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伤痕的展示：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反思
尽管从时间上来看，伤痕文学要略晚于“”朦胧诗“”，因为“”朦胧诗“”有一个比较长的地下时期。但伤痕文学真正是“新时期” 主流文学的起源，这就在于它的叙事是标准的历史叙事，它一开始就致力于修复和建构新的历史总体性。
“伤痕文学”被理解为拨乱反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伤痕文学之所以看作新时期的历史总体性的起源，在于它在二个关键点上给时代的致思趋向提示了情感基础。其一，揭露了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灾难；并把所有的罪恶根源都指向“四人帮”。其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很显然，后者在人们的长期研究中是被忽略的环节，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并未给予必要关注。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有：刘心武《班主任》（1977）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这篇小说以一个班主任的视角，来看几位学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的精神状态，从而揭示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文化专制给中国的一代青少年产生的恶劣影响。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直接给“伤痕文学”命名。小说令人震惊地提示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 “伤痕文学”的苦难诉求本质，决定了它是要从历史主流中获得认同，获得同情和赦免。它终归是要获得主导文化的同情，同时它在本质上也是在建构新的主导文化。因而，每个人都在历史总体性的庇护下获得新的存在意义。在给定的历史总体性的框架内，所有的人都被描述为受害者，因为这一切都是历史（文革／四人帮）给定的，所有的罪恶都归结在“四人帮”头上，因而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都获得赦免和宽恕。
二、伤痕的确认：修复历史的主体证明
“伤痕文学”正是在对历史总体性的深刻领会中，获得主题的深化。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这是客观化的历史，而更重要的在于要建构重新起源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因而,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党保持忠诚，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鲁彦周《天云山传奇》（1979）讲述一个错划右派如何忍辱负重，依然对党忠诚的故事。《天云山传奇》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他把简单的表面的历史反思，改变为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述，一个被动的，被迫害的个人，变成了在任何艰难困苦时期，都与党同心同德的历史主体。文革后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新时期，在对自我历史的书写中，获得了重构历史总体性的机遇。
全面而深刻重述历史，并且由此把主体的历史作为始终客观化的历史总体性，这在丛维熙的“大墙文学” 中得到集中的体现。“伤痕”是准确的历史自我表述，因为伤痕不再是伤痛，它是痊愈之后的证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证明伤痛，而是证明对伤痛的忍耐以及始终超越伤痛的意志。
在诸多的伤痕作家中，张贤亮以他的丰富与生动风行一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以政治性，而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引人入胜。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张贤亮的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显然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得炉火纯青。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从而也抹去了历史非理性，抹去了历史总体性的非法性。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蒙受历史异化，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与历史达成了一致。
三、 王蒙的寸草心：对文革后的反思
王蒙看上去始终是“伤痕文学”的弄潮儿，但王蒙与“伤痕文学”主流存在一定的偏差，他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历史反思。 “文革后”复出的王蒙，当然也写有《在伊犁》和《新大陆人》等正面突出主人公乐观情绪的作品，但王蒙这一时期的作品基调，是对经历过历史劫难的个人，如何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所可能发生的变异的探究，例如，老干部复出的权力再分配，并不会使历史天然地具有合理性，质疑历史的必然延续性是他坚持的主题。从1978年到1980年，王蒙先后发表《最宝贵的》（《作品》1978，7）、《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学》1979，9）、《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10，21）《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5）和《布礼》（1980）《海的梦》（1980）《蝴蝶》（《十月》1980，4）。在这些作品里，王蒙并没有以他的书写使历史合理化，他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表达人们的忠诚，他关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以此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与人民的界线问题。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的主题是令人奇怪地游离于当时“伤痕文学”主流。《悠悠寸草心》最早注意到复出后的老干部是否能为人民谋利益，唐久远对领导生活的热心与对平反冤案的冷漠不过是众多的老干部复出后的写照。
王蒙运用艺术形式来掩盖他的思想质疑时，他获得一个艺术性意外收获，他率先把历史叙事和个人的内省意识结合起来，“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王蒙的小说迅速跃进到一个（在当时来说）较高的艺术层次。思考的文学一直在思考着历史主体的命运，思考着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但这一切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方案。这也许是王蒙真正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地方。
四、伤痕的衍生物：人性论与人道主义
伤痕文学对历史的解释简明扼要，纠正历史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提人性论，强调人道主义可以避免这类悲剧。
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1980），讲述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遭遇的恶运，并对文革时期的惨无人性的文化专制也进行了揭露。通过展示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肉体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戴厚英在构造一部反人性的当代文化史。
方之的《内奸》（1979）试图写出人的善良美好的感情是如何被贱踏的悲剧，在当时提出应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这样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命题。
但久受压制的中国人在那个时期确实渴求恢复真实的人性，给人以基本的情感自由。张洁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张洁以她的女性敏感写下那个时期人们对爱的朦胧向往。宗璞的《三生石》（1980）描写一位大学女教师因为写了一部爱情小说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的故事，小说也闪现着关于人性的理想化片断，但更多的是对非人性的彻底揭露。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则把目光投向了贫困的乡村。张抗抗的《夏》（1980）展示了清新而富有活力的大学生生活，青年人的个性如此醒目地推到现实的面前。靳凡的《公开的情书》（《1980》、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1980）。在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了饱受压制的爱情主题。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如此强烈地反射出历史和政治的风云变幻，可以看到对人性的呼唤是如何深刻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无意识的结构中。强调人性使反思的主体具有真正的历史起点，它沟通了中国现代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