，常常和拜伦交往。同年，雪莱作《裘利安和麦代洛》一诗，是在威尼斯和拜伦争辩后写的，麦代洛指拜伦，裘利安指雪莱自己。裘利安想要说服麦代洛，劝他不要悲观绝望，指出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未来大有希望。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写于英国劳资矛盾尖锐化、欧洲民族运动高潮时期。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虽然沿用埃斯库罗斯的情节，但是改变了妥协的结局。诗剧一开始写普罗米修斯被代表社会压迫和专制的天神尤皮特拴缚在高加索的岩石上，受着长期痛苦的折磨，但他坚毅不屈，拒绝向暴君投降。世上充满着专制和神权带来的罪恶和苦难，但是预知未来的精灵说人类是有希望的，因为人类有反专制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还有哲学家的智慧和学问以及诗人的创造和理想。精灵又指出“痛苦”是“爱”投下的影子，这使普罗米修斯渴望看见别离已久的爱人，海洋的女儿，美貌的亚细亚。第二幕写亚细亚在美丽的山谷里迎接春天和黎明，预感到即将和普罗米修斯重逢。她和妹妹潘西亚来到了象征变革必然性的冥王那里，变革的时机终于来到，亚细亚显示了惊人的美貌。时间神使亚细亚和普罗米修斯重新团圆，又把冥王带到尤皮特那里。冥王把尤皮特拉下宝座，象征力量的神赫拉克勒斯解放了普罗米修斯。时间神在第三幕结尾时描写了解放后的面貌：
看啊，宝座上已没有君主，人与人
像精灵一样，彼此并肩而行。
……
宝座、祭坛、法庭、监狱；里里外外
都是些无知的愚人在背负着
朝笏、王冠、宝剑、锁链与典籍，
……
这些已是人类不复记忆的鬼魂。
……
令人厌恶的假面具已经撕下，人之上
已没有王，人人自由，不受限制，
人人平等，不分阶级、种族、国家，
没有畏惧、崇拜、地位和头上的君主，
人是公正的、温和的、有智慧的……
诗剧的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歌。旧时代被埋葬了，时间和人类思维的精灵庆贺并歌唱着人灶未来的光辉成就。诗歌艺术和科学将为人们所享有，“爱”将替代“恐惧”而使世界成为乐园。温和、美德、智慧和忍耐将重建大地。诗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皮特的斗争，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在雪莱创作的年代里，以动势力猖獗，以俄、普、奥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大肆镇压，但雪莱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相信历史必然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专制君主赶下宝座，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乐园必然取而代之。诗剧的缺点在于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看法是唯心的，宣扬宽恕、仁爱等道德品质。诗人虽然强调反专制暴政的不屈斗争，但也把抽象的人类“爱”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
在这首诗中，诗人除了中心人物以外，还创造了许多以神话为依据的精灵和代表自然界各种力量的精灵。这些精灵象征宇宙中运行无极、变化有矩的力量，也象征现实中一切变革的动力。诗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磅礴的抒情风格，诗人把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摆在全宇宙范围内加以颂扬，给人以巨大空间的感觉和万物迅速变化与运转的感觉。
历史剧《钱起》(1819)是根据罗马钱起家族的遗稿所记述的史实写成的。剧本写女主人公的父亲佛兰切斯科·钱起专制暴虐，害死儿子，奸淫女儿，作践妻子。他这种暴戾行为受到封建君主和教皇的纵容。女儿贝雅特里齐是一个纯洁、美丽的少女，她起初企图说服父亲，后来又求救于教会和法庭，但全归失败。最后她和继母、兄弟派人暗杀了钱起，他们被教皇判处死刑。剧本的女主人公敢于以暴抗暴，但作者认为她应该以仁爱感化罪恶，由于她采用暴力，才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181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是雪莱的杰出成就。他虽然被迫离开英国，却时刻关心国内斗争。彼得卢的大屠杀激起诗人的无比愤怒，他写了好几首优秀的政治诗，如《致英国人之歌》、《写于卡色瑞执政时期》、《十四行诗：1819年的英国》、《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等。在《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中，诗人描写屠杀、欺诈、虚伪、暴政等罪行戴着英国内阁反动大臣和君权、神权、法权等面具，和刽子手们一起排成行列，在被屠杀的工人群众的血泊中耀武扬威地游行。但是诗人指出人民胜利的希腊并未消失，而是在日益增长，大地正号召人民奋起。雪莱把劳动者受奴役的处境和自由的未来作了对比，自由对工人来说是劳动的自由，是丰足的生活，对富人来说应该是约束和惩罚。他认为只要群众坚定、勇敢、团结一致地向统治阶级示威，统治阶级必然会感到他们的血腥镇压是可耻的，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必能争得自由。《致英国人之歌》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在宪章运动时期成为广大工人的战歌。雪莱指出，物质财富甚至武器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必须为他们自己所占有。在这些政治诗中，他从启蒙思想出发，认为人人应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并表明他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刻同情，已意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但雪莱强调人民只要觉悟起来，就可以用“精神”力量战胜统治者。这些诗采用人民熟悉的语言，辞意通俗，号召力强，对后来宪章派诗歌很有影响。
20年代初民族运动的高涨在雪莱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映。他写了《自由颂》、《自由》、《那不勒斯颂》、《给意大利》等政治抒情诗。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被镇压后，民族运动的中心移到希腊。作者最后一部抒情诗剧《希腊》(1822)是献给争取民族独立的希腊人民的，反映了诗人对民族运动的同情和支持。雪莱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描写了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英雄事迹，还预示了希腊未来胜利的远景。
雪莱晚期的抒情诗中最著名的有描述自然景物的《西风颂》(1819)、《致云雀》(1820)、《阿波罗赞歌》(1820)等。《西风颂》抒发了诗人豪迈、奔放的革命热情，西风虽然摧残了一切，但也播送了新生的种子。诗人希腊自己化为西风，把他对未来的预言传遍人间。他说：“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致云雀》一诗模拟云雀高飞的节奏，云雀一边高蹿，一边歌唱，愈唱愈响亮，愈飞愈高。诗人一边倾听云雀的歌声，一边希望自己的歌声也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希望。雪莱描写的自然景物往往体现着他对实物的细致观察，风格时而奔放不羁，时而婉转悠扬，语言富有音乐性，比喻丰富恰当，通俗易懂。
雪莱的《诗辩》(1821)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它阐明了英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点。雪莱根据丰富的史料，论证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和社会相联系的，也论证了文学的教育作用。他肯定荷马创造了时代的理想人物，能吸引读者去效法他们：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雄人物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但丁是中古欧洲的启蒙者，文艺复兴的先驱；弥尔顿在愚昧的复辟时期创造了撒旦的光辉形象，具有反专制的道德力量。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力量。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英国复辟时期的戏剧也是如此。雪莱强调诗歌在他那时代也该起改造社会的作用。雪莱还认为诗人“不但深刻观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发现现存事物应该遵守的法则，而且还从现在观察到将来”。但他抹杀文学的渊源来自生活，强调诗歌反映的是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人生，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他把诗人称为立法者和先知，断言诗歌改造社会的作用胜过实用技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雪莱也过分强调天赋和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尽管雪莱有这些思想上的局限性，但同拜伦相比，他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更多地向前看，因而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
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伦敦一个小业主家庭，当过药剂师的学徒，后来放弃学医，专事创作。1817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包括《读恰普曼译荷马》、《蚱蜢和蟋蟀》等)。这些诗表现了他对古典诗歌的爱好和描写自然景物的才能。1818年所写的长诗《安狄米恩》以希腊神话为素材，记述牧人安狄米恩寻找月神的故事，象征诗人追求理想的过程。诗人把现实社会的丑恶同大自然、诗歌、友谊、爱情的美相对比。
1819年是他创作的高峰，他写了许多抒情叙事诗、颂歌和十四行诗。《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和《伊莎贝拉》两诗写青年的爱情，流露出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家庭压制自由恋爱的思想。在艺术上，济慈极力渲染浪漫主义气氛，追求绘画和雕塑中的色彩感和立体感。《秋日颂》表现秋天丰熟的景象和诗人自己的感官陶醉。《希腊古瓮颂》描绘古瓮上被艺术家所凝固了的生活图画，诗人认为这比变幻无常的现实生活更美丽，代表了永恒的美。未完成的诗《海庇里安》(1818-1819)通过新旧两代天神之间的斗争，说明新的更美好的一代必将代替旧的一代。
济慈的作品主要以刻画鲜明具体取胜，他所写的景物具有实物感，这是同他追求美感以逃避现实的思想分不开的。尽管他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满的一面，他的诗歌却常常带有显著的唯美主义色彩。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保守的律师家庭，曾当过律师，后来专事写作。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苏格兰得到发展，英国资本也大量渗入，破坏了苏格兰的封建经济和长期保存下来的氏族制度
，引起苏格兰广大阶层特别是农民对英国的仇恨。司各特一生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留恋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宗法社会，但以同情的态度描写苏格兰农民，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恩格斯充分肯定司各特的小说的认识价值，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马克思也十分爱读司各特的小说。1866年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最近一次病中不得不停止工作，“而且甚至使我不能阅读任何东西，除了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以外。”
司各特自幼喜爱苏格兰的民间歌谣和故事，很早就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803年出版《苏格兰边区歌谣集》，总结了这一时期他采集校订民间文学的工作。他还致力于收集各国民间文学，并译过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
司各特最早的作品是一些长篇历史叙事诗，如《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1805)、《马密恩》(1808)、《湖上夫人》(1810)等。这些叙事诗一般写中古氏族之间、苏格兰和英格兰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情节曲折，带有恐怖、神秘的浪漫主义气氛。近似湖畔派诗人的某些作品；但作者注意刻画民间风尚、民族精神和民众场面，这是他独有的风格。
司各特在43岁时开始写小说，一共写了约30部，第一小说《威弗莱》(1814)叙述1745年苏格兰民族领袖图谋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故事，反映了苏格兰人民的反英情绪。接着他又写出《盖·曼纳林》(1815)和《好古者》(1816)。这些最早的小说已经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民俗民情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强烈兴趣，也表现了他的保守的封建地主立场。
描写苏格兰生活最杰出的作品是《修墓老人》(1816)、《罗伯·罗伊》(1817)和《中洛辛郡的心脏》(1818)。《修墓老人》叙说1679年苏格兰清教徒为反对英国国教主教制举行起义、被英王詹姆斯二世镇压的故事。这次起义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詹姆斯力
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制度，镇压那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清教徒。小说的主人公莫顿是一个温和的长老会派的清教徒，他在激进的长老会派约翰·巴尔福的激励下参加起义，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之一。小说以不少篇幅记述苏格兰起义者的群众场面和他们的英勇、坚定与愤怒。他们最初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缺乏组织和准备，终于失败，莫顿和其他一些领袖被捕。作者描绘了清教徒领袖麦克布莱尔在残酷的审判中所表现的坚毅不屈的气概，使旁观者动容，但是作者又把起义的坚定分子写成宗教狂热者或褊狭的过激分子。中特写约翰·巴尔福惨死，莫顿由于和贵族的联系，只受到放逐的处分，最终回国和他相爱的贵族女子结婚。“光荣革命”后，作为清教徒的威廉三世取代詹姆斯，巩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缓和了清教徒的反抗情绪。作者对苏格兰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反对保皇党中最凶恶的上层，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妥协的托利派。
《罗伯·罗伊》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雅各派1715年暴动为背景，写英国北方贵族奥斯包狄斯东一族两支之间的纠纷。一支在伦敦经营海外贸易，成为金融巨头，另一支在英国北部拥有封建庄园，过着典型的地主式的生活。伦敦一支的弗兰西斯由于同另一支的拉斯里发生争执，到苏格兰山区向罗伯·罗伊求援。罗伯·罗伊是苏格兰氏族后裔，作者歌颂了这个抗击英国压迫的英格兰民族英雄，写他为生活所迫，忿而为盗，盘踞险峻的山区，在民间行，并率领部族同英军英勇作战。
“中洛辛郡的心脏”指的是爱丁堡监狱。小说开始时写1736年在爱丁堡发生的苏格兰市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暴动。市民因同情一个被处死的走私贩而向市警示威，但是警备队长卜丢司下令枪杀群众，因而被判死刑。后来英国王后下令缓刑，激起市民的极大忿怒。群众在走私贩的伙伴罗伯逊的领导下举行暴动。他们从狱中揪出卜丢司，把他处死。小说描写了炽热的群众场面，表现了群众的机智、团结、镇静和有组织的行动。小说的主要情节却是写苏格兰农民迪恩斯一家的遭遇。迪恩斯的次女爱菲因有杀婴的嫌疑，被监禁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姐姐珍妮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她不肯伪造见证来拯救妹妹，宁可历尽艰苦徒步到伦敦去，以同乡的情谊请求苏格兰贵族亚盖尔公爵帮助，最后见到王后，使妹妹获得特赦。作者从民族立场同情苏格兰市民和手工业者的反英暴动，并以深厚的同情刻画了农民的女儿珍妮。但是他用理想化的手法来描写苏格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亲如一家人的宗族关系，反映了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小说还在最后以罗伯逊为中心安排了一些离奇曲折的情节。
司各特还写过许多有关英国和法国历史的著名小说，如《艾凡赫》(1820)、《肯纳尔沃思堡》(1821)、《昆廷·杜沃德》(1823)等。《艾凡赫》是作者第一部描述中古生活的作品，背景在十二世纪末的英国。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是撒克逊贵族和诺曼贵族、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的剧烈斗争，作者同情被征服的撒克逊贵族，支持撒克逊的自由农民。小说通过主人公撒克逊贵族后裔艾凡赫的冒险经历，描写了比武、攻打城堡、骑士爱情、绿林侠盗的生活等场面，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英国的民族矛盾、民族风尚和各阶层的生活。作者把国王狮心理查写成正面人物；他英勇、正直，对撒克逊族一贯友好。撒克逊贵族和农民都支持狮心理查，反对傲慢、凶残的诺曼贵族和理查的弟弟、企图篡位的约翰。他们终于粉碎约翰和诺曼贵族的阴谋，狮心理查保住了王位。小说中的自由农民就是民间传说的侠盗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小说的人民场面。
《肯纳尔沃思堡》主要写16世纪伊利莎伯朝恃权争宠的大臣莱斯特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名地位，残杀了和他秘密结婚的妻子。作者也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了伊利莎伯女王，宠臣萨塞克斯和莱斯特两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莱斯特公爵的城堡肯纳尔沃思举行的招待女王的盛大宴会和各种反映历史、传说的化装表演。小说还穿插了不少伊利莎伯时代的文坛轶事和有关民间艺人、药师、巫师、小酒店生活的记述，使小说成为一部丰富多彩的风俗史。
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和司各特有联系的出版公司破产，使他负债13万英镑。司各特写书偿债，因而损害了健康。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取材于12世纪以后的历史，善于描写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把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给人民以较为显著的地位。他的作品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富于生动的地域特点和民族色彩，规模宏大，情节离奇曲折，场面绚丽动人。他擅长通过风景和环境来烘托气氛，并把它们和故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的小说为此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推崇他的作品，有些还受到他的影响，如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大仲马，俄国的普希金，意大利的曼佐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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