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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张天翼、沙汀的讽刺小说
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号一之，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他是中国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讽刺作家和幽默作家。张天翼自幼喜开玩笑，善摹仿，好讲故事，活脱风趣，富有幽默感。他先后当过职员、教师、记者、编辑，能够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为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一个早慧的作家，在中学读书时就写过一些滑稽、侦探小说，投载于《礼拜六》等刊物。1925年考入北大预科，年底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黑的颤动》，始用“张天翼”的笔名。1929年在鲁迅、郁达夫主办的《奔流》上发表成名作《三天半的梦》后，创作日益丰富，艺术技巧也不断提高。他敏锐、勤奋而多产，在1929至1938年的十年间，创作了短篇小说近百篇，编为十二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追》、《春风》、《畸人集》、《同乡们》、《速写三篇》；中篇小说《清明时节》；长篇小说《鬼土日记》、《齿轮》、《一年》、《洋泣浜奇侠》和《在城市里》。他又是继叶绍钧以后的童话大家，创作了《大林和小林》等不朽的童话杰作。成为当时有名的多产作家之一。1942年以后，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在可望产生更多杰作之岁月辍笔多年。解放后他曾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主编《人民文学》，又有影响巨大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鲁迅曾称誉张天翼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是不无道理的。他的小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题材新颖广泛，把幽默辛辣的笔锋伸向沉闷抑郁的城乡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在别具一格的喜剧世界中展开千姿百态的旧中国悲剧性的社会相，给当时盛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和感伤情调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首先，他的笔无情地鞭挞了小官僚、小政客、劣绅、太太、公子们的自私、贪欲、虚伪和冷酷。《脊背与奶子》写族权庇护下的荒唐无耻。族绅长太爷想调戏任三嫂，逼得她远走奚谷庄，跟上姓刘的情人。长太爷指使任三把她捆绑回来，在祖宗香火堂上公审她的“淫奔”重罪。鞭子把任三嫂的脊背打得皮绽血流，但长太爷睨视着她的奶子。其后又以逼债为名，强迫任三把妻子作抵押，按夜来服侍他。任三嫂装作顺从，骗他到桥头迎接，把他打肿脸，推倒于泥地，连夜与情人逃之夭夭了。长太爷没有因此失去身份，连他红肿的脸也相传是族中出了“淫奔之妇”气肿的。小说便是紧紧抓住淫邪之徒的道德说教和反道德行为的喜剧性矛盾，发出轻蔑而尖刻的笑。此外，《砥柱》、《善女人》、《呈报》、《笑》等篇目也用谐谑之笔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用“礼义廉耻”装饰起来的一个个污秽的“禽兽世界”。其次，张天翼还以相当篇幅鞭挞了小市民包括职员、店伙、仆役、嫖客、流浪汉等的灰色人生哲学和畸零性格。长篇小说《一年》以略嫌松散的结构和偶或夸张过度的文笔，绘下了在裙带风、闲聊风、打牌风弥漫下的官场社会中，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卑下势利及其幻想的碰壁。《稀松的恋爱故事》对主人公庸俗、无聊的性爱角逐予以尽情嘲笑。而《包氏父子》则是这类题材中脍炙人口的一篇。作品中的老包是一个公馆的门房，他当了三余年的仆役，唯一希望是儿子包国维从洋学堂毕业出来当官，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改换门庭，自己也当老太爷。为此，他不惜血本，攒钱借债送儿子去学费昂贵的学校念书，为了满足儿子，他甚至去偷主人家的头发油。然而父亲可怜而执迷的梦却为儿子的轻浮无用所粉碎，小包虚骄愚妄，对读书毫无兴趣，两次留级，最后终因打架被学校开除，老包也在这一打击面前昏了过去。可以说老包的“望子成龙”观念，是旧家族观念和幸福观念混合而成的习俗文化心理。作品将社会讽刺、道德讽刺以一种活泼的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探究了老包悲剧的客观社会根源。
抗战爆发后，张天翼由沪返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创作不多，却显示了他讽刺小说艺术的新发展。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和《新生》结集为《速写三篇》，揭露了抗战初期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阴暗面。《谭九先生的工作》塑造了在一片抗战声中假公济私和投机分子的形象,《华威先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国民党“抗战官僚”的典型。《新生》刻画了对抗战失去信心和热情的颓废分子的形象。《速写三篇》标志着张天翼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才华的新发展，其中《华威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颇负胜名的讽刺名篇，诱发了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能否进行“讽刺与暴露”的论争。它是一篇敏锐深刻地切中时弊的明快速写，当一般作品尚在对抗战进行热情鼓动之时，他以喜剧的敏感反省抗战主体自身，直接影响了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华威形象是富有个性而高度典型的形象，他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庸俗卑劣，对抗战工作“包而不办”，压制、破坏各阶层的抗日活动，是一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的官僚政客。
张天翼认为“笑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他曾刻意向鲁迅学习，使其作品以精炼的语言、冷隽的笔调来表现一种深刻的讽刺--“含泪的微笑”，风格独特。他善于把握喜剧艺术的节奏和速率，简单明快，鲜明跳跃，给人以有别于悲剧深沉感的喜剧轻松感，是三十年代小说领域当之无愧的喜剧艺术奇才。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他也是本时期出色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家之一。中学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喜爱新文学。1929年到上海后，与昔日的同班同学艾芜相遇，一起探讨文学上的问题。1931年11月，他们就小说创作的题材问题向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很快回信告诉他们：“无论他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同时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基于对鲁迅意见的理解，沙汀开始写作反映“现代潮流冲出圈”内生活的作品，并逐渐把笔锋转向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小镇的生活描写，显示出他的沉郁、凝重、含蓄的“川味”小说特色。
沙汀自幼年起，饱尝家族中人的欺凌，深味世态炎凉，成年后又得经常出入县城和乡村之间，对于四川农村社会与地主豪绅、帮会组织的情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1935年沙汀重回四川故乡时，他才发现川西北农村的沉闷、阴郁、充满人间悲剧的人生形式，才是他选材的最佳源泉。于是他发现了生活，也发现了自我，终于在西北农村的乡风民俗、积弊痼疾中寻找到自己得天独厚的艺术与生活遇合的沃土。他陆续写出一批反映四川题材和人物的短篇佳作，包括收入《土饼》集、《苦难》集、《兽道》集的部分作品。作于1935年1月的《丁跛公》副题为“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全文洋溢着一种甜酸苦辣兼备的嘲弄意味，刻画了一个煞费苦心地往上爬，又狼狈不堪地屡屡被挤到钻营的泥潭中的乡村杂役。丁乡约原先并不跛脚，只因年青时随跛子父亲肩着蓝布褡裢，翻山过地派税收款，既承袭了父亲的职务，也承袭了父亲的诨号，他凭着哥老会会员的身份，能够逼得小粮户上吊，凡事办得顺手；人却显得和气乐观。他最大的苦恼是许多连他都不如的人，却已盖房娶妾，“只有他依旧穿着粗布大褂，守着一个贴着太阳膏的女人”，数年前他曾想私藏逃兵的一枝枪，以壮腰杆，却受团总的一番训斥，直到儿子到邻县当了营长的马弁，才被人恭称为“老太爷”。福兮祸兮，当他向村民勒派奖券款时，自己捞到一张中奖的奖券，但奖金已被团总周三扯皮吞蚀，绑匪闯进丁乡约的家，搜不到巨款，怒而把他的右脚踝骨打碎，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丁跛公”了。作家以喜剧的情趣，尽情地揶揄着一个在邪恶竞赛中永远落后的狗腿子式的人物。而《凶手》、《在祠堂里》、《兽道》诸篇，则以善良人们的不幸遭遇，揭露出黑暗势力令人发指的兽性。沙汀的这些早期作品，文字简洁，讽刺辛辣，并具有浓郁的四川风土人情气息。
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的沙汀决心用小说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其创作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政权，揭示了国统区黑暗、丑恶、腐败的现象及其根源。《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联保主任的消遣》、《替身》、《在其乡居的茶馆里》等，就属于这种类型。此外，还写有被称为“三记”的长篇小说《淘金记》（1941－1942）、《困兽记》（1943－1944）、《还乡记》（1946）等。《在其香居的茶馆里》标志着沙汀小说艺术上的成熟，也是历来为人称道的作品。小说叙述的是川北回龙镇因兵役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闹剧。在国统区抽丁和征粮是国民党政权和土豪劣绅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两条绳索，同时又是这些丑类相互倾轧、进行肮脏交易的筹码。在这幕丑剧中，联保主任方治国和土豪劣绅邢幺吵吵因抽壮丁的问题由吵骂而大打出手，回龙镇所有的头面人物也都粉墨登场，作者把县长、联保主任以及土豪劣绅等各色人物都放在暴露与讽刺的哈哈镜前，从根本上揭露了国民党政权兵役弊政的腐朽黑暗及不可救药，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概括力。
《淘金记》是作者“三记”中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曾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1939年冬四川农村北斗镇的流氓恶霸、官僚政客和破落地主间为争夺筲箕背金矿的开采权事件为线索，集中描写了他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清晰地勾画出一个阴森森的如同地狱般的黑暗世界。金矿在地主婆何寡母家的坟山上，她宁可不要金子，也要保住何家的风水。开金矿的流氓头子林幺长子、依附于地方上层势力的恶霸白酱丹，背着何寡母动手挖金。何寡母虽依靠哥老会的力量制止他们，但白酱丹联合联保主任龙哥，排斥了竞争对手，夺得金矿的开采权。但此时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所掀起的市场投机的风浪，却使淘金已不再是最赚钱的行当，使他白忙了一场。作品在这个充满讽刺和喜剧意味的故事中，精心刻画和展示了性格各异的地主阶级的群丑图。
沙汀是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以焦虑而沉着的眼光，捕捉内地小镇乡村暗淡无光的人生色调，在题材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典型情节和独特生动的细节，塑造了众多反面讽刺形象，写得最成功的是农村基层反动政权中的保长、联保主任、乡约、师爷等，达到了反映现实的尖锐性与喜剧性的完美统一。与张天翼主观因素强烈的讽刺不同，沙汀的小说将讽刺融于客观、真实的描写之中，具有客观冷静的特点。小说善用白描手法，长于组织人物语言，创造了具有民族化和地方色彩的独特风格。[作品选析]
华威先生张天翼
《华威先生》发表于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1期，后收入《速写三篇》。是张天翼讽刺艺术步入成熟的佳作。关于它的创作，作者曾回忆说：“抗战初期，我在长沙搞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有三个部，部长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要来争领导，要争作部长，当了部长不干抗日的事，因此斗争很尖锐。那时茅盾同志主编《文艺阵地》，要稿子，我有感于此，一天赶成了这篇《华威先生》。”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华威先生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他消极抗日，积极抓权，言行相悖，不遗余力阻挠和破坏抗日群众运动。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之时，华威先生首先“顺应时代的潮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积极抗战的爱国者、领导者。他一边声明着自己“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点。”一边却不停地叫喊着“忙”，时间不够支配。但实际上，这位“抗战要人”什么具体的抗战工作都不干，还要千方百计地阻碍别人干。他的“忙”，只是为了尽可能地控制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和他们的抗日活动，坐着跑得像“闪电一样快”的包车，每日里赶来赶去，蜻蜓点水式地参加每一个抗日团体的会议，发几句空洞干瘪的指示，余下时间，则全部忙于“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值得注意的是，华威先生不但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而且每发言必强调“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实质上，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一切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为此，他反复强调“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事情就会变得“很危险，很危险”。显然，这是针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的形势而发的反动谬论。因此，革命群众很快识破了他的阴谋，摆脱了他的监视。
整篇小说艺术构思新颖独特，富有深度。作品看上去缺乏中心事件，但从“华威先生”为题，以华威的行动为线索，连缀着深蓄时代特征的场面，提炼截取了几个典型的生活片断加以集中描写，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作为抗战时期最早揭露国统区阴暗面的讽刺名篇，小说还成功地运用了夸张、对比和重复的手法，对人物做漫画式的刻画，收到了幽默滑稽的喜剧效果。
[作品选析]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发表于1940年，是沙汀享誉文坛的一篇力作，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作品恰如一幕精心结构的绝妙的讽刺喜剧，淋漓尽致地揭穿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在兵役问题上的黑幕，尖锐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大后方”豪绅集团的横行不法，以及他们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尔虞我诈，营私舞弊的丑恶面貌。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写一位新任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制度，回龙镇联保主任方治国信以为真，匆忙向县兵役科告密，致使土豪劣绅邢幺吵吵已经缓役四次的儿子被抓壮丁送进了县城。邢幺吵吵也以为这回要玩“真格儿”的了，他一面请自己的大哥在城里疏通，一面到茶馆里找方治国大吵大闹，终到大打出手。正闹得不可开交，探听消息的人回来报告说：邢幺吵吵的儿子已经放回。“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不过一场虚惊。
小说集中刻画了两个反面人物形象。联保主任方治国，是一个“两眼墨墨，见钱就拿”的家伙。刚上任时，因为不懂官场上的窍门，吃过亏，垫过钱。但时间不长，他就机灵起来了，通过回扣黑粮和卖壮丁，尝到了捞钱的甜头。三年前竟也得了县长馈赠的“尽瘁桑梓”的匾额。他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软如绵羊，在贫苦百姓面前狠如老虎。而“火炮性子”的邢幺吵吵不仅是地头蛇、土光棍，他还有着强有力的后台。他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分子。他有恃无恐，不忌生冷，“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活脱画出了这个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不顾一切的泼皮无赖的形象。
《在其香居茶馆里》堪称一篇有独特风格的作品。首先是写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茶”。先是邢幺吵吵的指桑骂槐，以守为攻和方治国的忍气吞声，以软为硬，继而是双方妥协。但因为方治国不承诺将邢幺吵吵的儿子从县里赎回来，矛盾激化，双方大打出手。这场“讲条”，由“讲”发展到撕打，构成了一幅群丑跳梁的亮相图，真是出人意料。其次，高度集中的场景和必要的追忆回叙相结合。茶馆是各种人物会聚之所，加上邢幺吵吵的预先布置，作为小说故事发生和展开的特定场景，是再集中不过的了。但争斗的是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当权派两方，他们讲的话有些是闲人们听不明白的，说的事情是闲人们不明底细的，因此采取必要的回叙或补充，就能使闲人们（包括读者）听得清楚，看得明白，而整个作品也就达到了结构严谨，线索分明，矛盾冲突尖锐、明晰。再次，运用冷静、客观的描写手法，通过人物互相攻讦的方式，使方、邢二人现身说法，从性格的冲突对比中，使他们各自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广众之中。方治国软硬人的性格特点，邢幺吵吵不忌生冷的骄横恣肆之态，跃然纸上。
此外，闻其声如闻其人的人物对话，明线暗线的相互交织，虚与实的结合，巧妙的构思以及高超的讽刺技巧的运用，既使作品情节生动，波澜起伏，矛盾尖锐，又能绝处逢生。最后在异乎寻常的结尾中，引发出更多、更深的联想。
第二节 艾芜的下层人生小说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省新繁县人。1919年考入新繁县高等小学，由于校长是“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侄子，得以自由阅读《少年中国》诸刊，受到新思想的影响。1925年夏，艾芜因受“劳工神圣”口号的引诱，又因包办婚姻的逼迫，他离家出走，踏上了去南洋半工半读的漂泊之途。他在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漂泊了五、六年，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各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几年间，他多是与商队、马队、小贩、轿夫结伴同行，在昆明当过红十字会所的杂役，在滇缅交界的克钦山茅草地的山家店兼作扫马粪的店伙和家庭教师。流落仰光街头之初，贫病交迫，为万慧法师收留，并在与华侨报社的接触中，开始了初期的小说、散文试笔。1931年因支持缅甸农民暴动被押送回国，不久便参加左联。奇异独特的人生阅历和不断增强的现代意识终于迸射出璀灿的艺术灵感的火花，1935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从而在文坛上一举成名。其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中篇小说《芭蕉谷》、《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江上行》，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荒地》、《石青嫂子》等。这一时期的作品笔调清新明快、朴实自然、富有抒情味。抗战爆发后，逐渐以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取代了早先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可以说，艾芜是阅读了生活这本书之后才开始创作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把自己“历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他注重描写南国风光，描写滇缅边境地区和东南亚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异域情调和旖旎风光，为现代小说开辟了新天地。《南行记》中的八篇小说，都是作者漂泊生活的反映，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存在一个克服苦难、砥砺自我，直面人生，苦志劳形的主体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小说往往采取第一人称，如朋友一般向读者直抒胸臆，这个自我主体形象是一个漂泊的平凡人，又是一个坚韧的苦行者，毫无无病呻吟之态，多有承受苦难的生命意志。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写“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窘迫生活，但“我”仍然顽强地挣扎、奋斗，“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以这样一种受社会播弄，又不向社会屈服的顽强生命力去观照滇、缅地和异邦的“化外”人生，必然发现一个奇特的、令人惊慕又令人悲愤的“世界”。《南行记》写了滑竿头、马头哥、流浪者、强盗、小偷、商贾、走私贩，以艺术家的独特见地，煞费苦心地从这些人物野兽一般的人生外壳中、剖剥出珍珠一般的人性内核来。《山峡中》是南行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也被公认为艾芜早期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我”与以魏老头为首的一伙山贼的相处经过，向读者展示了人生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角落，一群看似残无人性，实则胸襟开阔、豪侠仗义，极富同情心的“山贼”，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作家写的是远离时代大潮流冲击圈的人物，但他对人性的解剖和探索并没有疏离现实的社会矛盾。《松岭上》描写云南西部山家店中一位杂货贩子，这个老人雇“我”当伙计，每晚在油灯下给洋线团里缠进烂布线，白天替他挑着货担，向山村夷人做小买卖，黄昏挑回茶叶和鸦片。他自称一生只有两个“女儿”，就是酒杯和鸦片烟枪，“她们比我的命还贵重”。在对“我”满意之后，愿把一个“女儿”嫁给“我”，任我挑选酒杯或烟枪。可是一位秃头小贩却在背后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杀人犯。年青时给地主当长工，偷米回家养口，却被地主吊打，并逼奸妻子。他便提刀杀尽老爷一家，并杀尽自己的妻子儿女，逃亡出来。不过，“我”很难把这个充满好意的白发老人和那个下凡杀星联系起来。他在做生意时，总是抚摸着围观的小孩的头发脸蛋，与女人讨价还价，全然是一个有趣的老滑头。小说是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中，挖掘人物的精神变态和兽性暴发的，又在他的买卖行为中剖示了那种对女人和孩子并未全然丧失的人情味。但这种久经扭曲的人性又被辛苦和孤独重重包裹着，一心只想着以亦商亦骗的行为，来“养活”自己终生难离的酒、烟两个“女儿”。因此，他看见“我”用好线团向一个上当的年轻姑娘换回杂有烂布线的线团，就笑“我”见了姑娘就变傻了。“我”也就决心离开他，“因为，我以为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的”。小说并没有满足于对于人性扭曲的社会根源和人性扭曲后残灰冷炭的开掘，而是执著追求人性在未来的健康发展的。
艾芜自三十年代正式步入文坛，就展现出了他清新明快、朴美自然，富于抒情的艺术风范。在《南行记》一类极有特色的作品中，他把抒情与叙事，自然与人融合在一起，令人在饱览边陲风光和异国情调之时，获得一种诗画交融的审美趣味。他的前期小说，在人迹罕至的茂朴而疏野的自然中，寻找与都市生活迥然异趣的“原始美”。《山峡中》那伙过着“刀子架在颈子的”生活的奇特的人，就是生存在那块近乎原始苍莽的奇特境地。他的一些作品还刻意写“风俗”，以描摹某种奇特的原始信仰仪式和古老文化沉积的方式，牵动历史和现实，连接乡风和民情。他后期的小说，则渐次从自然明快，奇特酣畅转向了朴实悲慨。在他前期的部分小说中，人是被大自然包围着的，社会家庭的礼法束缚相对地淡化，因而带有一种纯朴而强悍的野性。后期小说中的人，则被重重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裹挟着，拖累着，羁勒着。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更多地变成人的心理情绪的衬托，环境描写也带上了黯淡的世俗，从而实现了他的由明快而悲郁的风格变调。
[作品选析]
山峡中艾芜
《山峡中》是《南行记》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被视为艾芜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前期屈指可数的短篇杰作。
作品以荒蛮凶险的山川江为背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集中描绘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偷盗集团在两昼夜内的行踪，真实勾画出这群被黑暗社会制度抛出正常轨道的人，由于找不到正确道路，被迫过着流浪和偷盗生活的悲惨处境，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们作为正常人的感情世界，从而抨击了扭曲人性的不合理社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阴郁的夏夜，“我”随同一队强盗由市集回到峡谷中破败而荒凉的江神庙。这队强盗有一种残忍的“人生哲学”，作为首领的魏大爷向徒众传授的学问是：天底下对待我们残酷的人多若苍蝇；“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我们的学问”，“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在这里，怯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在那个“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中，这群铤而走险的人扭曲了灵魂，带上强悍残酷的野兽性，从中建立生存的自保系统。魏大爷的女儿，那个整天抱着木头人儿的油黑脸蛋的年青姑娘野猫子，她和“我”在集市上人假扮农民小夫妻协助同伙偷盗，东挑西拣，分散布摊老板的注意力，又把祸水引向小黑牛，使布摊老板只顾毒打小黑牛，而造成其余同伙大下其手的机会。这个老实而苦恼的农民小黑牛因妻子被张太爷霸占，到这个强盗世界落草，而在挨了一顿毒打后呓语“我不干了！”想重新回到张太爷为非作歹的世界。但是，这个对强盗行踪知道得“那么多”的人，是不会被“白白放走的”，“野兽”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系统的，于是小黑牛就在黑夜中被抛进峡谷江流里了。“我”发生了怀疑：“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我”不想再过“吃人血馒头”的生活，而想离开这个强盗群了。第二天，强盗们出去“发财”了，只留下我和野猫子，当她知道“我”有离开的意念之后，就带“我”去耍刀，“我”一刀仅砍进树木半寸多，她却砍进三四寸，问“我”怎么走得脱呢？恰好这时有十几个灰色小兵护卫老爷、太太路过，还盘问“我”的职业行踪，这本是逃离残酷的强盗巨手的好机会，但“我”却和野猫子扮演成走娘家的农家夫妻，使野猫子脱险。于是追求光明的人性战胜了野兽性，在我酣睡之时，强盗们拔营他去，还给“我”留下三块银元。作家用细致而富于变化的笔，真实表现了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既剽悍冷峻又善良淳朴的复杂性格，着重展现了他们不为畸形生活和扭曲人生所掩盖的劳动人民的本性。艾芜很善于刻画人物，往往用不多的笔墨就见出人性。草草几笔就使夜白飞的豪爽侠义，小黑牛的忠厚单纯，魏大爷的深谋冷峻跃然纸上。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主人公野猫子，她勇敢、泼辣、任性、狡黠。在她身上既有窃贼的烙印，又有天真、活泼、善良、幼稚的少女纯真，从而寄寓了作家对这群不幸人们更多的同情和不合理社会的谴责。作品并没有让野猫子们去自觉认识自己的悲惨境地，这更激起人们对其不幸产生同情和怜悯，从而看到黑暗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有多么严重，进而否定它，使它不能存活下去。在艺术上，小说充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情调。这首先表现在主观抒情色彩和人物、故事的传奇性上。当小黑牛被丢进江心之后，作者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既批判了那个毁灭美好人性的社会，也预示了魏老头一伙的悲剧性命运。在大自然近乎原始苍莽的奇特境地：江横索桥，江水咆哮中出现了一群奇特的人，作者没有交待他们的来历，但他们都是被逼才来到这块非人之地，过着刀子架在颈脖子的生活，从而有力地展示主题。其次，表现在环境描写和气氛的渲染上。野蛮凶恶的山水，破败荒凉的神祠，昏黄微弱的残烛，再伴以小黑牛痛苦的呻吟与魏老头钢铁般的话语，不仅为读者描绘出阴森可怖的画面，而且也浓重地烘托了“山贼”的不幸命运，达到了借情出景，借景抒情的艺术境界，为作品增添了迷人的神韵。最后，故事悲剧的展开与山险水恶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水乳交融，既显示了乡土特色，又为作品染上浪漫主义色彩。
第三节 路翎的原始强力小说
在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具有非常充沛的激情和非常浓郁的流派色彩的一个。他是“七月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原始强力小说”也充分显示了“七月”流派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
路翎，1923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原名徐嗣兴，从母姓。路翎是他1940年在《七月》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首次使用的笔名。在路翎二岁时，父亲赵振寰因故自杀身亡，不久徐氏举家迁南京，其母改嫁。外祖父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舅祖父蒋捷三为苏州巨富，此人即以后《财主底儿女们》中苏州首富蒋捷三的原形。后来，由于舅父等人的争分家产，使显赫一时的家境迅速落入困顿，这给早慧的路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37年冬，路翎一家随继父张继东入川，他曾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接触了现实斗争的血腥与残酷，早年就写出了《秋在山城》、《一片血痕与泪迹》等“充实兼有力”的散文作品。他耽读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的作品，并与同学组织“哨兵”文艺社，旋即开始了正式的小说创作。1940年开始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发表作品，很快地路翎便以惊人的才华，迅速成为“七月派”最重要的小说家。抗战期间先后出版的小说有《饥饿的郭素娥》（1943）、《蜗牛在荆棘上爬行》（1944），短篇集《青春的祝福》（1945），长篇《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1945），中篇《嘉陵江畔传奇》（1945）等。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小说有短篇集《求爱》（1946），长篇《财主的儿女们》（第二部，1948），剧本《云雀》（1948），短篇集《在铁链中》（1949）等。
路翎的早期作品，大都反映破产农民、矿工、卖艺人、匠人、商贩等下层人民的生活。他正式开始创作的两三年间，在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家居矿区，看到了矿工们住破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地下矿井，耳闻目睹了矿坑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惨事，“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父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并不着力于对旧社会黑暗生活本身的揭露，而是试图透过这种描写，寻求出“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他深入生活，拨开生活的浮面的东西，钻到生活的深处去开掘。他特别看重存在于人民身上的自发的、潜在的、不可压抑的，来自生命本体的力，就是被“七月派”称作“原始强力”的东西。
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就是矿区题材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者通过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命运的描写，表现了她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藉此去挖掘生活深处的人性的光辉。郭素娥是逃荒遇匪，被衰老的鸦片鬼刘寿春捡来的女人，她强悍而美丽，在矿区摆香烟摊，以赤裸裸的欲望和期许，狂恋着刚愎而狞猛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在战争中经历过火灾和刑场，杀死过跟踪他的伙伴的便衣打手，对恶浊的社会投以恶毒的藐视和严冷的憎恨。他与郭素娥的爱也是“毒辣”的，声称不能“让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又严防拘谨、怯懦的农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于她。他对郭素娥说：“象我这样的男人是一个不顶简单的东西。我从里面坏起，从小就坏起，现在不能变好，以后怕当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阴沉的鸦片鬼家中，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呀！”鸦片鬼刘寿春引来保长和光棍，把她绑架到张飞庙，施以惩罚一个犯罪女人残酷的家族刑法。待张振山赶来想带她乘船去闯荡江湖的时候，她已被流氓烙伤，奸死。张振山点燃了小屋，便远走高飞了。魏海清与流氓恶斗，并在酒馆和新年舞龙赛会上，发泄着满腔的屈辱和悲伤。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作者在这个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中，执意挖掘出蕴藏在人民心中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发反抗黑暗势力的“原始强力”，使人们看到了我们柔弱的民族性深处的“蛮性”。这部小说显示了路翎作为“七月派”小说家的天才。正如胡风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作者“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
紧接着，路翎潜心几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财主的儿女们》。这是一部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全书分两部。第一部从“一·二八”写到“七·七”事变前夕，故事主要写苏州巨富蒋捷三的二儿子蒋少祖对封建家庭的反叛、斗争和颓唐、倒退，以及蒋家的儿女们为争夺家庭财产而展开的斗争。第二部从“七·七”事变写到苏德战争爆发，集中描写蒋捷三的三儿子蒋纯组在动乱的岁月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胡风曾对这部小说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在这部“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的现代中国历史动态”，侧重揭示“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下的波澜和它们的来龙去脉”（胡风：《财主的儿女们·序》）。这部小说写了七十多个人物，除了蒋家的儿女亲戚外，还有工人、士兵、军官、演员、新闻工作者、教员、学生和乡镇市民等。作者着重描写的是蒋家儿女中的两个青年知识分子蒋少祖和蒋纯祖。
蒋少祖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加了爱国运动，但是由于没有背叛本阶级，所以后来又成了反动的复古文人。他十六岁离开家庭，到上海读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大学毕业后和朋友办报纸，攻击旧文化、旧道德，成为蒋家“第一个叛逆者”。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他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认为“时日业已消逝，一切都不可复返，人世底事情一无可为了”，于是他开始消沉、颓唐。他跑到日本结了婚，思想更加消极。“九·一八”的前半年，他回到上海，“一·二八”战争和抗日战争时，他虽然又先后“经历到空前的兴奋和紧张”，主张抗日，筹组义勇军，支持学生运动。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开始渴望安息了。当他取得了社会地位以后，尤其是当上了参政员以后，就完全变得反动了，他为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辩护，对封建家庭，也由决裂变成了妥协，由叛逆者变成了孝子。甚至回到苏州老家向其父作了忏悔，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成了反动政客和地主分子，过着贪图安逸，吃喝玩乐的堕落生活。蒋少祖的反动倒退，反映了中国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封建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纯祖是一个有爱国正义感而又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在少年时，经历了封建家庭崩溃的过程，感到封建大家庭的“幽暗”、“绝望”，萌发了反封建的思想。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毅然离开了家庭，到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此后，虽然遇到过种种挫折和艰难，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只要想起了“不幸的中国”，就好像听到了时代的庄严命令，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蒋纯祖性格中的主导方面，他和蒋少祖在政治上走着不同的道路。但是，蒋纯祖一直背着沉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包袱，在前进道路上迈着艰难的步子。他经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发生动摇，甚至逃跑。他感到周围世界“可怕”、“冷酷”，甚至想到唯有宗教才能够安慰自己的心灵。在人性上，他孤高自傲，喜爱虚荣，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说：“我不同意这个社会里的一切”，“让这个社会群起而攻打我吧！”尽管蒋纯祖在努力追寻出路，但他始终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他的形象说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克服其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他在革命中是举足艰难的。这样的人不但于革命无益，而且毁灭了自己。《财主的儿女们》是四十年代国统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硕果，它具有深刻的意义，是一部成就较高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描写知识分子道路方面，对他的某些缺点缺乏应有的批判，甚至加以欣赏和同情，比如对蒋纯祖的浓厚个人主义、脱离群众、脱离组织和孤芳自赏的思想行为，错误地作为一种“英雄”品格加以歌颂。后来作者对这一缺点有了认识，并作过一些自我批评。
[故事梗概]
财主的儿女们路翎
八十九万言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上卷，南天出版社1945年11月版；下卷，上海希望社1948年2月版），以苏州巨室蒋捷三一家的风流云散为中心，力图反映出“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提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
作品的上卷从“一·二八”到“七·七”事变前，故事中心是蒋氏家族在内外多种力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过程，通过蒋少祖的活动表现了上海、南京、苏州的蒋家儿女的活动及各自的面貌。蒋捷三同原配夫人生有三子四女，即长子将蔚祖、次子蒋少祖、三子蒋纯祖，长女蒋淑珍、次女蒋淑华、三女蒋淑媛、四女蒋秀菊，他还同一个丫头生有三个孩子。到30年代，蒋捷三已积聚了庞大的家财，成为苏州首富。但他已是年老无力，备受地痞流氓的侵凌；他虽以严格治家出名，但偏偏子女不肖，给他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年已迟暮，刚愎乖戾，同原配夫人早已分居，原配夫人则同几个女儿女婿和小儿子蒋纯祖住在南京。他也同背叛了他的次子蒋少祖决裂，蒋少祖同妻子陈景惠住在上海。蒋捷三特别溺爱会写一手好诗文的长子蒋蔚祖，把他视为蒋家的希望。然而蒋蔚祖却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十足的废物。他痴恋着出身于流氓成性的暴发户家庭的妻子金素痕，完全被这个贪财放荡、敢作敢为的女人控制。在蒋捷三和泼妇金素痕之间，围绕着蒋蔚祖和财产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相互争夺。最后，金素痕把蒋家财产抢夺一空。蒋捷三去世了，这个富甲苏州的蒋氏家族也风流云散了，蒋蔚祖疯癫了，他离家出走，最后跳崖自杀。
作品下卷从抗战军兴写到苏德战争爆发，主要写蒋家小儿子蒋纯祖在大动乱中的曲折生活道路和痛苦的心灵历程，期间也穿插描写了蒋家其他儿女在大后方的平庸麻木的生活。蒋捷三的二儿子蒋少祖十六岁到上海读书，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与封建专制的父亲决裂，成为蒋家的第一个叛逆者。可是后来却蜕变成一个好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虚荣、自私、傲慢，一心一意追求个人名利。从蒋少祖手里接过“五四”个性解放旗帜的，是他的弟弟蒋纯祖。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很早就游离于家庭之外，孤独地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他先在上海参加抗战，形式危急时逃回南京。南京陷落前夕，他随难民开始了流浪生涯。在武汉，他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在演剧队里，他受到队里“左”倾领导的打击，与女演员高韵的爱情关系又告破裂，贫病交加，于是，应朋友孙松鹤之约离开重庆，到农村乡镇石桥场的小学教书。在那里，他与同事同当地地主流氓争斗，被迫回到重庆姐姐家中。姐姐家中平庸麻木的生活使蒋纯祖感到难耐的孤独和寂寞。这时，他的肺病已到了晚期，他扶病赶回石桥场，想重新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却终于不能如愿，在石桥场孤独凄凉地死去了。他至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道路和位置。作品第二部辐射面较广，结构上不够紧凑，显得杂乱。
第四节 钱钟书的《围城》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为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他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于1935年和杨绛结婚。同年考取英国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英国语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归国，历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等职。1941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次年，又出版长篇小说《围城》。
长篇小说《围城》写于1945－1946年，其时正值钱钟书困于沦陷区的上海，用了两年的时间，“锱珠积累”地写完。到1949年，连续重印再版。小说发表后，曾受到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但《围城》问世半个世纪来，也经历了“从热闹到寂寞，又从寂寞到热闹”的过程。解放后的30年间，国内一直没有再版。1961年美国出版的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还对《围城》作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围城》逐渐引起了各国学者和汉学家们的重视和好评，特别是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以后，《围城》英、俄文译本首先问世，接着又被译成法、德、日、捷克、挪威等文。在国内1980年11月，《围城》的评论和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围城》所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美和好评，是因为它显示出的深刻哲学意蕴和它作为一部“学人小说”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全书分9章，23万余字，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则古语，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就好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却想逃出来，似此往返，没有了局，表达了一种“忧世伤生”的情绪。作者在《围城》初版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作品中所写的“某一些人物”，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受过洋化教育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上层知识分子；“某一部分社会”，是指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里，由这些人所组成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和他们毫无理想、空虚、无聊而昏暗的生活境遇与人生道路；“基本根性”，则是讽刺这一类人物在病态的、畸形的旧中国社会里所形成的崇洋、自私虚伪、软弱、动摇等性格和心理。这是作者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又是二十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中很有特殊性的一部分人和“个别”的人生场景。在《围城》中，作者以他深切的感悟和高超的讽刺笔法，把这一切都真实、生动、细腻而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力透纸背，堪称一部新《儒林外史》。
方鸿渐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他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里，父亲是前清举人，是江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大绅士。鸿渐还在高中读书时，就随家里作主订了婚。上大学后，受到现代风习影响，眼红别人谈情说爱，也曾“发了几天呆”，后壮着胆子写信到家里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一封来信，又训得他连忙讨饶。后来未婚妻夭折，他快乐之余，又出于怜悯给岳丈去信表示慰问，结果颇得岳丈欢心，出巨款资助他出国留学。这样的出身、经历、教养，使得他成为一个不更世事的纨绔子弟式人物，并造成他虽善良而又软弱、动摇，有些小聪明但却虚浮、无能的矛盾性格。他是个无用的人，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中文的还要到外国留学，本已荒唐，而他到欧洲又混事懒散，“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最后为了满足父亲和挂名岳父的愿望，自欺欺人地买了一纸莫须有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结业回国，连自己也羞于提起它了。在事业上，他毫无理想，得过且过，但社会并没有给他安排好向上的坦途，弄得他屡屡碰壁，最后仍免不了失业。在生活中，他免不了荒唐、孟浪，有自己所爱的人，却又缺乏勇气和果断，一再受挫，后来虽冲进了爱情的“围城”，又在种种矛盾中束手无策。在他身上，有着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秩序的绝望，也有着古老社会和传统精神的影响；有着二十世纪文明的熏陶，也有着对西洋文化的鄙夷。可以说，方鸿渐是时代的产儿，在他身上，反映着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还年轻，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只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的社会“围城”，他们才会有新的生路。
方鸿渐是一个审美内涵极为丰富的艺术典型，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劣根习性的批判。方鸿渐对事业、人生的软弱，被动、缺乏进取，庸懒虚浮，得过且过，就是传统文化铸就的品格。他虽留过洋，但主宰他行为的依然是旧的文化根因，这使读者在中外文化碰撞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小说中除方鸿渐外，还写了李梅亭、韩学愈、褚慎明、汪处厚等诸多“儒林中人”，写了他们的畸形、病态、崇洋、动摇卑劣与堕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围城》确实写出了那些“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它将人物的境遇和社会文化内容相结合，充满深刻的哲理意蕴，显示出它的丰实。
在艺术上，《围城》独树一帜，作者“以小说见才学”，成为一部知识密度相当大的现代讽刺小说。具体体现在：
细腻、深刻、绝妙的心理描写。正如唐所说：“我以为《围城》最大的成功是它的心理描写，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比如写方鸿渐第一次请唐晓芙到外面吃饭。方鸿渐早早来到饭店，却又拿不准唐小姐究竟能不能来，心理焦急而又十分矛盾：“他虽然耐心等着，早已不敢希望。点了一支烟，又捺灭了；晚上凉不好开窗子，怕满屋烟味，唐小姐不爱闻。他把带到银行里偷空看的书翻开，每个字都认识，没一句有意义。”一段文字，几个细小动作，就把方鸿渐此时此刻烦躁和无可奈何，细小而又矛盾重重的情绪和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犀利、深邃、妙趣横生而又令人深思的讽刺，是《围城》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特点。在广泛运用讽刺笔法时，作者擅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心理特点，一切仿佛都是毫不费力，信手拈来的，却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其中又往往凝聚着作者对讽刺对象的透辟认识无情批判和对种种腐朽的社会现象、昏暗人生、丑陋灵魂的满腔义愤和大胆否定。这就使作品中的讽刺不仅幽默风趣，而且犀利、富于某种哲理性，引人深思。比如，作品在叙述了方鸿渐留学过程后写道：“学国文的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既讽刺了方鸿渐一类人的留学观的虚伪，又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崇洋媚外，不尚实际的风尚和社会的动荡。
《围城》的第三个艺术特点是语言精炼生动，善于做丰富贴切而又形象精辟的比喻，有人统计，一部《围城》中所用的比喻的数目，多至好几百条。如作品中写唐晓芙不事粉饰，具有自然美，说“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象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形容孙太太对方鸿渐、鲍小姐的嘲讽时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象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都很巧妙、贴切而隽永，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由于作者是位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素养的学者，所以作品还大量地引用了中外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典故。它使《围城》更像是“学人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小说的普及性，但也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故事梗概]
围城钱钟书
方鸿渐是一位曾在欧洲求学多年的归国留学生。但欧洲的现代教育虽然有先进和知识，却没有给他提供足以信赖的人生理想。他不满当时国内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不以得博士文凭为念。但为了满足父母和亲友的虚荣心，他在回国前夕不得不花钱买了一张假博士文凭。1937年7月下旬，在抗战的炮火声中，方鸿渐带着这张假文凭回到了上海，与逃避战火的父母在上海汇合。在上海逗留期间，方鸿渐又碰见了同船回国的女文学博士苏文纨，并由苏文纨结识了她的表妹唐晓芙，以及报社的记者赵辛楣和新诗人曹元朗等。在淞沪战争的硝烟中，这群知识分子间也爆发了一场情场角逐战。赵辛楣倾心于苏文纨，但这位政务院参议的女公子却有意于方鸿渐，而方鸿渐却爱上了清新可人的唐晓芙，不愿领苏文纨的情。苏文纨恼羞成怒，便在唐晓芙面前搬弄是非，致使唐晓芙与方鸿渐断绝了关系。在报复了方鸿渐之后，苏文纨又抛开痴心的赵辛楣，嫁给了狗屁不通的诗人曹元朗。在情场失意后，方鸿渐和赵辛楣应聘去新成立的三闾大学任教。同时应聘的还有李梅亭、顾尔谦和孙柔嘉。他们结伴而行，一路备历艰辛。终于抵达设在湖南一个偏僻县城的三闾大学。但三闾大学并非清静之地。教师们之间明争暗斗，闹得不亦乐乎。方鸿渐、孙柔嘉等经过一番挣扎才勉强站住了脚。但接着政治流氓行径又开始困扰着比较正直的师生们。政客式的校长高松年和庸俗下流的训导主任李梅亭狼狈为奸。他们强制推行所谓导师制，要求教师随时随地调查、矫正并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这种行径受到赵辛楣和方鸿渐等人的抵制。李梅亭限制教师们的正常娱乐和男女社交，他自己却在镇上宿娼。高松年对中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年轻太太垂涎已久，他怀疑赵辛楣与汪太太有染，便带人捉奸。赵辛楣羞愤难忍，辞职去了重庆。赵辛楣走后，倍感孤寂的方鸿渐便和孙柔嘉率尔订婚，等到新学期开学，校方因方鸿渐房中有《共产主义》一书，便借故将他停聘。失业后的方鸿渐只好偕孙柔嘉离开三闾大学，重回上海。在途经香港时，而人匆匆结婚。
重回上海后，方鸿渐在一家报社任资料室主任，孙柔嘉则在其姑母--某外国纱厂的人事科长手下工作。此时的上海租界地区已成了一片孤岛。在这孤岛般的城市里，方鸿渐更感到拥挤中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家庭成了他唯一的庇护所。但不久他就发现家庭也靠不住。他父母的旧式大家庭使他感到格格不入，而他和孙柔嘉的小家庭也很快就失去了安静。方鸿渐供职的那家报社因抗日言论受到恐吓与警告，他和主编一同辞职。孙柔嘉要丈夫到其姑母手下做事，方鸿渐又看不惯她这位姑妈的洋奴气。夫妻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结果，孙柔嘉离家而去，断绝了与方鸿渐的关系。在作品的结尾，走投无路的方鸿渐昏睡在床上，没有梦，没有感觉，如同一具死尸。这时方鸿渐父亲送给儿子的新婚礼物，一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挂钟从容不迫地敲起来：“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第五节 黄谷柳的城市通俗小说
黄谷柳（1908－1977），原名黄显襄，原籍广东梅县，生于越南海防市，父亲是在越南务农的华侨，母亲是云南河口镇的贫民。自幼家境贫寒清苦。他做过苦力，当过兵，在香港的报馆里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滞留香港时开始发表小说。由于生活困窘，于1931年夏到广东，在国民党军阀陈济棠军队里任职，直到1941年。这长达十年的国民党军队的生活，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再加上和共产党人的接触、来往，思想觉悟逐渐地提高，因此，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队。从1941年9月到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多时间里，黄谷柳先后在广东、湖南和重庆等地的报社、书局工作，并创作了中篇小说《杨梅山下》和多幕剧《碧血丹心》。1946年初，再次携家去香港，卖稿为生，写有电影文学剧本《此恨绵绵》、中篇小说《刘半仙遇险记》等。在创作上，他虽然进行了多种体裁的尝试，但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小说方面，其中长篇小说《虾球传》影响较大。
《虾球传》全书原计划分为4部，包括《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第4部《日月争光》因作者回广东参加游击队没有能完成。这三部分在时间、空间和情节发展方面，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互相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小说以抗战胜利后的香港、广州与粤南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虾球从流浪少年成长为人民战士的曲折过程，也揭露了城市流氓势力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及其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在“五四”以来反映都市生活的新小说中，取材都市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的作品屡见不鲜，而城市流浪少年儿童的苦难生活，城市流氓势力的为非作歹，则是较少被触及的题材。在这方面，《虾球传》的问世是引人注目的。
《虾球传》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优秀作品。作者的笔如同一柄犀利的解剖刀，深入到百孔千疮的旧中国的肌体内部，尽情地剖露了它的腥秽、污浊，展示了它的“霉变”过程。在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到处都有罗网和陷阱，广大的穷苦百姓，随时随地都可能招灾致祸。英国警察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捕殴打普通中国群众。反动统治者庇护下的捞家、烂仔扒手等牛鬼蛇神遍布各个角落。他们或结帮成伙，明抢暗盗，投机走私，设赌骗钱，宿娼狎妓；或为称王称霸、攫取钱财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鬼蜮横行，生灵涂炭的世界里，广大劳苦群众的境地是极其悲惨的。在这方面，虾球一家的遭遇是有代表性的。父亲在十五年前虾球还没出世时就做了“猪仔”去了美国旧金山，多年辛苦积蓄下来的一点血汗钱，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被扒手们（包括他的儿子虾球在内）扒得精光，在忧伤和气恼中发了疯，母亲做纺纱零工，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哥哥在十年前被乡长抽去当兵，害得母亲要跳海寻死，哥哥一去杳无音信。虾球自己，先是在火柴厂做工，工厂倒闭被挤出来；做面包生意，不但经常遭到警察和流氓的敲诈、毒打，而且又在同行的竞争中失败了，不得不流落街头，靠乞讨和扒窃打发时光。对虾球有一饭之恩的可怜的妓女六姑，勉励虾球找一件堂堂正正的工作来做，可是她自己，从八岁就开始找这种工作，到三十岁还没找到，被迫流落风尘，在迎送生涯中践踏自己的青春。在精神、肉体备受凌辱和蹂躏后，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含恨告别了人世。作品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人间地狱的真实生活图景。
香港这样，内地也是这样。长篇在第二部开头一节，对广东的社会现实做了这样的描述：“珠江沿岸，向来堂口众多，土匪如毛。如今战后百业凋零，加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弄得人民求生无路，借贷无门”。上自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下至基层的乡长，几乎无一不是贪官污吏。他们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借内战以肥私。鳄鱼头洪斌转述马专员的话说：“......我们算得什么，比起蒋光头那些跟班来，我们不过是小偷罢了”。层层的压榨，盘剥，造成深重的灾难。广州街头，陈尸累累，沙坪镇上，难童成群。
《虾球传》还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细致而生动地展现了四十年代后期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面。广州工人、学生、市民的反饥饿斗争和乡下人民武装斗争，都得到了形象的反映。茅盾说：《虾球传》是“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的优秀作品。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虾球原名夏球，虾球是从小哥哥对他的昵称。他是一个善良、憨直、勇敢、侠义而又富于幻想的流浪少年。他还没出世，父亲就做“猪仔”到美国，长年杳无音信；母亲在香港当家庭摇纱工，收入不足糊口。15岁的虾球不堪生活的重压离家流浪，走投无路时曾做为小偷、扒手，给流氓头子当过爪牙，他也为此坐牢，被捆绑，遭毒打，一次在船上偷了他尚未谋面的父亲的钱，致使父亲因丢钱而精神错乱，虾球因此猛醒，决心痛改前非，弃暗投明，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成为一名机智勇敢的游击队战士，从为个人求生走上为人民求解放的光明道路。
作者虽然对他的小主人公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喜爱，但并没有讳饰这个流浪少年在旧社会所沾染过的种种污秽。虾球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曾做过扒手，参与“爆仓”，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博。他用抽象的情义、个人的恩怨待人处世，以致为鳄鱼头等人的小恩小惠所迷惑。作者毫不隐讳地描写了虾球思想行为的种种弱点、缺陷，也真实地展示了他在痛苦而辛酸的流浪生活中，特别是在领悟了革命道理、经历了斗争实践之后，逐渐摈弃了不健康的意识和污秽行为的过程。虾球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它告诉人们，在豺狼横行的旧社会，个人奋斗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穷人才有光明的未来。
除虾球的形象外，作品还塑造了其他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鳄鱼头，牛仔，亚娣，龙大副，蟹王七和张果老等，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艺术上，《虾球传》“力求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方向发展”。它较好地继承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但又不囿于固定的模式，而是力求全新。全书三部六十六节，几乎每一部每一节都有所谓“卖关子”，留下悬念，给后面情节的发展做好铺垫。在行文中，有时用“一夜无话”，作为过渡。这些都取法于古典小说。但在情节开展过程中，作品不过多地渲染和铺叙，也摒弃了一些繁文缛节，显得紧凑、凝炼、朴实无华。
全篇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只有一个个片断的联缀，空间和时间的跨度又比较大。作者巧妙地通过主人公虾球和鳄鱼头两条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两条线索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叉重合，既条理清晰，又曲折有致。
人物形象刻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对次要人物，在情节发展的适当时候，集中笔墨介绍。用细节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通过行动来描写复杂的心理状态。用多种对比手法，揭露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
另外，南方风俗的生动描绘，地方俗语的恰当运用，也都使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
第六节 张爱玲的心理分析小说
张爱玲（1921－1995），原名张瑛，曾用名梁京。祖籍河北省丰润县，生于上海。她是四十年代上海洋场小说的主要代表，是在那个充满战乱、血腥、腐朽时代，以其作品征服了上海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有着天才女子的聪慧，也有着传奇性的身世背景。祖父张佩伦是清代名臣，外曾祖父李鸿章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父亲是蓄妓吸毒的纨绔子弟，与其母亲，即西洋化的南京黄军门的小姐不和而离异，致使敏感的张爱玲自小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文，又幻想以写作成名。中学毕业后，1938年她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因为欧战关系，没有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学习。在大学三年时，太平洋大战爆发，她从香港转回上海，开始写作。1943年是张爱玲奇迹般出现在上海文坛的一年，除了《沉香屑》登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之外，又陆续有《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以及一些随笔，见于上海的《杂志》、《万象》、《天地》诸刊。这些作品后来都收集在1944年出版的《传奇》小说集中。1945年，她又出版了散文集《流言》，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女作家。
张爱玲属于40年代的上海，她在那个充满战乱、血腥、腐朽时代，在近乎腐烂的上海大都会日常生活中，读出了“诗意”和“哲理”。在张爱玲看来，上海是传统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奇异的智慧”的产物，是古中国废墟上的一朵奇葩，由此也形成了她特有的“上海人”视角，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察看中国。她一直把视野投注于20世纪初自己所熟稔的沪港洋场社会中，并且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还是相当深刻的。如果说30年代风靡沪港的新感觉派的作家们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的神韵的话，张爱玲则用一种亦古亦今的创作心态描摹了上海这个早已洋化了社会是如何摇曳于灰暗的传统与历史之中，她以她特有的方式来展现她眼中的大千世界，来描摹人间的世俗人情。
言情、或描写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是张爱玲发掘人性和洋场社会情调的基本审美视角。《倾城之恋》是这类题材中的典型之作。它从一个破落的诗礼世家中释放出一个具有东方情调的女性，使之与一个洋味十足的华侨子弟发生恋爱婚姻瓜葛，从而委婉曲折地剖析了不同文化背景养成的人性歧异，也更加道出了对情感与婚姻无从把握的苍凉心境。在上海的破落户的名门望族中的一位离过婚的少妇白流苏，在这个目光也像带着白刃的寒光的大家庭中再也无法立足了，她要到香港待价而沽，将自己“推销”给华侨富商、花花公子范柳原。白流苏的父亲是有名的赌徒，而现在她的女儿也“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一口气”。于是在白范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万象》1944年5月）。但是只有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和安全时，她才从情妇升格为太太。他们在“倾城”中才从调情进入相恋。若此，一个哀艳的传奇故事，在中西文化畸形错综的文化背景中，涂上了一层平凡的灰色人生的基调。
张爱玲善于从凡人身上挖掘“时代的总量”，善于通过描写人的自私、软弱、怯懦、无情来提示时代的驳杂与含混，而人又无法摆脱时代的悲凉的底色。她的人物也常是“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他们总是遭遇着不如意，小烦恼，她把这些细细地描摹出来。她的创作尤其表现了现代都市中女性市民人生的一隅。她的女主人公生活在一个日常的物质生活的世界中，她们打量算计的是衣服、房子、钱、首饰，她们的喜怒哀乐与她们的情欲、嫉妒、虚荣、疯狂紧紧相连。普遍的人性凝定在普通的人身上。《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薇龙是个有过上进心，也想“行得正，立得正”的少女，为了求得“饮食”的生存，却被姑母--荒淫无耻的富孀梁太太作为“男女”调情的色饵，推上情欲的角力场，终于跌入堕落的深渊。她的堕落，从客观上看，似是为了求得“饮食”的生存而被姑母--荒淫无耻的富孀梁太太作色饵的，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导致其堕落的尚有重要的主观因素，即葛薇龙对于好吃好穿好玩这些“普通女孩子所憧憬着的一切”的迷恋，是止不住的欲望，这正是人性的弱点。就这样，张爱玲巧妙地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等，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抓住时代变动给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了乱世时代的特征。
最受称颂的中篇小说《金锁记》是一部关于黄金和情欲的心理传奇。傅雷（迅雨）认为：“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的角度发掘人性，发掘洋场生活本质。小说以淡出的笔法营构经典的故事：主人公曹七巧的出场，已是她婚后五年了。她原是乡下一家麻油店铺的女儿，哥嫂贪财恋钱，把曹七巧嫁到了上海富室姜公馆家做了二奶奶，丈夫是个患骨痨病的残废人。曹七巧虽然起初还生了一儿一女，但不久丈夫瘫在床上病入膏肓。她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她正年轻，需要性爱，便想尽方法勾引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而季泽却是一个寻花问柳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拒绝了她。七巧感到越发悲凉，人性的天平剧烈地倾斜。丈夫死了，小姑子出嫁了，姜家分家了，七巧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是姜家给她戴上的金锁。强烈的没落感笼罩着她，她想尽方法干扰儿子与女儿的幸福，她要让独生女为她殉葬，她以变态的手法来报复命运对她的不公。“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深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里一个最惊心动魄的字眼是“欲望”，围绕欲望的沉沦，张爱玲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这是那个时代的恐怖，是人类古老记忆中的罪恶，成为古中国废墟上的一朵“恶之花”。
张爱玲的小说，以经过点化和自我超越的东方风采，呈现出新鲜而独特的艺术趣味。作家曾经说过她“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她以一枝光润而圆熟的笔，敢于犯传统小说的窠臼而往往能够出其窠臼，交错着新旧意境，杂糅着新旧文采。从所写生活看，她对于人生之世俗层面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投以极大的关注，同时对于人物的深层意识、人性予以剖析；从叙事看，张爱玲的小说大抵是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故事结构完整，但又与传统小说大异其趣，它们不仅是传奇，她的故事是以人、以人性的探索为中心的，情欲的变化，情欲与环境的关系，人物意识的流动，叙事中声、色、动作的描写与人物心理展示的结合，呈现出现代小说的特征。
张爱玲是末期洋场社会仁厚的、悲郁的而又慧心独具的体验者。她所体验的世界是阴沉、迷惘而悲凉的，这是她小说的基本格调，基本色彩。她认为：“美却是悲哀的”，“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就那么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是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她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因而她笔下的时空世界，故事人物、以及她独到的叙述笔调和语言，都是阴郁悲凉的。
语言的华丽、雅致、圆融光润和意象丰富，是张爱玲小说艺术中突出的又一方面。她对语言的颜色、情调、动静和意蕴多有极其敏慧的体悟，写肖像，写口吻、写神态、写氛围，不乏笔致轻灵，才华闪烁，潇洒自如。与她齐名的女作家苏青这样赞颂她：“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她小说的意象丰富别致，具有鲜明的都市特征。她“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这生动地说明了她作为一个出生于都市中人的感觉、联想习惯。自然成了本体，人工物品成了喻体，自然人工化、环境物品化、世界装饰化。这些独特的意象，带来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风貌。
张爱玲并不是一个能够担当“伟大”两字的作家。然而她的影响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而不衰，她以独特的女性化的世俗取向，第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中，展示了时代崩溃与转折的进程，传达出个人与历史、生活与命运等方面的现代内涵，展示了那个衰败时代的苍凉梦魇。这不能不说明她是一个达到了很高境界的文坛奇才。
[故事梗概]
金锁记张爱玲
大约是在革命党造皇帝反的前五年左右，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嫁到了上海有名的姜公馆做二少奶奶。姜二少爷是个害骨痨的残疾人，曹家之所以把花朵般的女儿嫁给这么一个废人，自然是贪图官宦人家的钱财。曹七巧虽然又漂亮又能干，但她的卑微的出身成了姜公馆上下的的话柄。对此七巧只好隐忍着不加理会。她期盼着等丈夫去世后，能分到一笔家产，她就可以领着自己的一对儿女独立门户了。
在这个大家庭中唯一对曹七巧喜欢的是她的小叔子姜季泽。这位风流倜傥的三少爷虽然早就对嫂子动了心，但碍于家人眼目，不敢冒险。所以二人尽管有情，但也只是打情骂俏而已。10年过后，丈夫婆婆都去世了。曹七巧终于实现了夙愿，自立门户了。她紧守着用青春换来的家产，一点都不敢放松。
几个月后姜季泽忽然上门来，向寡嫂倾吐情愫。曹七巧听了不觉心旌摇荡，她可算盼到这一天了。然而，当听到小叔子说到金钱的事时，曹七巧突然怀疑姜季泽--这位荡尽家当的败家子不是借此骗她的钱财吧？想到这里她恼怒难捺，把姜季泽赶出了家门。
对自己的儿女，曹七巧既溺爱又专制。为了把儿子长白拴在身边，她有意让他吸上了鸦片，早早地给他娶了媳妇。但七巧由于自己的生活不幸福，也不能容忍子女的幸福。她故意嘲笑儿媳，使她不敢与丈夫同房，又给儿子讨了一姨太太，以破坏儿子与儿媳关系。这妻妾二人都不堪折磨，先后死去了。女儿长安近30岁了，但由于曹七巧的故意刁难，一直未能嫁人。堂房妹子同情长安，给她介绍了一个归国留学生童世舫。二人都比较中意，总算正式订了婚。但七巧不断拖延婚约后，长安和童世舫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往来，进而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七巧知道后，心怀嫉恨。她瞒着长安约童世舫吃饭。当童世舫来到后，她故作无意地说，长安抽两筒（鸦片烟）就下楼来。其实，长安为了童世舫早已断了烟。但听七巧这么一说，童世舫产生了误会，从此和长安断绝了关系。
30年过去了。曹七巧就这样戴着黄金的枷锁迎来了凄凉的晚年。她用这枷锁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断送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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