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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人间喜剧》不仅细致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与风俗，而且艺术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发展史、政治经济发展史和社会思潮发展史。他那富有诗意的裁判，包含了“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包含了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发现，它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作品都作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的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就是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巴尔扎克（1799——1850），原名奥诺雷·巴尔萨，1799年5月20日生于杜尔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因善于钻营，从农民而成为大革命时代与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暴发户，从而脐身于资产阶级行列，母亲是富裕银行家的女儿。巴尔扎克的祖父和父亲原姓巴尔萨，他父亲得志后才认为富豪之家应是贵族的后代，遂改用中古骑士家庭的姓氏巴尔扎克，1802年索性又在姓氏前面加上一个表示贵族门第的“德”字。巴尔扎克本人在自己姓氏前面加上“德”字，是在他成名之后，最早见于182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驴皮记》。
巴尔扎克的童年郁郁寡欢，8岁入旺多姆教会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行贵族僧侣式的旧教育，用残酷的体罚手段束缚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巴尔扎克对此深为不满。在这里，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偷偷地阅读各类书籍，从而获得广博的知识，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监狱般的管制让他吃尽了苦头，广泛的阅读却训练了他的记忆力和想象力。1814年他随全家迁往巴黎，1814——1816年在保工党人开办的寄宿中学和其它私立寄宿中学读书，1816——1819年根据父亲的安排，在巴黎大学攻读法科，同时还学习哲学、文学，并在法律事务所当文书。这一时期，巴尔扎克开始认识生活，接受唯物主义影响，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素材。
混迹司法界是违反巴尔扎克意愿的，但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却使他初次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腐败，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在“平等”、“公道”的帷幕后面，司法界怎样进行卑鄙勾当的，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
1819——1829年，是巴尔扎克练习写作的十年，也是他在启蒙思想影响下，进一步认识生活、分析社会的十年。大学毕业不久，他毅然违背父命，离开司法界，投身于文学事业，父母用停止经济供给的办法来瓦解他的意志，但他毫不动摇，在巴黎五层楼顶一间狭小、阴暗、恶臭的楼梯间，阅读各种文艺书籍，从事文学创作，卖文为生。1820年，他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用古典主义精神写成的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拿到全家人面前评议，结果以失败告终。从此，他放弃了悲剧创作，试图写作小说。1821——1824年间，他与别人合作，写出一系列迎合当时社会庸俗风习的浪漫主义小说，都用笔名发表。这些内容粗鄙、情节荒诞的神怪小说，既不能满足他登上文学宝座的欲望，也没有解脱他的经济困境。他又投笔从商，从事出版业、印刷业等。但是这些商业活动非但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大量的金钱，以保证他挥霍的生活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反而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生。但作家把这一切都变成宝贵的素材，充实自己的见闻。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和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破产和债主的逼债，使他深深地了解投机商、高利贷者和交易所经济人的黑暗世界，他们向他揭开了资产阶级致富手段的全部肮脏的秘密，使他亲自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万能，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己关系，这些为他成功地创作《人间喜剧》奠定了生活基础。
经商失败后，巴尔扎克重又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他的历史长篇小说《舒昂党人》（1829）的发表，是他的第一个胜利，是他第一部署名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也是他无意中为自己日后命名为《人间喜剧》的小说总集奠定基础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小说反映了18世纪末法国执政府期间共和军队坚决镇压保工党人在布列塔尼煽动的反革命叛乱的历史，表现出拥护共和主义，反对贵族复辟的反封建倾向。
1830年七月革命前，巴尔扎克开始涉足贵族上流社会，但他与贵族上流社会关系不深。七月革命爆发时，他也曾表示热烈支持。此后，他愈来愈厌恶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不满意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渐渐变成了七月王朝的反对派，而且经常出入贵族沙龙，于1831年末参加正统的保工党。在这一阶段，巴尔扎克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较前更加深刻，他继续运用人道主义的武器抨击社会。这一时期的共和党人活动与工人运动，对巴尔扎克的思想与创作有积极影响，但他对1848年的革命很不理解。
从1829——1848年，是巴尔扎克创作的成熟阶段，也就是他写作《人间喜剧》的时期，金融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成了他猛烈攻击的对象。他在不过20年的短暂时间里，仅小说一项就写出了90多部，其中多数称得起是第一流的艺术杰作。巴尔扎克总是为金钱所迫，从不得休息和安宁，出版商在永远向他逼债。在剥削他，房主、当铺老板和高利贷者也经常逼债，巴尔扎克一生都在还债，都在进行真正的忘我劳动。
1848年的复杂的社会冲突与革命运动，使巴尔扎克的思想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他始终徘徊在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既反对资产阶级镇压劳动人民，又不赞同工人起义。为此他一直忧心忡忡。同时，无休止的创作劳动、无穷尽的债务逼迫，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
巴尔扎克性情开朗，而且像孩子一样善良，所以人们都乐于接近他，他和乔治·桑、雨果、李斯特、海涅、戈缔埃、德拉克鲁阿等交往甚密，友谊颇深。
1832年，巴尔扎克团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开始和，个波兰女地主韩斯卡夫人通信。从此，作家尽情地幻想美化这个波兰女地主。到了晚年，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1850年3月结婚，3个月后，巴尔扎克因心脏病在巴黎与世长辞。在巴尔扎克的葬仪上，雨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赞扬巴尔扎克是伟大的“革命作家”，“作品比岁月还多”，真实地反映了法国的“当代现实”。
巴尔扎克是矛盾的。他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又有浓厚的贵族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并力图挤进贵族的行列。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斗争激烈的时代的反映，也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经历的生活道路的反映。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发展，封建势力的反扑、复辟，工人阶级的兴起、斗争，使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政治体制迅速更迭赝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又斗争又妥协，使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巴尔扎克又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894）以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拿破仑帝国盛衰（第一帝国，1804一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年），七月王朝兴亡（1830一1848年），1848年H月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和1848年六月革命（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在哲学思想上又受到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也羡慕拿破仑的业绩，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接受过封建的教义。他深受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方面进步学说的影响，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也没有摒弃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凡此种种，构成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在革命中获利的中产阶级家庭地位，使巴尔扎克倾向法国大革命，崇拜拿破仑等级森严的贵族统治，青年时代不得志的生活和他在巴黎社会中个人奋斗的经历，更增添了他对波旁王朝的厌恶，向往新的革命。七月王朝时期正是他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时期，七月革命及其结果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又具有深刻的影响。他欢迎七月革命，满以为这次革命会给他带来希望，但革命后的现实又使他很快失望，七月王朝并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利。
巴尔扎克看到启蒙主义“理性王国”的再一次破灭，慨叹《民约论》的作者卢梭“说不定被送上法庭”，又慑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污蔑工人是野蛮人的前卫，又认为中产阶级不宜掌握政权；于是把希望转向贵族方面。在贵族的拉拢和包围下，1831年他加入保王党，在政治上成了一个正统派，用来抵制和反抗七月王朝，这表明他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但他与保工党的政见也不完全一致，他的主张遭到保王党的拒绝，他的《乡村医生》受到保王党的责骂，他对保工党也怨气重重，只保持貌合神离的关系。
作为一个保工党人，巴尔扎克的思想倾向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但不必因此把他和贵族等同起来。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当时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从法国资产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两大集团，正统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奥尔良派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奥尔良派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政权形式的一种更替。正统派中的大地主早已资产阶级化了，却还摆着封建主义资格和高贵门第的招牌，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这就是巴尔扎克的倾向具有贵族色彩的由来之一，这种贵族色彩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消极作用，可是它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他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
随着对社会现实观察的不断深入，他很快觉察到保工党“是可厌的”，贵族阶级并不能改变七月王朝的现状，而且也没有能力挽回本阶级必然没落的颓势。
七月王朝不仅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压榨，而且也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空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巴尔扎克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要求学习英国的不停地运转资本的经济政策，主张迅速地发展工商业和农村资本主义。所以，他反对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的统治，正是出于他不得志的中小资产阶级地位。混迹贵族群，参加保工党，并没有使他真正获得贵族的地位；作家的显赫名声，一天16至18小时的写作，也没能改变他那窘困的经济状况。因此，他能比较清醒地看出七月王朝的黑暗腐败，从而对丑恶的现实提出严正的批判，广泛而深刻，尖锐而有力。他正确地反映出贵族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在文艺学方面，巴尔扎克发表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他的美学观大体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小说家深刻地批判浪漫主义的某些方面的浮夸和末流古典主义的僵化教条，公开承认他和司汤达同属一个文学流派，作家“照世界原样表现世界”，把创作的真实性和积极的自由幻想结合起来。他要求作家面向现实生活，成为“社会风俗专家”，并且努力使自己笔下的人物与事件都“体现为典型形象”（《（人间喜剧）前言》）。他认为艺术必须通过文学概括来反映生活，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学中的真实”，“文学中的真实也不就等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巴尔扎克的唯灵论、神秘主义，对他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创作也有消极影响。在论文和小说中，他宣扬过神秘的宗教感情。
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说他“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称”。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再现了当时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巴尔扎克之所以能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往往决定于他世界观中进步的总倾向。但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克制作家思想中的消极部分。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为“上流社会”的必然崩溃唱挽歌；但是，他又辛辣地讽刺那些“贵族男女”，描写他们在资产阶级暴发户逼攻下必然失败、毁灭，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并且毫不掩饰地赞赏他的政敌“共和党英雄们”。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胜利，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根源的那一部分积极的世界观，在写作实践中对于世界观中消极部分的胜利。它反映了巴尔扎克世界观中积极部分与世界观中消极部分的对立。他思想上的种种矛盾，是他所处的时代矛盾状况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表现。
巴尔扎克是位多产的作家，仅收在《人间喜剧》中的长、中、短篇小说就有96部。作家原计划创作137部（一说144部）。《人间喜剧》采用分类整理、编目的办法，把众多的人物和篇章联成一个整体。他把全部作品分为三大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
“风俗研究”是小说总集的主干部分，从各个方面反映法国的当代生活。小说家又根据这一部分作品的不同侧重点，又分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部分。他认为每个场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旨趣，申述人生的一个时代”。
为了使《人间喜剧》的丰富内容与人物联系起来，巴尔扎克还采取了“人物再现法”。一个人物出现在几部作品之中，让这几部作品在内容的某些方面产生“连锁反应”。同时，这一人物在每部作品中都有一段经历，几部作品联系起来就表现了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全过程。从这个人物的发展中，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人间喜剧》的宏伟的构思对于左拉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高尔斯华绥写作《福尔赛世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人间喜剧》的创作经历了三个时期。1829至1835年为早期，这一时期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日趋成熟，《舒昂党人》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作品，此后还创作了《高利贷者》、《驴皮记》、《夏倍上校》、《乡村医生》、《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作品。
1836至1842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主要作品有《幽谷百合》（1836）、《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幻灭》（1837——1843）等。
1843至1848年是他创作的晚期。主要作品有《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6——1847）、《农民》（第一部1844）。由于贫困劳累和疾病的折磨，巴尔扎克丢下了未完成的《人间喜剧》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人间喜剧》取得了卓越的思想成就。它用“编年史的方式”，完整地反映了巴尔扎克的时代，汇集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精辟地概括了小说总集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并强调指出，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以描写“资本主义地狱”的罪恶为主要任务，描写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发家史和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两者构成了《人间喜剧》总集的“中心图画”，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人间喜剧》深刻描写了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进攻下必然灭亡的历史。1789年的大革命高潮过去以后，特别是到了复辟王朝时期，大批流亡国外的封建贵族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他们在大革命中失去的土地和财产，妄图彻底恢复他们业已失去的天堂。但是时过境迁，历史在前进。就是在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冲击也没有停止过，到了七月王朝时期就更是“日甚一日”了。巴尔扎克的创作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特征，广泛地描绘了各个领域中这两个阶级的角逐。在他的笔下，上升的资产阶级势力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整个法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从外省到巴黎，从银行到政府，从报社到法庭——…·他们利欲熏心，飞扬跋扈，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逼攻下节节败退，日趋没落。面临着“夕阳酉下”的绝境。
巴尔扎克在《古物陈列室》中安排的情节是寓意深远的。小说展示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沙龙集团：一个是以德·爱斯格里翁侯爵为首的旧贵族集团，他们依然忠实于被废除的贵族制度和灭亡的君主政体的思想，巴尔扎克尖锐而贴切地给这个沙龙送了一个雅号：“古物陈列室”；另一个以古瓦西埃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集团，这个沙龙和前者有同等的势力，而且“更有朝气，更为活跃”。这两个沙龙互相仇视，明争暗斗，前者以其高贵的身世蔑视后者，后者则以其实力决心打垮前者。显然这正是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缩影。结果古瓦西埃借金钱力量打败了爱斯格里翁。古瓦西埃曾气势汹汹地喊道：“这是法兰西的问题，这是国家的问题，民众的问题……但是这些雪崩倒了下来，粉碎了，压埋了贵族先生们。你们要恢复旧日的秩序，你们要撕破旧日的约法，这张写有我们权利的宪章……”，“当民众看见贵族们……走进重罪审判所的时候……，有名誉的下等阶级要比不名誉的上等阶级还要值钱。”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慷慨激昂的檄文。巴尔扎克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资产阶级进攻的决心和勇气，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贵族的失败和灭亡。尽管他竭力强调侯爵一家的“高尚”、“正直”，古瓦西埃的阴险刁钻，但他还是写出了爱斯格里翁家族不可挽回的衰败命运。古瓦西埃这位外省工业界领袖、银行家向爱斯格里翁的妹妹求婚不成，就引诱侯爵的独生子维克社尼恩伯爵，先让他在家乡胡作非为，后又抓住他在巴黎国挥霍亏空透支巨款，伪造票据的把柄和罪证，把他送进监牢。当侯爵的忠仆跪倒哀求古瓦西埃撤诉时，他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条件之一就是要伯爵娶他的外孙女。古瓦西埃逼婚不成，法院判决又是败诉，然而最后得到完全胜利的却不是侯爵而是古瓦西埃：维克杜尼恩伯爵由于无法偿还欠下的大量债款，在父亲死后一周就同古瓦西埃的外孙女成婚了。
古瓦西埃逼婚的胜利不是单纯的个人的胜利，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古瓦西埃的求婚、逼婚，有明显的阶级功利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贵族平起平坐。古瓦西埃之所以要坚持对侯爵的独生子进行法律制裁，是为了让贵族们知道：“在这里存在有一个法院、法律，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和他们相等而能够抑制他们的小贵族！”同时也让民众知道：“有名誉的下等阶级要比不名誉的上等阶级还要值钱！”古瓦西埃曾提出宽赦伯爵的四个条件，那四个条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渴求在政治上、社交上和婚姻关系上同贵族阶级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诚然，古瓦西埃的官司打输了，说明复辟时期贵族在政治上还是有力量的，还是可以借助国王和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然而古瓦西埃的逼婚最终获得了成功，证明了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终究敌不过资产阶级，也说明了国王和法律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纷争中可以挽救贵族的名誉，却挽救不了整个贵族阶级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命运。维克杜尼思的情妇莫夫利额士公爵夫人说得好：“当我们是在19世纪的时候，你们难道要留在18世纪的时代里吗？亲爱的孩子们，以后不会再有什么贵族了，现在只有权势。拿破仑的‘民法’已经毁了爵位，正如大炮已经轰倒了封建社会一般。只要您有钱，您就可以变得比现在更为高贵。您可以和你所要的女人结婚，维克杜尼恩，您可以使您的妻子变成贵族，那，这就是法兰西的贵族所剩下的唯一结实的权利。”由老一辈贵族组成的“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了，新一代也被资产阶级所腐化。这一历史真实被形象地勾画了出来。
《苏城舞会》通过贵族小姐爱米莉非贵族不嫁的悲剧以及她的父亲德·封丹纳伯爵如何在形势逼迫下让3个儿子2个女儿与暴发的资产阶级联姻，既维持了家庭门面，又使子女获得了生活的幸福，反映了社会生活发生的历史性的变革，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贵族只有屈从资产阶级才能从没落的困境中脱出，否则就是自取灭亡。爱米莉小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揭示了贵族社会日趋没落的命运。
《农民》是巴尔扎克描写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生死决战表现得最深刻、最激烈的一部作品，直接描写复辟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以高贝丹、苏德利、里谷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联合农民，狠狠打击贵族地主蒙戈奈伯爵，终于逼迫他拍卖了艾格庄。作品充分体现了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不仅反映了农村资本主义战胜贵族地主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农民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在巴黎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的情场轶事，到了对现实生活洞察入微的巴尔扎克笔下，也同样染上了时代的色彩，刻上了阶级的印记。名门贵妇鲍赛昂夫人的盛衰史也是与贵族阶级的盛衰史紧密相联的。她在《高老头》中的情场失意，被资产阶级小姐所击败而被迫离开巴黎，是贵族厄运的写照。在《弃妇》中，卡斯顿男爵来到鲍赛昂夫人隐居的诺曼底，因慕其声名姿色而热恋她，并一起度过了9年。但是卡斯顿经不起4万法朗的诱惑，终于抛弃了她而娶了他并不喜欢的罗地埃小姐，“财产安慰一切”。贵妇人再一次受到社会的弃绝，败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就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妇女靠金钱击败了贵族妇女并代替他们活跃在上流社会。
但是，贵族的殒落毕竟使巴尔扎克黯然神伤，他对曾寄托莫大希望的同盟者的灭亡深表同情。鲍赛昂夫人被遗弃后，在“告别”舞会上，全身穿着白衣服，头上简简单单地盘着发辫，没有痛苦，没有高傲，也没有假装的欢乐。她安闲静穆，好似象征母性痛苦的希腊大理石雕像，犹如古代罗马含笑而死的斗士，整个上流社会都来跟母后告别。巴尔扎克对鲍赛昂夫人的不幸下场无限忧伤，唱出一曲无尽的挽歌。然而同情毕竟是同情，悼念友人常常是为了感怀自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巴尔扎克对贵族阶级灭亡的哀痛，恰恰反映了保守的中产阶级对自己理想破灭的惋惜和感伤情绪。
与封建贵族没落的画面相对应又相交织的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迹图。巴尔扎克给贵族形象涂抹上可笑和“可怜”的色调，而在资产阶级脸谱上却着力勾勒了“可憎”和“可怕”的线条。从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到投机商葛朗台，从贵族的管家高贝丹到银行家纽沁根，一个个都是贪婪无耻的恶棍。高布赛克靠放高利贷逼得数以千计的人破产，自称是巴黎“无人知晓的国王”、“命运的主宰”。他以金钱的力量征服了巴黎，统驭着巴黎，很多贵族男女不得不跪倒在他的脚下。他竟无耻地表白：“你不知道，当我观察到人们破产与灭亡的时候体验到何等巨大的愉快！”在人们痛苦与危难中，他掠夺了700万法郎财产。《红色旅馆》中的泰伊番图财害命，又嫁祸给他的同学、好友，使他们做了他的替死鬼。《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的银行家杜蒂埃偷盗主人，又搞阴谋使主人破产。高贝丹是“最凶恶的坏蛋”，他有权“可以任意根据共和国法律”使人倾家荡产。银行家纽沁根的心狠手辣是不露声色的，他能把整个巴黎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能在一夜之间让多少人家破人亡。
巴尔扎克通过一系列本质相同而形象各异的资产阶级人物真实地再现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发展史。高布赛克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以单纯的高利贷方式获取利润，而不懂得商品的流通和资本周转。葛朗台虽然和他一样贪婪吝啬，但在发财方面却要比高布赛克高明得多。商业投机和高利盘剥是他的主要手段，他还参加证券交易，他已懂得在流通中求得资本的增殖。银行家纽沁根则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产物，他的发家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不仅用资金的不断周转来获取巨额利润，而且还制造假象，散布谣言，在股票的涨落中投机取巧，牟取暴利。“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他身上已经没有早期资产阶级守财奴的特性，他过的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豪华生活。巴尔扎克揭示出这是一批具有更大寄生性、更大破坏性的剥削者，吮吸千百万人的鲜血暴发致富，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发迹史，他们的每个金币都充满了血腥气息，都是由罪恶凝成的。
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它揭示了资产者财富的多方面的来源，鲜明生动地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发迹史和贵族阶级的迅速衰落。小说以外省“暴发户”葛朗台的家庭生活与剥削活动为骨骼，以他的女儿欧也妮的婚事为中心，展开各种戏剧性场景。为了金钱，葛朗台迫害欧也妮，银行家的儿子阿道夫和特·蓬风所长追求欧也妮，查理抛弃欧也妮。“家庭的苦难”一章是全书的高潮，葛朗台在黄金的狂欲中死去。在最后一章“结局”中，作者满怀悲愤之情指出，欧也妮始终“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盘算”。小说颇有风趣地借一个吝啬鬼的故事，针砭七月革命所带来的金钱统治腐蚀一切的恶果，这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还是一个创举。不知道贪吝、狡黠、冷酷的葛朗台的身世，就无法掂出他的发家史的剥削份量，也无法理解构成他的精神世界的社会历史根源。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葛朗台只是索漠城的一个普通的箍桶匠。在大革命中，他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用自己的现款和妻子的陪嫁贿赂标卖监督官，三钱不值两钱地买到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他当过索漠城区的行政委员，貌似关切革命新潮的“共和党人”，把某修道院上好的草原弄到了手；他当过拿破仑的区长，利用职权，假公济私，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房产和地产登记的时候占了不少便宜，曾借用职权经营葡萄园与极品好酒。拿破仑称帝时他虽丢了官，却财运亨通，他从岳母、妻子的外公和自己外婆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又从法劳丰侯爵那里廉价买进一整套良田美产，通过毁约卖酒、抛售黄金、高利借贷、公债投资、囤积居奇等商业上、金融上牟取暴利的各式各样的投机倒把活动来使财产增殖，并常使别人濒于破产，索漠城的居民“个个都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甚至巴黎人、荷兰人也会受到他的捉弄。经过贪婪积累与巧取豪夺，葛朗台在临死前拥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总值，已达1700万法郎。巴尔扎克确实深知“金钱在悭吝鬼手中是怎么一个长法”。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迹史，充满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葛朗台的历史说明，当时的资产阶级“新贵”是依靠侵占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与剥夺人民财富发家致富的。葛朗台在发迹过程中，越来越没有事非之心与羞恶之心，他的一切信仰都以金钱利害关系为基础。拿破仑和波旁王朝都不过是他那黄金秤上的最小的砝码，他搞政治投机，正是为了经济掠夺，他那如“虎”似“蟒”的理财本领，使他无往而不利，简直成了金钱的上帝。在绝对致富欲的驱使下，他表现得贪婪、狡狯、阴狠而又极其吝啬。他对妻子、女儿、侄子毫无感情可言，一切以金钱为原则，胁迫女儿放弃财产继承权后，厚颜无耻地说：“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做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他对女儿的全部的“爱’嘟包藏在“遗嘱”里：“把一切都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他告别人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想把神甫送他亲吻的镀金的十字架抓在手里，结果要了他的命。葛朗台生前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奴役别人，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受金钱和致富欲的奴役，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一切。
查理也是一个金钱欲和致富欲的奴隶，对葛朗台的形象有烘托、补充作用。他的发迹史和他伯父的发迹史一样，充满了血腥罪恶。他比葛朗台更阴险狡诈，凶狠毒辣，荒淫无耻。他们的财富的增长与性格的发展，体现了资产阶级暴发户依靠掠夺手段发家致富的共同规律以及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
小说还描写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揭示了封建贵族阶级没落衰亡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有三例：第一，1818年法劳丰侯爵出卖田庄，葛朗台用手腕廉价买下，说明贵族阶级的产业逐渐转入资产阶级手中。第二，法劳丰想同欧也妮结婚重振家业，这种贵族借和资产阶级联姻以维持“富贵豪华的生活”，在当时屡见不鲜。第三，特奥勃里翁侯爵为了钱主动将女儿许给查理，查理也想借贵族头衔，使他在复辟王朝的昌盛之时扩展财势，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这里，作者辛辣地讽刺了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着力鞭挞了凶狠毒辣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实际上作者对必然灭亡的贵族阶级的揭发批判，大大超过了他的同情。
与中心图画密切联系着，《人间喜剧》十分注意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在他笔下，金钱是唯一的杠杆。“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金钱的世界，金钱是万能的上帝，人们追逐金钱，膜拜金钱，葛朗台不让女儿去爱破了产的查理，断送了女儿的青春，具有高尚道德的欧也妮又被查理抛弃，使她既遭到金钱关系的摧残，又受到金钱关系的毒害，又承受了金钱关系的罪恶，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在世等于出家，成了她贪婪自私的父亲的牺牲品。但斐纳为了金钱嫁给纽沁根，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榨干了父亲的血汗而弃之不顾，拉发埃尔为了钱财出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在那个社会，父子、母女、夫妻、兄弟、亲属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被充满铜臭的金钱淹没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这种拜金主义使资产阶级他们除了金钱外，看不到任何东西，除了发财的快乐以外，体验不到任何幸福。
巴尔扎克还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对文学、艺术、新闻以及精神生活的腐蚀。在金钱驱使下，新闻界“是不法、欺骗、变节的地狱”，在那里，“思想是按值多少钱出售的”；文学变成了“娼妓”；医生参与阴谋，害死病人。总之，在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在制造，一切都在出卖。“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的职业的灵光，他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逐，精神生产的不断商品化，法律对有产者的保护，政界的卑鄙龌龊，都被巴尔扎克无情地揭露出来，笔锋几乎扫遍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对共和主义者的赞美和对社会理想的探索是《人间喜剧》的又一重要内容。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巴尔扎克经常在探索着出路，寻找能够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正面人物。尽管他的阶级偏见使他无法真正找到，但他还是在现实斗争中，在反对七月王朝的行列里，看到了当时的“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和主义者。尽管他并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实质，但他看到了他们是反对派中真正有行动能力和高尚品德的人物，所以他能在作品中以毫不掩饰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赏。《幻灭》中的克雷斯蒂安、《农民》中的尼雪龙等，作为艺术典型虽不够丰满，但他们的崇高精神却被描写得十分突出。尼雪龙老爹“铁一般坚强、像黄金一样纯净”，共和党英雄克雷斯蒂安是“一个会改变世界面目的大政治家”、“法兰西最高尚的一个人物”。恩格斯特别注意巴尔扎克笔下的这几个人物形象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曾一度代表过人民群众，他们的出现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们在看到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同时，也应看到他对社会的观察、分析、表现常常离不开人性论的观点，他的褒贬常离不开抽象的道德。他以所谓“不朽的”道德原则来衡量判断他的人物。因此，他在批判资产阶级金钱关系和道德沦丧时，就不能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更不能透过阶级剥削看到当时已经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巴尔扎克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过一定的同情，看到并描写了一些劳动者的优秀品质，他们的慷慨助人、自我牺牲的美德；但有时对他们的形象又有所歪曲。在他的笔下，他们有的愚昧无知，有的粗暴野蛮，明显地刻印着作家的阶级偏见。
《人间喜剧》使用编年史的方式，年复一年地将故事背景发展下去，使小说总集具有庞大而严密的框架结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鲜明，有其性格成长的历史。运用典型化手法，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
《高老头》发表于1834——1835年，在巴尔扎克的全部小说的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展示了《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反映了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揭开了小说总集人物体系的序幕，是过去作品的总集，将来作品的基石，一部典型的巴尔扎克式的小说。它标志着巴尔扎克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成熟。
《高老头》最初刊登在《巴黎评论》杂志上，1835年出单行本，1843年被收进16卷本的《人间喜剧》的“巴黎生活场景”中，为该场景的第一部，后被移入私人生活场景。
《高老头》在最初的构思中情节是单一的，不过是写一个正直的资产者的父爱的悲剧。但在写作过程中，增添了许多人物和故事，有意识地把写出来和没有写出来的各个单篇作品联结成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识地运用人物再现手法，使这部作品同以前和以后的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巴尔扎克说他的这部作品具有“构思广阔”的特点。
《高老头》是一部催人肺腑的“悲剧”，它以1819年末至1820年初的封建复辟时期的巴黎为背景。座落在巴黎偏僻地区的伏盖公寓是一所兼包客饭的“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招留。老板是伏盖大太，房客有退休的面粉商高老头，大学生拉斯蒂涅和皮安训，潜逃苦役犯伏脱冷，被父亲赶出家门的维多莉小姐及其保护人古德的太太，老姑娘米旭诺，老光棍波阿莱等。在这些人中，老态龙钟的高老头格外引人注目。两位年青貌美的贵妇人常与他来往，她们是他的大女儿娜齐即雷斯多伯爵夫人，二女儿但斐纳即组沁根太太。外省破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从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口中知道高老头的经历和家丑后，十分同情这个被女儿榨干血汗的老头。在鲍赛昂夫人帮助下，他结识了高老头的女儿，企图把她们作为进身之阶，并听信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蛊惑人心的话，要不择手段钻进上流社会，高老头竟为拉斯蒂涅和但斐纳安排幽会场所。正当拉斯蒂涅按计划行动时，伏脱冷被米旭诺出卖给警察，鲍赛昂夫人也被情夫所遗弃。拉斯蒂涅看出高老头溺爱女儿发了狂，但他在女儿心目中却一钱不值，被女儿气病后，女儿却不来探望，而去参加鲍赛昂夫人告别巴黎的舞会。高老头死后女儿女婿都不到场，拉斯蒂涅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站在公墓高处，向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区域气概非凡地说了句：“现在咱们俩来拚一拚吧！”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总集《人间喜剧》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首先，作品通过拉斯蒂涅向上爬的经历、见闻和社会背景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如子爵夫人告别巴黎，伤心落泪，而被她鄙视的资产阶级太太但斐纳却“得意自己在大众面前的锋芒”，趾高气昂。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在政治上重新得势，它居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暴发户居于从属地位，作品写了资产阶级暴发户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对贵族社会进行紧迫的多方面的冲击。如与贵族联姻，往保工党里钻，在野的资产阶级进步党靠经济等实力左右政府要员的命运等等。凡此种种，表面上看来是资产阶级巴结贵族，实际上是在逼攻贵族，是它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向贵族夺取权力的特殊的战斗。
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冲击的结果是：上流社会的贵族男女，“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也热衷于对金钱的追求。阿霍达为资产阶级小姐20万法郎的陪嫁抛弃了鲍赛昂夫人，鲍赛昂夫人指点拉斯蒂涅去结交有钱的银行家大大等。可见，在贵族男女的心目中，高于一切的是金钱观念和金钱特权，而不是门第等级观念和世袭特权。上流社会的贵族男女在资产阶级逼攻下不配享有好的命运，或者是逐渐灭亡，如鲍赛昂夫人的被遗弃；或者被暴发户所腐化，如拉斯蒂涅的堕落。
其次，小说在描写资产阶级凭借金钱和财富力量打败封建贵族的同时，还描写了资产阶级暴发户自身也将毁于金钱和财富力量的竞争的事实，揭露了金钱的罪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高老头是资本主义大厦的建造者，然而他却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轴心的不正常人际关系的牺牲品。他在政治上不能随机应变，在人情世故上不相信金钱高于一切。他这样的资产者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被新的更加狡猾、更加阴险的资产者所代替。这新的资产者就是银行家组沁根和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政客的拉斯蒂涅。
最后，小说也揭示了与资产阶级野心家极端利己投机取巧完全不同的诚实的个人奋斗之路，描写了在品德和气质上同“未来的真正的人”近似的人，表明了对社会前途的积极理解。皮安训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图虚名浮利，不巧取豪夺，潜心学业，济人之危。这个形象的塑造表明在生活中并不一定都是小人骗子，还有正直的人存在，给作品也增添了亮色。
但是，小说也表现了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如对贵族走向崩溃、灭亡的哀惋、同情，不适当夸大高老头基督父爱的形象及对社会的感化力量等。
小说以“高老头”命名，说明作者有意把高里奥老头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1834年，巴尔扎克说：“我要在这部书里描写一种充满巨大力量的感情，无论是灾难、痛苦和不义，任何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父亲，他无异于基督教神圣的殉道者。”
高老头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宗法观念的商业资产者的典型，是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一个凶狠的掠夺者。作者根据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把他塑造为父爱的典型，沤歌他热爱女儿的痴情和坚韧的自我牺牲精神。高老头原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司务，大革命时，趁机盘下东家的铺子并抓住机会，插足政治，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当上巴黎的一个区长。他精明强干熟谙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货币流通的生意经，和公安委员会委员一起分肥，制造了有名的大饥荒，从中牟取暴利，使他以后的买卖像一切财力雄厚的人那样，处处占上风。他算计策划如外交家，勇往直前如军人，在经商时，颇有国务大臣的才气。就这样，靠着精明算计，苦心经营，顽强奋斗，巧妙投机，积累了百万法郎以上的资本。可见高老头是一个在大革命时发家致富的商业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建设者，资本主义大厦的建造者。
但是，高老头在家庭方面却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他通晓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却不通晓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妻子死后，为了女儿他拒绝续弦，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满足她们最奢侈的欲望。女儿长大后又给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让她们脐身于上流社会。他认为因此可以受到人们的尊重与奉承，在女儿家的餐桌上永远有自己的一付刀叉。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高老头为了孩子们的面子，盘掉了铺子，断绝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搬到伏盖公寓居住，并继续用钱买女儿的“爱”。这时的高老头发现了他死也不愿承认的事实：随着金钱的减少，女儿对父亲的“爱”的热度迅速下降，同时财富的衰竭使高老头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他刚进伏盖公寓时容光焕发，举止阔绰，雄纠纠，气昂昂，笑容也颇有青春气息，人们称呼他高里奥先生，以至伏盖太太打了他很久的主意。后来他一年又一年地衰败下去，变得老态龙钟，摇摇晃晃，面如死灰，当初那朝气勃勃的蓝眼睛，变成了黯淡的铁灰色，转成苍白，泪水也不淌了，殷红的眼眶好似在流血，人们称他为高老头。他在女儿家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再后来连女儿的家门都进不去了，但他对女儿的爱却愈加强烈。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只要能够站在路边看一眼坐在马车里疾驰而过的女儿就感到高兴。为了维持女儿挥霍浪费的生活，他含着泪水熔掉了心爱的镀金餐具，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出为女儿准备幽会的场所，女儿感激的吻和亲切的呼唤使他感到极大的幸福，他竟躺在女儿脚下，亲她的脚，像一个极年轻极温柔的情人一样风靡。钱袋被榨干了，他还想替人家服兵役，杀人放火，因无法帮助女儿而嚎啕大哭，咒骂自己。高老头的死是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死前，想见女儿，哭天喊地，但也枉然，这才使他悟出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真理：“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她们不爱我，从来没有爱过我！”“永远口渴而没有水喝，这便是我十年来的生活”，“你给他们生命，他们却给你死”。“父亲轴心”无情地被“金钱轴心”代替了。一个囊空如洗的父亲无异于被榨干的柠檬，对于骄奢淫逸只认金钱的女儿还有什么意义呢？拉斯蒂涅到高老头女儿那里筹款出殡，却一无所获，最后出现在送葬行列中的是“两家的徽车”。作者极力渲染高老头父爱的忘我痴情，并借拉斯蒂涅的眼光评价了高老头的父爱：“父爱绝对不受个人利害的玷污，父爱的持久不变和广大无力，远过于情人的爱。在父亲心目中，偶像永远纯洁、美丽，过去的一切，将来的一切，都能加强他的崇拜。”作者勾勒这个“父性基督的面目”和忘我的“痴情”，主要目的在于谴责人欲横流的金钱世界。
高老头爱女儿是真诚的，但只懂得用金钱培养女儿对父亲的爱，用金钱维系父女之间的感情，让女儿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使她们成为自私自利的拜金主义者，使自己成为拜金主义的牺牲品。高老头这个资本主义大厦的建造者，最终也被这个大厦毁灭了。他的悲剧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他的悲剧是一个通晓资产阶级生意经却不通晓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资产者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封建宗法制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新旧交替时期社会现象的反映。高老头的父爱反衬出女儿的无情无义，他的人性的温馨反衬出社会的残忍冷酷。这就有力地控诉了金钱败坏道德、腐蚀社会的罪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金钱化，特别是家庭关系金钱化的可悲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高老头的悲剧是这一精辟论断的最好说明。
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后期到七月王朝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野心家的典型。在《高老头》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选取拉斯蒂涅的“学习时代”，描写了他由一个没落贵族子弟腐化成资产阶级野心家的过程。
拉斯蒂涅是外省的贵族子弟，英俊有为，头脑清醒，聪颖伶俐，雄心勃勃。他从一个涉世不深而怀有几分正义感的青年，走上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道路，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带着父母的期望，为着美妙的前程，满怀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以大家子弟那种高雅的风度、举止和姿势来到巴黎上大学，住在伏盖公寓。他想通过勤奋努力、刻苦攻读争取一番功名。开始，他还考虑母亲，关心姐妹，被高老头父爱所感动，保护高老头，护理高老头。但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繁华、虚浮的快乐，强烈诱惑着他，他眼红了，开始插足于上流社会。鲍赛昂夫人舞会中的“鬓光钦影把他眼睛都看花了”，雷斯多夫人挥金如土的奢华、享乐使他“自惭形秽”。他从金碧辉煌、花红柳绿的上流社会回到颓败、萧瑟的伏盖公寓，“环境转变得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了他的野心”。三年的巴黎生活使他看清了社会的本相：法律跟道德对有钱的人全无效力，财产才是金科玉律，有钱便是德。穷奢极欲的魔鬼咬着他的心，侥幸获利的希望占据着他的大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喉干舌燥，他把这些和家乡的一切对比之后，“青年人的幻想，内地人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他决定走另一条路：往上爬！不顾一切地往上爬。怎么爬？拉斯蒂涅的性格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课中逐渐完成的，其中三个人生导师对他的教育是他向上爬的客观基础。
鲍赛昂夫人是拉斯蒂涅的保护人兼启蒙者，她亲自教他读“人生这部分”，培养他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传授他以牙还牙地对付社会和个人的伎俩。她相当冷静地对大学生说：“你越没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她告诉他如何找女人作情妇，又不能动真情，这又使他懂得了“社会又卑鄙又残忍”。鲍赛昂夫人的隐退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金钱的重要作用。
伏脱冷是拉斯蒂涅的又一人生导师。他要求拉斯蒂涅同自己合伙，教他与维多莉恋爱，自己则设法杀死维多莉的哥哥，以获取泰伊番的财产。他还用赤裸裸的语言剖析着社会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一定要“你吞我，我吞你”，因此要成功“不是靠天才就是靠腐败，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样钻进去，清白诚实是一无用处的。”“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败，”“人生就跟厨房一样腥臭。可是要做乐，就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你日后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伏脱冷后来被米旭诺以3000法朗出卖给当局，使拉斯蒂涅进一步相信伏脱冷对于利己主义社会本质的剖析。
高老头的苦难和死亡，最后完成了他的社会教育。他认为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然而他不打算忤道这个万恶的金钱世界，却要尽力适应它的规律，彻底抛弃一无用处的“清白老实”，进入上流社会，并且“入了地狱”，就得“留在地狱”。当他埋葬了高老头后，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他“不胜向往”的圣·日尔曼区，埋掉了最后一点人性。这个曾较清白的青年，这时已堕落成狂热地向财富和权势进攻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了。（在后来的作品中，逐步飞黄腾达官至副国务秘书。）
拉斯蒂涅向上爬的经历，也是他精神毁灭的过程，他的变化表现了金钱对人的腐蚀、毒害作用，贵族子弟在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下日趋堕落。
伏脱冷是资本主义世界狡猾但尚未得势的掠夺者的典型。他对社会罪恶进行无情的一针见血的批判的同时，又力图成为这个社会剥削压迫支配一切人的上流人物。在《高老头》中，他是一个潜逃的苦役犯，原名约各·高冷，绰号“鬼上当”，是人多势大的盗贼集团的心腹和参谋。他深谙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风习，掌握社会的黑幕，并能从现象的观察深入到本质的剖析，他认为这个社会的所谓道德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强盗和统治者的区别只在于见血和不见血等。他对现实的强烈的抗议和攻击并非出于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是作为一个不得意的野心家大发怨气，其目的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开辟道路。他崇拜利己主义哲学，主张弱肉强食，把自己安置在法律之上，道德之外，以不道德对付不道德，以掠夺反对掠夺，以毒蛇反对猛兽。他引诱拉斯蒂涅扔掉良心，扩张野心，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和地位。他向往蓄奴制度，很想做个奴隶主，靠买卖奴隶和其它投机生意来挣他几百万，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他的原则和方法就是“事后把手洗干净”。在作品中，他既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揭发者，也是罪恶的制造者。作者对他的态度十分矛盾，既把他作为恶的代表批判，又欣赏他的胆识、义气和能力。通过伏脱冷的形象，作者将笔触伸向黑社会为上流社会提供了一个伏脱冷式的背景，衬托出达官贵人的卑鄙、猥琐，从另一个方面集中地、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靠掠夺、偷盗、谋杀发家的罪恶历史，增强了作品批判的深度和广度。
鲍赛昂夫人是复辟时期煊赫一时的名门贵族，社交界的王后，心地高贵又趋向没落的贵族典型。她出身高贵，是“蒲高涅王室”的最后一个女儿，有出色的美貌和才智，是贵族社会的领袖，她的府第被认为是圣·日耳曼区最愉快的地方，巴黎妇女日夜梦想挤进她那金碧辉煌的客厅，她的姓氏具有魔术指挥棒的妙用，可以使周围的人为之改容。但是，这样一位贵族领袖却敌不过金钱势力，同她相爱3年的阿霍达侯爵竟为20万法郎的陪嫁与资产阶级小姐订婚而抛弃了她。她看透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金钱的威力，所以她一方面把自己的姓氏借给拉斯蒂涅作为他闯进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一方面教导他顺应金钱潮流，走上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道路。可是她处处维护贵族传统，保持贵族的傲慢。她对金钱世界的抨击虽能切中要害，却也充满了贵族阶级的没落感。在盛大的告别舞会上，她在众人面前似乎“依旧高高在上”，控制着贵族沙龙，她一回到卧室便伤心落泪，发誓永远不再见巴黎，不再见人了，体现了作者的阶级同情。（在《弃妇》中她再次被遗弃）。
鲍赛昂夫人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不是她个人的情场失意，乃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波旁王朝复辟不过是回光返照，在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冲击下，贵族阶级已无可挽回地没落了，高贵门第抵抗不过金钱，封建阶级已经抵御不了资产阶级的通攻，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恩格斯称誉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大师”。《高老头》在艺术上充分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作者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竭尽最大的写作才能从各个方面“严格模写现实”。
如果说《欧也妮·葛朗台》以简洁的构思含蕴动人心弦的力量为长处，那么，《高老头》通过纷繁的头绪表现社会各阶层如何重叠则更见工力。《高老头哟结构非常精致，情节富有戏剧性。小说在众多的故事中，找出了联系它们的线索，即拉斯蒂涅的故事。拉斯蒂涅家境贫寒，所以只能住在伏盖公寓。可他出身贵族，又能找到子爵夫人这样的靠山，并借此同资产阶级妇女拉上关系；此外他自身的内在品质，如年轻、热情、风流、英俊，虽具有强烈的发财欲望，毕竟涉世不深，心地还善良等，使他有条件同这个世界几乎所有人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把作品中的其余故事联结起来。高老头的遭遇就是通过拉斯蒂涅的活动一步步显露出来的。小说围绕拉斯蒂涅的向上爬安排情节，有轻有重，有主有从，高老头、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等人的故事对拉斯蒂涅影响大则详写，其它则略写。作品中人物活动场所的选择富有典型性，可以体现构思的精致。小说描写了两个社会：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伏盖公寓是下层人物活动的场所，鲍赛昂夫人的贵族客厅，纽沁根太太的资产阶级客厅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的选择为小说中各种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并真实地再现了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现象。《高老头》是一部多情节、多人物、多故事的小说，拉斯蒂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故事的结局都围绕着他性格的形成和向上爬的故事展开。如伏脱冷完成了教育的使命便被捕了，鲍赛昂夫人完成把他介绍带入上流社会的任务便离开了巴黎，高老头的悲剧是他人生教育的最后一课，促成了他性格的最后形成，随之高老头也就死了。
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中进行精确生动的描写，是他艺术的最大特色，这是与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相适应的。他重视环境描写，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反映时代的风貌，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为人物性格的发展提供依据，这也是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大贡献。小说的环境描写有时详详细细，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他用“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写了伏盖公寓的外景：墙中剥落的石灰，阴沟里漆黑的泥浆，阴沉严肃的穹窿，街面上干燥的石板，带有几分牢狱气息的墙垣，墙根上的荒草，死沉沉的屋子，一切都暗淡无光，使人无端的不快活。然后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一不散发着公寓味道。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有的风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凑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这令人作呕的客厅和饭厅相比还“很体面芬芳，好比太太们的上房呢”。那摆满残破旧家具、破裂水瓶、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的饭厅则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辎株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曾褴楼，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给我们介绍那一张张奇形怪状的睑谱，就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了。对寒酸的伏盖公寓的描写既为我们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所背景、条件，也暗示了伏盖太太的人品“存心不择手段地讨便宜”。子爵夫人的客厅精雅绝伦花团锦簇显示了她心灵的高贵。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客厅装饰则表现出了挥霍放荡的特性。如果没有伏盖公寓这一典型环境，就无以反映出高老头的兴衰际遇，没有伏盖公寓的颓败、寒酸与上流社会华宅美第与灯红酒绿的享乐强烈对比，就刺激不出拉斯蒂涅向上爬的野心，缺少向上爬的动力，也就不能形成拉斯蒂涅与这一典型环境相适应的典型性格。
《高老头》广泛地运用了对比的法则。如环境对比，人物与故事对比等。高老头溺爱女儿与泰伊番将女儿赶出家门、高老头的痴情和女儿的绝情、高老头的窘困和女儿的奢侈形成对比，从中引出抑恶扬善的教训。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和伏盖公寓下层社会的环境对比，鲍府的大家气派和纽沁根家的恶俗排场的对比等，这些场景的强烈对比，格外刺激拉斯蒂涅向上爬的野心，也揭露了贫穷与奢华并存的社会本质，以及贵族表面兴盛实则衰败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粗俗、浅薄、寡廉鲜耻而又勃勃进取的现实处境。鲍赛昂夫人告别舞会，恰似贵族社会的回光返照，是“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富丽堂皇的外景和鲍赛昂夫人凄凉的心境形成强烈的对比，鲍赛昂夫人前后的表演正是贵族阶级行将没落而强恃尊严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鲍赛昂夫人泪眼晶莹地到乡下隐居去了，被她百般奚落的但斐纳，却在贵族的哀乐声中终于挤进了这个她一心要高攀的社会，实现了她的夙愿。两相对照，前后比较，一荣一枯，一起一落，两个阶级的命运这一清二楚。
小说的语言多姿多彩，叙述生动，比喻深刻。首先，人物的语言是充分个性化了的，符合各自的身份、地位、经历。伏脱冷的语言锋利冷酷，充满强盗、阴谋家的味道，赤裸裸一针见血；高老头的语言充满了对女儿的忘我痴情；皮安训是学医的，看人看事往往用医学的眼光，语言也常夹有专业术语，如对米旭诺的评价；厨娘的话总离不开炊事用语。其次，小说中叙述语言贴切晓畅，生动深刻。如伏脱冷见自己的杀人夺产计划让拉斯蒂涅动心时，他“那种高兴好比一个渔翁觉得鱼儿上了钩”。又如高老头没钱而遭到女儿们的遗弃时，“就象柠檬榨干了”，她们“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
运用典型化手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赋予人物以突出的性格特点，如《高老头》的父爱的持久不变。同为野心家的拉斯蒂涅和伏脱冷，一个涉世不深，在堕落道路上犹豫不决；一个老谋深算，干起坏事不动摇等，都具有鲜明生动的特点，有着重要的典型意义。
小说中有些人物有预示作用，他们将在其他小说中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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