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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提示：本章从叙事的角度讲述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将这一题材领域和战争题材分开来陈述。概述了该题材创作的情况及兴盛的主要原因。尤其从叙事模式的形成及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梳理了三种代表性的叙事模式的发展轨迹，从这一独特的角度概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学习本章的重点是三种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特别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影响的程度不一，混合与交叉所产生的复杂艺术效应。
第一节 确立现代历史叙事模式
一、现代历史题材的特征、创作概况及其成因
1、特征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也是最能体现那一时期创作成就的重要题材之一。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共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
2、概况（见文学史教程74--75页）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的主流是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突出的题材是长篇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大都形成了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
3、成因
（1）与传统教育有关。由于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力求使作品成为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的教科书，文学也便体现出强烈的政治目的。
（2）作家的生活经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者大都有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及经验，虽然这些生活经验是经过时代共名的过滤后表现出来的，但他们所描写的具体生活场景和历史场面仍然具有独立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如梁斌创作《红旗谱》，老舍创作《茶馆》等等。
（3）新文学史上的经验积累
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早在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就已经被确立了，并对五六十年代的同类题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叙事模式：茅盾的《子夜》模式；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模式；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模式。
二、现代历史叙事模式及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子夜》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的叙事模式。其创作意图不仅是回答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且还企图对中共党内斗争进行揭露。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当代作家在新的文化规范的制约下将其发挥到极致，如《红旗谱》、《苦菜花》、《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等的作者在创作之前都有明显的创作意图，塑造高大完美的革命英雄形象，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种鲜明的理性化色彩显然是受到了《子夜》的影响。
《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的叙事模式，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这种透过民间生活场景来展示历史的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虽然不能完全体现，但从《三家巷》、《红旗谱》及《茶馆》的局部场景的描写中，同样可以感到《死水微澜》模式的影响。
《财主的儿女们》模式，则是一个人心路历程反映时代发展为特征的叙事模式，正如胡风所分析的：“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的搏斗的经验。”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自传色彩的叙事模式，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在中国的回响。虽然《财主的儿女们》在五十年代不可能存在和流传，但路翎这部总结性的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难历程的小说，仍然代表了知识分子审视社会历史遗迹自身的精神搏斗时的独立视角和叙事立场，并对后来文学创作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如1957年刚发表就遭到批判的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我们仍然可以隐约感受到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动中精神挣扎的痕迹。
以上三种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不一，有时是交叉或混合在一起的，使得文学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产生了复杂的艺术效果。
三、文本解读--以《红旗谱》为例
1、从“史诗”视角来看
《红旗谱》出版后好评如潮，普遍认为它是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其主要艺术成就在于塑造了朱老忠这“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同时这也是作家的创作意图：“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但这个“完善”和“理想”主要是通过作家的理性分析与人物的主观抒情来完成的，而作品的实际艺术表现却是朱老忠并没有成为作家着力描写的四场斗争的主角，“楔子”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主要人物是朱老巩；“脯红鸟事件”和“反割头税斗争”的主要人物是运涛和江涛等年轻一代；最后的“保定二师学潮”的中心人物也是江涛和张嘉庆。由此看来，作家着力要表现的朱老忠却始终游离于斗争中的漩涡，原因在于文本的叙事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作为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虽然是写农民斗争，但只是全书的铺垫，主要表现的是运涛、江涛等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及其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并觉悟了的农民阶级才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承担起革命的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体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由于当时文化规范的制约，作家淡化了有关历史背景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而让尚未准备好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上阵，这便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
2、从“民间”视角解读
如果从“民间”的视角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它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以及民族化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者要表现的是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十分民族化的，小说的题材是北方农民革命斗争（尽管如教材所述其主体是先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但在他们身上仍然具有许多农民的性格特点），而且斗争的方式也带有地道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特点，如“楔子”、“反割头税斗争”等；小说的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散漫自由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点染，却绘制出一幅幅北方乡间的风土人情画卷，如大年夜的吃饺子，通过“脯红鸟事件”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等等；人物形象如朱老忠除了写他革命的一面之外，也突出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慷慨仗义、急人所难、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及燕赵豪杰之风。至于次要人物严志和、严老奶奶、春兰等都写的入情入理，真正代表了“民间”的特点；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采用短章节，较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较中国传统小说为细、适当运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性格。这些都非常适应中国老百姓的阅读习惯和欣赏心理。
第二节 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三家巷》
一、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
多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作者欧阳山早在1942年就想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长篇小说，这个愿望直到1959年才陆续得以实现--第一部《三家巷》正式出版。就作家的创作意图而言，和《子夜》叙事模式是有内在联系的，但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方法和风格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不同于当时表现革命历史的“史诗性”小说。它没有正面描写发生的重大事件，把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重大事件作为故事展开的时代背景，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安排为描述的重点（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应该说是个例外）。而是选取侧面描写的角度，把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的复杂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社会关系）作为故事的基本线索，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分化。这样，就使家族与历史的命运得以艺术的组合，从而构成了不同于“史诗性”小说的历史叙事，打破了一般现代历史小说把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势。
二、人物形象塑造的复杂化
《三家巷》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而且按当时“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按人物所属的阶级设置人物关系：周家是工人家庭，陈家是买办资本家，何家是官僚地主，三个家庭的成员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对时事、政治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但他们又是近邻，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周家和陈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主要人物之间又是“五重亲”关系。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关系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都得到了细致描述。而这些又大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完成的。
在人物塑造上，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何守仁等有着复杂性格的任务。特别是周炳，他是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画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形象。作家既然没有把他当作英雄人物来塑造，也就没有一般作家难以丢掉的思想包袱，能够比较放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的暴露人物的憨直、软弱、幼稚、温情而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使人物形象始终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特征。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他“现代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却没有急于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尤其是他在国民党“清党”以后躲避乡下时还一再给恋人陈文婷写信，以致暴露了地址，连累大哥周金被害。他勇敢地参加了广州起义，但其思想觉悟却仍然停留在“为区桃报仇”的革命狂热性的水平上，这些情节都体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性，同时也符合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为以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进一步丰富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另外，陈文婷和区桃这两个与周炳先后有着恋爱关系的女性形象也各具特色。
三、对于《三家巷》及其特点的不同评价
在表现“革命历史”的史诗性和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形成了六十年代对《三家巷》评价的分歧的焦点，同时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三家巷》、《苦斗》出版后，发生了评价上的争论。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所存在的不足，指出作者对周炳弱点的批评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的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究其原因，这些观点的产生都与当时特别强调文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有关。实际上这些批评都不约而同的涉及到“革命小说”与过去的“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50年代以后，由于片面强调“革命”的崇高地位，也由于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压抑”，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更加谨慎、节制。欧阳山的小说却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正因如此，认为借鉴白话言情小说的方式来表现现代革命是不协调的当时的批评界，便会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的迷恋。60年代围绕小说的这些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的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三家巷》的作者当然要严肃地讲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该占有太多的篇幅，也不具有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丰富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在具体的描述中，有时反而会衬托所着力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小说在确立表现对象，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犹豫，导致了内在结构上的矛盾。
第三节 旧时代的民间生活浮世绘：《茶馆》
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容
老舍的《茶馆》不仅在他的创作道路上，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中戏剧创作的经典之作，具有丰富深厚的历史内容。全剧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的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由于社会动荡由盛而衰的变化，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近50年中国历史的变迁。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使得剧作成为当时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将《死水微澜》模式的民间叙事发挥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剧作分三幕，各自表现一个时代及社会生活场景，一方面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三个旧时代共同表现出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民不聊生的特点，黑暗势力愈演愈烈，整个社会不断衰退，从而艺术地概括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旧势力旧社会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将是新生力量和新的社会，显示出深刻的主题，作者对这三个时代（当朝统治者行将 灭亡的前夜）的选取是别具匠心的。
二、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
《茶馆》描写了三个时代旧北平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老舍意在通过一个大茶馆构成一个小社会，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都置于“茶馆”中，让其登台亮相，竞相表演，从而通过众多人物构成的众多戏剧冲突，从不同侧面来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将之化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避开了时代共名的简单、僵化与专断。事实上，这是在时代共名笼罩之下，民间话语表现自己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
在茶馆中出现的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正直的旗人、吃洋教者、人口贩子、看破红尘的国会议员、盛气凌人的国民党的处长等等。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书全剧，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不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热衷于实业救国；裕泰茶馆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年轻时精明能干，能说会道，苦苦经营着全北京城有名的茶馆，但到头来都走投无路，唯一的归宿只能是为自己祭奠、送终，结局好不凄惨！王利发无奈地感叹：“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常四爷愤怒的质问：“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同时，结尾时三个老人自己为自己撒纸钱的凄惨场景，不也正是为旧时代送终吗？剧作深刻的主题意蕴“埋藏三个旧时代”也得到了象征性的形象体现。
三、横断面连缀式结构
《茶馆》的结构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也不同于“三一律”式的闭锁式结构，作者要通过一部三幕戏剧达到“埋葬三个旧时代”的目的，采用的是多人多事的人像展览式结构，三幕戏分别写三个时代，时间跨度大，全剧没有一个中心情节，而是靠众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成三幅不同时代的图画，作者不是以事带人，而是以人带事，充分发挥了他小说创作善于写人的特点，让众多人物在裕泰茶馆这个大戏台上亮相，“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穿全剧”如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唐铁嘴、吴祥子、宋恩子、刘麻子等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沈处长、小丁宝、茶客甲、茶客乙、康大力等等；有些过场人物则只出现一次，再不作交待。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暗示着时代的发展，从而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神聚，以貌似平淡散乱的人物、情节织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充分显示了作者戏剧结构的艺术功力。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掠影
一、《红豆》的文学意义及其主旨
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知识分子题材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透视、爱情的描写几成“禁区”，正因如此，《红豆》的出现就更具有特殊意义。它在较短的篇幅里，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它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作者通过女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的主要内容，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想要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作家之所以选择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这一主题，正如宗璞自己所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斩断万路情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作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而作家正需要用这种“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搏斗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和选择成功后的欢乐。我们从作家的自白中不难感受到与路翎创作《财主的女儿们》相似的精神格调与艺术追求。但是，由于是不同时代的创作，二者又存在着某种差异：江玫与齐虹的爱情被放置在40年代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上。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历史”的抉择，被看成是“同构”的；制约着感情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对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因此，主人公在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小说又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成分，存在着叙事的内在矛盾。故事是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展开的，叙述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叙述者的反省并不彻底，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不自觉地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和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便造成了叙述上的分裂。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时代的共名与作者深层的创作心理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可见，一个时代的“共名”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多么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的描写又是“真实”的。
二、特立独行的人物塑造
《红豆》中的江玫一开始不是英雄，最后也没有成为英雄，她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却没有像林道静等知识分子典型那样与“工农相结合”，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也不是工人或农民，这就使它摆脱了当时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框框，没有使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者非常细腻地写了江玫两方面的感情变化历程，一是受萧素的影响，一步步走出了“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生活，对革命活动的参与从不十分情愿到越来越主动积极，不断接受革命斗争的考验；二是和齐虹有着共同的音乐文学爱好，把她带进爱情的漩涡。在越来越热心于革命的同时，他与齐虹的感情也越陷越深，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他们的爱情正像鸦片烟一样，使人不行，而又断绝不了”。当爱情与革命不能“两全其美”时，她必须作出选择，尽管这种抉择是非常痛苦的。或者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大军进城，或者跟齐虹离开祖国和亲人远走美国。当然，她作出了留在北平的抉择，而且成了一名革命者。可贵的是作者大胆地深入江玫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和恋爱中的心理变化。同时，江玫和齐虹的爱情始终是在时局的变化中发展的，始终是在她对社会形势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变化的，他们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爱情，也因此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这样的描写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是非常罕见的。
作者对江玫的描写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对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刻画也没有落入概念化的俗套，但与这两个女性相比，齐虹的刻画则略显单薄，缺乏立体感。
三、艺术格调及美学特征
《红豆》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所反映的社会层次和艺术格调都明显地高于当时以宏大历史叙事的现代历史小说。对江玫在革命与爱情的抉择中所经历的痛苦而曲折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十分精彩，符合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和自身的性格逻辑。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人文韵味。倒叙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作家在疾风暴雨的时代氛围中营造出爱情的小天地，而江致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
思考与练习：
1、简述三种现代历史叙事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2、如何看待《红旗谱》“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从“民间”的角度谈谈《红旗谱》的民族化特征。
3、分析《三家巷》中周炳形象的复杂性。
4、为什么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试分析《茶馆》的戏剧结构。
5、结合作品实际，比较分析江玫和林道静形象。
6、《红豆》在艺术表现上有哪些突出特色？
阅读（参阅）作品：
李劫人：《死水微澜》 《大波》 梁斌：《红旗谱》 《播火记》
欧阳山：《三家巷》 《苦斗》 杨沫：《青春之歌》 老舍：《龙须沟》《茶馆》 宗璞：《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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