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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提示：历史题材创作曾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与“双百”方针提出后社会形势的变化有关。本章对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兴盛之因和概况进行了描述。对历史题材创作具体文本的解读， 侧重于其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曲折表达，从而隐约地表现出与时代共名的某种疏离，由《十五贯》引起的不同评价中，巴人的杂文《况钟的笔》同样曲折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劝谏之意，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本章，就要了解为什么历史题材创作在这一时期出现繁荣，作家们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呼应，借他人之酒杯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第一节 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
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之因
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以“双百”方针提出为标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打破了无形中形成的题材方面的禁忌，为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及其扩大化，文艺界对“现实主义深化论”、“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的批判，又形成了新的禁区，使得作家回避直面人生，指陈时弊的创作，只能转向历史，以曲喻隐指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多层次的体验与感受。田汉、曹禺等老作家也成了当时这种繁荣局面的支撑者。
二、历史题材创作的几种类型
1、体现国家意志（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古颂今”型
（1）创作概况
主要作品有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等翻案之作。一改传统中的曹操、武则天奸雄、淫妇的形象，代之以雄图大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扶危济困，爱民如命的面目出现，其个人品德方面亦无可挑剔，具有明显的借古颂今色彩，是一种间接的对新政权及其领导的歌颂。曹禺执笔的《胆剑篇》虽然在史料的运用上要比《蔡文姬》、《武则天》严谨的多，但仍打上了明显的时代共名烙印。如为了体现人同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观点，剧本塑造了坚忍不拔的人民英雄苦成的形象，并出现他向勾践献胆鼓励其继续抗战的情节；剧中虚构的越国人民“不吃吴国的白米，没有牛用人拉，没有犁用手刨”的情节，也明显是为了响应当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口号而作的。姚雪垠的《李自成》是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鸿篇巨制，它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展现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画卷，是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创作中颇为突出的作品，但它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形象的塑造也有明显的拔高色彩，这与作家的思想处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历史观的笼罩之下有关。
（2）理论论争
60年代初，理论界有历史剧的创作是否应该忠于史实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讨论涉及到历史题材的创作如何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古为今用”是双方共同的前提，问题在于为达到这个目的是否可以改动史实本身。尽管在讨论中吴晗、李希凡、茅盾等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由于论争是在遵守共同前提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不可能从理论原则上阻止历史剧创作中任意的古为今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也就不可能为真正的文学杰作的产生创造条件。
2、知识分子话语的曲折表达
⑴田汉的《关汉卿》的理想色彩。
该剧是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而作，着力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剧本主要突出了关汉卿接近民众、表达人民心声与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精神操守的特点。在关汉卿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是作者在特定年代对知识分子战斗精神予以肯定和热切呼唤的曲折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学史上知识分子战斗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延续，但在当时的时代共名规范下，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寄托。
⑵历史小说所具有的私人话语成分
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顾母绝食》、《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等小说的出现，引发了一个历史小说小小的高潮。相对于广受注目和被作为宣传工具的电影、戏剧而言，小说受到的审查和限制要少一些，因而还可以不时从层层夹缝中表现出一些真实的和个人性的东西。所以和田汉相比，陈翔鹤等人表现知识分子心态的小说就有了更明显的私人话语成分，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心态的平实的表露，也更为真实而沉痛。陈翔鹤在小说中通过古代人物的刻画，曲折的寄予了谏诤之意，表达了对古代如稽康这类具有正义感、追求自由、独善其身而不得的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感慨与同情。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个人话语的表达，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共名而招致了严厉的批判，以至于使作家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似乎又一次重复了《广陵散》的悲剧。
3、戏剧创作和改编中的民间意识
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创作中的民间意识，主要表现在个别话剧作品、旧戏的整理改编及一些新编历史剧（戏曲）中。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国家在这一是其对旧戏进行改造，清理旧戏中体现出来的民间意识。民间从来不是纯粹的，它具有“藏污纳垢”的特征，包含了旧时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旧的伦理道德或宗教迷信等成分，也包含了民间自在的追求自由的生命形式。旧戏的挖掘和整理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对部分“有不良影响”的旧戏也经历了由禁演到开放的过程，最终旧戏搜集和挖掘工作被极左政治路线所否定，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戏曲中的民间意识与民间趣味还是顽强的存在着，如受到广泛关注的“清官戏”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十五贯”的成功改编就得到了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的肯定，盛赞“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而且肯定了历史剧对现实的宣传教育作用。另有《谢瑶环》、《海瑞罢官》等对清官形象的塑造，尽管引起了论争，甚至姚文元别有用心的批判《海瑞罢官》直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但这些剧作之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潜藏于人民心灵深处的“清官意识”，这也是民间意识的具体表现。
第二节 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再现：《关汉卿》
一、精英意识的最后表露
在剧本中，田汉将关汉卿塑造为反抗黑暗势力的压迫，自觉为人民代言的英雄，作为艺术形象的关汉卿，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当作田汉作为一个“剧作家”，“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理想的自我描绘，自我认定。扩而言之，借助历史人物塑造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实际上寄托了老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一种“自我形象”，“自我认同”与“自我定位”。正如曹禺所指出的：“这个剧作凝聚了田汉同志一生的经验和感情。”如果把田汉的一生和关汉卿的形象对照起来看，田汉就像是我们时代的关汉卿。他为我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很像关汉卿为元杂剧奠基，都是所处时代披荆斩棘的第一代人；田汉是戏剧界的“田老大”，很像关汉卿是元代的梨园领袖那样，都是剧坛众望所归的“北辰”；田汉的作品量多质高，热情洋溢，气贯长虹，也很像关汉卿的杂剧“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那样都是才华冠世的戏剧大师。从两人的性格来看，田汉的为人富于正义感和斗争性，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也像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性格。他们在人民面前都是正视现实、敢于揭露黑暗的诚实剧作家。从《名优之死》、《获虎之夜》、《丽人行》到《关汉卿》、《谢瑶环》都贯穿了反抗压迫，歌颂人民，敢于斗争，捍卫正义与真理的主题，使其作品始终和人民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田汉和关汉卿尽管属于不同时代，但他们都是属于人民的。他们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田汉比关汉卿更悲惨，关汉卿以被逐出大都、流放为结局，而田汉则被林彪、“四人帮”百般摧残折磨而死。正是这众多的相似和相近指出，田汉从关汉卿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可贵，加之创作该剧所处时代的局限，田汉只有借历史题材和古代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塑造来曲折地表达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呼唤与肯定。这个形象显然不同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说，这是公开文学中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最后表露。
二、虚构的情节
因为历史上对关汉卿生平事迹及创作活动的记载非常有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为田汉的创作留下了较大的虚构空间，也便于作家更好发挥想象力，加之田汉和关汉卿的身份、性格的相似，使他在创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左翼文人的自我想象来虚构关汉卿的故事，也很自然的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情凝聚到关汉卿身上。剧本以关汉卿写作《窦娥冤》前后的故事为中心展开情节，他为关汉卿的写作虚构了一个动机，也为其写作活动提供了一个虚构的结果：剧本触怒了统治者，导致了编剧和演员都下狱；单剧本唤起了民众，壮士王著（虚构的人物）在剧本“为万民除害”的呼声的鼓舞下，刺杀了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权臣阿合马（亦为虚构人物）。在这种虚构中，写作成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不难看出左翼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以及举止的自我定位是这一虚构情节的核心动力，所以《关汉卿》的基本情节便很容易使人想到田汉及其左翼文艺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之前所从事的活动。
三、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关汉卿
在层层递进的情节最后，终于树立起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在当时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只有工农兵才能成为居于中心地位的“理想英雄”，而知识分子则只能是可以改造好的中间人物，尤其是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之后，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日益变得委琐。在田汉本人当时创作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现实题材的创作中知识分子也未居中心地位，甚至是被潮讽的对象，但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控制相对要松一些，所以田汉有可能将关汉卿塑造为一个人民的代言人，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一个不向任何外在压力屈服的“真正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一个真正的英雄。这自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描绘有相当大的距离，却符合30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对自己职责与形象的集体认定，也可以说是反抗黑暗，为被压迫人民代言这一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的自觉捍卫。
在这个意义上，关汉卿不是一个现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型的人物。他象征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所以他在行动上是毫不犹豫的，在心理上也是毫不动摇的，他是单向的，也是扁平的。
第三节 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陶渊明写〈挽歌〉》
一、题材的选择：与“时代共名”保持距离
在60年代，选取陶渊明、嵇康这样的历史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本身就显示出一种与“时代共名”保持距离的态度。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嵇康，在历史上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物，他们与各自所处的时代的权力秩序，显得格格不入。象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成为60年代国家意志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共名所欣赏的时代英雄，只能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对其人格与生活态度的欣赏，也只可能是个人性的，何况陈翔鹤在小说中并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将他们塑造为“反抗的英雄”，而是着重表现对一个着力表现对一个混乱的时代持不合作立场的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无力之感。这样的形象，当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却表现出个体心灵的真实性，也彰显了一种真实知识分子的生活样态，这正是文学应该表现而时代共名企图刻意抹杀的。
二、陶渊明形象：达观后面 “感慨”与“殷忧”
1、疏离于时代的精神产场
《挽歌》中的陶渊明形象，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作者强调的不是他达观的生活态度，而是潜藏在这种态度后面的感慨与“殷忧”。小说中的陶渊明，自觉地与权力中心--不论是精神上的权力中心，还是现实的政治权力中心保持一种疏离关系，前者如他对庐山法会上慧远和尚的“傲慢、淡漠而又装腔作势的态度”的否定，后者如他对慕名而来的声威赫赫的刺史檀道济的反感与厌恶。这两种权威，在小说中都以一种讽刺的笔调写出。通过对庐山法会上会员和尚傲慢神态的描写，作者有意识的揭露了慧远和尚自相矛盾、心口不一而俨然真理在握的性格，表面上不合时俗，但在根本上并没有完全摆脱世俗的习气，也没有自外于现实的权力结构，依然有“未达”之处。
表面上看，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生死观与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仅仅是一种义理上的分歧，实际上，陶渊明貌似达观的生死观背后仍然隐含着沉痛的精神体验，那就是对整个道法沦丧，乾坤淆乱的时代的疏离与拒斥的关系。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自觉地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立场不受时代污染。
2、达观背后的孤立与殷忧
一个自觉疏离于时代的人，即便是大勇者，恐怕也难以摆脱这种惦离引起的孤立这感。陈翔鹤塑造的陶渊明，在达观之外，还带上了伤感，苦闷与悲愤的色彩。例如小说中设计了一个陶渊明吟诗，欣赏阮籍《咏怀》诗的情节：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这首诗流露出浓重的忧世伤生的色彩，而又孤立，苦闷，举世滔滔而莫能与之交流，愤世嫉俗而又恐惧为世俗所觉，所震，构成诗里所说的“殷忧”。这种“殷忧”不仅是阮籍的，而且是小说主人公陶渊明的，也是小说家陈翔鹤自己的。不过小说将陶渊明潜塑造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隐士，恐惧的成分相对少一些，而更多孤立之感。但就作者来说，在小说中设计这样一个细节，所流露出的就不仅仅是与时代主流疏离的孤立之感，而且明显显示出一种不散与别人交流这种疏离的隐忧，典型地体现出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拒绝了时代主潮，而又无法阻挡这个时代主潮，由此不必产生一种无力之感，在达观之外，难免有悲愤、苦闷、伤感。而这种伤感不仅仅是陶渊明的，作者显然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三、与古人“神交”：当代知识分子心态的曲折表现（略）
第四节 清官形象的理论与创作：《十五贯》与《况钟的笔》
一、民间趣味的典型体现--作为公案戏的《十五贯》
这出公案戏是民间趣味的典型体现，其情节也属这类戏“巧合成奇冤--昏官冤枉无辜--清官以奇招破案”的模式。之所以受民间欢迎，一是清官形象，更重要的是案件的奇巧及破案的趣味性，在这看似荒诞无稽的破案过程中，恰恰迎合了中国老百姓的欣赏趣味。
二、改本《十五贯》--官方、知识分子和民间意识的共同体现
1、民间：民间趣味、感性、意识
2、官方：为我所用，现实教育作用
3、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用笔的严肃性
思考与练习：
1、结合具体作品，谈谈“借古颂今”类历史剧的得与失。
2、“清官戏”中的民间意识是如何表现的？其原因是什么？
3、田汉为什么要借助关汉卿形象的塑造来表露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现实意义何在？
4、“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试比较分析陶渊明形象与作者陈翔鹤精神世界、人生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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