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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老舍眼中的“市民世界”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老舍”这一笔名是1926年8月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开始使用的，他是我国市民文学杰出的代表作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皇城一名护军，牺牲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中，此后生活全靠母亲给人缝洗和当佣工的收入勉强维持，这个经历使老舍对北京下层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因而能够成为现代文学中用纯熟的北京口语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铁笔”、“圣手”。1918年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国文教员等，1923年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小铃儿》。
1924年夏，为了谋生，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反映了辛亥革命后2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里市民的际遇，勾画了他们的精神弱点。1929年夏，老舍经巴黎回国，途中在新加坡停留半年，写成《小坡的生日》。
1930年老舍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并创作了大量小说，硕果累累，成为30年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从这时到1937年，他写的长篇小说有《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以及中篇《我这一辈子》和许多短篇。
“七·七”事变后，追求光明与进步的老舍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济南失陷后，他只身奔赴武汉，和郭沫若等发起、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了《抗战文艺》。从1937年到1948年，是老舍政治热情、爱国主义思想和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的重要时期。为了服务于民族革命战争和鼓舞人民的斗志，他既写中、长篇小说，也写话剧、戏曲、鼓书、相声。先后写有《火葬》、《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鼓书艺人》等著名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贫血集》、《火车集》、《东海巴山集》；《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写）等话剧；长诗《剑北篇》等。
解放后，老舍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创作了《龙须沟》、《茶馆》及大量热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文艺作品，被誉为“杰出的语言大师”，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8月24日，老舍因遭受极“左”路线的打击与迫害，含冤逝世，终年67岁。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国民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他在描写市民人生这个题材方面，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以城市市民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的人生足迹、性格、心理，从中揭示社会的黑暗、腐朽，透视出市民思想与情感的优点与局限，从中演绎出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老舍用众多小说构筑起的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和颜悦色、谦恭有礼地把人们带进古老都市的中下层，带进那些别具风味的小茶馆、大杂院、狭窄的胡同和热闹的庙会。他描绘了一个充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五光十色的市民王国，诸如车夫、艺人、暗娼、巡警、教员、职员、拳师、土匪、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和为非作歹的洋奴汉奸，都有栩栩如生的刻画，都市古风、市井俗态无不穷描极绘。而这些市井俗态又在老舍手中得到现代意识的重新观照。
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写得最多最好的是那些传统的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大多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早在英国创作《老张的哲学》的时候，老舍的这种创作定位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小说以老张为线索，以龙凤与李应、李静与王德这两对青年的爱情悲剧为补充，揭露了老张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市侩哲学和无耻行径。什么是“老张”的哲学呢？一个字，就是“钱”，一种以“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哲学：经商、当兵、办学。为了钱，他什么都干。而这个极端丑恶的害人精竟被荐往南方任教育厅长。而之后写作的《赵子曰》中，则写了“五四”时期在北京住公寓的一群大学生生活。欧阳天风是个流氓市侩，和“老张”一样，信奉“名、钱、作官，便是伟大的’三位一体‘的宗教”，“钱就是名，名就是钱”，这两部作品情节都还生动，语言有幽默之风，但开掘不深，揭露或讽刺均较表面化。
比较之下，《二马》题材较新鲜，作品以伦敦为背景，通过华侨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的悲喜剧，表现了老马和小马两代人的思想差异，也通过中英两国思想文化方式方面的比较，解剖了中国的国民性。其中，老马的形象塑造得尤其成功。老马迷信、中庸、马虎、懒散，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是一个“出窝儿老”的典型。他思想封建，尽管在经商却总想做官；自我封闭，生活在外国，却决不接受外面的一切；奴性十足，到处想讨好洋人，这是一个封建文化薰陶下的市民旧知识分子。作品在否定他的同时，也对古老民族的弱点进行了否定。因此从思想上看，这部作品比较深刻，它涉足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的旧中国国民。
1933年创作的《离婚》，标志着老舍创作中的重大发展。它以北平财政所里的三个职员的生活为题材，描写了灰色的市民生活和怯懦、敷衍的市民性格，反映了社会的黑暗。老李是个老实人，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在衙门里当科员。他有理想有抱负，可是在官场上他总是失败，当他在困境中希望得到同事帮助时，却遭到流氓小赵和同事张大哥的敷衍，最终从痛苦中觉醒，抛弃了“衙门”的“肥差”，回到农村重新生活。小赵则是个强人，他什么也不相信，不信教条，没有道德观念，什么也不怕，不怕良心和责任的压力，什么都敢干，可正是这样，小赵生活得逍遥自在，很吃得开，但这篇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张大哥。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小说还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这位“圆通人”处事的准则是：“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两三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这些早期作品虽然流于粗疏，但已经体现出老舍对北京下层社会的丰富阅历，且具备了较为广袤的文化参照系统。即使是《猫城记》，一部带有奇特的科学幻想和寓言色彩的作品，也旨在探讨一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和命运。“我”乘坐的探险飞机坠毁于火星，待“我”苏醒过来，所见的是灰色的天、灰色的山、灰色的空气，一种银灰的宇宙。这里居住着猫人，“猫人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他们把金钱称为“国魂”，以“迷叶”为“国食”，吃得个个筋骨疲软，不思创业。而猫人国的大学教育，唯有校长私吞公款，学生殴打教员的闹剧。他们以迷信代科学，以“大人物”言论作为科学标准......小说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劣根性的剖示，是丰赡广博、淋漓尽致又痛心疾首的。1936年老舍创作并开始发表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这是描写北京下层市民生活的最精采的力作，这部描写人力车夫的长篇小说和他的描写巡警生活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被称为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姊妹篇。而人力车夫和巡警则成为老舍小说中底层市民系列中的一员。这更是人们不可以忽视的，他们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在老舍的市民小说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艺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老舍还出版过《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等短篇集。其中最杰出的几篇就表现了底层市民的生存现状。《也算三角》中的两个兵合娶一个女人，《断魂枪》中当年武艺高强的“神枪沙子龙”，感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了”。《柳家大院》写一个典型的北京大杂院，重点写姓王的石匠一家。因为小媳妇是花了彩礼买来的，公公、丈夫便虐待她，连十三四岁的小姑也欺负她。小媳妇被迫上吊，引起了一场纠纷。事情过后，王家为了给儿子续弦，又准备卖了小姑了。别看她当初欺侮嫂子很是凶恶，等待着她的正是与嫂子相同的命运。这篇作品除了写妇女的悲惨生活，也表现了下层市民的愚昧、不团结。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只是老舍创作中的一个主要系列，它们富有立体感地描写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的具体直观的形态，尽管对这个文化的未来发展方面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但已经显示出老舍对文化改造及发展方向问题的执著探讨了。
第二节 《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创作于1936年，到1937年夏天完成，共二十四段，并从1937年1月起在《宇宙风》连载。老舍说：“这是一部最使我满意的作品”。“因为酝酿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并没感到多少阻碍”。正因为如此，使得这部反映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思想、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品所揭示的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作品通过祥子追求个人理想的“三起三落”的过程和走向堕落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它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尖锐地提出了城市劳动人民如何争取解放的重大问题。
《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的形象。祥子是进了城的农民，他用老实农民的眼光看待城里的一切，用谋求个人发家的劲头来攒钱买车。他拼命出卖劳力，像一只“饿疯了的野兽”般地抢生意，生活过得极端的勤俭节约，甚至忍饥挨饿，在城市的花花世界面前毫不动心。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心理被描写得十分准确，他那么勤劳、淳朴、善良，连阿Q那点狡猾也没有。但是，这么一位纯朴可爱的青年，在黑暗的不公平的人世间，却被剥夺了作人的权利，变成了一个使人厌恶的丑类，一个吃喝嫖赌，掏坏耍赖，“没有了心”的真正的鬼，一头没有思想的走兽。作品通过祥子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希望、奋斗、幻灭”的三起三落的生动描绘，揭示了祥子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把祥子由人逼成了“鬼”。“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正是这些兵匪特务，社会渣滓，夺走了祥子的车，毁了他的理想，吞噬了祥子的灵魂，摘走了祥子的心，使祥子由人蜕变成了兽。作品在描述了祥子变懒，变成不讲理的“刺儿头”之后，作者点明，“穷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在描述了祥子眼睁睁地看着虎妞难产而死的悲剧场面之后，作者启示读者：“愚蠢和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祥子所走的个人奋斗的道路，是造成他的悲剧命运的主观因素。祥子是个城市个体劳动者，他的要强好胜的心胸是与他那小生产者狭小的眼界分不开的。他为自己描写的蓝图是没有别人在内的虚幻的个人小天地。他的挣扎，反抗是盲目的、孤立无援的个人奋斗。他不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只能像盲人骑瞎马一样的苦奔，在黑暗中摸索着个人的路。他也曾从老马、小马身上看到了自己，模糊地有所醒悟，但是这也只能更加促使他拼命的赚钱，早一天实现他的理想。因此，在他受到社会的迫害时，他无法解释清楚，只好归于命运，以“我招谁惹谁了”进行自我宽慰。正是这样一种狭隘的追求，把他紧紧地束缚住了，他的个人奋斗不过像老马所揭示的那样：“干苦活儿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子逮住，用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祥子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不但没有“飞起来”，反而堕落下去，成了“末路鬼”！
祥子的堕落也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品多次细致地描写了祥子在每一次遭到打击之后，心灵深处展开的剧烈的搏斗。这是要强和不要强，做人还是做兽的拉锯战。第一次丢车后，祥子就不由地想到，“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就公道些。”有时候，他看到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但这时他买车的心火未灭，希望还在有力地鼓舞着他。他觉得自己设若一旦忘了买车的理想，就变成了“只是个会跑的畜生”。不，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畜生。第二次丢车后，祥子已彻底怀疑自己要强的心胸：“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有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这样想着,他就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希望的完全不同了。”但是，他毕竟还是没有甘心被削成“坏嘎嘎”，因为虎妞给他买的车，使他还存在着“拉车挣钱吃饭”，不依赖任何人的幻想。直到虎妞死去，像生命一样宝贵的车丢失之后，祥子的魂也就随之飘散。虽然对小福子的爱曾一度燃起他生活的勇气，但这种回光返照似的热情，在得知小福子的死讯后，立即化为灰烬。多少人生的经验在祥子心中铸成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走呢？”于是祥子那要强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不再有任何希望，任何追求，“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祥子堕落了。
祥子与虎妞的结合，是祥子悲剧的另一种催化剂。虎妞的特点是泼辣、粗俗、自私又有心计，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病态的产儿”。因为天生相貌丑陋，刘四又怕嫁她或招婿会使家产落入他人之手而不关心她的幸福，致使虎妞失去了青春，成了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加上长期与车夫打交道，没有接受良好的教养，结果使她养成了男性化、粗俗化的独特个性。她爱祥子，是觉得他年轻、健壮、老实又能吃苦，于是她使计乘祥子失落时勾引他。最后迫于无奈，祥子只能与虎妞成婚，被虎妞控制着，整天陪着她，即使祥子执意要出车，也规定祥子用半天时间陪她......尽管虎妞对祥子不乏真情，但这种自私的控制，使祥子“成了家就没有了自由”，丧失了人格，自尊与自信也消失了，祥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与生活的无望，最终失去了自己。
《骆驼祥子》的艺术，在老舍作品中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以明确单纯的情节结构，展现了具有深广社会意义的车夫的生活。作者自始至终都把眼睛紧紧地盯着笔下的主人公祥子。老舍说：“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所有写到的其他人物，都“因祥子而存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收获》1979年1月号）。祥子的命运便是全书的中心线索。作品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中心，一切围绕着祥子和他的车，通过祥子与兵匪，祥子与侦探，祥子与车厂主，祥子与虎妞等关系的描述，从各个侧面表现祥子的性格和命运。在众多的人事纠葛中，祥子与虎妞是最为强烈的一条线。一些次要角色，无论是刘四、曹先生、夏太太、二马祖孙、孙侦探等，都围绕着祥子的命运而出现，都服从于祥子形象的塑造。这种构思方法是比较坚实的。《骆驼祥子》中众星拱月地突出了祥子的形象，同时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虎妞、刘四等，也塑造得相当成功。同样围绕着祥子，描写了车厂、茶馆、大杂院、白房子，描写了军阀战争、工人的受剥削、进步知识分子的受迫害等等，让人看到了十分丰富的、有浓郁故都色彩的社会画面。
幽默、朴素又富有北京地方味的语言是这部作品的另一特色。老舍是幽默大师，早期的作品往往是刻意幽默，写《骆驼祥子》时决心不用幽默，但作品依然有这种风格，如对吝啬而善骂人的杨家，把蛮悍的张妈“收做了亲军”的描写，对虎妞逼祥子喝酒，那“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祥子脖子下走去的描写，等等。但全书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在语言上，作品以朴实明畅的语言，代替了过去有时失之油滑的诙谐。由于作者能从容地调动北京的口语，就使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恰当，活泼的味儿”，像“招呼吧，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之类的北京地方语言，不过老舍不是一味地追求北京味，而是语因人异，既地方化又人格化。
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小说的又一特色。祥子沉默寡言，不与人交际，“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议论”。这种性格，使老舍只能用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内心世界，高妈鼓励祥子放帐，利益使祥子心动，可做起来为难；一是面子上事，自己求别人，“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祥子终因性格的局限，没敢走这条路。
《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生于四十年代后期完成的长篇巨著。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一百章，八十余万言。它描写了从1937年“七·七”事变和1945年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这八年间，北平城小羊圈胡同以祁家为中心十几户人家、一百余人的心理和遭遇，倾吐古都人民的亡国之痛，亡城之难和不可征服的民族魂，气魄宏大而抒写从容，人物众多而面目清晰，文字平易而文气沉郁，确实是一部笔端蘸着民族的和作家的血写成的“痛史”和“愤史”，同时这种控诉又不是肤浅的，作品对侵略者进行无情鞭挞的同时，又为民族的积弱进行扶心自食式的文化反省。
作为“四世同堂”的祁氏家族长者的祁老人，他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看见过八国联军进北京，看见过清朝皇帝退位，看见过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在那乱世之年，他仍然保留着中国的古老传统和风俗习尚，“逢年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求消停停地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他“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漫长的生活经历，狭窄的市民阶层生活的圈子，使他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的思想方式，铸就了他固执而自恃正确的性格。依他的经验，“北平是天底下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便诸事大吉”。因此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依然如法行事，让孙媳妇韵梅准备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甚至可笑地认为这次日本侵略中国，大概是“看上了芦沟桥”上的“狮子”，因为日本爱占小便宜。直至瑞全不辞而别，钱默吟被捕，自己的生日因时局动乱没过成，这才感到有些苦闷。这些思想行为反映了故都老一代居民守旧、愚昧、怯弱的特点。此外，我们从祁老人的长孙祁瑞宣，从李四爷、小崔、孙七、刘师傅、程长顺、方六这些个体劳动者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市民性格的许多弱点，他们为了自家的安全和活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惶惑中偷生。
作家不仅以沉痛的笔调如实地描写了北平市民性格的弱点，而且也以欣喜的心情，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逐渐觉醒和反抗。一向不懂时事的钱默吟，面临亡国的危境，也一身正气，不甘忍受屈辱，即使被捕、坐牢、被严刑拷打，也决不失节。一心只想安度晚年的祁老人，也终于从旧轨中脱出，愤怒斥骂当了汉奸的二孙子祁瑞丰，特别是当后来他的曾孙女小妞因吃了“共和面”而惨死时，他怒火万丈，要豁出命去找日本人算帐。长期矛盾痛苦的祁瑞宣，也终于找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利用教书以隐讳的方式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思想，后来还直接从事抗日活动。即使是清朝侯爷的后裔小文夫妇，也敢于同侵略者相拼，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说明，背负着沉重精神负担的市民阶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抗战炮火的洗礼中，不断清除精神上的污垢，逐渐摆脱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同民族解放的洪流相汇合。
这种文化剖析和反省，是充满民族正气、现代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的。这种开放式的思想特点，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构思。这部巨著笔墨舒展而结构严密。首先，三部一百章皆方寸不乱地环绕着小羊圈胡同这个核心，而且有四世同堂的祁家作为核心的核心，使整部作品气聚神圆。其次，每章的开头，经常紧扣着战局的变化，描绘古都年风节俗的荣衰，在章与章之间形成一种结构性的韧带，前后呼应，一气贯通，使作品的肢节之间运转灵活而绝不脱臼。这种胡同、家门，这种年风节俗，都是极易沉淀文化心理的河套港汊，它们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既婉转曲折，又和谐浑融。
第三节 老舍小说的独特风格
老舍的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所创立的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炼、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贡献。
“北京味儿”是老舍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可以说，老舍用几十年的苦心孤诣和辛勤耕耘，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京味儿”一代风范。这种风格远承《红楼梦》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旁收英美文学的立体视点，近取“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和民族精神，使动乱年间北京城焕发出了她文化积累的勃勃生机。“京味儿”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儿”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其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老舍笔下的人物都是北京市井最普通的人，从车夫、棚匠、说书的、唱戏的，到普通教书匠、老妈子、巡警......可以说，北京劳动人民从事多少行业，老舍笔下就有多少种身份的人物，老舍几乎写遍了北平的五行八作，因此他的作品最无愧于“平民性”这一美称。虽然每一个历史风云变幻时期北京都不乏叱咤风云之士，然而真正要寻找北京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文化形态，却的确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普通人身上，这是老舍的明智之处。与此相应，老舍也不把笔触放到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而是着眼于普通人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那些平凡的小事上。比如《骆驼祥子》讲的就是一个普通车夫总想买一辆自己的车的故事，《四世同堂》虽然放在华北沦陷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但写的却是时局下的北平百姓怎样过着日子，酱买不买得着，粮食够不够吃，学生课上不上等等。《月牙儿》、《柳家大院》更由一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事件串成。凡人凡事却未使作品变得凡俗，凡人的情感和感受才真正代表一种普遍的、大众的情绪，老舍写民国、写抗战，都用普通人的心灵去体验去感受。因此，自“五四”而形成的“简洁、淡雅、风趣”的所谓“北平风度”，到老舍这里得到了深化，因为“京味儿”在老舍已不仅是趣味范畴的事，而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武器，老舍在艺术上的一切追求都是出于真实反映北京社会生活的需要。经过老舍的不懈努力，“京味儿”已不仅是士大夫或没落文人玩味的对象，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可以说，是老舍的作品确立了现代京味儿文学的完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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