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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文革的评价
1，关于文革的发生：
通常把1966年5月到1976年8月称之为文革十年。而文革爆发显然与1965年的文艺战线上的激进批判运动直接相关。
当然，关于文革的起点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文革研究者将文革的起源上溯到反右、大跃进，还有人将它和延安整风甚至瑞金时代的肃反相联系。例如美国的左派研究者阿尔夫．德里克就认为，以1956至1976这二十年为期来观照文革才算恰当，这种分期法旨在指出文革有其历史脉络。文革研究者通常把文革最直接的导因，从一九六五年底开展的文化批评算起，而一九六六年的《二月提纲》则是第一个正式的文革文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的发表开始，各地陆续进入了文革所特有的运作方式，即共产党组织不再能够控制群众的自发运动，“四大民主”方式被群众所广泛运用，共产党组织之外的群众政治组织迅速地普遍地出现在全国。
2，毛泽东的大字报及文革的后果：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贴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毛泽东用骈体文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文章斩钉截铁，气势磅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在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的《为被林彪、 “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的姓名有近二百名。在文革中被监禁、刑讯、关押、欧打和下“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家、艺术家不计其数。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寥寥几部作品。正象初澜不无得意地说的那样：“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
3，关于文革的分期与评价：
关于关于文革的分期与评价成为不同立场的研究者评价文革的前提：
在官方以及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及研究者，都倾向于认同文革是十年浩劫，给民族、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但一些新左派开始重新评估文革。西方的老左派如杰姆逊、德里克、伊格尔顿等人，都对文革持理解与肯定态度。虽然他们也谈到文革的过激行为，但总体上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革命，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无产阶级左派应该记取的一笔历史财富。
在西方左派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的来自中国的“新左派”，这使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革的评价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与气势。现在，这股气势逐步向国内移动，通过中国大学校园政治的影响，也影响到青年一代对文革的认识与评价。
来自中国背景的国内文革研究者近年提出“二个文革说”，即指有中国官方认定的文革，与由另一些文革研究者重新发掘的文革。所谓二个文革说，实际就是指另一种文革说。也就是新左派的“肯定文革说”。这就是通过重新发现文革，理解文革，给文革重新划期，来确定文革的正面积极意义。
萧喜东的二个文革说，就是一个代表性观点。二个文革说通过把文革限定在二年的时间内，从而论证这二年的文革的特殊意义，来肯定文革。
最重要的论点在于：文革这二年形成了群众自发的造反运动。萧的论述象是本末倒置，他对文革先有了一个确定的论点，这就是自发的群众造反运动，也只有这二年与这一本质性的认识相关，因此就限定在二年。另一方面，为什么说自发的群众造反运动就是值得肯定的呢？这是左派的思想在作怪，他们要强调的是：一，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走中国的道路，群众自发造反这就是一条中国式的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社会变革形式，因而值得赞赏。二，左派都信奉社会革命，拒绝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相信社会改良的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只设想通过思想、文化剧烈的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设想在一种专制制度底下，哪有什么“群众”，“群众”一直是被想象的激进分子，一直是纯粹革命的化身，是激进革命的集合体，这样的群众只服从领袖或元首一个人。左派的基础概念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他们相信乌托邦对社会的改造作用。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965年，文艺界一方面经历着各种批判，另一方面也依然有不少作品在创作和出版中。但在文革中，十七年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经被全盘否定，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打成毒草，包括1965年刚一出笼的作品也不能幸免，这使少数几部成为文革的经典读物。文革中的经典作品当然是八个样板戏，但在小说方面也还是有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这就是《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以及《虹南作战史》等。
浩然的《艳阳天》1964年出版，由于它是文革中被认可的读物，因而构成了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艳阳天》则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完全显性化，政治指认的本质规律给小说叙事提供了基本的矛盾构架。这就象情节剧的模式一样，敌我双方阵线分明，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萧长春，与代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马之悦之间，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对立，小说叙事由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小说由此展开的情节也显得富有戏剧性，斗争的回合一个接着一个，冲突也环环相扣，紧张激烈，峰回路转。小说按照阶级斗争的矛盾来塑造人物形象。如果悬置这些阶级本质和政治概念，小说依靠现实主义的生活细节描写，还是展现出非常生动的生活细节。浩然文革期间还著有《金光大道》，其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对生活的描写力也可以做到平分秋色，在文革期间一度成为有影响的作品。
相对于文革时期创作的那些帮派文艺，《艳阳天》还显得比较具有文学性。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虹南作战史》、《金钟长鸣》等，这些作品几乎是完全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引外还有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反映红军队伍走井冈山道路，在南方某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故事。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描写了解放初期东北地区某矿山的修复过程中所发生的尖锐斗争。这二部作品相比较而言，较少过分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
当然，文革时期最有影响的当推八个样板戏，这些作品完全按照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方式创作出来。由于没有其他的文艺作品可供阅读和传播，这些作品成为文革期间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由于艺术本身的形式就具有超越政治概念化的可能性，这些现代革命样板戏以其唱腔和艺术表演，在那个时期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有限的审美空间。
当时的文学刊物有上海出版的《朝霞》等。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学
红卫兵文学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的体现，只有狂热的红卫兵运动，才能如此狂热的红卫兵文艺。红卫兵文艺的高潮发生在1967年夏--1968年秋。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迅猛，到了1967年，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份资金和物资设备，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从1967年“二月逆流”到1968年“一月风暴”，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在1967年夏天，清华大学井岗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岗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 《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首都大专院校红 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一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 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这些组织还创办了各自的红卫兵小报。
当时著名的诗集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这本诗集。收录从文革1966至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出的红卫兵诗98首。 诗选的扉页上写道：
献给／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诗选的“序”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高歌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 -一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第四节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在北京各中学的新生代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纷纷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其中一部分开始“逍遥”。他们也被指责为“颓废派”，他们东游西逛，小串连，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发展成后来的文艺沙龙。这些沙龙都有不同的理论前驱，他们起到主心骨和思想导师的作用。
这些理论前驱有李坚持，一个颇有 “职业革命家”精神的人。他的周围团聚了一批文学同仁。北京“内部书店”出售的黄皮书，对这些“高干子弟”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诗歌和思想都受到这些书籍的影响。1975年9月，李坚持等人被公安机关逮捕。
另一个理论前驱当推黎利，这是一个颇有性格的女性思想领袖。
地下文学可以提到的作品有当时被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和无名作者《逃亡》。
就地下文学而言，赵一凡对新诗歌运动有着重要影响。
1970年，文化大革命在深化。是年2月全国开展新一轮的 “一打三反”运动，到1979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多名，捕了284800多名。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
但那些黄皮书却在严冬中流传于秘密文学沙龙中。
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活跃着一大新诗的开创者和朦胧诗人。赵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1975年初，逮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赵一凡多年的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文学史中重要的代表作。作为一个现代诗歌默默的开拓者、组织者和奉献者，赵一凡功不可没。
地下诗歌的代表作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表达了黑暗年代那种铭心刻骨的情感与信念。文学史研究者认为，《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韧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诗群。但现在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地下诗派中，影响最大并且后来成为朦胧诗前驱的“白洋淀诗派”，显示了诗在政治压制年代不屈服的精神和心灵自由。
徐浩渊的沙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这时期的地下诗人有：芒克、多多、岳重、依群、赵振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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