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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想解放的潮流
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注：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的文件，把“文革”结束后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文艺界也很快把“文革”后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国家领导层对这场“革命”，很快作出明确的否定，宣称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并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的结束对于民族、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在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文章、论著中，“大转折”、“新世元”、“新时期”等语词，是怀着乐观主义想像的人们对于正在展开的历史时期的概括。在这些概念中，“新时期”这一原本在社会政治层面提出的概念，在文学领域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在相当长时间里，“新时期文学”是受到多数人认可的、用以概括“文革”后文学的命名。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注：李泽厚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写道，“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这表达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立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文革”期间，由于理论、信仰和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重脱节，由于社会生活存在的“荒谬性”被深刻意识到，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思想的震荡，经历过确立的权威的崩坏，思考和反省的潮流已经存在。对于思想戒律的怀疑、质询，和冲决思想禁区的冲动，形成一股巨大潜流。到了70年代末，在各种条件的推动下，这股潜流冲出地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运动。
思想解放，在最初主要表现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和政策的检讨。围绕这一问题，70年代末在国家最高权力阶层内部，曾有过争论和冲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年的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支持“思想解放”的命题，批评了维护僵化教条的“两个凡是”(注：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规限，并决定撤销在1976年作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确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次会议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界在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首先做的也是被称为“拨乱反正”的工作，这被看作为文学进入“新时期”所作的准备。1977年，开始批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的论断。结束文学的“一体化”局面，是许多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文学发展的症结：“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注：参见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巴金《要有艺术民主的局面》等文，《文艺报》1978年第1期(7月出版的复刊号)。)。接着，陆续为文艺界从50年代到“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迫害的作家，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落实政策”。5月，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撤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9年10月，在距上一次会议近二十年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像，得到热烈的表达。对有关文艺领导和控制的这一敏感问题，会议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并重申在1956年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有效性(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大会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后来，在1984年12月到次年1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词”，更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对于“文艺专制”感到憎恶的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会在含义模糊的“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等口号下发现他们的一致性，但很快，不同文学主张的作家之间的分歧便逐渐暴露。从80年代初开始，各种争论、冲突时有发生，也开展了一些批判运动。这说明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一个持久的问题，而文学界格局的调整和思想艺术目标上的分化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争论的问题，涉及对“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的评价，对“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理论和创作问题的看法。在这期间，1981年对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的批判，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对“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是80年代在思想文化，也是文学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和“运动”，在开展的方式和实际的成效等方面，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可能形成如五六十年代和“文革”那样的规模和统一的步调。文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构成和形成的控制方式，处在难以阻挡地逐步瓦解的过程之中。
在五六十年代，规范作家创作等文学活动的文学组织、团体(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其地方组织)，“文革”期间实际被迫取消。1978年5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恢复文联、作协和其他的文艺家协会活动，《文艺报》等刊物也恢复出版，这被看作是回到原先轨道的重要措施。有所反省和修正的五六十年代文学和文学活动方式，是这期间许多作家文学复兴和“重建”的目标。不过，质疑这种文学和文学体制的思潮已普遍存在。因此，上述组织和刊物原先在文艺界的权威位置，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自身和外部因素造成的损害，而有了很大的削弱。在文学界(以及思想学术界)，从事严肃工作的自由空间在拓展，“民间性”力量在逐步增强。这在进入90年代以后，更成为显著的、无法忽视的事实。
二 开放时期的外来影响
在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外文化采取的是有高度选择性的方针。“文革”期间，则实行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政策，并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采取奇特的实用主义的阐释策略。(注：“文革”中对待鲁迅的著作，对待《水浒》、《红楼梦》等名著，以及开展的“评法批儒”的活动，都是典型的例子。如1974年，由著名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北京)出版的《〈论语〉批注》，对《论语》“学而第一”的阐释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见该书第2页。)“文革”之后，“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都要求实施开放的政策。从80年代初开始，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锁之后，出现了本世纪不多见的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而“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变革，与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冲突、融会有直接关系。
在70年代末，思想文化界对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文学著作的翻译、介绍，最初是重印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主要是19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60年代前期，一些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供“参考”或供“批判”的理论和文学著作，也大都重印发行，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专门发表外国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的刊物激增。在五六十年代，这类刊物只有《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一种。80年代以来，除了老资格的《世界文学》外，又陆续创办了《外国文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译海》、《外国小说》、《苏联文学》、《俄苏文学》、《日本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刊物(注：在80年代初，以《俄苏文学》为刊名的杂志，就有分别在北京、武汉、山东出版的几种。)。许多出版社都出版文学译本，此外又成立了专门的外国文学出版机构，如外国文学出版社(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在80年代，文化界的译介重点，特别转移到20世纪的西方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面，西方现代文论和“现代派文学”，成为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从30年代起，左翼文学界对“现代派”文学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5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成为排斥、批判的对象，相应的译介工作也基本停止；读者和作家存在了解的急迫心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历了“文革”的生活体验的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方法，产生了内在响应的心理基础，也明白改变中国当代文学落后状况，开拓文学探索空间在文化准备上的紧迫性。(注：冯骥才在1982年3月写给李陀的信中说，“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如果你还没见到，就请赶紧去找行健要一本看。我听说这是一本畅销书。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
在80年代许多作家、读者的理解中，西方的“现代派”是涵盖面宽泛的概念。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70年代的，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名目的文学，都囊括在内。当时热销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四卷八册，袁可嘉主编)的编选，正体现了这样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现代派”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学。从1978年到1982年间，全国主要报刊登载的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约有四百余篇。各刊物刊出、各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很快便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外国文学和上海译文两家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是有影响的书系。另外，外国文学出版社还编译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专辑，除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明威、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萨特、川端康成等)的专集外，尚有“流派”(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专集。西方20世纪文论，以及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成果的译介，也受到文学界的热情关注；弗洛依德心理学、存在主义、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新批评、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都逐一得到介绍，并在中国8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留下深刻痕迹。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和“学术文库”，是八九十年代在文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术翻译丛书。文学界对“现代派”的热情，引发了80年代初的有关“现代派”评价问题的论争。(注：关于“现代派文学”论争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何望贤编选，内部发行)。除收入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外，还附有“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讨论文章目录索引(1978-1982)”。该书的《出版说明》指出，“在文艺战线，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批评和抵制试图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艺移植到我国来，以表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为主题，按照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错误主张和错误作品。”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所涉及的另一主要对象，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
除了西方学术文化成果的介绍引进以外，在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工作，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这是“新时期”文学创造的另一方面“资源”的“发掘”。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忽视或被湮没的作家、流派，在文学观念的重大调整中，经由一些学者的阐发而确立其文学史地位(注：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大陆研究界产生很大反响。如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并相当直接地汇入这一时期文学创造中。这包括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诗歌，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沈从文、老舍、废名、萧乾、朱光潜、李健吾等的“京派”作家的创作和文论，钱钟书、张爱玲、师陀等的“孤岛文学”，路翎等的“七月派”小说，以及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九叶”诗人创作。对于那些似有“定论”的作家，如鲁迅、老舍、曹禺等的认识、评价，在80年代，也发生了重要的转移和变化。例子之一是，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忽略、或认为是作家思想、艺术存在缺陷的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尤其是散文诗《野草》，它们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被看作是这位作家、甚至是20世纪中国文学罕有的杰作。台湾5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也获得广泛介绍。西方哲学、文学理论、创作的大量“引进”，以及中国20世纪文学的重估，所有这些，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作家的视境，他们的感受、思考和表达方式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文学“传统”的这些重评，显示了80年代中国作家的思想艺术趋向：对于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自足”的重视，和创作主题、境界上对于时事性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
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介绍，加剧了不同文学理想的“冲突”。在文化界，已争论了一个世纪的问题又再次浮现：“东西文化”特质的异同、优劣；“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新”“旧”文化在当代的融合、创新的可能性。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则直接引发80年代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如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现代派”的争论，文学“主体性”和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等。80年代的文学革新和文学“实验”，都表现为“异质”因素不同程度的诱发和推动，由此引起感知内容、方式和艺术方法的新变。20世纪西方的一些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和文学思想，对中国80年代文学的“形态”，产生明显的影响。有的论者认为，80年代对中国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有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艾特玛托夫。这个名单自然需要很大扩展，而且也不限于小说家，也包括诗人、戏剧家等，如萨特，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TS艾略特，里尔克等等。在对待影响的态度上，一些作家不愿谈及、或否认他们所受的启示，另一些作家则坦言这一具有特定时期特征的事实。莫言曾讲到在1985年，《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如何使一批作家“面对巨著产生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讲述他的“积累”和创造力如何被“开启”的情形(注：见莫言《黔驴之鸣》(《青年文学》1986年第2期)，《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在后面的文章中，讲到他读《喧哗与骚动》时，立刻“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不由自主地在房子里转起圈来恨不得立即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天地’”。)。由于是在较长时间的文化封闭后的开放，因此，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成果几乎同时被介绍、传播。各种文学观点，各种文学流派，众多的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令许多原本对“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人，兴奋莫名，而又惶惑备至。缺乏较为充裕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情去了解、审察，不论是拒绝还是热情接纳，在态度和方法上都显得较为仓促和草率。与此相关的是，某些革新、探索性的文学活动和写作，与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其中的表现形态之一是所谓“模仿性”)。同时，“新时期”文学对建立“流派”、发起“运动”的热衷，也与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接受方式有一定关系。当然，外来影响的积极意义是不必怀疑的；这也是想开创文学“新时期”的作家的创造激情的体现。它不仅推动了中国作家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而且创造了重新激活“传统”，在作家的体验和创造力基础上，加以“综合”的可能前景。
三 作家的分化与重组
“文革”后，许多作家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普遍认为自己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艺术生命的“春天”的时机已经到来。基于这一估计，当时有中国作家“盛况空前”的“五世同堂”的大团圆式描述(注：1979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盛况空前的“五世同堂”，是对当时文艺界的普遍性描述。参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实际上，既然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作家也必然面对着选择和被选择。除了自然年龄上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学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创造力原因的分化和更替。因而，在80年代，也出现了如四五十年代之交作家大规模分化和重组的现象。不同的是，在80年代，这种重组，主要不是通过政治权力机制，更多(政治权力对作家的选择，也仍在继续)是通过社会需求(读者和“市场”的选择)的方式进行。在50年代中期到“文革”发生前夕的这段时间，被当时的文学界所肯定、表彰的作家，除个别的例外，在“新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力已难以为继。他们中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然仍不断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他们在80年代的新作，虽然得到一些批评家的赞赏，甚且获得各种文学奖(注：在80年代，曲波出版了长篇《山呼海啸》、《桥隆飙》，杨沫出版了长篇《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欧阳山出版了“一代风流”的第三、四、五卷，刘白羽有长篇《地球的红飘带》，浩然等也仍在继续写作。魏巍的长篇《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李准的长篇《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也无法改变被取代的命运。
80年代(尤其是前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的作家(其中大部分在“反右派运动”中受难)。他们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这包括艾青、汪曾祺、蔡其矫、牛汉、王蒙、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公刘、昌耀等。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觉是，在“文革”中，大多数作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是激进文化路线的受害者，因而也都存在“复出”与“归来”的事实。其实这里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仅仅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认为自己是“非正常”的历史境遇的蒙冤者；而50年代就被放逐的作家，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正常”社会中，因自身过失而受到必要惩罚的“弃民”。这种差别，在作家的心理上，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意识”上，会留下不同的印记。“放逐”，对这些作家来说，不只是指社会生活，而且也指被隔离于主流文学界之外(他们的受难，实际上与他们在文学观上的歧见有关)。相当一段时间被迫辍笔，自然会给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产生损害，但也使他们的重新写作，能与“十七年文学”模式保持一段距离，或者说，“复活”五六十年代被压抑的文学革新，而在题材、艺术方法和风格上获得较为开阔的创造空间。
80年代文学的另一重要力量，是“知青作家”的一群。“知识青年”这一常用词，在七八十年代，成为特定的历史概念。在60年代初，尤其是“文革”中的1968年底开始，大批城市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注：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或自愿、或被迫到乡村(或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去“插队落户”，这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知青插队的地区，一般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特别是新疆、晋北、陕北、云贵、海南岛的农村和山区，以及内蒙草原、东北北大荒等。许多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对象的身份上急遽改变，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到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活变迁。个人在这样的境遇下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为求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一些人从这样的生活基点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作为经验和情感记忆，成为日后写作的动机和材料。事实上，一些人在“文革”期间便开始文学写作：有的表现了“异端”特征而处于“地下”状态，有的则靠拢当时的文学潮流，作品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在80年代，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主要有：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等，虽说同样具有“知青”身份和经历，但文学界一般不把他们称为“知青作家”(或“知青诗人”)，也不把他们的诗放在“知青文学”上讨论。这种不同的处理，应该与诗、小说的题材状况和不同的写作方式有关。“复出作家”与“知青作家”的称谓，虽然能有效地表明80年代作家的身份和创作的总体特征，但也有可能模糊不同作家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差别和逐渐显明的分化。因而，这些概念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从时间上说更是如此。
在80年代，除了上述的两大“作家群”之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开始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是张洁、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心武、高行健等。女作家在80年代的大批出现，也受到人们的注意，被认为是继“五四”之后中国第二次女作家涌现的“高潮”。到了80年代中期，“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其创作活力已明显减弱。准确地说，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观念的变化，使一些作家暴露出在当代形成的写作方式和文化准备的严重缺陷。当然，有的作家在作出调整，超越“复出”与“知青”的题材、主题模式，表现了持续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更年轻的、或在80年代中期才进入“文学界”的作家，则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在诗、小说等方面，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残雪、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孙甘露、北村、刘恒、方方等的写作，构成80年代后期小说的最重要“风景”，而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也蔚为大观。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于坚、陈东东、周伦佑、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等，已写出他们最初的、已显出其艺术品格的诗作。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相比，这些作家普遍经受高等教育，生活经验、文化素养、阅读范围，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当然，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五六十年代那些受到举荐的作家，是以他们的写作来阐释、印证统一“总体性”观念，而对8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而言，文学是“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所作的探索。
四 文学与“市场经济”
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在文学的外部环境问题上，他们长时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政治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处理上的紧张状态，制约、规定着作家的写作内容与表达方式。这种特殊的关系，既给一些人带来(并不完全是文学上的)荣耀，也给一些人带来苦难；后者在受挫和蒙受苦难中，形成崇高而悲壮的“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仍一定程度存在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却仓促地遭遇了另一性质的压力，这就是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性社会的出现——给文学带来的另一性质的影响。
在50到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传统”。在当时，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与金钱、商品无关的“精神产品”。左翼文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在划出文学与“商品”之间的严格界限。“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都受到了批判。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他们面对一系列令其惶惑的现象和问题：当代前此社会的那种“统一性”(即使只是表面维持的)的瓦解；金钱、财富、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迅速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的削弱；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控制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社会分层的趋势加速；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扩大，因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其生活方式和需求(包括文化需求)的分裂和多样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冲突，和前者对后者的挤压；等等。上述诸种情形，规定了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文化)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
在80年代，报刊和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刊物)的数量比起五六十年代来，有极大增加。除了一般文学期刊外，大型的、可以刊发中、长篇小说的刊物，也从“文革”前的一份(《收获》)，增加到十几二十份(注：有的刊物长期得以维持，也有的创办不久就停刊；因而难以作出较准确的统计。)。其中，《收获》(上海)、《当代》(北京)、《十月》(北京)、《中国作家》(北京)、《钟山》(南京)、《花城》(广州)，以及90年代创办的《大家》(南宁)等，保持着较大的影响。由于读者需求的分化，也由于文学写作在出版、流通上的“商品”性质的凸现，出版社和文学报刊的竞争加剧(注：19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的外，“自负盈亏”。而在此之前，刊物和书籍出版，主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利益，采取由国家拨款方式，利润上的收益不是考虑的重点。)。生存、发展和利润上的考虑，又必然推动文学的“商品化”趋势。在大众传媒的扩展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的潮流。大众文化最初也是“外来”的。香港、台湾等地的言情武侠小说，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从80年代初开始在大陆流行。大众文化在80年代末以后的文化市场上，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至少是数量、和在公众生活的地位上)。原来处于“中心”的“纯文学”、“精英文学”的重要位置受到很大的动摇。
文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与文学的“商品化”，在20世纪并不是新事物，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世纪末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加上历史某些线索的“断裂”，导致中国当代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显得特别激烈。这一迟到的现象导致作家对写作目的、性质的不同理解的身份上、价值取向上的分化。这种分化(或分裂)，从某一角度看是无奈的，带有悲剧意味的；从另一角度看，又可以理解为正常、“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某一位置，获取某一成果，而不应企望选择一切位置，占有所有的成果。作为这一状况的反应，文学界部分作家存在复杂的心理情绪。或者怀念80年代前期文学和“辉煌情景”，或者忧虑社会日益商品化将导致文学的毁灭，或者因作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已从“中心”失落而感到价值得不到体现，或者继续虚构一个统一的局面，宣称纯文学与流行文化已融合而不存在界限……。既想维持在80年代所树立的“精神旗帜”的形象，又想在消费性文化的写作中获得巨大利益，使一些作家处于紧张的状态中。自然，清醒地选择、确立自身的某一“位置”，又使另一些作家从惶惑、紧张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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