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元代 元代散曲 元后期散曲创作

  散曲文体的日趋成熟完善 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成为创作主流 追求形式美的倾向 张可久、乔右张养浩、睢景臣、刘时中

  与前期散曲作家大多为北方人不同,后期散曲作家的主体基本上由南方人或移居南方的北方人构成。如公认的后期散曲创作成就最高的两位作家张可久与乔吉,一为浙江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一为长期流寓杭州的太原人。这一现象表明,元代后期,散曲创作在南方得到更为蓬勃的发展。
  与前期散曲创作相比,后期散曲创作风貌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散曲的题材内容被不断开拓,举凡写景、言情、赠别、怀古、谈禅、咏物、赠答、抒怀等等,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能,其表现领域得到极大扩张,从而使诗坛呈现并确立了诗、词、曲鼎足而立的诗体格局。其次,在思想情调方面,前期散曲创作中大量的那种对现实强烈不满和激情喷发的作品大为减少,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渐渐成为散曲创作的主流。第三,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追求形式美的倾向。无论是韵律平仄的严谨、语言的典丽,还是对仗的工稳、典故的运用等形式美诸因素,都较前期有所强化。就总体而言,元代后期散曲创作的风格,从前期以豪放为主转变为以清丽为主。
  张可久,字小山,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280年至1348年前后。曾任守典史一类小吏,仕途上不很得意。平生好遨游,足迹遍江南各地。晚年居杭州。有《苏堤渔唱》、《小山乐举》等散曲集。今存小令855首,套数9篇,为元人中专攻散曲并存作品最富者。
  小山散曲取材广泛,举凡写景抒怀、男女恋情、叹世归隐、酬唱赠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几乎都有涉及,其中不乏愤世嫉俗的悲叹恨之作。如〔正宫·醉太平〕《叹世》:“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造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对道德沦丧、贤愚颠倒的人情世态作了辛辣的讽刺。然而像这类表现其入世情怀的笔锋尖利之作,在小山散曲中并不多见,最能代表其清而且丽,华而不艳创作风格的,是大量的写景之作。如〔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
  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
  全由以写景见长,景语又是情语,而所写的眼前景物,多与故实相关,显得典雅工丽,倍能体现缠绵委婉的情味;它攫取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诗意入曲,使意境更加幽邈深致。小山的这一类散曲,清楚地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元后期曲风的转变,张可久实在是一个关键人物。
  乔吉(1280~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撰有杂剧《两世姻缘》等11种,今存3种。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数11篇。他在散曲创作上与张可久齐名,有“曲中李杜”之誉。
  乔吉一生穷愁潦倒,寄情诗酒,故散曲多啸傲山水和青楼调笔之作。“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么遍〕《自述》)这就是其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的自我写照。乔吉散曲的风格同样以清丽婉约见长,讲究形式整饬,节奏明快,勤于锻字炼句。但与张可久的一味骚雅不同,乔吉不避俗趣,雅俗并用,别具一种雅丽蕴藉中涵天然质朴的韵味。如〔中吕·满庭芳〕《渔父词》:
  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痛,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
  全曲酣写隐逸者乐于避世而又在寂寞的内心矛盾,于恬淡中透出豪俊不凡之气。同时,把典故与俗语糅合在一起,典雅中有天籁,婉丽中有洒脱,充分显现了雅俗兼至的艺术特色。
  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家还有张养浩、睢景臣和刘时中。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累官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存小令161首,套数2篇。张养浩的散曲多写寄情林泉之乐,但也不乏关怀民瘼之作,如下面这道〔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曲为张养浩晚年在陕西赈饥时所作,它最为人称道的,是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兴亡后面的历史真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个字,鞭辟入里,精警异常,恰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使全曲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辉。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撰有杂剧《屈原投江》等3种,惜皆不传。散曲今存套数3篇。其代表作是〔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数。关于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本是一直为文人雅士们津津乐道的故实,睢景臣却能翻空出奇,别具机杼。他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视角,让一切景象由作为观者的乡巴佬眼中看出,以诙谐嘲谑的口吻勾画出刘邦装腔作势的面目。全曲谐趣而又锋利,幽默而又深刻,它像一根闪着冷光的魔棍,批却中窍,洞幽烛微,把看似不可一世的封建统治者逗弄得哭笑不得。钟嗣成《录鬼簿》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的确,在封建时代,睢景臣敢于剥下皇帝的衮龙袍,能发人所未发,实在很不容易。过人的胆略,精巧的构思,生动活泼的语言,使此曲在我国文学史上获得很高的声誉。
  刘时中,元末人,籍贯生平待考。他曾作过两套〔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前套由15支曲组成,后套长达34曲,为元散曲中罕见的长套。这两上套数本是作者以散曲形式向高监司献呈的两通说贴,本意当是歌颂高监司的德政。但当具体写到高监司拯厄扶危,就不能不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来,作者便以淋漓的笔墨向读者揭示了元代人民悲惨生活的面貌。这种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在元散曲中可谓凤毛麟角,故亦弥足珍贵。此曲用铺陈手法,层层展开,汪洋恣肆,又以大量生活口语入曲,很能体现散曲的艺术特点。
  后期较有成就的散曲作家还有贯云石与徐再思。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维吾尔族人。今存小令七十馀首,套数8篇,风格豪放中见清逸。徐再思,字德可,号甜斋,浙江嘉兴人。今存小令103首,风格婉约清丽。后人把两人的作品合辑,称《酸甜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