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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开的诗界
由于“文革”期间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个时间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公开(公开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发)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则是隐在的，秘密的，分散的。后者是当时文学的异质力量，但又最富于生命力，后来成为“文革后”文学变革的准备和先声。在公开的文学界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以“革命样板戏”为中心的戏剧。比较起来，文学的其他样式，如诗、小说、散文等，都显得暗淡。在“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刊登于报刊上的诗歌创作，专业作家已很少见，主要是“红卫兵”和“工农兵作者”的作品。1972年以后，陆续有一些诗集出版。据统计，从1972年到1975年，各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共390种。其中，大多数是“工农兵作者”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作品集，如《文化革命颂》、《批林批孔战歌》等。(注：参见纪戈《诗歌来自斗争，斗争需要诗歌》，《人民文学》1976年第2期。)在诗的体式上，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政治抒情诗的强大影响仍在继续，而“文革”期间所推行的政治运动，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诗歌创作取材和主题的直接依据。从文艺的政治工具效用上考虑，“文革”期间文艺界的控制者会觉得，歌曲会具有更大的“威力”。因此，“群众歌曲”，包括将毛泽东的语录、诗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等谱写的歌曲，有广泛的流行。许多创作的歌曲，具有另外时期所没有的直截了当的、极端的修辞方式。(注：如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咱就叫他见阎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等。)在当时，任何婉转、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都会被看作缺乏“战斗的风格”。诗的创作，也朝着这一趋向发展。江青多次策划“革命民歌”和“革命儿歌”的创作，来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小靳庄诗歌”——一种用快板、顺口溜形式写的政治宣传韵文。(注：小靳庄在天津宝坻县。江青曾多次到这里活动，组织诗歌创作。当时出版了《小靳庄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诗集。)这种情况下，诗歌创作已与个体体验表达无关。僵硬的政治象征语言对诗的“入侵”，使诗失去它传达诗人语言和想像上的敏感的可能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政治社论的方式来发表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这首称为“诗报告”的长诗，其写作动机，表达的观点，以及艺术形式，与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样，完全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西沙之战》也“创造”了中国新诗的独特发表方式：政治性报纸《光明日报》从头版开始，用了几个版的篇幅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和各省市报刊，纷纷转载。这种处理，除了最主要的政治意图外，也存在着在诗的写作上标举“样板”的考虑(注：《西沙之战》刊于1974年3月15日的《光明日报》。随后，报刊发表许多推荐赞扬的文字。认为它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创作“战斗的诗篇”，如何塑造英雄的人物，如何抒发无产阶级的理想和建立无产阶级诗的风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在这期间，《理想之歌》(注：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9月版的诗集《理想之歌》。)是另一首有较大反响的长诗。其主题和诗体形式，都可以看到贺敬之60年代创作的重要影响。诗的“叙述者”虽以阶级青年代言者的身份出现，但多少留存有作为到陕北“插队”的“知青”的生活体验的痕迹，而加强了政治表达上的生活实感。从郭小川50年代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到贺敬之60年代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到70年代的《理想之歌》，是当代真诚地讲述青年的“人生道路”和“理想”的系列。这些具有主题连贯性的“政治抒情诗”，显示了在当代的各个时期，个体的“理想”是怎样被组织进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它们提供的，是诗歌表达一体化的“理想主义”的写作经验和具体的诗体形态。
1972年以后，少数一度被迫停止写作的诗人，有了发表诗作、出版诗集的可能。这些诗人有李学鳌、李瑛、张永枚、臧克家、严阵、顾工、阮章竞、刘章、纪宇、沙白，以及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工人作者，如王恩宇、仇学宝、宁宇、郑成义等。在这个期间的诗人创作中，李瑛数量最多，影响也较大。从1972年到1976年，出版的诗集有《红花满山》、《枣林村集》、《北疆红似火》。北方乡村和驻守在北疆深山、林区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在李瑛的诗中，自然也是提升为对“路线斗争”和“世界革命”的表达的出发点，但作者惯有的对景物、色彩的敏感，语言、叙述方式的某些清新柔和的因素，是对普遍性的语言和情感粗糙、僵硬的有限的偏移，因而获得许多读者的喜爱。
二 小说创作
“文革”开始的几年中，原来的文化机构、包括文艺报刊和出版社都受到了批判和清洗，因此，除了“样板戏”和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诗以外，文学创作处于停滞的状态。从1972年开始，当时的文艺权力机构试图扭转这种凋弊的局面，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注：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的短评，并重新刊登毛泽东1949年为《人民文学》创刊号的题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创作活动才逐渐有限度地恢复。
短篇小说继续着这种样式在当代的“传统”，即对现实生活的快捷反映。在提出文艺创作“要及时表现文化大革命”，要“充分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要求时，短篇自然是适当的样式。其中，上海地区组织的创作(注：这些作品，大多刊登在《朝霞》月刊和《朝霞》丛刊上。另外，还出版了《序曲》、《上海短篇小说选》等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更典型地表现了短篇作为政治力量的“话语工具”的性质。这些作品(也包括其他地区的创作)，直接写“文革”运动本身，涉及各个阶级的重要事件，如红卫兵运动，“夺权斗争”、“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学校，歌颂“革命样板戏”，工厂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反“走资派”的斗争，以及1976年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当时的报刊评价较高、作为创作方向予以表彰的，有萧木署名“清明”、“立夏”、“谷雨”的《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有《三进校门》(卢朝晖)、《特别观众》(段瑞夏)、《朝霞》(史汉富)、《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崔洪瑞)、《典型发言——续〈一篇揭矛盾的报告〉》(段瑞夏)、《广场附近的供应点》(朱敏慎)、《女采购员》(刘绪源)、《初试锋芒》(夏兴)、《红卫兵战旗》(姚真)、《严峻的日子》(伍兵)等。
“文革”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一百余部。在取材上，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占五分之四，其余为“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些作品中，有近二十部标明是“集体”(或“三结合”)创作，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如《大海铺路》作者署为“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雨后青山》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这些长篇从作者状况看，够得上“作家”(或“潜在”的作家)身份的，只有谌容、浩然、李云德、黎汝清、古华、郑万隆、郭澄清、张长弓等不多的几人。较有影响(相对而言较有艺术质量，或受到当时批评界推重)的，除前面述及的浩然的《艳阳天》(第三卷)和《金光大道》外，尚有《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小组)、《牛田洋》(南哨)、《激战无名川》(郑直)、《飞雪迎春》(周良思)、《桐柏英雄》(集体创作，前涉执笔)、《征途》(郭先红)、《剑》(杨佩瑾)、《千重浪》(毕方、钟涛)、《春潮急》(李克非)、《铁旋风》(王士美)、《边城风雪》(张长弓)、《大刀记》(郭澄清)、《万年青》(谌容)、《分界线》(张抗抗)、《万山红遍》(黎汝清)、《响水湾》(郑万隆)、《山川呼啸》(古华)等。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底，第二、三部出版于“文革”期间，也是这个时期较知名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长篇，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事方式，都表现了规格化倾向。由于长篇的容量大，在恪守当时提出的创作规则上，也有更严格、全面的要求。大多数长篇，都会有一个竭力写得“高大”而“完美”的“主要的英雄人物”，也会有围绕“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以表明“正面力量”并非势单力薄。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的，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在“文革”属于这一范畴的名目有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暗藏特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在“正面力量”与其对立面之间，设置了各种“问题人物”(“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敌对势力所蒙蔽，或有道德品质上的疑点和问题)。分属不同阶级阵营的人物，便环绕设定的中心事件(某一生产建设任务，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较量的事件)展开冲突。一致的结局是：“主要英雄人物”在“群众”的支持下，教育、争取“问题人物”，最后孤立、战胜敌对势力。当然，在这些长篇中，冲突又必须是“多层次、多波澜”，逐步引向高潮的。在严格规定社会历史“本质”及其具体形态(甚至细节)，且要求文学必须表现这些“本质”的文学环境中，叙事文学人物的“符码化”和情节结构的规格化，是必然的趋向。与诗、戏剧等一样，“象征”也成为小说的重要修辞方式，这包括人物、环境描写。由于“象征”不是个性化体验的想像，因而极大地削弱了叙述上的具体性和真切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突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的“文革”长篇小说，在地域、风习、日常生活具体状况的呈现上，显得最为模糊和粗糙。作品的叙述者基本上以全知的身份出现，并常以滥情而全力干预的姿态，来严格控制小说的过程。一般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那种人物心理、行为和情节情形的某种“独立性”，以及“叙述”和“干预”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在这里已被清除或极大地简化；读者听到的，是绝对凌驾于人物、故事之上的意识形态权威的“粗暴”的声音。
当然，指出这种总体状况，并不是说这个时期所有的长篇在思想艺术上都是同等的。比较起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谌容的《万年青》，古华的《山川呼啸》，郭澄清的《大刀记》，张抗抗的《分界线》，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等，尚有较多的生活实感，作者也有较强的处理材料的结构能力，而处于当时创作的普遍水平之上。
三 穆旦最后的诗
在“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展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们不同程度具有“异端”因素，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中。作品常见的存在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也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发表(后面这种情况，严格说并未成为当时的“文学事实”，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文学，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这一概念(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但这里所评述的文学现象，与该书所涉及的不尽相同。)，但也可以称之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并为80年代出现的重要文学潮流作了准备。(注：在本书这一节所设定的评述对象中，将不包括在“文革”中创作而受到批判的一些作品，如短篇小说《生命》(敬信)、戏剧《园丁之歌》(长沙市碧湘街完小原作，长沙市湘剧团改编，柳仲甫执笔)、《三上桃峰》(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杨孟衡执笔)，电影《创业》(集体创作，张天民执笔)、《海霞》(黎汝清原著，谢铁骊改编)等。)
诗是表达具有“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的较合适的样式。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曾写下他们当时的体验。蔡其矫作为“反革命分子”流徙闽北山区其间，写了不少浪漫风格的抒情诗(《玉华洞》、《祈求》等)，表达对摧残人性、凌辱心灵自由的专制暴行的抗议。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受难的牛汉、曾卓、绿原等，“文革”期间也有记录他们生活和心理历程的诗作，如绿原的《重读〈圣经〉》、《信仰》，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50年代成为右派分子，“文革”间蛰居乡镇以木匠活谋生的流沙河，写下忧伤而旷达的“爱情诗”：《情诗六首》、《梦西安》。黄永玉对1976年初发生于天安门的事件，写下了《天安门即事》的组诗。郭小川在这期间，也写了政治抗议性质的《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
在停止写诗多年以后，穆旦在1975到1976年间，有了一次诗的火花的迸射，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注：这些诗全部收入《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书后附有《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和《穆旦著译集目》。)。穆旦病逝于1977年2月26日，这些诗可以看作是他生命晚期的对人生之路的回顾。它们有《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友谊》、《停电之后》、《自己》，以及《春》、《夏》、《秋》、《冬》等。它们当然不再是40年代的紧张和尖锐，而是冷静而朴素，但其实也是痛苦的。仍是对“自我”的解剖，但不再是50年代的那种否弃“自己”的忏悔。“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对现代“冲突”的悲剧生活的体验，使作者具有“反讽”的精神态度和语言方式。他明白“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但最终不愿痛苦随身而没；现实与理想，智慧和受难，感情和理智，言语和沉默……在诗中构成矛盾性的张力。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纯正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挫折，是悲剧的根源。他既表达了对生命有所企望的智慧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苦难，同时也承认在生命的“幻想的尽头”，只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他骄傲于“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却无情地“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这种“诅咒”，并不只由于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由于它的获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还在于“我们的智慧终于来自疑问”——对于“理想”、“智慧”的必要和可能的怀疑。执着而又疑惑，然后有了深刻，继而有对自身、对“不知我是否失去了我自己”的逼视。这些诗是“苍老”的，有着回顾往事时的甚至“残酷”彻悟。但情感思绪，又仍然有着对人生信仰的坚守，对于温情、友谊、青春的亲切守护：它们“像明镜般反映着窗外的世界，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友谊》)。然而，他明白，对于“永远的流亡者”来说，“美”会很快“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安恬、宁静的秋日是瞬间的短暂。
穆旦、牛汉、蔡其矫等这个时期的诗作，都不能公开发表。读者读到这些作品时，已是80年代了。
四 “白洋淀诗群”
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从小在北京生活、上学。“文革”期间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初名《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等。“文革”结束后，也仍有诗作发表，如《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的诗的体制和艺术方法，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抒情诗并无很大差别：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是他用得最多的。但是，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飘移时的困惑、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在“文革”初始的诗歌写作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因此，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注：阿城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今天》1991年第3期)林莽说，“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诗探索》1994年第2期)。多多也曾说，“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转引自崔卫平《郭路生》，《今天》1994年第4期)。)。《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郭路生的这些诗，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它们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注：《相信未来》刊于《今天》第2期；《诗刊》在1979年刊载了他的《相信未来》和《我的最后的北京》。作品在不同地方发表时，有的有所改动。)。
“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注：对这一“诗群”的作品搜集和研究，在80年代初就开始。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老木编选，内部发行)，收入这一诗群成员的不少作品。一些诗选和研究论著，大体上将它看作是发生于“新时期”的“新诗潮”(或“朦胧诗”)的准备或源头。“白洋淀诗派”或“白洋淀诗群”名称的出现，要迟至80年代后期。)。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注：根子、芒克、多多、北岛等笔名，有的在“文革”写作时已有，更多的是后来他们在刊物(《今天》等)上发表作品时才开始使用。)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因此，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芒克《十月的献诗？诗》(1974)中所说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错动时的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诗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品的情景。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6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现在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最早写于1971年。1973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诗选》(1989)。评论者对其诗作，常使用的评语是“自然”。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直接性”。如“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注：参见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9年第2期)，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据回忆文章，他在1971-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目前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1973年夏天，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停止了写作。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这些早期的诗，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一种对世界、自我、诗艺的控制、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更自觉。因此，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注：见多多诗集《里程》，今天文学社刊行。)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文革”期间已开始写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他们的情况，将在后面述及。“文革”间的“知青”诗歌(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中国知青诗抄》(郝海彦主编)，以收录和征稿的方式，选编了九十余作者的诗300首。其中部分为旧体诗词。一部分写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诗抄》“续编”的《约稿启事》中提出，“请全国广大知青同学努力回忆、翻找一下旧作，除明显的误字外，一般不要作修改，以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因为是“回忆”、征稿，可以看出，“保持历史原貌”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于后来的“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也有的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这是因为，“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有的在“朦胧诗”中得到发展，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况且，小团体式的“民间诗刊”的写作和交流方式，到90年代，一直是中国大陆诗歌的重要方式——它的源头，应该说是始自“文革”的“地下诗歌”。
五 手抄本小说
“文革”间秘密的文学世界，除诗以外，还有在读者中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其中，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拥有大量的读者。“文革”结束后披露的情况称(注：参见《湖南日报》1979年1月26日报道：《推倒‘四人帮’对一本好小说的诬蔑不实之词——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及作者张扬平反》，顾志成等《要有胆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中国青年报》1979年3月11日)，张扬《关于〈第二次握手〉的前前后后》(《湘江文艺》1979年第9期)等文章。)，小说的写作始于1963年，开始是一部不到两万字的“提纲”式作品，取名《浪花》，后改写扩展为十来万字的《香山叶正红》。1967年作者作为“知青”在湖南浏阳山区插队时又作了修改，但手稿在传抄中丢失。两年后，写作第四稿，题为《归来》。这一稿在传抄时又下落不明。1973年，仍在农村劳动的张扬写成第五稿，又再次被广为秘密传抄。几次传抄所据为不同手稿，遂流传着几种不同本子。在传抄中，有读者将书名改为《第二次握手》，原书名反而不大为人所知。1974年，张扬写第六稿以便自己保存。次年1月，因“多次书写反动小说”而被逮捕，至1979年1月得以“平反”出狱。小说在完成修订稿后，于同年7月正式出版。《第二次握手》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好栖居异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来，献身祖国科学事业。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50年代以后所确立的叙述框架。它在“文革”中所得到的截然对立的评价(一方面广泛秘密流传，同时却为政治权力看作是“流毒全国”的“反动小说”)，根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小说对于知识、“爱国的”知识分子、科学界权威所持的肯定、赞颂的立场，被认为其“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性叙述，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重要原因。当社会政治语境的这些因素淡化之后，小说在“文革”期间产生强烈魅力的条件也随着削弱。因而，在提出新的社会、文学问题的80年代，小说的公开出版反而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反响。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三部中篇，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靳凡(注：靳凡为刘莉莉(刘青峰)发表这部小说时用的笔名。作者“文革”开始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方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文学刊物《十月》(北京)上。这部中篇，由几个“文革”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通常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是小说的构成要素。这些往来信件所处理的，是已脱离(自觉的，或被动地)规范的生活轨道的年轻人，对现实处境和生活道路的思考，对所关切的人生、爱情、责任、民族未来等的探索。这种对未明道路的思考和辩论，使激情的基调中包含着紧张和焦躁。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分春、夏、冬、秋四章。两个出身对立阶级家庭(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的青年，在“文革”前夕到结束的十多年里的四次巧遇中，来铺排有关历史、人物、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历史的“含混性”的揭示，对理性力量和人控制历史的信心的怀疑，是所涉及的问题中最激动人心、而又最具争议性的。对这些诱人问题的讨论的热忱，使这个中篇常会不顾写实小说对于情景“真实性”的要求。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写于1974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1976年6月和1979年4月两次修改，先后刊于《今天》(1979)和《长江》(1981，武汉)等文学期刊上。比较起来，《波动》的形式要“成熟”些，也表现了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多层的独白。小说的主要部分，虽也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写他们的精神扭曲，他们对“荒谬”所作的抗争，但在展现他们存在的环境上，比另外两部中篇要较为开阔。这部小说透露了这样的感知：“一种情绪，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崩溃却不同于往常，异样的宁静，宁静得有点悲哀，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
这三部中篇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批判，主要从精神悲剧的角度进行。它们都涉及原先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并为小说人物的“精神叛逆”的合法性辩护。在当时和后来，当人们出来批评这种“精神失落”和怀疑情绪时，《波动》等的回答是，这一代人的“悲剧生活”是不应该被否定、更不是过去的人的经历和思考所能包容和取代的。从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这些小说较早涉及了在80年代社会思潮、文学创作广泛涉及的命题。《晚霞》的主人公相信“善”的价值和人类实现的能力，支持个体心灵反省达到人格的提升，而批评了“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的“狂妄”。它提出了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因此，小说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后，引起争论，受到散播“宗教迷雾”的批评。《情书》所张扬的则是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觉者的骄傲。作品中被看作是这一圈子的“精神领袖”的人物申明，人们“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他们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它重视的是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在这三部小说中，《波动》并不试图设计方案。它只是质疑了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它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
六 天安门诗歌
1976年1月，50年代以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逝世，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更加激化。二三月间，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等城市，发生了有大批民众参与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行动。这一浪潮，在4月初的天安门广场发展到高潮。4月初的几天里，到广场追悼周恩来，谴责、批判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民众多达数百万人次。这一政治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有发表演说，悬挂、设置花圈和挽联，张贴标语等等。其中，诗歌是被广泛运用的方式。手写的诗词，贴在广场的灯柱和纪念碑的护栏上，挂在松柏枝叶间，有的当众朗读。这些诗词，在当时被广泛抄录。这一悼念和抗议的活动，在4月5日清明节达到高潮。不久，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广场张贴、传抄的诗词被指控为“反动诗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注：《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社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写作、传抄、保存这些诗词的行为，受到追查，一些人为此受到迫害，被定罪、囚禁。1976年底，在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之后，童怀周(注：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教师的集体笔名。)将他们搜集、保存的部分诗词誊录、张贴于天安门广场，并发出征集散失作品的倡议书。倡议得到广泛响应。在征集到的数以万计的诗词中，选出一千五百多篇，编成《天安门诗抄》于1978年12月出版。《诗抄》所收录的，有的并不是诗词(如挽联、悼词、祭文等)。诗词中，以并不严格依循格律规则的旧体诗、词、曲居多，新诗只有一小部分：这基本上反映了1976年初“天安门诗歌”中旧体诗与新诗的比例。旧体诗词的现成格式，可被套用或翻新的比喻、典故，甚至现成的句子，对于非专业写作者而言，是简练而有所隐晦地表达其政治观点和情绪的较佳选择。特别是70年代进行政治抗争的人们，可以通过传统形式，找到清浊、忠奸、贤良宵小对立的思想材料，来表现他们的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道德评价。
天安门诗歌的写作，特殊的发表、传播方式，和后来的搜集活动，《天安门诗抄》的出版(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题写书名)等，都属于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组成部分。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在另一向度上的典型体现。在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创造方面，它们并不能提供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不过，在恶劣、严酷的压力下，诗的写作者的真诚态度，对于独立的思想和写作方式的坚持，对当代诗人应该说具有持久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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