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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解放区的戏剧创作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座谈会召开前的戏剧运动，一方面继承了苏区文艺运动的优秀传统，演出了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的剧目，受到群众的欢迎，使新型戏剧广泛深入到群众中去。但由于当时有些戏剧工作者认为只有演“名剧”才是提高艺术水平的好办法，热衷于演中外名剧，少有自己的创作，不少演出脱离当时的现实与根据地群众的实际，受到群众的批评。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风貌。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采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号召下，延安及整个解放区首先借鉴吸收陕北流传极广的秧歌剧形式反映根据地的现实，掀起轰轰烈烈的秧歌剧运动，产生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并在此基础上，使之与话剧、西洋歌剧、传统戏曲相融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歌剧《白毛女》、《王秀鸾》等；为了克服现代文学史上戏剧创作上话剧一花独放的局面，使现代戏剧更好地与民族传统结合，延安文艺界还尝试对平（京）剧这一有广泛群众性的传统戏曲进行改革，创作并演出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同时，还有人尝试用陕西旧的戏曲形式反映现实，创作并演出了《血泪仇》等，话剧也注意向传统戏曲学习，在题材和形式上有了新的开拓。总之，解放区的戏剧对现代戏剧的大众化和民族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二节 秧歌剧和新歌剧
在解放区这场戏剧改革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新秧歌剧运动最先取得成功,并引发、推动了整个戏剧改革走向繁荣。其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剧运动开始得最早，成就也最大。
秧歌本是在我国北方农村流行的一种群众性文艺工作形式，熔音乐、舞蹈、演唱、戏剧等多种因素于一炉，说唱结合、载歌载舞，既有生动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又短小精悍、清新活泼，非常适合农民欣赏，特别受农民欢迎。抗战爆发以来，这种秧歌运动虽充实了一些新的内容，但一开始由于在形式上没有多少改造，在内容上还保留了一些旧“秧歌”的封建毒素，以致不完全适合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延安的戏剧工作者逐步地改造了这种旧形式，发扬其活泼、健康、清新的一面，去掉其消极因素，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秧歌剧。最早问世和引起轰动的新秧歌剧，是鲁艺文工团演出，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人创作的《兄妹开荒》。剧作以群众大生产运动为背景，写妹妹到地里送饭，看见一向懒惰但已表示要改过的哥哥却又躺在地头睡觉，十分不满；经过一番争执才明白哥哥是在装睡逗她玩，误会消除，兄妹俩一起动手开荒，争当劳动模范。剧作通过农民特有的诙谐，表现了翻身农民对待劳动的崭新态度和高度的劳动热情，其曲调和舞蹈非常健康欢快，为解放区人民所传诵。
这些新秧歌剧作品主要表现农村和部队生活。取材于农村生活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歌颂翻身农民的生产劳动，除了《兄妹开荒》，后来还有《一朵红花》（周戈）、《动员起来》（延安枣园文工团）、《钟万财起家》（章炳南等），这些剧作把劳动当作直接的描写对象，表现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二是抨击封建迷信的旧习俗、旧思想，歌颂移风易俗的新人新事，如《夫妻识字》（马可）等。这些剧作多用喜剧和闹剧的形式，讽刺和嘲笑了封建思想和旧习俗、旧习惯，充满战胜旧事物的信心。取材于部队生活的新秧歌剧的主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开荒生产运动中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事迹，表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主题思想；二是反映军民关系，如《牛永贵挂彩》（周而复、苏一平）、《大家好》（毕纯）、《红布条》（苏一平）等。这些剧作描写了军民的鱼水之情；三是反映部队的内部关系，如《好同志有错就改》（之华、果刚）、《兵亻夫团结》（李之华等）、《两种作风》（江涛、史超）等。这些剧作触及官兵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好的思想教育作用。此外,还有一些新秧歌剧作品反映了根据地内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如《秦洛正》（贺敬之）反映了土地改革中争取和团结中农的问题；《徐海水》（翟强）表现了落后战士徐海水觉醒和转变的过程；《周子山》（水化、王大化、贺敬之、马可）写周子山叛变投敌后受指派长期潜伏，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终被识破落网的故事，表现了革命队伍中的分化问题，具有一定特色和深度。总之，抗战时期，新秧歌剧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农村普及开来，它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口号的第一次名副其实的实现。
在群众性秧歌剧大规模创作与演出的基础上，解放区还出现了大型的新歌剧创作，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民族歌剧，既融汇了西洋歌剧和传统戏曲的有益成分，又吸收了秧歌和其他地方戏曲的表现手法。当时先后产生了《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赤叶河》（阮章竞）、《王秀鸾》（傅铎）、《刘胡兰》（魏风等）等代表剧作，主要反映了当时农村和部队的生活。而1945年春完成的《白毛女》更成为现代民族歌剧的奠基之作。
实际上，自“五四”以来，我国就开始了新歌剧的尝试。如“五四”时期黎锦晖采用湖南花鼓戏曲调创作了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等，曾取得较大的成功。“左联”时期，田汉和聂耳运用话剧与救亡歌曲相结合的形式，创作了表现反帝救亡斗争的大型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当时演出的影响也很好。抗战以后，在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一些人物很少，情节也简单的新秧歌剧及其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新歌剧不仅融汇了西洋歌剧的形式，而且充分发挥其善于抒情的特长，增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抒情唱段。歌剧《白毛女》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民族新歌剧走向成熟。
新歌剧创作在部队中最为活跃，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钢骨铁筋》、《不要杀他》、《无敌民兵》等。在创作民族新歌剧的同时，解放区还有组织有领导地掀起了旧剧改革的热潮。这时的旧剧改革主要是对京剧和秦腔等传统戏曲的改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估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改编传统剧目，从而创作新编历史剧；二是改造、利用旧形式，创作具有崭新内容的现代戏。延安的民众剧团和平剧研究院是旧剧改成绩最为突出的团体，前者主要是创作演出秦腔、眉阝雩阝等西北地方戏，后者专演京剧。
第三节 旧剧改革
旧剧改革的成绩首先从新编历史剧中表现出来。1943年秋，中共中央党校和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编写了京剧《逼上梁山》（杨绍萱、齐燕铭等执笔），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剧作根据《水浒传》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改编而成，但增加了新内容，注入了新思想。
《逼上梁山》一剧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及其矛盾冲突的表现方面，与以往都有所不同，首先是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突出了他的思想转变及其复杂原因，使人物性格更生动，而且更能体现一定时代的社会内容；林冲和高俅的矛盾斗争是全剧的主要冲突，但作者没有停留在两个人物的个人恩怨的纠葛上，而是有意识地强调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突出了主张抗金御侮与执行卖国投降政策的矛盾，从而影射了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卖国投降的本质，较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剧作运用京剧的表演形式又不为传统所束缚，而是突破了传统京剧某些僵化的程序，吸收了许多话剧的成分，并且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在舞台布景方面，也不像旧京剧只用单纯的象征性布景，而是有所创新，如使用飞雪等现代布景手段，增强了剧作的表现力。剧作也存在着某些有损于历史真实的地方。
1944年元旦前后，《逼上梁山》首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指出这是“旧剧革命划时代的开端”。之后，延安平剧研究院又创作了京剧《三打祝家庄》、《史可法》、《战北原》等，还上演了《中山狼》、《进长安》等新京剧。旧剧改革也促进了戏剧艺术的繁荣，在延安同时出现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现代戏，如《难民曲》，但成绩不及新编历史剧，其他剧种的现代戏则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马健翎的新秦腔等。
马健翎（1907－1965），陕西米脂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又深切了解陕甘宁农民的生活和艺术爱好，熟悉当地的各种曲调。他创作新秦腔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延安文艺整风前后，他分别创作了新秦腔《查路条》、《十二把镰刀》（整风前）和《血泪仇》、《大家欢喜》、《一家人》、《穷人恨》等作品，显示了戏剧改革的实绩。其中《血泪仇》是他的代表作。剧作讲述了一对河南父子的故事。父亲王仁厚逃难到陕北，得到人民政府的关心和妥善安置。这时被拉去当兵的儿子王东才却被派到解放区刺杀父亲。后来父子相见，儿子王东才醒悟，于是他杀死长官，投奔解放区。另外《大家欢喜》、《一家人》都是关于农村题材的剧作。《穷人恨》则是马健翎影响较大的剧作之一，写恶霸地主逼迫佃户老刘的儿子顶替自己儿子去当兵，又强迫老刘的女儿为妾，还压榨老刘的亲家安老婆子。最后农民们奋起反抗，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家乡，终于报仇雪恨。剧作揭示了地主和农民的尖锐矛盾，表明农民只有反抗斗争，才能翻身得解放。
马健翎的新秦腔善于在新、旧社会和不同阶级、不同性格人物之间的相互对比中展开戏剧冲突，情节曲折、惊险，故事性强，富有传奇色彩，生活气息也比较浓厚。但有时失于奇巧，有损生活的真实性；有时重过程不重人物描写，使人物性格较为模糊。
第四节 话剧创作
解放区的话剧创作同新歌剧相比，起步较晚，成就也相对小一些。但是它及时反映了急剧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某些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在塑造工农兵形象，以劳动人民本色的语言代替“舞台腔”、“知识分子腔”、“学生腔”，运用和改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戏曲的艺术手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题材方面，多反映部队和根据地农村生活，成就也较高。剧作主要有《过关》（山东文协实验剧团集体创作，贾霁、李夏执笔），写村干部刘纪湘带头报名参军，他的父亲、妻子、丈母娘激烈反对，最后在村干部和乡亲们的耐心开导下，又高高兴兴地送刘纪湘上了前线；《打得好》（成荫）写老百姓智打敌特，掩护八路军干部的故事；《十六条枪》（崔嵬整理）、《粮食》（洛丁、张凡、朱星南编剧）分别写了老百姓利用敌伪矛盾，机智地把枪支、粮食送交八路军的故事。这些剧作多用喜剧形式表现抗日军民的机智勇敢，嘲弄敌人的无能与可笑，表现了抗日军民在艰难岁月中的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心。
《把眼光放远一点》（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写于1942年，是文艺整风后最著名的独幕剧。剧作描写了反“扫荡”斗争中冀中一家农民兄弟妯娌之间的矛盾冲突，赞扬了老大夫妇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眼光远大，积极投入反扫荡斗争，支持儿子英勇抗战的精神；批判了老二夫妇目光短浅，甘当顺民，唆使已参军的儿子二傻开小差的错误言行。剧作重点围绕二傻开小差的事件展开冲突，剧情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既有紧张的场面，又有轻松愉快的气氛，很有喜剧效果。
反映部队生活的剧作代表着解放区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类剧作数量多,写得也较深刻,其中,姚仲明、陈波儿等人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1944）尤为突出。剧作描写了抗战初期共产党内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思想斗争。剧作围绕八路军干部吴志克和潘辉在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上的矛盾冲突展开。联络部长吴志克只会背诵马列著作，理论脱离实际，他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迁就退让，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结果使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自己也险些送命。政治部主任潘辉，针锋相对地和右倾路线作斗争，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次次挫败了敌人，在危险关头挽救了部队。这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正面描写党内、军内较高领导层中的思想路线斗争、塑造高级领导干部形象的剧作，其独特的思想价值，甚至掩盖了它在艺术上某些粗疏之处。此外，部队题材的剧作还有反映八路军内部整风运动及其给部队带来的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化，较优秀的如五幕剧《李国瑞》（杜烽1945），反映的是参军多年的老战士李国瑞原来生活散漫,思想落后,在整风运动中,由于领导工作作风的改变,在团结、鼓励、信任的环境中逐步觉醒，并成为一个战斗英雄的转变过程；还有写战士团结战斗的故事，如《团结立功》（鲁易、张捷）。
解放区话剧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表现工业题材和工人生活的作品，如《红旗歌》（刘沧浪等集体创作）、《不是蝉》（魏连珍）、《炮弹是怎么造出来的》（陈其通）、《胜利列车》（逯斐、乔羽）、《劳动的光辉》（陈波儿）。其中《红旗歌》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活的剧本。剧作通过各种类型的工人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党在进入城市以后如何教育后进工人、如何管理工厂的重要问题，在城市演出后曾引起强烈反响。《炮弹是怎么造出来的》也是这时较有影响的剧作，通过不懂生产盲目指挥的何总厂长与民主办厂、尊重科学的王厂长之间的冲突，提出了党进入城市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但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的重视不够，主题也过于直露，观念化、概念化的弊病比较突出。但这些作品表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一定的价值。
解放区的话剧创作还有描写在党的教育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斗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剧作，如《民主青年进行曲》（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思想问题》（蓝光、刘沧浪等集体创作），分别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进步青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和解放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来临时的思想斗争。历史剧《李闯王》（阿鹰）和《甲申记》（夏征农、吴天、石蒙）则描写了李自成进京后骄傲自满、生活腐化、自相摧残、终为清兵所败的历史故事，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吴雪等集体创作的《抓壮丁》，揭露了国统区地主、保长借抽壮丁盘剥农民的行径，完全采用了四川方言，艺术上比较精炼，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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