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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抗战爆发以后，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日宣传活动。这其中，诗歌由于其短小精悍，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先出现的是诗朗诵运动。在其始作俑者柯仲平的积极倡导之下，萧三、刘御等诗人及“战歌社”、“抗大文艺社”等文学社团中的众多文学青年也纷纷加入了宣传的行列。稍晚于诗朗诵的是街头诗运动。魏巍、邵子南、陈辉等人均创作了大量作品，而田间成绩尤为突出。他的名篇《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只有短短六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短小精悍,富于哲理，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政治鼓动作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了人民奋发抗战的士气。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方向得到确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歌体诗歌成为主流。但仍有部分诗人保持了创作个性，坚持个人抒情诗的写作，其中典型者有何其芳。他于1945年发表了诗集《夜歌》，表现了作者从国统区到达解放区后对解放区新的斗争生活的体验与感受，真实描写了新旧交替时期在知识分子内心所进行的“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的心灵转换历程，感情真挚热烈，风格朴素明朗，代表了解放区个性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主张。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942年，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确立了解放区文艺规范，明确了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的发展方向。于是，把目光转向民族传统，利用各种民间文艺形式来表现革命内容，用以宣传革命思想、宣传抗战就成为解放区诗歌的主要特色。各种民歌体的新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展繁荣起来，并且逐渐成为解放区诗歌的正统与主流。所谓民歌体新诗就是指建立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小曲、小调、信天游等民间艺术及鼓书、评弹等说唱艺术的基础之上创作的诗歌。它大体可分为叙事诗及抒情诗两类。前者除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外，还有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李冰的《赵巧儿》、贺敬之的《搂草鸡毛》、严辰的《结婚》、刘衍州的《弹唱小王五》、田间的《赶车传》、《戎冠秀》；后者代表作有贺敬之的《行军散歌》、戈壁舟的《别延安》、《边区好似八阵图》、刘御的《延安短歌》、蔡其矫的《回声集》等。它们都是以接近农民的艺术形式宣传了革命思想，描绘了解放区新生活新面貌及人们高昂的抗战热情。
自从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以来，从早期的胡适、俞平伯等人提倡白话新诗，到30年代中国诗歌会诗人们诗歌“歌谣化”的文艺主张，诗歌大众化的课题一直被各方面所广泛瞩目。但直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它才落实到实处，真正做到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喜怒哀乐的情感，从而得到他们的承认与喜爱。但是在诗歌“大众化”繁荣的背后，亦隐藏着不少的问题：过分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分子自身的情感表达；过分肯定了各种民族艺术形式的优点，而对它的不足却少有提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这些弊病在解放区文学中长期存在，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曾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
第二节 李季及《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1922－1980），原名李振鹏，河南唐河人，出身农民家庭。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到1942年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任行政工作。1942年冬到陕北，在三边（安边、定边、靖边）曾担任过小学教员、县区行政干部及地方报纸编辑。在此工作期间，他被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优美形式所深深吸引，曾收集了两千余首，编成《顺天游》。1943年，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通讯《在黎明前的黑夜里》，随后又发表了唱本《卜掌村演义》和章回体小说《老阴阳棒打“虫郎爷”》。1946年9月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该诗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发表之后立即赢得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称赞。茅盾称这部作品“是一个卓绝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诗史，似乎也不算过分”（茅盾：《再谈“方言文学”》）。《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奠定了李季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8年李季任延安《群众日报》副刊编辑，建国后曾担任《长江文艺》月刊主编。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中，李季创作了大量反映西北石油战线的工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诗歌作品，获得了诗坛的普遍称赞，被称谓“石油诗人”。此外，他还创作了长诗《杨高传》、《菊花石》、《三边一少年》、《剑歌》、《生活之歌》及小说《戈壁旅伴》、《马兰》、《五级采油工》等及童话诗集《幸福的钥匙》和书信集《兰州诗话》。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通过王贵与李香香在共产党游击队的帮助之下，打败地主恶霸崔二爷，获得爱情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生动展现了30年代初期陕北革命形势的篷勃发展，以及由此给农民命运带来的深刻变化。
长诗共分三部。第一部是故事的开端，三个主要角色崔二爷、王贵、李香香依次登场。崔二爷是恶霸地主，“烟洞里冒烟飞满天，崔二爷他有半边天。”他家大业大却为富不仁，打死还不起租子的王麻子，并将他不满十三岁的儿子王贵抓来做了长工，使王贵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愿望。在共同的磨难当中，王贵与美丽善良的李香香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崔二爷的从中阻挠使他们的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部是故事的发展阶段。陕北闹起了革命，王贵为报父仇加入了游击队，被崔二爷抓住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香香找来队伍，打跑崔二爷，救下王贵，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三部是故事的高潮。崔二爷卷土重来，抓住了香香。王贵率队伍彻底打垮了崔二爷，与香香团圆。如上所述，故事并未完全摆脱农民受尽欺压，奋起反抗，最终打败强大统治者的老套路，就连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亦无新意可言。但是作者在文中加入了革命思想，把农民自发的个人反抗与革命形势的篷勃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为传统的爱情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这才是作品在主题上的深刻之处。王贵与李香香在遭到崔二爷的欺压后，都产生了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要子报”，“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在同崔二爷的斗争当中，这种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逐渐发展成为革命思想，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故事结尾，王贵的一席话“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不仅点明了本文主题，更是深刻揭示了农民命运与革命成败之间的血肉联系，标志着王贵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
《王贵与李香香》在艺术上成功运用了信天游的民歌形式。信天游又名顺天游，是流传于陕北晋绥一带的一种民歌体。它形式自由、一般两句一节，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多用于对唱、联唱，也有若干首组成一段有情节的歌唱的。它以民间的语言和形象，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情绪。总体上以抒情为主，叙事性不强。李季在借鉴信天游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适当的改造。他保留了两句一节的基本写作单位，又取消了它的独立意义，而是以几十节构成一章，叙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再以几章合成一部，构成长篇。这样就实现了民间抒情诗体向现代长篇叙事诗的转变。同时，李季又保留了信天游当中传统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发展，表达主题。如描写香香相貌的一句“一对大眼水汪汪，就象那露水珠在草上淌”为比，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香香的清灵俊俏，引发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为兴，前句用形象化的语言烘托出了农民生活的困窘，后句语义却突然一转：即使再穷也不变心，一引一转之间，表明了香香美好的心灵世界。但是，通篇运用比、兴的手法，且毫无变化，也造成了艺术表现上的呆板与凝滞。诗歌句式大致整齐，每句一般由三个字尺构成；韵式一般是两句一韵，节与节之间可自由变换韵脚。押韵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使诗歌显得灵活多变，和谐动听，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王贵与李香香》是在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之后出现的一部优秀作品，在诗歌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在解放区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 阮章竞及其《漳河水》
阮章竞（1914－），广东中山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长期生活在太行山区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对漳河两岸的民歌民谣相当熟悉。曾创作演唱长诗《柳叶儿青青》、新歌剧《赤叶河》、长诗《圈套》及《送别》、《盼喜报》等短篇诗歌。1949年3月，他发表了《漳河水》。这是解放区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又一部以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农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问世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扬。
《漳河水》反映了以荷荷、苓苓、紫金英为代表的太行山妇女在旧社会中的苦难遭遇，写出了她们在新社会的解放，从而尖锐地提出了解放区劳动妇女如何进行自身解放的问题。
长诗分三部。第一部着重抒写了妇女在旧社会所经历的不幸生活。三位女人主公荷荷、苓苓、紫金英都梦想寻找一个如意郎君，缔结美满的婚姻。然而在旧社会，妇女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利。在封建包办婚姻的支配下，“三人的心愿都走了样”。荷荷嫁了个40岁的封建富农，在家中受尽婆婆及小姑的刁难，苦不堪言；苓苓的丈夫“二老怪”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娶到媳妇买来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这是老王法”；紫金英嫁了一个患病的男人，新婚半年后即守寡，考虑到“十户婆家九户狠，改嫁是投火坑”的想法，她拉扯着孩子艰难度日，一心守寡。三个女人的形象代表了旧社会劳动妇女所遭受的三种不幸命运：婆媳对立、夫权束缚及守寡，比较具有典型性。在第二、三部当中，时间已指向1937年，漳河两岸成立了解放区人民政权，批判封建思想，倡导男女平等，于是，三位女主人公也开始了艰难的翻身历程。这其中荷荷受到的压迫最沉重，其反抗性格也最坚决。她主动离婚，义无反顾地同封建家庭断绝了关系，并且按照“好成份、好劳动、好政治”的标准重新选择了一位理想的伴侣，缔结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一天到晚“生产的歌声永不落”。苓苓性情温柔，同时其丈夫二老怪只是存在思想问题，于是她便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在姐妹们的帮助下，通过创办“家庭培训班”的方式对他进行教育。二老怪目睹了苓苓的新变化，深深感到“如今的娘儿们不简单”，彻底改变了其顽固态度，夫妻重归于好。相比之下，紫金英的性格最为软弱，故而她的觉醒与反抗也就经历了更多的曲折。她明明知道常来帮助的人“不怀好心”，却无力摆脱，被人骂作“不是货”。她忍辱负重，“人前人后俺低着头过，厚着脸皮偷偷活......”面对她的困境，荷荷、苓苓伸出了援助的手，使紫金英端正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她毅然摆脱了坏人的纠缠，准备走向新的人生道路。
通过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个人物，作者形象展示了劳动妇女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在新时代中获得解放的艰辛历程，以及在翻身后的喜悦心情，深刻揭示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帮助之下，劳动妇女才能获得翻身，赢得真正的自身解放。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求她们更多地参加社会生活，从事社会生产。只有经济上彻底翻了身，才有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妇女们要不断克服自己身上残存的各种封建思想和落后意识，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这一点认识相当深刻。
在艺术手法上，《漳河水》成功运用了漳河两岸流行的各种民间歌谣小调，如《开花》、《四大恨》、《割青菜》等。这一点与《王贵与李香香》有相似之处，但较之《王贵与李香香》通篇运用信天游手法，《漳河水》在曲式上又有所发展，它将各种曲调穿插进行，灵活运用，富于变化，并且根据叙事抒情的需要，随时运用不同的曲调表现主人公不同的命运及情绪发展。如《开花》多用于直接抒情和叙事，而《四大恨》则更适宜表现主人公痛诉不幸命运的悲愤心情。在叙事上，作者以三名女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三线平行进行，交错发展，同时又有交叉之处。这样的结构安排使作品在保证中心突出的同时，又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展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作品在吸收了民歌纯朴清新的特点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婉转含蓄的风格，韵味十足，具有极强的抒情性，有力地表现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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