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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小职员家庭。在他10岁时，父亲因负债被关进债务监狱。全家一度住进监狱中。狄更斯为生活所迫，12岁时就进入一家鞋油厂当童工，被雇主安排在窗台边操作，把他变成一个活的广告，借以推销产品。当啃着果酱面包的小孩来看他劳动时，就像观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小狄更斯感到屈辱极了。他晚上只能孤独地寄居在一个老太大家里，星期六晚上才能回监狱去会见亲人，交出一星期所挣的六先令。后来狄更斯的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还清债务后出狱。狄更斯被送入学校读书，他对摧残儿童的野蛮教育很反感。充满痛苦的童年生活，使狄更斯一生对穷人，特别是对贫苦的儿童怀着深切的同情。以后他写过不少儿童题材的作品。
狄更斯的爱情生活对他的创作也有影响。他初次堕入情网是17岁。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认识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玛丽娅。狄更斯一见倾心。玛丽娅明知父母不同意招这个穷女婿，但她逢场作戏。后来狄更斯明白自己被捉弄，还是一往情深。初恋时的甜蜜和痛苦，深深地刻入狄更斯的心灵。
初恋失败后的第六年，渴求爱情的狄更斯与凯特琳结婚。但不久他发现自己真正爱的是帮助照顾家庭的姨妹玛丽。但玛丽红颜薄命，在他家里住不到一年就突然病逝，狄更斯伤心不已。后来，狄更斯越来越觉得和妻子性格不合，缺少他所喜欢的个性与智力。他发现继玛丽之后帮他料理家务的小姨妹乔治娜与玛丽十分相似，狄更斯对她也充满了温情。在《大卫·科坡菲尔》中，狄更斯将自己妻子的缺点附丽在朵拉身上，通过大卫的口发出感叹：“婚姻的不相称莫过于理想和目的的不合。”
由于贫穷，他16岁时就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还经常为事务所送信和传递消息，以后又学了速记。他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出入法院和监狱，接触各种人物，了解各种诉讼案件。19岁就进入新闻界当记者，广泛地接触英国社会。当时，英国议会正针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辩论，狄更斯的工作就是到法院和议会去采访。他了解许多黑暗的政治内幕。狄更斯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丰富的社会阅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素材。
狄更斯创作的主要思想是人道主义。他同情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谴责造成人民痛苦的统治者、官僚机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他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的同时，主张通过“小人物”的温情、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改造资产者。
狄更斯一生写过14部长篇小说及许多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杂文、游记、戏剧等作品。按其思想和艺术的发展，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的创作（1833——1842）。19世纪三四十年代，狄更斯在当记者期间就开始创作。最初以“博兹”为笔名，写了不少关于伦敦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生活的特写，后来汇集成《博兹杂记》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显示出他的幽默与写作才能。狄更斯的成名作是《匹克威克外传》，这是一部《堂吉河德》式的作品。主人公匹克威克是个善良的绅士，胖胖的身体，戴着眼镜，腆着肚子，穿着紧身裤和燕尾服，相貌言谈举止都显得滑稽可笑。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小说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结构松散。
《匹克威克外传》使狄更斯一举成名，他从此成为专业作家。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奥立弗·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古贝7）以及《老古玩店》等长篇小说。
《奥立弗·退斯特》（改编为电影后中文译为《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奥列佛是出生在贫民收养所的一个孤儿，从小就在收养所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小说通过奥立弗的不幸经历，真实而具体地展现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慈善机关虐待儿童的罪恶，抨击了当时的“新济贫法”。小说中关于奥列佛在贫民收养所里的生活的描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尼古拉斯·尼古贝》通过教师尼古拉斯的经历，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当时教育制度的黑暗。《老古玩店》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弱者的迫害。主人公耐儿是狄更斯创作中重要的儿童形象。狄更斯在早期创作中接触到了社会问题，同情小人物，揭露社会的黑暗腐败。但他把这些丑恶现象看成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对造成这些罪恶的社会根源缺乏认识。他用抽象的善恶观念认识社会问题，把希望寄托在理想化的资产阶级身上，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艺术上，狄更斯一段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形式。在描写人物时，善于抓住人物性格中的某一面加以夸张，表现出幽默讽刺的风格。
第二时期的创作（1842——1850）。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宪章运动，促使狄更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社会的认识加深了，看到了社会改革的必然性。1842年，狄更斯应邀访美，破除了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幻想，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回国后写了特写集《游美札记｝）和长篇《马丁·朱什尔维特》。揭露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自私和伪善。老马丁的侄子鸠纳斯·朱什尔维特从小学到的是“利润”和“金钱”，他的父亲教他骗钱，后来，他骗到父亲的头上。为了早日继承财产，竟想毒死生病的父亲。另外，小说还塑造了伪君子培克斯尼夫的形象。他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好教训人，把任何见不得人的动机用宗教的、道德的词汇装饰起来，甚至给两个女儿取名“慈悲”、“仁爱”。这个形象正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伪善的写照。
狄更斯还写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作品：《圣诞故事集》。作品包括《圣诞之歌》（又《圣诞欢歌》）和《钟声》（又译《钟乐》）。前者写一个吝啬、冷酷的商人在圣诞节前夜梦见“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圣诞节鬼魂”。它们带他去看了他的童年、现在和将来。他看到自己因为心肠冷酷而不得善终，便改恶从善，慷慨仁慈。《钟声》写贫苦的信差托比·费克认识到穷人的受苦是由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造成。作品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贫婪，但也有改恶从善的道德说教。
狄更斯在40年代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董贝父子》和《大卫·科波菲尔》。《董贝父子》的主人公董贝是40年代英国商业资本家的典型：冷酷、傲慢、自负，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商业关系。妻子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给公司生继承人。女儿对公司没有用，所以对她冷酷无情。要把儿子保罗培养成公司的继承人，从小灌输“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不让他和姐姐友爱，扼杀他正常的天性。小保罗从小就在冷酷无情的环境中生活，没有尝到童年的欢乐和幸福，终于夭折。董贝把儿子的死看成公司业务上的损失。他再结婚，和年轻的妻子订立商业性条约：他给女方以财富、地位，女方给他美貌和感情，并保证要给他生继承人。后来，妻子与别人私奔、公司破产。他最终在女儿的感化下，恢复了人性，在女儿身边过幸福的晚年生活。董贝的转变很突然，结局牵强。
《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近似自传体的小说。它包含着作者的一些生活体验和道德理想。大卫是遗腹子，从小就受到继父摩德斯通和寄宿学校的虐待和摧残。后来又送到工厂当童工，他受不了，逃到姨婆家，在姨婆的抚养下学习法律，最后成为名作家。狄更斯通过大卫的经历，展现英国的家庭、学校、农村、工厂、律师事务所等广阔的场面。对金钱关系、法律、教育，对自私、伪善的卑鄙小人有所揭露。狄更斯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把社会问题看成道德问题。他在小说中写了两类人，一类是损人利己的阴险奸诈的坏人，如大卫的继父摩德斯通等。一类是正直善良的好人，如保姆辟果提，姨婆口西和密考伯夫妇等。大卫一生的坎坷是由坏人造成的。但他在受到坏人虐待和损害时，在痛苦和困难时，总有善良的人来关心他，保护他，支持他。作者说明生活中有恶也有善。他幻想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爱，相信人道主义的力量，相信善一定能战胜恶。小说通过大卫的生活道路，说明道德是人的根本。
狄更斯40年代对社会的批判加深了。除了继续写孤儿和童工的悲惨命运，揭露教育制度以外，还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金钱关系和社会上的伪善风气，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伪君子形象。小说在艺术上成熟了，结构完整，没有流浪汉小说的痕迹。
第三时期的创作（1850——1870）包括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作品。
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欧洲大陆的革命相继失败，英国历史进入了维多利亚女王繁荣时期。这种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的。狄更斯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同情工人，通过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看到社会危机四伏。他看清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反动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又不能正确理解，担心发生革命。这种思想反映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忧郁和愤慨增加了，暴露性加强了，早期那种乐观幽默的情调削弱了。
这是他创作的繁荣期。重要的作品有《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伟大的期望》等长篇小说。
《荒凉山庄》情节复杂，人物众多，集中揭露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小说主要描写庄迪斯遗产案。由于司法人员营私，这场官司打了几代人还是悬而未决，最后这笔遗产只够付诉讼费。打官司的人破产了，死的死，疯的疯，养肥的是司法人员。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只揭露了几个代表恶势力的坏人，而是对法律制度和整个司法机构进行猛烈的抨击，作品的政治性加强了。
《艰难时世》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反映了四五十年代英国尖锐的劳资矛盾。
狄更斯没有被50年代社会表面的繁荣与和谐迷惑，他看到社会的根本矛盾——劳资矛盾，看到了社会危机。他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这个繁荣盛世其实就是冷酷无情的、扼杀人性的艰难时世。狄更斯的这部长篇小说抨击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理论基础——一功利主义哲学，揭露了功利主义哲学扼杀人性的罪恶，集中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看到社会对立，正面描写劳资矛盾问题，同情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主要是批判他们丧失人性、缺乏仁爱精神。他解决矛盾的方案是人性感化。
《小杜丽》也是他后期创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杜丽的父亲因欠债被关进债务监狱，她是在监狱中出生、长大的女孩。后来，在亚瑟等好心人的帮助下，得到一笔遗产，全家出狱。亚瑟后来因受骗破产，也被关进监狱。小杜丽去照顾他，最后两人结婚。小说围绕小杜丽的家庭展现英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揭露英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小说中的“繁文褥礼局”就是统治社会的官僚机构和缩影。狄更斯在这部小说中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揭露是非常有力的。
《伟大的期望》（又译《远大前程》）是狄更斯60年代初的作品。小说写金钱的腐蚀作用和小人物理想的破灭。匹普是个孤儿，由姐夫抚养大。姐夫是个忠厚朴实的铁匠。匹普一心想当上等人，和贵族小姐郝薇香的养女文丝黛拉结婚，这就是他伟大的期望。在一个逃犯的帮助下，他实现了当上等人的愿望。在金钱的腐蚀下，他失去了纯朴的天性，变得势利了，看不起姐夫。但不久，逃犯被捕，艾丝黛拉和别人结婚。匹普失去金钱和上流社会后，恢复了他纯朴的天性。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自私，也揭露了社会对人心理的影响，如老小姐郝薇香的变态心理，年青人追求金钱地位的心理。狄更斯对匹普既有同情，也有批判。这部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它和《艰难时世》、《双城记》同属狄更斯创作中最成熟的作品。
狄更斯最后完成的作品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在这部小说中继续揭露英国社会，揭露金钱的罪恶。最后一部小说《爱德温·德鲁德》没有写完，他就于1870年去世了。
狄更斯是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继承了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对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他的思想极其复杂矛盾。“他一方面控诉英国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出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的妥协。”（别林斯基语）因此，他的作品既富有揭露性、批判性，又常常塑造虚幻的“正面人物”，制造大团圆的结局。由此他反对暴力斗争，期望以情感教育调和社会矛盾；竭力塑造善良人物，表现生活理想；善于用儿童眼光观察世界，赋予平凡事物以奇异色彩。作品带有不少浪漫主义成份，用夸张、对比、象征，渲染某种气氛；幽默与感伤的情调交替出现，人物描写喜欢用夸张手法，善于抓住人物特点，情节富有戏剧性。
狄更斯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在20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他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批判精神，以及高超的艺术技巧，对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影响。
《双城记》是狄更斯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达到成熟时期的杰作。它题材上的新颖，思想上的深刻，艺术上的完整在狄更斯的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
狄更斯写这部小说是出于他对英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忧虑。他在1855年的信上写道：“我认为国内没爆发火焰而暗中燃起的不满情绪，越觉得害怕。我们所发生的情况使我记起法国第一次革命前夜的那种情绪，并不可能从最不关重要的事故中引起突然的爆发。”狄更斯想借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向英国统治者敲起警钟。这部历史小说有明显的借古喻今的现实意义。
狄更斯愤怒地谴责和控诉了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荒淫无耻、凶残横暴、草菅人命的罪行，对贵族阶级作了彻底的否定。小说通过梅尼特医生给朝廷的揭发信立即落入侯爵兄弟手中以及被投入监狱18年之久的情节，说明上层社会已彻底腐烂，对腐败的专制政体、法律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此同时，作者以无限同情的笔调描写了法国人民在封建暴政下的悲惨生活。农民无路可走，城市居民饥寒交迫，就连正直的知识分子梅尼特医生也不为社会所容，身陷囹圄，家破人亡。
《双城记》生动地描绘了法国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情景和惩罚压迫者的历史画面，反映了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从揭露贵族的残酷压迫到描写人民的自发反抗，直到反映人民爆动的燎原烈火和摧残贵族政权的大革命，狄更斯准确而又形象地展示了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必然性。
《双城记》突出地表现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作者以他自己的人道主义准则来评价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贵族政权和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狄更斯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双城记》中他似乎对此有意进行了探讨。残忍的厄弗里蒙地侯爵及其背后的封建统治集团是毫无人性可言的。但是，得伐石太太及其所属的革命政权是否完全人道呢？狄更斯对此表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梅尼特医生和代尔那都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化身。对梅尼特医生的同情自然否定了对厄弗里蒙地侯爵的残暴，对代尔那的同情也谴责了得伐石太太的不人道。她的凶狠、可怕、冷酷无情及杀人的疯狂及无止境的复仇，不惜殃及无辜。她不但坚持杀死代尔那，而且要斩草除根，杀死代尔那的妻子露茜及其女儿。狄更斯在作品中把革命者描写成杀人成性的刽子手，“吃人鬼”。他强调了人们用格格提（断头台）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使雄辩者沉默，使顽强者倒下，铲除美好和善良”。作者还写了一大群杀气腾腾的凶汉拿着带血的刀斧在一块磨石上磨刀霍霍的情景，以及一些令人毛骨惊然的恐怖场面。革命人民成为毫无理性的疯狂的杀人的野兽，苦大仇深的得伐石太太被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可怕的母夜叉。狄更斯认为暴力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和浩劫。以此警告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阶级调和来解决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现象。狄更斯看到了社会矛盾，又反对用暴力革命来解决这种矛盾。他希望统治阶级能开明而理智地进行一次改革，富人与穷人之间用爱代替恨，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他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人民的革命是正义的，又认为行为过火。得伐石太太的行动和结局，形象地说明了作者的观点。卡尔登被作者描写为一个从来不关心任何人的人、一个酒鬼，后来被感化。这样的人最后心甘情愿地代替别人走上断头台。
应当指出的是：狄更斯全面否定了贵族政权，并没有完全否定革命政权和革命本身。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狄更斯在小说里否定和谴责的只是得伐石太太为代表的过激错误，而不是革命本身。
狄更斯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不可能正确全面地评价法国大革命及其进程中的是非功过。他只能用人道主义的眼光来评判一切，这自然会产生不少的局限性。作者把贵族的残暴和革命者的错误作无原则的类比，以突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梅尼特医生是作者充满同情、赞赏的正面形象。他以仁慈为怀，慈善为本。青年时代的梅尼特医生为人正直，不怕威胁利诱。他被厄弗里蒙地侯爵绑架去“诊病”时，亲眼看到贵族虐杀农民的惨象。作为一个正直的医生，他同样也容不得社会的病毒。厄弗里蒙地侯爵用黄金贿赂他，他坚决拒绝。侯爵威胁他，他终不理睬。此时的医生是凭“良心”而活着。他向朝廷写秘信主要是为了解除“良心上的负担”，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慈悲上。18年的冤狱生活终让他明白残忍野蛮的贵族阶级及朝廷是一切穷人、一切正直人的对头。他对黑暗社会的抗议也因之加强。在狱中，他用锈铁尖蘸着煤灰，混着血泪，艰难地写完那份“文件”，控告侯爵家族，发誓向他们复仇。18年的囚禁生活，使他精神麻木，言行呆滞。出狱以后，女儿露茜的爱“复活”了他原来十分朦胧的人道主义“良心”，却复活不了他原来十分强烈的反抗精神。他把一切真情都埋在心底，把余生献给女儿。他明知代尔那是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厄弗里蒙地侯爵的儿子，却仍不露声色地让他与女儿结合。他害怕藏在狱中的对厄弗里蒙地侯爵的控告书被人发现，想极力保持一种平静而充满爱的生活。梅尼特医生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对待这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他参加医院的医务工作，默默地、仁慈地、适当地对于杀人者和被杀者施行他的手术。他为代尔那辩护，也表明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不应该让无辜者来接受惩罚。梅尼特医生的一生一直贯穿着“良心”的红线。梅尼特医生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理想的化身。
代尔那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在母亲的启发下，在目睹父辈的罪恶之后毅然放弃特权、爵位、财产和官衔，脱离家庭到英国自力谋生，以教书为业。代尔那是一个从贵族营垒分化出来的先进青年。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让代尔那通过美德的自我修养来实现洁身自好。危险时刻他挺身而出。他在法国大革命后回国，就是为了挽救者管家的生命，不愿老人无辜代替自己的罪恶家庭受过。
得伐石太太是巴黎的革命党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从反面体现了他人道主义的理想。得伐石太太出身于贫苦的渔家。父亲、哥哥、姐姐和姐夫都死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之手。她对贵族阶级充满了刻骨的仇恨。革命前她与丈夫一起承担秘密组织工作，机智地利用编织图案记录贵族阶级的罪行。她意志坚强，坚信革命或迟或早总会爆发。革命时她冲锋在前，率领妇女攻克巴士底狱，严惩罪大恶极的统治者。在她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推翻封建统治的顽强意志。狄更斯对革命胜利以前的得代石太太是肯定的、赞赏的。但革命胜利后的得伐石太太则被描写成一个可怕的“复仇女神”。为报私仇，她不仅执意要处死无辜的代尔那，而且要将代尔那的妻女斩尽杀绝。狄更斯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否定暴力革命，因而把这个意志坚定的女革命者写成了一个可怕的杀人魔鬼。最后让她在同路茜的女仆普洛斯女士撕扯中枪支走火丧命。
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倚仗特权，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被他们残害的佃户和污辱的妇女不计其数。他们驱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压死了小孩，丢下一枚金币就算了事。他们强占别人的妻子，还杀死她的父亲、弟弟和丈夫，使她家破人亡。对揭发罪行的梅尼特医生，绑架陷害。侯爵的弟媳感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总有一天会受到报复。侯爵之弟后来果然被一个忍无可忍的反抗者结束了性命。
卡尔登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化身。作者塑造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企图用人类之爱去教育或感化人的心灵。卡尔登原是一个思想颓废、精神空虚的知识分子。作品中写道：“我是一个失望的奴隶，我不关心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我。”由于他爱路茜，而路茜爱的却是相貌与他完全一样的代尔那。当代尔那被法国革命法庭判处死刑，24小时内必须执行时，他为了路茜的幸福决心牺牲自己。他设法混进牢房，与被他麻醉昏迷中的代尔那互换衣服，代替代尔那走上了断头台。作者在塑造卡尔登这个形象时，用卡尔登的乐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与得代石太太把持的革命法庭滥杀无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革命暴力的鲜明态度。
小说结构复杂严谨，由三条独立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线索组成：梅尼特医生18年冤狱前后的生活；贵族子弟代尔那命运的浮沉；得伐石夫妇的革命活动。故事在巴黎和伦敦展开，时间跨度为30多年。主人公的关系错综复杂。作者把这一切有条不紊地安排在完整严谨的结构网中。第二部描写梅尼特医生心灵的隐痛和他的人道主义的复活。最后一部才将冤狱真相透露，故事的各个“结”才因此豁然。小说体现了情节的丰富性和结构完整性的统一。
浪漫色彩与现实手法有机结合。小说情节波澜起伏，紧张生动而又富有戏剧性，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及场面时，又采取了写实的手法。狄更斯早期创作的幽默诙谐风格在此书中几乎荡然无存，流露出低沉悒郁和悲观压抑的风格。
大笔勾勒和精雕细刻有机结合。狄更斯在描写巴黎人民起义等斗争场景时，气势宏伟，雄浑有力，远镜头鸟瞰式的描写。而在描写人物肖像、心理以及叙述事件时，又常以细腻的笔触和凝炼的语言，精雕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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