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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到1830年左右，德国文学非常繁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发展。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合作的十年(1794-1805)，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的“古典时期”。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只在个别地区，如东部的萨克森、西部的莱茵河流域，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国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进攻法国，企图扼杀这场革命，但在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军队英勇抵抗的面前遭到失败，莱茵河以西地区为法军所占领。后来拿破仑在法国取得政权，对德国发动战争，于1806年击败普鲁士，把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邦组成莱茵联盟。1813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随后又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德国经过拿破仑战争的风暴，从二百九十多个国家合并为三十四个国家和四个自由市，它们在奥地利控制下组织了德意志联邦。这个联邦未能对德国统一起促进作用，只不过是各邦统治者用以控制人民、镇压进步力量的工具。德国人民所向往的统一和自由都成为泡影。这是一个黑暗的、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
对于法国革命，德国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的反应：封建统治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农民和工人表示热烈欢迎，个别地区有自发性的起义事件发生，但很快就遭到当地反动统治者的镇压；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度感到无限兴奋，他们认为前一代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即将随着革命而实现。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脆弱的，它主要还是依附封建势力而生存，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抽象地赞同革命，却没有实行革命的要求和能力。他们既不满封建的专制制度，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斗争，所以在法国革命逐渐深入，尤其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除了少数人如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1754-1794)等以外，大多数都吓得倒退了，有的甚至成为革命的反对者。在贫穷落后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图像，例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歌德、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一些浪漫主义者的梦幻，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等，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康德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在他承认客观世界即“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又宣称这个“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可能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及他对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之类的概念的阐述，替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看作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二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思想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也起了影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曾对此加以发挥。费希特摈弃了康德的“物自体”，把“非我”看作“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另一体”或自身发展的结果，他发扬了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辩证思想，在哲学和艺术理论中都建立了历史发展观念。谢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他说，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这种哲学对浪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不同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更不同于德国启蒙文学初期高特舍特倡导的对法国古典文学形式的模仿。它是在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8世纪80年代，歌德和席勒先后脱离狂飙突进时期，在法国革命前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逐渐形成他们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民，日益接受所谓人道主义的理想，他们企图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人。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统，但是削弱了后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内容，而提倡以宽容和妥协来解决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语言纯洁。他们接受了温克尔曼用以概括希腊艺术特点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伟大”的看法，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同时也从民间文学里吸取养分。但他们回避革命，不想通过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来改造人，只想用抽象的理想来教育人，甚至企图在“和谐”中维持旧的社会秩序。这种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人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但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后看的，甚至是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30年代。当“古典”主义主要只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的作家和诗人。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放外，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曾一度表示欢迎，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才否定现实，向后退却。他们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文艺。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束的方面，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上，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的界限；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他们的作品形式散漫，语言含糊甚至怪诞。他们写出大量作品，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成为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爱国歌手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抵抗法国侵略，号召人民起来行动，尽管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派对德国文学作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谴责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意大利旅行(1786-1788)归来后，他摆脱了行政事务，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宫廷剧院27年之久(1791-1817)。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长期居住魏玛，1832年逝世。
歌德初到魏玛的十年，是从狂飙突进运动转入“古典”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国，本来抱着一套改良主义的想法，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谣曲，如《致月词》、《浪游人的夜歌》、《迷娘》、《魔王》、《渔夫》等。这些诗是青年歌德诗歌的继续，但是已经失去《普罗米修斯》那种反抗的精神，而代之以更多的抒情因素。到了80年代初期，他的诗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内容越来越多，他笼统地赞颂人的“高贵”、“友爱”、“善良”(如《神性》)。同时，他的某些具体工作如视察矿山等使他渐渐对自然界发生兴趣，他研究了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这对于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进化论观点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786年，歌德到意大利旅行。他在意大利停留将及两年，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在意大利，他完成了1775年就已开始的悲剧《哀格蒙特》(1788)，把1779年写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无韵诗体(1787)，回到魏玛后，又写出八十年代初所计划的《托夸多·塔索》(1790)。这三部剧本，第一部标志着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后两部则是歌德“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作。
《哀格蒙特》的剧情发生在16世纪尼德兰反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剧中主人公总督哀格蒙特伯爵为尼德兰人民所爱戴，但是他对敌人态度游移，不够坚强，最后被西班牙派来镇压尼德兰人民的阿尔巴将军逮捕处死。歌德在这里创造了哀格蒙特的情人克莱尔辛的感人形象，她来自民间，质朴忠实，在哀格蒙特被捕后，她勇敢地呼吁市民起义。但是往日表示拥护哀格蒙特的人们都慑于阿尔巴的威力，不敢行动。她呼吁无效，服毒自杀。哀格蒙特在临死的前夕，梦见克莱尔辛化作自由女神在云中出现，宣示他的死亡将给尼德兰带来解放，并且递给他胜利的花环。这个剧本还贯穿着像《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那种狂飙突进、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精神，但是歌德把历史上反动的哀格蒙特写成一个正面的理想人物，把尼德兰解放战争中进行过英勇反抗的人民写成无能的群氓，这反映出歌德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轻视群众的观点。
“古典”主义诗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在德国文学史上和莱辛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被称为最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三部剧作。歌德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在这个剧本里表现得最为完整，他宣扬人道主义的胜利，竭力要使人看到人性的感化力量，其结果，伊菲革涅亚这个形象既不是希腊时代的，也不是当地德国的现实中所能存在的，只是诗人头脑中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榜样而已。
《托夸多·塔索》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菲拉拉公爵的宫廷诗人塔索和公爵的大臣安托尼俄的争执，反映了当时歌德切身感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即艺术创作和为宫廷政治服务之间的冲突。这个剧本说明诗人若不愿沉沦毁灭，就必须和现实妥协。但它更多地是反映出歌德在魏玛宫廷中的苦闷。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歌德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却又否定它的暴力手段，并对革命中的群众力量缺乏理解。他写了一些蔑视群众、嘲讽革命的诗歌，如《威尼斯格言诗》(1796)中的一部分，以及戏剧如《市民将军》(1793)、《激动的人们》(1794)等。歌德主张政府须顺应时势进行改革，来对付革命。他在不少作品里都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思想，这充分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它的反动性。被称为“市民牧歌”的《赫尔曼与窦绿台》(1797)是一部用古希腊六步格诗体写成的叙事诗，叙述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地区后，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逃亡时在半天内发生的一段故事：金狮饭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女子窦绿台的爱情。歌德在这里主要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歌德自己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中的纯洁的人性，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矿渣中分化出来，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这里所谓的纯洁的人性，无非是对于小市民的庸俗安定生活的美化。
1794年以后，歌德和席勒日渐接近，彼此密切合作，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十多年内两人都写了许多重要作品。歌德在这时期内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浮士德》第一部(1808出版)，以及前边已经提到过的《赫尔曼与窦绿台》。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用他1777至1785年间写的一部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德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剧院，企图通过戏剧教育群众，以求得在精神上统一德国，莱辛、席勒以及当时一些民族剧院的创办者，都对此做过很大的努力。《戏剧使命》也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企图。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威廉·迈斯特不满意他身边的狭隘庸俗的环境，投身于他认为拥有广阔天地的戏剧事业，想建立一所民族剧院。他幼年就爱好傀儡戏，到了青年时期，他经常到剧院看戏，爱上女演员马利亚娜，不久由于误会和她分开，随后加入一个流动剧团。这个剧团到处流浪，有时也受雇到贵族府邸去表演。但剧团的实际情况和他对戏剧的理想有很大距离，他感到失望，最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亲自串演哈姆莱特，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学习时代》把一部原来主要是描述戏剧生活的小说发展成“教育小说”，作者在其中树立了“古典”主义的人生理想，即不断地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入现实生活。所以在《学习时代》里，威廉的戏剧事业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里他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经历了许多迷津和错误，最后被接纳加入一个秘密团体，为改造社会而努力。
《学习时代》描绘了德国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社会情况。小说前半部通过演员和贵族这两种人的活动，反映出德国社会的鄙陋而可怜的状态；小说最后两篇写到的秘密团体，使人想起当时欧洲盛极一时的“共济会”一类的组织。但小说里秘密团体的首脑罗塔利奥以及他周围的人物都是些理想化的贵族。罗塔利奥解放农奴，实际上是迫于时势，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利益。歌德希望在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的道德改善来改变现实。全书对于贵族具有的优越条件经常加以歌颂和赞赏。威廉厌弃商人家庭孜孜为利的庸俗，同处于下层地位的演员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物描绘得很生动，有血有肉；等到他脱离剧团，加入秘密团体，发展到一个所谓较高的生活阶段，这时人物的活动却使人感到空虚了。这说明秘密团体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作为描述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教育小说，《学习时代》在德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对19世纪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如凯勒的《绿衣享利》等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席勒逝世后，在反拿破仑战争前后的十几年内，歌德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自传的写作。《诗与真》(前3卷1811-1814，第4卷1833)叙述他从童年到应邀至魏玛为止的一段生活，但也叙述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和他怎样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书中的第七篇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的文学，一般认为这是德国文学史著作中最早的一篇。被视为自传第二部的《意大利游记》(1816-1817)记载歌德在意大利旅行中的感受，可以从中了解诗人转向“古典”主义的变化。
这段时期，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文学，受到启发，写出一部诗集《西东合集》(1819)。诗里出现不少东方的人名、地名，采用了东方的素材，而表达的多半是诗人对于时代、历史的观察和对于生命演变的探索。
歌德一生从未停止诗歌创作。他的诗歌从青年时期情感的抒发到晚年对于事物的观察，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断片”。尽管他的思想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可是他的诗歌在思想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的诗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发挥了德国语言的最大功能，影响了德国整个十九世纪的诗歌。
歌德晚年致力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1-182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的写作，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歌德逝世前不久脱稿的。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完成距离《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内，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的社会起着急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贫富的悬殊更为加深，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头脑里设计了一套套改革社会的方案。歌德晚年注意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自己也考虑过新时代提出的问题。歌德在《漫游时代》里探索了如何教育青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问题。从书名上看，《漫游时代》是《学习时代》的继续，但是在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上，它却是一部与《学习时代》连续性不大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作品。《漫游时代》包含着一些与全书故事有联系的或者没有多少联系的短篇小说、格言语录，还穿插了日记、信札和诗歌，这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喜欢采用的形式。威廉·迈斯特在这里已经失去主人公的地位，他只不过起到线索的作用而已。
歌德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威廉把他的儿子菲利克斯送到教育区。在这里儿童要受严格的训练，摆脱从不同家庭里带来的特殊习惯，遵守共同的纪律每个学童都就性之所近学习一种手艺，掌握一些书本知识，锻炼身体，先从事实际工作，然后才谈到学术，并且要求人人都熟悉农业。
《学习时代》里的那个秘密团体在《漫游时代》里成为一种世界组织。这个组织有两组人：居住者和漫游者。居住者在固定的地区从事劳动；漫游者则在祖国境内或外国开辟新的园地。在这个组织里不同的劳动都同样有价值，社会等级的区分消除了，人人要有一技之长，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威廉用几年时间学会了医术，成为外科医生。
歌德一再强调在这空想的社会里，每个人要处处对己对人都有用处。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在歌德心目中不过是些个劳动的手工艺者。并且他不但否定私有制，还要大力提倡它，认为每个人应尽量积累财富，以便能用来帮助他人和团体。这样的社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虽然如此，这部小说所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把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却标志着晚年歌德在当时欧洲先进思想影响下的转变。
《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顶峰。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飙突进的1772年起到1831年全部完成，将及60年之久。从1806年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中间也有二十年的距离，但是和《威廉·迈斯特》相反，第一部和第二部首尾是比较一贯的。
《浮士德》悲剧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描述浮士德一生发展的过程，他如何摆脱中古时期的蒙昧状况，探寻新的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终于得到了“智慧的最后的断案。”歌德描述浮协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悲剧：第一部主要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则包含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
在第一阶段知识悲剧里，浮士德年已半百，过的是脱离现实的书斋生活，他探索各种学术领域，得到的却是烦琐的、僵死的知识，越学越感到知识贫乏，对于包罗万象的自然和丰富的人生，既不能认识，也不能享受。他求死未果，求生不能，陷入苦闷的深渊。当他绝望地诅咒世间的一切时，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乘隙而入，说可以陪着他到“小世界”(爱情)和“大世界”(政治)去享受生活。于是他和魔鬼订下契约，离开狭窄的书斋。这里反映了死的知识同活的、与生活相结合的知识的矛盾，作者借用魔鬼的口，对德国十八世纪僵死的学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浮士德被魔鬼领到一个女巫那里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遇见一个小市民家的女孩子甘泪卿，魔鬼帮助他获得她的爱情。爱情生活使这个单纯的市民女子因失误而毒死母亲，溺死婴儿，她的哥哥也死在浮士德的剑下，最后她自己发了狂，被囚在狱里。浮士德经历了爱情的享受，也感到极大的良心谴责的痛苦。这就是《浮士德》中所谓的“甘泪卿悲剧”。这悲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当时阶级斗争在爱情中的反映：在不同阶级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中(浮士德是以贵族的身分出现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常常陷入孤苦无援的悲惨境地，这是狂飙突进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另一方面是浮士德本人的问题，浮士德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抛弃甘泪卿，因为他若是和她结婚，就必得一生过着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抛弃是悲剧，不抛弃也是悲剧，这悲剧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后来作者为了减轻甘泪卿悲剧给读者留下的悲惨印象，在第二部最后一场中，使死后的甘泪卿成为“赎罪女子中之一人”，是她把浮士德的灵魂引向圣母，充当了像《神曲》中贝雅特里齐那样的角色。
浮士德在强烈的刺激下，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后来在“风光明媚的地方”精灵们的歌声中又得到新生。魔鬼把浮士德带到皇帝的宫廷里，为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服务。这个王朝财政困难，大臣们互相抱怨，但皇帝仍贪图享乐，举行化装舞会。他们向皇帝建议发行纸币，暂时度过财政上的难关。皇帝知道浮士德擅长魔术，叫他使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幻影显现出来，供大家欣赏。浮士德看到从未见过的古希腊的美女，大受感动，昏倒在地上。这一段政治悲剧说明为封建王朝服务，除了供奉统治者消遣取乐外，不会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这里也触及了歌德本人在魏玛宫廷中的一些切身体验。
魔鬼背着昏迷不醒的浮士德回到故居的书斋，浮士德旧日的学生瓦格纳正在制造一个“人造人”。魔鬼帮助瓦格纳把“人造人”造成。“人造人”率领浮士德和魔鬼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去寻找海伦。浮士德感动了地狱的女主人，她允许海伦复活。象征古典美的海伦在舞台上出现后，和浮士德结了婚，生下一个儿子叫作欧福良。欧福良代表浪漫主义精神，他不受约束，无限制地向上追求，很快便陨逝了。随着儿子的死亡，海伦也消逝了，她只留下一件衣裳托着浮士德回到北方。这种美的幻灭告诉读者，“古典”主义的美的王国也不能是人生最后的目标。
浮士德的最后目标是创造事业。他看着海滨潮汐涨落，起了雄心，想把大海化为平地。这时皇帝国内发生内乱，浮士德借用魔鬼的魔术把内乱平息，在海边获得一块封地。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他率领这块地方的人民改造自然，向大海索取陆地。浮士德已经一百岁，双目失明，魔鬼见他的末日已到，派遣死灵们给他挖掘墓穴，但他仍然雄心勃勃，听到死灵们的锄头声，以为是为他服务的群众在筑壕挖沟，他说道：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在得到“智慧的最后的断案”、要尽量享受那“最高的一刹那”时，浮士德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
《浮士德》全剧的内容是由两次赌赛引起的：一次是魔鬼和天帝的赌赛，从这里又产生了浮士德和魔鬼的赌赛。
第一个赌赛在《天上序幕》里。魔鬼敢于和天帝赌赛，因为浮士德陷入绝望的深渊，对一切发生怀疑，正处在可以受魔鬼诱惑的成熟时期。魔鬼自信，若是趁这时候向他伸出魔手，使他背离天帝，攫取他的灵魂，定能成功，可以在天帝面前夸耀胜利。天帝则有更坚强的信心，他认为“人在努力时，难离错误”；并且“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不会迷失正途”。所以天帝把浮士德交给魔鬼，并没有什么不放心。
第二个赌赛在浮士德的书斋里。浮士德和魔鬼订立契约，魔鬼提出的条件是，在浮士德有生之年，他情愿作浮士德的仆人，供他驱使；浮士德死后，灵魂则归他所有。浮士德自信，他的努力不会停息，他向魔鬼提出条件，他说，假如有一次他在软床上偷安，便算是走上了末路；假如魔鬼能引诱他生出满足的念头，他的一生便算罢休；假如他对某一个刹那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的生命便算完了。
这两个赌赛订好以后，魔鬼就担任起他的职务。他一方面尽仆人的责任，处处给浮士德帮忙，一方面随时施展伎俩，阻碍浮士德向上。他陪伴着浮士德经过了“小世界”和“大世界”，浮士德始终没有感到满足，停顿不前，直到最后在创造事业的阶段里，对着最高的一刹那说了一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随即死去了。这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呢?从形式上看，浮士德的确说了请一刹那停留的那句话；从实质上看，浮士德一生孜孜不倦，纵使走过许多迷津，犯过许多错误，但从未停滞僵化。所以浮士德死后，魔鬼和天使们展开了一场浮士德灵魂的争夺战。结果还是魔鬼失败，天使胜利了
。当天使们荷负着浮士德的灵魂向高空飘浮时，他们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
浮士德和靡非斯托非勒斯是欧洲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人物，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歌德通过浮士德一生的发展，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描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想望。浮士德自从在中古时期的书斋里觉醒以来，就强调行动，把《圣经》里的“泰初有道”译成“泰初有为”，对一切采取积极态度。他和魔鬼订约后，这样宣告说：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
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等到晚年，他肯定了改造自然这一事业的意义。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殖民主义的利益，正在设想一些当时认为“宏伟”的计划：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歌德在《浮士德》里虽然通过魔鬼的口对残酷的海外殖民有所揭发，如说有强权就有公道，海盗、走私、战斗是三位一体，谁若要把它们分成三项，谁就是外行；但是歌德对于运河的开凿计划则不胜神往，他只看见改造世界面貌的一面，看不见有利于殖民主义掠夺的一面。他曾经说，他愿亲眼看到计划的实现，为此真值得多活几个五十年。歌德被资产阶级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计划所鼓舞，使浮士德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展望人类的远景，但是歌德始终不能认识人类要通过革命创造合理的社会，才能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浮士德的远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幻景。
魔鬼靡非斯非托勒斯则代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资产阶级中的另一种类型，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初次在浮士德的书斋里出现作自我介绍时说：
我是否定的精神!
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
所以倒不如始终无成。
因此你们便叫作“犯罪”、
“毁灭”，更简单一个字“恶”，
这便是我的本质。
浮士德一生努力，逝世后“合唱队”说，“那是过去了。”魔鬼却认为与其说过去，倒不如说根本没有：
过去和全无，完全一体!
永恒的创造是毫无意义!
不过把成品驱逐向“无”里!
……
我所喜欢的是永恒的太虚。
这样看来，人世间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成为不必要的了。歌德塑造魔鬼有两重意思：天帝在和魔鬼赌赛时说，人们的精神总是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他才造出魔鬼，来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此外，歌德还给了魔鬼一个任务，通过他对于社会上落后和反动的现象，如对于当时大学里的课程、唯心主义哲学、浪漫主义诗歌和骑士小说、教会和宫廷的腐败、新兴大都市的罪恶、纸币制度的骗局、殖民主义的海上掠夺等，都给以尖锐的讽刺。
浮士德一生努力，逝世后“合唱队”说，“那是过去了。”魔鬼却认为与其说过去，倒不如说根本没有：
过去和全无，完全一体!
永恒的创造是毫无意义!
不过把成品驱逐向“无”里!
……
我所喜欢的是永恒的太虚。
这样看来，人世间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成为不必要的了。歌德塑造魔鬼有两重意思：天帝在和魔鬼赌赛时说，人们的精神总是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他才造出魔鬼，来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此外，歌德还给了魔鬼一个任务，通过他对于社会上落后和反动的现象，如对于当时大学里的课程、唯心主义哲学、浪漫主义诗歌和骑士小说、教会和宫廷的腐败、新兴大都市的罪恶、纸币制度的骗局、殖民主义的海上掠夺等，都给以尖锐的讽刺《浮士德》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它可以被看成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后三百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的哪一阶段，都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封建社会的鄙陋状况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浮士德最后得到“智慧的断案”，在当时的德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826年，歌德自己在通知《海伦幕》(即第2部的第3幕)单独发表的预告里也说，“浮士德的性格，在从旧日粗糙的民间传说的提炼到的高度上，是表现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一般人世间的限制中感到焦躁和不适，认为据有最高的知识，享受最美的财产，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他的渴望，都是难以达到的；是表现这样一个精神，他向各方面追求，却越来越不幸地退转回来。”
在艺术结构方面，第一部紧凑而自然，第二部由于内容过于丰富广泛，有的地方显得庞杂，有的地方艰深不易理解。悲剧的每个阶段，在时间和地点上往往相隔很远，作者运用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诗体。语言风格也是变化多端，严肃和诙谐、壮丽和轻松、明朗和隐晦，互相轮替，和内容同样丰富多采。这部悲剧既不是“古典”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歌德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一生的著作，反映了他那时代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于将来社会远景的设想。同时歌德却经常感到，这些设想和德国社会的鄙陋状态有着很大的距离，他在矛盾之中有时战斗，有时妥协，这两种态度都表现在他的著作里，正如恩格斯所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
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这段对歌德的评价和分析是十分精辟和扼要的。
和歌德的《哀格蒙特》相似，席勒的剧本《堂卡洛斯》(1787)标志着作者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剧本也是以尼德兰独立斗争时期为背景，但地点是在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宫廷的周围。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储君堂卡洛斯的朋友波萨侯爵。波萨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希望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早日实现，他从尼德兰回到西班牙，不满于西班牙统治者对尼德兰人民的奴役，向国王菲利普二世要求思想自由，并劝说具有自由思想的堂卡洛斯争取被派往尼德兰去，帮助那里的人民获得解放。国王却决定派残暴的阿尔巴将军去镇压尼德兰人。堂卡洛斯和他的继母伊丽沙白王后相爱，由于阿尔巴和御前牧师多明吉的阴谋陷害，这两个代表进步力量的朋友先后遭到杀戮。这部剧本体现了自由和专制、人权和奴役、启蒙思想和封建教会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作者通过波萨的言词和行为，宣扬了当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部剧本最能作为代表。但是作者自己意识到，这些理想还不可能实现，波萨说，“这个世纪对于我的理想是不成熟的。”《堂卡洛斯》虽然有一定的反封建专制的倾向，但席勒通过波萨这个人物把人民自由解放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比起《阴谋与爱情》来，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已大为减退了。
这时期，在阶级剥削十分残酷的德国社会中，席勒却脱离实际，写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的长篇颂歌。在《欢乐颂》(1786)里他歌唱友谊和爱情能包罗万有，号召全世界的人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进行和解。《艺术家们》(1789)初步阐述了后来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形成的美学思想，并认为“人类的尊严”要靠艺术家们来维护。
从1787到1792年，席勒研究尼德兰独立战争和德国三十战争的历史，1789年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授与《强盗》作者以法国名誉公民的荣衔，但是席勒后来对于法国国王被杀和雅各宾党专政持反对态度。席勒在1792至1796年研究康德哲学，写了些论美学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审美教育书简》(1795)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批判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的“粗暴”。他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通过美育实现所谓“自由王国”。他认为，人只有在审美的艺术活动中，也就是在游戏活动中，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本能要求和伦理要求这些对立物才能得到统一，达到真正的自由。这自由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和所谓人格的完美，它将为政治、经济上的自由准备条件。席勒在畏惧革命，而又感到哲学上道德上的理想同政治、社会的实际之间存在着极大矛盾的情况下，提出了这种空洞的教育计划。《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对诗歌作了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指出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是协调统一的，他们的诗是朴素的；另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相对立，而又追求和自然现实的协调统一，他们的诗是感伤的。前者多半是古人，后者多半是近代的人；但古人中也有后者，如贺拉斯；近代人中也有前者，如莎士比亚和歌德。前者是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现实；后者是理想主义的，反映由现实提升的理想。他又说，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有一种更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现实主义者要防止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自然主义描述；理想主义者要防止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理论上，席勒最早运用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两个名词。
席勒和歌德订交后，在歌德的影响下，逐渐脱离哲学，又恢复了文艺创作，到1805年逝世为止，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在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变化。
《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描绘了德国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图像，刻画出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复杂矛盾的性格，是席勒历史剧中一部代表作。华伦斯坦是信仰旧教的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帅，他骁勇善战，深得部下拥护，但是有个人野心。他希望尽早停止互相残杀的内战，统一德国。但他迷信星象，遇事迟疑不决；而个人野心竟驱使他和敌人瑞典勾结，最后众叛亲离，被原来最爱戴他的一个部下杀死。全剧分三部分：《华伦斯坦的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
《华伦斯坦的阵营》是德国第一部有群众场面的戏剧，里边出现了农民、市民、随军女商贩、各种各样的士兵。作者描述了人民怎样被士兵蹂躏，德国的社会秩序怎样被破坏，并且写出不同民族的士兵对统帅华伦斯坦的崇拜。从士兵们的谈话中已经透露出华伦斯坦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在《皮柯乐米尼父子》里，奥克它佛·皮柯乐米尼中将受钦差大臣奎士登普诱劝，阴谋放逐华伦斯坦公爵，中将的儿子麦克司·皮柯乐米尼上校对华伦斯坦却无限忠诚，并热爱他的女儿特克拉。这时华伦斯坦已经和瑞典军队暗通消息，但他不打算和皇帝立即决裂，因为他夜观星象，认为当前星宿的位置对他不利。同时奥克它佛劝他的儿子和华伦斯坦分开，麦克司不相信华伦斯坦会叛变。这一部主要是叙述奥克它佛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勾心斗角。
在《华伦斯坦之死》里，华伦斯坦居于首要地位。事态的发展迫使华伦斯坦采取行动。他不能长此在幻想和迷信的支配下摇摆不定。或者和皇帝决裂，或者和瑞典人决裂，必须作出决定。奥克它佛使将官们越来越多地背离统帅。华伦斯坦不得不转移驻地。麦克司对于统帅的尊敬趋于幻灭，和瑞典人作战身亡。一天夜间，华伦斯坦正焦躁不安地期待着胜利的瑞典军队到来，被一个骑兵旅长杀死。
席勒在他研究三十年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写出这部剧本。在德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艰苦的时代，统治阶级中间的争权夺利、互相猜疑，以及叛国、卖友、阴谋、暗杀种种行径，都在这部作品里得到反映。具有复杂性格的华伦斯坦是这个混乱时代产生的人物。他想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统一，希望封建公侯们摈除宗教偏见，放弃私人利益。但更能左右他的行动的是个人野心、迷信星象，以致他堕落到叛国通敌的地步，最后是身败名裂。对于这个所谓性格悲剧的主人公，作者并未寄予同情，更说不上把他当作正面人物。剧中正面人物是作者唯一不根据史实所创造的麦克司。麦克司敬重他的统帅，又热爱统帅的女儿，他相信人世有不变的道德、绝对的理想、纯洁的忠诚。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形象，但是他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遭到了毁灭。
拿破仑的入侵使德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形势下席勒写出爱国主义戏剧《奥尔良姑娘》(1801)和《威廉·退尔》(1804)。这两部戏剧都取材于中古时期，但他不是像反动浪漫主义者那样寻求过去的梦幻，美化教会和贵族，而是描述被外族侵略或统治的人民同心协力反抗外族的压迫，显示出人民的力量。
《奥尔良姑娘》取材于中古末期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约翰娜(即贞德)的故事。席勒把这部剧本称为“浪漫的悲剧”，把约翰娜的史实做了大量的更改。英国侵略者深入法国内地，国王查理七世和他的军队节节败退。这时奥尔良一个牧羊少女自称受到神灵启示，决心放弃一切人世间的幸福，献身于解救法国人民的事业。她放下牧杖，拿起武器，率领人民向侵略者反攻。她高举圣旗，敌人望风披靡，使查理七世得以在莱姆斯举行加冕典礼。但在胜利中，她在战场上放走了已经落在她手里的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将领里昂夸，因为她举起宝剑要杀死他的那一瞬间，对他发生了爱情。从此她精神萎靡，再也没有杀敌的勇气，最后经过放逐被英军俘虏。她在被俘时，拒绝了里昂奈对她表示的爱情，恢复了神灵所赋予她的力量，挣脱枷脱，解救了被围的国王，在战场上负伤死去。席勒写约翰娜率领法国人民勇敢杀敌，显示出人民的威力，写得很成功。但是全剧通过约翰娜对敌人发生一瞬间的“爱情”的情节，宣扬了所谓的“人性”。作者把人性的力量看得高于民族矛盾，模糊了敌我界限，这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作品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威廉·退尔》取材于十四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历史和传说。奥地利总督在瑞士施行暴政，压迫人民，瑞士一部分农民、牧人、猎人等结成团体，图谋起义。著名射手威廉·退尔虽然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却独来独往，没有加入这个团体，对暴政采取容忍和沉默的态度。后来因为触犯了总督，遭到逮捕，他在大风暴中逃脱，把总督射死。人们听说退尔被捕，发动了起义，其他地方的总督也被逐，人民获得自由。剧本描绘了瑞士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族压迫的英雄气概和他们的优秀品质，揭露了统治者的暴行。剧中的贵族在民族矛盾中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但是已经感到本阶级的没落。在人民取得胜利后，一个贵族当众宣布解放农奴。作者幻想贵族能采取开明措施，和人民携手，这反映出他对贵族的妥协和美化。威廉·退尔的性格比较复杂，他一方面见义勇为，救助受难者，一方面又单干独行，不敢触犯统治者，满足于平静无事的家庭幸福。他不加入农民的反抗联盟，却又说若是祖国发出号召，他绝不逃避。农民在结盟宣誓时说，“我们是同一民族，我们要团结一致，”退尔却认为，强者独自一人是最有力的。直到酷吏直接迫害到他身上时，他才起来反抗。席勒在这部剧本中虽然描写了农民、牧人、猎人们的起义，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威廉·退尔。作者把轻视劳动人民的个人主义者威廉·退尔写成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充分暴露了席勒的唯心史观。
席勒和歌德曾经合写《警句》，抨击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庸俗鄙陋的现象。席勒的著名叙事谣曲《人质》、《手套》、《潜水者》、《伊俾科斯的鹤》等都富有戏剧性，对暴君和暴行提出控诉，但也宣扬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可以互相宽容的妥协思想。此外，席勒还继续写了不少哲理诗。
在席勒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是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除歌德和席勒以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从1806年起，他精神错乱，创作生活中断，使他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但他十几年的创作给德国文学作出不少贡献。他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于1791年前后，于1791年前后写了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美”、“自由”、“友谊”、“爱情”、“青春”等概念的颂歌。他把古希腊世界看作最完美的世界，认为在那里人与自然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德国的现实给他很大的苦恼。他热爱祖国，渴望希腊精神在德国再生，同时又越来越感到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他的诗歌的基调也逐渐从歌颂转为深沉的哀诉。他运用德国语言的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书信体抒情小说《徐培里安》(1797-1799)的主人公徐培里安是一个希腊青年，参加了1770年希腊人民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一时无限兴奋，他看到“一切为了每个人，每个人为了一切”。可是后来又看见军队纪律松弛，肆意抢劫，他失望地感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受了伤，又得到爱人逝世的消息，最后离开希腊，到了德国。作者通过徐培里安的信札，对德国鄙俗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书洋溢着对古希腊世界的渴望、理想的幻灭和对幻灭的哀悼。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绝大部分是消极的，如果说德国也有积极浪漫主义者，那就是荷尔德林了。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有纲领的运动在文坛上出现，是在18世纪末，也正是歌德和席勒合作、致力于“古典”主义文学建设的时期。这时史雷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等以耶拿为中心，出版杂志《雅典娜神殿》(1798-1800)，宣传他们的文不主张。他们被称为早期的或耶拿派的浪漫主义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1772-1829)。史雷格尔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也曾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欢迎，但不久便改变了他的进步立场，形成他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理论。他写过许多“断片”，在《雅典娜神殿》发表，其中最有名的第116则集中地表达了早期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浪漫文艺是一种前进的综合文艺。它的职责不仅是把文艺中一切划分开的种类又联合起来，使文艺和哲学与辩论术相接触。它要把并且应该把诗和散文、独创性和批评、艺术的诗和天然的诗时而掺和，时而融化，使诗成为生动的、有社会性的，使生活和社会成为诗的……”他在这则断片里还说：“浪漫主义的诗还在演变中，其实这是它的本质，它只是永远演变，永远不能完成。没有理论能把它阐发详尽，只容许一种预感的批评去刻画它的理想。只有它是无限的，正如只有它是自由的一样；被认为是它的第一条法则的，是诗人的为所欲为、不能忍受任何约束的法则。”这种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模糊了文艺种类和体裁的界限，使它们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去发挥作用，而且把诗人的主观性强调到绝对的地步，无视客观世界的存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浪漫主义作品大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产物，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和现实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他又提倡所谓“浪漫式的暗潮”，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感到矛盾无法解决时，作者便站在第三者的地位，采取游戏嘲讽的态度，把幻想加以毁弃。“浪漫式的暗潮”作为一种创造手法，被许多浪漫主义者运用；后来它到了海涅手里，进一步成为嘲讽浪漫主义的一种武器。
史雷格尔的小说《路琴德》(1799)是他的理论的实践。小说结构散漫，把一些抒情的信札、断片、对话等掺杂在一起。书中没有故事情节，只有一对影子一般的人物尤利乌斯和路琴德在幻想和渴望中倾吐衷情；他们反对社会的道德和习俗，但颂扬的却是闲散生活、为所欲为、性爱自由和官能享受——浪漫的爱情和婚姻。作者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指出，享受闲散生活的权利是“贵族的根本原则”。小说出版后，席勒给以尖锐的批评，谴责作者“把厚言无耻宣告为他的女神”。后来史雷格尔变得更为反动，皈依天主教会，在政治上竟成为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反动政权下的臣仆。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1767-1845)是法国斯太尔夫人的朋友，曾陪伴她旅行欧洲的许多国家。在他的讲演录《论美的文学和艺术》(1801-1804)、《论戏剧艺术和文学》(1809-1811)里，他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的文艺观点，划分了古典和浪漫的界限。他的贡献是在翻译介绍方面。他要求翻译必须精确，保持原文风格。他自己能纯熟地掌握诗的格律和技巧，所以他的翻译工作很成功。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七部剧本，是德国翻译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如果说史雷格尔兄弟奠立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那么，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就是诺瓦利斯和蒂克了。
诺瓦利斯原名弗里德里希·封·哈尔登贝尔格(1772-1801)，他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他的反动神秘的世界观反映在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小说和大量的断片里。他的代表作《夜的颂歌》(1800)共分六章，里边掺杂着诗歌和有节奏的散文。由于他的年轻的未婚妻已死，他自己也渴望死去，幻想在死后和她结合。他把夜看作是一切的源泉，是宇宙之母，是无限的；光和白昼是从夜里产生的、有限的。他认为，尘世生活是向“无限”的过渡，在死亡中才显示出永恒的生命。全篇用迷醉的语言歌颂夜和死，引诱人脱离现实生活和光明，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毒素最浓的一部作品。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享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1802)，是为了反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而写的。他把13世纪传说中一个抒情诗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把当时由于城市兴起而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社会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牧歌式的世界。青年亨利希在梦中看见一朵“蓝花”，他便念念不忘；这“蓝花”是浪漫主义的无限的渴望的象征。他随着母亲和几个商人从故乡出发，旅行到奥格斯堡。一路上的遇合并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点而安排了一些冗长的对话。亨利希通过矿工认识到自然的力量，通过隐士理解了历史；到了奥格斯堡，他的诗才通过爱情得到发展。他把自然界说成“心灵的另一存在”，把在外界遇到的事物看成象征符号。作者这种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使小说中的一切都沉浸在没有任何现实气息的幻想中。诺瓦利斯写出大量的断片，他说他企图用来编成一部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他的混乱的神秘思想的总汇。
鲁德维希·蒂克(1773-1853)是一个多产作家，写过许多小说、戏剧、诗歌、童话，还翻译过《堂吉诃德》。他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写作，晚年的作品已经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蒂克的代表作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法朗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漫游》(1798)和一些童话。《法朗茨·斯成巴尔特的漫游》叙述16世纪一个青年画家斯特恩巴尔特漫游意大利的经历。小说里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只是穿插着一些谈话、感想、诗歌和写景。作者把16世纪理想化，认为当时的行业制度有利于艺术的繁荣。蒂克的童话故事如著名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1796)、《鲁恩山》(1802)等，都不过是以童话形式宣扬这个浪漫主义的反动思想：人在命运或自然威力面前无能为力。
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没有持续多久，但这一派的言论和作品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投降，在德国文艺界起过很大的消极反动作用。不久，在1805年以后，又有一批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学者先后聚集在海德尔堡，创办刊物，形成晚期的浪漫主义，又称为海德尔堡派，其中心人物是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
鲁特维希·约阿黑姆·封·阿尔尼姆(1781-1831)和克雷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写过许多诗歌和小说，他们的反动政治立场比早期浪漫主义者更为鲜明。他们美化中古社会，维护封建制度。但他们两人合编的《儿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是赫尔德尔以后一部重要的民歌集，里边收录了德国三百年来的一些民歌。由于编者的反动立场，所收民歌的内容很少有反映人民痛苦或对贵族和教会剥削表示反抗的。歌中的词句和结构也经过编者的改写和加工，但原作的朴素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这些民歌新鲜活泼，给当时德国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对19世纪许多抒情诗人发生过影响。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4)编纂者雅科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曾同浪漫主义者交往，思想却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注意民间文学，搜集民间童话，亲自记录，加以整理。其中有许多幻想丰富的神奇故事表达出人民的愿望和是非感：贪婪的富有者得不到好下场；被压迫、被歧视的劳动者和儿童经过重重灾难，最后得到胜利；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受人轻视或凌辱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而暴君、地主自以为有权有势，实际上却愚蠢无知，在人前丢丑；忠诚老实、被“聪明人”嘲笑的“傻瓜”总是得到同情和赞扬。但这些童话的蓝本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更加以编纂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其中不少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宣扬封建道德，鼓励安分守己的处世态度的。
1809年以后，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到了柏林，组织了“基督教德国聚餐会”，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海德尔堡转到柏林。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克莱斯特、沙米索、艾兴多尔夫等，他们的创作成就超过了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剧作家兼小说家亨利希·封·克莱斯特(1777-1811)的作品越出了狭义的浪漫主义范畴。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对本阶级感到不满，而对资产阶级也采取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他早年受过启蒙思想影响，但由于研究康德哲学，片面地接受了“物自体”不能认识的理论，因而陷入真理不可知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泥淖。他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拿破仑，却又找不到促使民族复兴的真正力量，只好寄希望于腐朽的奥地利皇朝和普鲁士国王。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自杀结束了生命。他的许多创作都反映出这种矛盾，但是独幕喜剧《碎罐》(1808)和中篇小说《米赫尔·戈哈斯》(1810)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碎罐》叙述一个贪污好色的法官亚当夜间潜入农女夏娃房中，夏娃的未婚夫正巧在这时来访，一敲门，亚当吓得跳窗逃跑，碰碎了一只罐子。夏娃的母亲以为罐子是未婚夫打碎的，要他赔偿；未婚夫以为夏娃另有所爱，要和她解除婚约；三人去到法庭，最后经过对证，真相大白，审判官成为受审人。剧情发生在荷兰一个农村，实际上是揭露当时普鲁士司法界的腐败情况。全剧结构紧凑，语言生动而饶有风趣，是德国为数不多的喜剧中一部优秀作品。《米赫尔·戈哈斯》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一件史实，主人公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本来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循规蹈矩的商人，但是受到容克地主的欺压和迫害，“正义感使他变成了强盗和凶犯。”作者描述封建贵族的贪婪、狡诈和无能，是成功的；戈哈斯从“良民”转变为强盗的过程，也写得合情合理。但克莱斯特笔下的戈哈斯并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被抽象的正义感所驱使而起来反抗的商人。到了小说的后半部，戈哈斯听取马丁·路德的劝告，放下武器，屈膝投降，最后竟甘愿引颈受戮，加之描叙中又掺杂着神秘的宿命论思想，小说便失去前半部的光辉，变得苍白无力了。
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1781-1838)出身法国贵族，法国革命后随父母逃到德国。他具有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的童话小说《彼德·史勒密奇遇记》(1814)写贫穷的彼得·史勒密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鬼，换来一个幸福袋，从袋中可以取得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他据有大量财物，但是由于失掉了影子，受尽人们的歧视和嘲笑，终日痛苦，无法生活下去。最后他抛弃幸福袋，远离社会，在大自然中研究自然现象，才感到满足。这篇小说用离奇的幻想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讽刺了庸俗的市侩社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约瑟夫·封·艾兴多尔夫(1788-1857)是德国浪漫派中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虽然缺少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内容，但是没有德国一些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神秘阴暗的情绪；它们歌咏自然景色，纯朴明朗，具有民歌的风格。他写过长篇和中篇小说，其中以中篇《一个废物的生涯》(1826)最为流行。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猖狂一时，消极浪漫主义者如史雷格尔兄弟、阿尔尼姆等或则死心塌地为它服务，或则充当它的代言人。这时一个重要的德国浪漫主义后期作家是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1776-1822)。他是普鲁士政府的法官，发表过大量的小说，通过荒涎离奇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描绘诗人和艺术家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经常把
拟人化的动物、精神病患者、魔术师、艺术家等作为主人公，描写自然和人生中所谓“夜的方面”，充满阴暗神秘的气氛。但他对待这“夜的方面”和诺瓦利斯不同，他并不把夜和死加以美化，而是使人感到，那些引起悚惧的事物来源于庸俗生活，许多鬼怪的现实丑恶的比喻和夸张。霍夫曼的作品虽有现实主义因素，但归根到底，他和诺瓦利斯都是病态的。因此海涅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诺瓦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而是患肺病的颜色，霍夫曼幻想故事中火红的炽热不是天才的，而是发烧的火焰。”
在霍夫曼的小说里，热情的诗的世界和冷酷的市侩社会经常相互交织，它们彼此对立，不能调和，作者却总是把前者看作更高的真实。他早期的代表作《金罐》(1814)，写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笨拙的穷学生内心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境界，星期日出游，走入魔境，最后获得了魔术师的女儿。童话《侏儒查赫斯，绰号朱砂》(1819)的主人公是一个丑陋可怜的侏儒，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魔女同情他，让他头上长出三根金黄头发。这三根头发发挥了很大的魔力：凡是他周围的人所做的好事，都算在他的分上；凡是他本人所做的坏事，都写在别人的账上。他进入公爵的都城，飞黄腾达，最后那三根头发被人拔掉，群众嘲笑他，他无地自容，跳入手提桶里淹死。这是对不劳而获、专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者的尖锐讽刺。《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尔的传记片段》(1820-1822)，是霍夫曼晚期带有总结性的重要作品，书中把博学的雄猫穆尔的回忆录和乐队指挥克莱斯勒尔的自传交错排列，前者是对德国社会种种鄙陋现象的尖锐嘲讽，后者表达了一个热狂的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所感到的痛苦。
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收在《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1814-1815)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两部集子里。其中的主题也大都是表现艺术和生活的矛盾的。
在19世纪德国文学中，除了歌德和海涅以外，霍夫曼是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揭发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他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和颓废气氛，则更多地影响了后来的某些作家，如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分作品。
到1830年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对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浪漫主义文学也接近尾声，成为新进作家海涅等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
从本节叙述的情况看来，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和法国、法国文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反动的旧势力，已濒于灭亡，显示进步的革命精神的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德国却正相反，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创造出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名著，而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是消极的，为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是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落后于英法两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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