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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概况
曹禺（1910－1997），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万德尊在洋务运动中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曾任黎元洪秘书，在家中他营造了封建家庭的秩序和氛围。曹禺少年时代尽管生活很优裕，但父亲封建家长的专制作风，复杂的家庭矛盾与郁闷的生活气氛，都使他感到压抑和苦闷。尽管如此,曹禺在这样的家庭中还是受到了浓郁的文学的熏陶。父亲赋闲在家时常与友人一起饮酒赋诗，而且曹禺的继母又非常喜欢看戏，曹禺从三岁起就随着继母经常看戏，到了青年时代已经看过很多的京戏、文明戏、地方戏，欣赏了许多当时的戏剧名家的演出。这对于曹禺以后走上戏剧艺术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家庭给他带来的压抑和苦闷则成了他创作的心理动因。
1922年，曹禺进入南开中学读书，1925年加入了“南开新剧社”。曹禺在这个艺术摇篮中开始了他的戏剧艺术生涯，演出过德国霍普曼的《织工》，法国莫里哀的《悭吝人》，挪威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以及我国剧作家丁西林的《压迫》等，他的演技受到普遍好评，轰动京津，这也丰富了他的舞台艺术实践，为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8年，曹禺中学毕业，先是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欧美文学的名著，特别是对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更为喜爱，也为莎士比亚、契诃夫的作品着迷，大量外国名著的阅读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基础。
曹禺在这段时间接受到了新的思想，阅读了五四以来的进步书刊，鲁迅、郭沫若的作品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曹禺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剧作表现出同鲁迅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
1933年，曹禺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在大学毕业前夕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1934年7月登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大学毕业后，曹禺考取了清华戏剧专业研究生。但因为他无心钻到书本中去搞研究，而想到外面去看看，于是先到保定育德中学教英语，1934年又应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天津这座北方的大都市里，曹禺深入到三教九流、各色人物汇聚的十里洋场，观察这里各色各样的人的生活，收集了许多创作素材，终于在1935年底完成了又一部四幕话剧《日出》，并于1936年发表于《文学季刊》。发表后就以其深刻的内容，精湛的艺术和巨大的影响而荣获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金”，又一次轰动文坛。《雷雨》、《日出》的相继问世，不仅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剧坛，也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1936年，曹禺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年冬完成了剧本《原野》。这是曹禺一生中唯一的一部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剧本反映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原野》的问世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戏剧创作，活跃了日渐繁荣的戏剧舞台。
三幕话剧《原野》写民国初年农民复仇的故事。剧本通过内外两种矛盾冲突塑造了仇虎的形象。外部冲突表现的是仇虎为复仇而与焦阎王之妻展开的矛盾冲突，内部冲突则表现为仇虎杀人前后的心理矛盾，恐惧和自责。外部矛盾冲突的发展，加深了仇虎内心矛盾的激化，内部矛盾冲突的激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外部矛盾冲突的发展。仇虎复仇的可能对象是焦大星和小黑子，而他们又是无辜的。不复仇，他的心灵无法得到安宁；复仇后不幸者的惨叫，又使他掉进了恐惧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焦母的叫魂声，夜里的鼓声，使他神经错乱。更把他推进到由幻觉营造的恐怖之中。仇虎是愚昧的，他虽敲掉了焦阎王给他戴的镣铐，但却始终无法挣脱精神上的枷索。作者赞扬了农民的反抗精神，表明了作者反对剥削和压迫，主张改变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社会理想。
《原野》中借鉴了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琼斯皇》的表现主义技巧，进行了独具异采的创造，较多地运用了人物的直觉、幻觉、象征等手法，将仇虎思想情绪、复杂心理戏剧化、舞台化。在整个情节的安排上也颇具传奇色彩。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曹禺思想和创作又有了新的变化。1938年曹禺随剧校迁到长沙和重庆，积极投身于抗战，很快就与宋之的合作，以反汉奸斗争为主题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描写了一群爱国青年同日本特务“黑字二十八”及汉奸的激烈的斗争。1940年又写了四幕话剧《蜕变》，意在表现全民抗战中中国“蜕”旧“变”新的气象。
1940年曹禺创作了反映封建大家庭崩溃没落的多幕剧《北京人》，这是曹禺的又一部代表作，也是他创作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北京人》表现了封建世家曾家三代人的思想性格上的对立冲突。曾家是一个坐吃山空、负债累累、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封建大家庭。祖父曾皓是个靠遗产过活的寄生虫，终日满腹牢骚。儿子曾文清是个一无所能的窝囊废，大烟鬼。还有儿媳思懿，女儿曾文彩，女婿江泰，孙子曾霆，他们祖孙三代聚在一起，虽个性不同，但都是一群废物，没有丝毫的光明与生气。
瑞贞是曾家最年轻的一代，无感情的婚姻、繁缛的礼节，凶恶的婆婆--她年轻的生命中这许多的痛苦，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使她无法在这样的家庭中生存下去，最终走出这个家庭。愫芳的觉醒比她要艰难。她是曾家的寄食者，为了她所爱的文清，即使牺牲自己一辈子，也在所不惜。但她终于在瑞贞的劝说下，在人类学者袁任敢的启发帮助下，告别了过去，冲出了黑暗的牢笼，跟着新“北京人”修车工人走向光明。剧中作为汽车修理工人身份出现的“北京人”既是远古“北京人”的模特，又是引导人们走向未来的新人象征，作者赋予他“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文明的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的非常快乐的生活和思想性格。作者这样处理是用肯定过去和将来以否定现在，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力量。
《北京人》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喜剧，作者在剧中不去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外在冲突的激烈，而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在家务琐事的闲谈中，加强了剧作的写实性与人物的内心冲突的激烈，一切仿佛生活的本身一样朴实无华。悲剧意味和喜剧色彩，沉重的叹息和轻快的欢笑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就使全剧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清新而深沉的抒情意味，表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另外剧作还通过过去、未来与现在“北京人”的象征、反衬，批判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
1942年曹禺离开剧校来到重庆，曾先后提任过“文协”理事，刊物编辑和电影厂编剧等职务。他把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成四幕话剧《家》而搬上舞台。曹禺改编的《家》在艺术上进行了再创造。同是反对封建家族制度的主题，侧重点却有了不同，改编后的《家》主要是通过瑞珏、觉新与梅的爱情悲剧，揭露礼教的吃人。为了突出这一主题，曹禺对原作进行了创造性的取舍，使戏剧冲突更集中、尖锐，并且在改编中凝聚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因而使这个剧本有了更强烈的抒情性。剧本《家》为如何将小说改编为话剧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曹禺在《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三期，开始连载多幕剧《桥》。这是一部揭露官僚资本家扼杀民族工业的剧本。后来由于和老舍应邀去美国讲学，未能完成。1947年夏从美国回国后，曹禺在上海文华影片公司任编导。1948年创作并导演了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艳阳天》。这是曹禺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
解放后，曹禺结束了政治上的苦闷时期，以饱满的热情写了话剧《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和散文《迎春集》。
从1933年《雷雨》问世以来，曹禺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无论是《雷雨》、《日出》、《原野》、《蜕变》，还是《北京人》、《家》，每一部剧本都各具特色。在反映现实、塑造人物方面都各具特色。在戏剧矛盾冲突，结构处理，情节安排上都有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屡演不衰。
曹禺半个世纪多的戏剧创作历程，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许多堪称典范的艺术精品，而且向人们提供了如何在继承中国戏剧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吸取西方戏剧艺术技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他借鉴西方悲剧的艺术经验所创作的中国现代悲剧，达到中国悲剧艺术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雷雨》与《日出》
《雷雨》创作于1933年，它是曹禺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雷雨》的故事发生在1894年至1924年间，在北方某城中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发生的生活悲剧，是五四运动前后三十年间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个侧影。
《雷雨》被称为家庭剧，在这个大家庭里，三十年前，周朴园与贫民女子侍萍生下了两个儿子后为与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便逼使侍萍出走，三十年后，两人再度重逢。可命运真是捉弄人，周朴园的大儿子周萍与继母乱伦，同时又与同母异父的下女四凤恋爱，使周萍跌入乱伦的深渊，四凤重蹈了母亲侍萍的覆辙。终于在一个大雷雨的夜晚，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事实被彻底揭开，剧中的人们，经受了最严峻的灵魂的拷打。结果四凤、周冲、周萍相继死去。曹禺在《雷雨·序》中解释《雷雨》的创作时说：“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作者正是怀着愤懑，通过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抨击着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从而诅咒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
曹禺在《雷雨》中安排了三条主要的情节线索：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矛盾；周朴园与繁漪的矛盾；周朴园与鲁大海的矛盾。这三条线索中周朴园处于矛盾的交叉点上。可以说周朴园就是这个家庭与社会的代表。周朴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本家。尽管他早年曾留学法国，受到过资本主义思潮的熏陶，但他毕竟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封建教育，所以在他绅士形象的外表下，浸透其灵魂的则是封建伦理道德。他是一个十足的封建暴君。
周朴园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为了发家，使尽了种种卑劣的盘剥手段。他故意制造江堤出险事故，一次就淹死两千多名小工，赚了一笔断了绝孙的昧心钱。矿山工人罢工，他又勾结官府，动用军警开枪镇压工人，可以说是双手沾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周朴园的家庭生活中，作品更加深刻地表现了他的虚伪、冷酷、专横。在家里他要建立一个“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意志办。为了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他竟把产后才三天的侍萍赶出家门；30年后当鲁侍萍再次出现时，他并不打算认自己的亲生儿子鲁大海，也不让周萍认自己的生母。可见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满足自己封建家长的虚荣心，他几乎毫无缘由地折磨繁漪，强迫她必须在孩子面前做个服从的榜样，把药喝下去。在这个家庭里“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他一生干尽坏事，却要以“仁厚”、“正直”自诩。对他始乱终弃的侍萍，他似乎满怀忏悔，然而当他认出侍萍后，马上恶狠狠地质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其伪善的假面被彻底撕毁，活现出凶残、专横的本性。在他统治下周家成了一口充满罪恶而令人窒息的“残酷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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