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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茅盾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生长在一世代读书的家庭中，父亲沈永锡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30余岁即不幸病世。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的妇女，茅盾说：“我的第一启蒙老师是我母亲”。在开明的家庭教育下，茅盾博览群书，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茅盾的家乡是一个明丽的水乡。然而，在他少年时代，这里便是“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茅盾在民族忧患的岁月中成长，也体察到了中国人民寻求真理拯救国难的社会使命。时代的风云和乡土的母题，构成了他日后的创作的重要内蕴。他向往自由、民主，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1913年夏，茅盾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大学时代的生活扩展了他的视野，使他开始把中国文化的熏陶同世界文化的新知识融汇起来。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预科毕业。但由于生活窘迫而辍学。同年8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任文学编辑，并开始了文学活动。在以“科学”、“民主”为大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17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不仅编写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大槐树》等十几种童话寓言故事，还发表了鼓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论文。茅盾一踏进新文化思想论坛，就显示出青年思想启蒙者的特质。
1920年前后，茅盾正式致力于新文学运动，年初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第一篇文学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不久又发表了《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文学与人生》、《社会背景与创作》、《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等文，这些文章鲜明地表露出他后来努力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其基本点是：
他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封建旧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与消遣的工具；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强调文学要注重社会背景，反映现实人生；他主张文学要有正确的思想为骨架，要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1921年他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并由他接编和全部革新《小说月报》，使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和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茅盾早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1921年他在参加发起并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同时，还在上海先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筹建和早期工作，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革命文艺家。1923年茅盾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并亲身经历“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前后，茅盾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标志着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发展到无产阶级文艺观的新阶段，反映了革命文学初期理论建议的最新成就。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修正了过去文学应表现人生为“全人类的生活”的含混概念，肯定了文学的阶级性，“文艺应描写‘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等等。文章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内容、形式、性质、范围以及文学艺术的继承创新等问题，都做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是“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而创造的一种适应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属于统治者地位的世界）的艺术”。并指出，无产阶级艺术之完成，有待于内容的充实，亦有待于形式的创造“。尤其可贵的是，文章在当时就指出了苏联文学的某些局限与不足。如他说，”仅仅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作品不能就算是无产阶级艺术“，他认为苏联文学创作的”题材的范围太小，只限于劳动者的生活，没有其他生活经验，而对于过去文学常用的家庭问题，人心善恶交战等，不敢涉及，这都是不全面的“。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茅盾强调二者的统一。为此需要创造新形式。但是他认为，艺术形式是技巧堆积的结果，是过去无数天才心血的结晶，在后人看来实是一份宝贵遗产，应”先利用已有的遗产，不足则加以创新“，文章还特别指出，”这样做并不会辱没了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身份“！茅盾的这些文艺观点，似乎提前几年就预见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偏颇，实在难能可贵。
1926年茅盾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革命政党的会议并做宣传工作。”中山舰事件“后回到上海。后赴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编。革命实践为茅盾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
大革命后，茅盾的文学活动主要转入了小说创作。1927年至1931年间的茅盾早期小说创作，在广阔的时代背影上展现了”五四“前夕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描绘青年知识分子从彷徨到走向工农斗争的艰难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在白色恐怖中离开武汉辗转回到上海，于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创作出以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轰动一时的三部曲式长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后合称《蚀》）。
茅盾是以长篇小说《蚀》开始小说创作的。时代的风云和革命的实践，赋予他的创作以血肉；而文学的功力则使他出手不凡，显示出大家风范。小说发表以后，引起广泛的反响。茅盾作为小说家的地位，从此被肯定下来。
《蚀》是茅盾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茅盾这个笔名。小说反映了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痛苦、悲愤、迷惘的思想感情，融入了他对知识分子革命道路的深沉的思索，迅速真实地展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剧变期的思想动态与心灵历程。在小说中，作者冷静地描绘了现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牯岭到东京》）。《幻灭》的背景是北伐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大革命的浪潮，曾激起了广大被压抑、处于苦闷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他们倾慕革命，具有追求光明的冲动力量；但是，他们却崇尚空谈，行动往往犹疑不定，在实践中常因个人得失、好恶而裹足不前，因此也常常处于幻灭的悲哀之中。《幻灭》中的静女士便是这样的女性。她充满了”革命“的幻想，但在母亲的怜爱和教养中又形成了怯弱、游移、多愁善感的性格。因此，她的那种仿佛明天就是黄金世界的”革命理想“一触到复杂的现实便很容易破灭。她厌恶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上感到幻灭后，怀着憧憬来到革命的中心武汉，她连续换了三次工作，她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处于幻灭的悲哀中。她渴望在爱情中寻求寄托，但”每次期望，结果只是失望......结果只加多你的痛苦失败的记录。“《动摇》与现实生活贴得较紧。作品直接地把剧烈的斗争生活组合在艺术构思中，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作品的背景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作品的情节是在武汉附近一个县城里展开的。主人公方罗兰是国民党县党部一负责人。方罗兰的形象揭示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许多精神特质。他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搏战中，始终动摇于左右之间。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进革命的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革命受挫折时，不但束手无策，而且还为了个人的安全决定离开革命。《追求》”处处暗示着国民党新军阀的为非作恶，生动地展现了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的某些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颓废迷乱的情绪“。张曼青对政治失望，追求的教育救国也失败了。王仲昭把爱情奉为至高的追求目标，以新闻事业作为追求幸福的手段，最终理想破灭。史循可谓”曾经沧海“的人物，终于成为一个怀疑派和颓废派。章秋柳则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了自己。这样，作品借助于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病态。
《蚀》揭示了某些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灵魂和变革现实要求的矛盾，描绘了其向往光明，正直善良的性格与社会不协调的悲剧，展现了这些青年思想性格的致命弱点和个人奋斗道路的悲剧命运。《蚀》迅速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风貌，并开”幻灭“主题的先河，首创了”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形式。寓于时代性的取材，”时代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多样的细微的心理描写等，奠定了茅盾小说创作的基础，大大增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也表明了茅盾小说的基本特色，为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大丰收拉开了序幕。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的通缉，茅盾1928年7月东渡日本，在那里写了《野蔷薇》等短篇小说和一系列散文，还写下了《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重要论文和长篇小说《虹》。
《虹》写于1929年4月至7月，同《蚀》一样都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创作。《蚀》及当时一些短篇小说以较多的迷惘的情绪反映生活中的消极病态。到了《虹》的创作，则意味着作者从苦闷到振奋并积极进取的一个过渡，反映了作者透过黑暗现实，知难而进的精神。
《虹》以”五四“到”五卅“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梅行素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变迁。梅女士被”五四“思潮唤醒，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要求个性解放，人的权利，从孝女、少奶奶的家庭牢笼中冲出来，谋得了独立的社会职业。她虽也彷徨苦闷但她勇于向旧社会挑战，一直”往前冲“。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影响下，她投入到”五卅“示威游行的行列。梅女士由个人的盲目抗争到参加集体主义斗争的道路，给青年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虹》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一，但从《蚀》到《虹》可明显地看出茅盾创作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深化。
1930年4月茅盾回到上海，摆脱了以往的悲观颓废心情，完全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建设事业。他参加了”左联“，并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期间与鲁迅交往甚密。1930年春到1931年，他又创作了《豹子头林冲》、《大泽乡》、《石碣》等历史题材的短篇和《路》、《三人行》两个中篇。
1932年至1937年，是茅盾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对前期小说创作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总结。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状，着手实现他”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夙愿，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当铺前》，中篇小说《多角关系》等，这些作品成功地展现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各阶级的阶层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子夜》的问世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里程碑，从而也确立了茅盾小说巨匠的历史地位。
1937年至1949年，茅盾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辗转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新疆、重庆、香港等地，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参加并领导了国统区文艺战线抗日反蒋斗争。1938年底应邀到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艺协会。1940年5月返回内地，途中在延安鲁艺短期讲学。同年10月到重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他于1941年春到香港，并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为背景，创作了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揭露了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罪行，成为抗战时期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揭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1942年他在桂林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随后又写了剧本《清明前后》和长篇小说《锻炼》，同时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有短篇小说集《委屈》、《耶稣之死》，散文集《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劫后拾遗》和《时间的记录》。
1946年3月，茅盾从重庆回上海编《文联》半月刊。同年12月，应邀赴苏联参观访问和讲学。1948年到达解放区。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上，茅盾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文化部部长，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和第四、第五届副主席。1981年3月21日去世。党中央根据他生前要求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他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学遗产，在文学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二节 《子夜》
社会分析小说是指三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剖析现实的作品。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力求站在时代最前列，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社会，创造一种新文学以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继承了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早期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社会现实、艺术手法高超的长处，摒弃了选择题材不够重大，描写身边琐事以及缺乏明确社会理想的弱点；吸取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有鲜明的阶级观点和明确的社会理想的优点；抛弃了”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和”宣传大纲加脸谱“的公式，从而在早期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综合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流派--社会分析小说派。这个小说流派不但在左翼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做出较大的贡献。代表作家还有吴组缃、沙汀、艾芜等。
这些作家有明确的创作动机，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生活和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自觉地选取能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时代性强的重大题材，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向，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等，这是社会分析小说的共同特点。茅盾的巨著《子夜》就是社会分析小说的代表作。
《子夜》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1932年12月完稿，是茅盾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它显示了三十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实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成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巨著。
《子夜》大规模地描写了3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现象，作品以上海的工业、金融界为中心，在1930年5月至7月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时代风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由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间的相互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造成的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侵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中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便会到来。(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他自己亲自参加过革命的实际斗争，在他的朋友中有和他一起做过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界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更增加了他写作的《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否定和批驳”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
“子夜”原指深夜十一时到凌晨一时，是一日中最黑暗的时刻，《子夜》这一书名，按作者的最初构思，原名为《夕阳》，正式出版时，才更名为《子夜》。作为象征性的书名，“子夜”包含着旧中国的黑暗的现实，也概括了从黑暗走向黎明的信念。可见现实与未来，将死与生都融汇其间了。茅盾曾不止一次地说，他想要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农村的交响曲”，“一部新儒林外史”，虽然未能实现这个创作意图，但作者以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全景式的描绘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子夜》就是在这样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以三十年代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情节之线，围绕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问题，描写了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子夜》的人物画廊中，汇聚了九十多个人物。由民族工业家，买办资本家、地主、革命者、工人、群众、政客、交际花和挂着诗人、教授、律师的招牌的各种的知识分子形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林林总总的社会画面，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初的社会生活。
小说通过吴荪甫性格和命运的发展，生动真实地展现了30年代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处境，显示了时代发展的趋向。吴荪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作者从其思想性格、社会关系多层次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一形象。
吴荪甫不是普通的民族资本家。他是上海工业界的大亨，具有雄厚的财力，经营着规模巨大的裕华丝厂，并在家乡双桥镇开设电厂、油坊，米厂、布店、钱庄，建立了一个由他操纵的双桥王国。他很有才干，曾留学欧美，懂得一套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学问和本领。他有魄力，有手腕，富有冒险精神，并非那种目光短浅、谨小慎微之辈，而是有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和抱负的。他要同控制中国市场的外商竞争，梦想有一天，他的工厂企业“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的工厂里的产品销行全国，深入穷乡僻壤。这是一幅美妙的资本主义王国的图景。裕华丝厂、双桥王国，还不足以施展他的宏图，他和交通运输资本家孙吉人、矿业资本家王和甫建立起了三驾马车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组织--兼办金融实业的益中信托公司。这样，作者就为吴荪甫设置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活动天地。由此展开了吴荪甫和其他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和工人的复杂关系的描写。
吴荪甫创建益中公司，虽然打着工业界互助互济，自强共存的旗号，实质上却一切以“利”为中心。他看到丝厂老板朱吟秋，绸厂老板陈君宜，火柴厂老板周仲伟资财薄弱，才干平庸，断然拒绝他们参加益中公司。但他却又打着救济的幌子名为放款，实质是圈套以造成朱吟秋等的更大的经济困难，达到挤出朱吟秋的干茧、意大利的新式机器甚至整个工厂的目的。他就用这样的手段，一口气并吞下了八个小厂。他的方针是：要把那些平庸的、不会经营的企业家，毫无怜悯地打倒，把他们的企业掌握到他的铁腕中来，置于他的严密管理之下，以实现他的资本主义王国的美梦。作品这方面的描写，表现了吴荪甫的野心、魄力以及心狠手辣的性格。
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生不逢时，正如茅盾所说：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1930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面临着重重障碍，国内，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个政权不是扶植民族工业的政权，而是压迫、排挤，并吞民族工业的政权。对民族工业施以苛捐杂税，使得产品成本高，严重影响销路；而当时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新军阀之间的南北大战，又使交通阻断，农村经济凋敝，益中公司的工厂的产品运不出去，产品不能迅速转化为资金，造成益中公司严重的经济周转困难。国际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肆倾销剩余产品以转嫁经济危机，日本等国采取国家补贴的办法降低产品价格，以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样中国丝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碰到了日本丝这一激烈的竞争对手，加深了吴荪甫经济困难的处境。帝国主义还进行资本输出，在中国开工厂，组织银团并吞民族企业。而赵伯韬就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赵伯韬施展各种阴谋手段破坏益中公司，对益中公司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吴荪甫对付朱吟秋的手段，赵伯韬在用来对付他了。吴荪甫扼住了朱吟秋的喉咙，赵伯韬又抓住了吴荪甫的头发，彼此在拚死争斗。
吴荪甫和赵伯韬的矛盾冲突是贯穿全书的矛盾主线。双方都有雄厚的实力，又都使用了一切手段，制造谣言、刺探情报、收买亲信等等。吴赵斗法，表现了吴荪甫的各方面的性格。有时表现为刚强自信，他紧紧团结孙吉人、王和甫，用他坚强的自信和乐观的精神鼓舞同伴反赵的决心。他说：“我们好比打仗，前后全是敌人。日本人开在上海的那些工厂是我们面前的敌人，老赵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总得打败了身前身后的敌人，然后我们的脚跟才能站得稳。”他把益中公司办成了反赵的大本营。有时他又表现为软弱空虚，夜总会谈判，益中公司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他甚至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而考虑有条件的向赵伯韬屈服。黄浦江夜游则深入揭示了吴荪甫的内心苦闷。八面压迫的现实，暗淡无望的前途，使得精明刚强的吴荪甫也变得迷惘空虚，软弱无力了。吴赵斗法，吴败赵胜。吴荪甫的性格使他不甘于惨淡经营，他虽然没有向老赵投降，但仍把益中公司抵押给了外商，并一头钻进了公债市场，把能够调动的资金，甚至包括他的公馆地皮也抵押掉，来和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展开决战，表现了他富于冒险精神，不惜孤注一掷的性格。但结果却是一败涂地，遭到破产的结局。
吴荪甫在企业经营和公债投机中所遭受的损失，都要在工人身上寻求补偿。虽然工人已被压榨得几乎无法生活下去，他仍然要工人减工资，加工时，裁减工人。这就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在裕华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面前，吴荪甫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的一面暴露无遗。他一面通过他的代理人屠维岳收买和分化工人，破坏罢工斗争；一面依靠国民党军警和黄色工会中的流氓打手，对工人大打出手，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工人积极分子。但他内心又十分虚弱，对工人的反抗斗争常心惊胆颤，恐慌不安。作品还描写了双桥镇的农民暴动。吴荪甫大骂守镇的国民党军队不开杀戒，不用武力镇压。他还大骂红军是“土匪”。这些都表现出他敌视人民，敌视革命的反动本性。
在家庭生活方面，吴荪甫专制独断，他对妻子、弟、妹是不关心的。他常常把自己事业上的苦闷发泄到妻子、弟、妹身上。并且干涉弟、妹的自由；他从来不去体察、了解妻子、弟、妹们的思想，不是平等地对待他们。这些描写，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吴荪甫的封建性的一面。吴荪甫的性格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吴荪甫的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概括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吴荪甫及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展示了三十年代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即在“四·一二”政变后，投靠了蒋介石政府，反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但并没能得到利益，反而成了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压榨的对象，从而拚命压榨工人、农民，又激化了与工人农民的矛盾。他们失败的结局是逃脱不了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向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靠拢，向工农大众靠拢，将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与人民革命的总目标统一起来，是没有出路的，他们是不可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承担不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从而证明了中国社会不会也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真理。
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是《子夜》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与吴荪甫比较，赵伯韬的形象似乎显得单薄一些。如果说吴荪甫的性格是通过正面的精雕细刻、重彩浓抹来体现的话，那么，赵伯韬的性格则多是用白描的手法从侧面加以表现的。赵伯韬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一个代理人，和蒋介石政权有着很深的关系。凭着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在上海滩上兴风作浪，成为公债市场上的魔王。他阴狠狡猾，干着为帝国主义利益摧残和并吞民族企业的罪恶勾当，是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主要敌手。他说：“中国人办工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吴荪甫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韬要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扯住他的腿”，“一直逼到吴老三坍台，益中公司倒闭。”这富有个性的语言，表现了他的骄横、狂妄、狡诈的性格和没有一点民族气息的帝国主义走狗的本性。他不仅是吴荪甫及民族工业的死敌，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死敌。作者还描写他生活上的淫佚糜烂，他扒进各式各样的公债，也扒进各式各样女人，而且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姓赵的爱玩，不错，我喜欢这调门儿。”这种毫不顾忌的流氓腔调，和他的翻云覆雨的流氓手腕，都显示了这个买办在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厮混过来的个性特点，也表现了这个阶级精神上的极端腐朽。赵伯韬的性格是鲜明的，但是，对于他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奴性的一面，作品反映得不够充分。
金融资本家杜竹斋，资方代理人屠维岳，地主冯云卿也是各具一定的典型意义，具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杜竹斋是个具有相当财力的民族金融资本家，但他谨小慎微好贪小利。他是吴荪甫的姐夫，但对吴荪甫的事业不但不支持，相反，在关键时刻，都是他倒戈拆吴荪甫的台。他首先退出益中公司，拉走了四分之一的股金，加剧了益中公司的困难。在吴赵公债决战的前夜，吴荪甫告诉了他斗争双方的全部虚虚实实，希望他会助一臂之力，但是正当决战处于生死攸关的最激烈的相持阶段，他却站到了赵伯韬的一边，造成吴荪甫的惨败和破产。杜竹斋的形象表现了资产阶级一切从利益出发，金钱关系压倒一切的本质。
屠维岳作为资方代理人形象是刻画得很成功的。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一个小职员擢升为裕华丝厂总管，表现吴荪甫能识人用才，有魄力有决断。他死心塌地为吴荪甫服务，却又表现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气。他好弄权，精明冷静而又阴险狡诈，会使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黄色工会拉一派打一派以培植亲信，收买和分化工运积极分子以破坏工人运动，还企图一网打尽厂里的积极分子。但是他的“小军师”的机智无法抗拒被压榨得活不下去的工人的反抗怒潮，也无法挽回吴荪甫的危局。吴荪甫对他从委以重任到又信又不信，反映了吴氏事业的兴衰和吴荪甫性格上的变化，也注定了屠氏统治的短命。屠维岳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又是吴荪甫形象的补充。
地主冯云卿为逃避农民运动从内地农村到上海，一头钻进公债市场，甚至唆使女儿用最卑鄙的美人计套取赵伯韬的公债投机秘密，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中对于十里洋场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适应性的一种性格（吴老太爷则是代表一种不能适应的封建僵化的性格），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的溶解力，资本主义的投机狂热和利益的考虑，迅速地冲决了封建世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而代之以最无耻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子夜》中的其他人物如民族资本家周仲伟、孙吉人、王和甫、朱吟秋，封建地头蛇曾沦海，经济学教授李玉亭等，也都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作品还描写了资产阶级少奶奶、公子、小姐、资产阶级律师、交际花、交易所经纪人、国民党军官、工人、革命者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众生相。
适应这广阔而复杂的生活内容，《子夜》的结构宏大而严谨。作品以吴荪甫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以吴荪甫联系着各种人物和事件。吴荪甫有着几条战线--益中公司、公债市场、裕华丝厂、双桥王国；作品由此展开了有分有合的各个方面的描写，做到线索纷繁而主线突出，结构宏大而又十分严谨。
首先，作者选择了能充分体现主人公性格的典型环境，以30年代的大上海为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所，围绕着中心人物吴荪甫安排“吴公馆”、“交易所”、“裕华丝厂”三个主要活动场所，使各种矛盾冲突在不同场景中得到最集中最强烈的表现，结构紧凑。
其次，情节安排得体。《子夜》是作为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形象史来构建的，力图展现出都市与农村的全景式的交响曲。因此，它避开了传统小说单线性的发展结构，也淡化了首尾紧密相连的情节，而代之以宏伟开阔，矛盾交错，波澜起伏，气象纷呈的格局。为展现30年代中国社会的瞬息万变和现代节奏，作者匠心独运，把许多人物、事件在时空中交织组合起来，构成了一幅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的全景图。而吴荪甫则是一切事件和人物联结的核心、矛盾的焦点。一切事件都在吴荪甫周围形成网络的态势，造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第一章以吴老太爷出场拉开了小说的序幕，吴家成员亲属登场。第二章借吴老太爷之死，让所有头面人物亮相，初步交待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埋下了工厂、农村、公债市场的三条线索。第三到十六章是情节的发展，三条线索明朗化，以吴赵公债市场的斗争统贯全篇。以吴与农民的矛盾，吴与工人的斗争为两条副线，三条线索交叉发展形成“网状结构”。第四章农村一线收束，作者集中笔墨描写城市生活。九章以后，工厂和公债市场两条线索先后发展，情节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将故事逐步向高潮推进。第十七到十九章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局，作品全力描写吴荪甫事业的失败和精神崩溃，较多地采用了前后照应和烘托对比的布局方法，展示了吴荪甫的悲剧命运和民族工业的悲惨前景。
再次，作者还运用了在基本情节发展过程中穿插一些小结构，小插曲的方法，来丰富情节，刻画人物。如对冯云卿、何慎庵、李壮飞三个公债市场赌徒的描写，就更形象地揭示了公债市场的黑幕，对主线描写起到了补充作用。又如冯云卿教唆女儿施展“美人计”，使人看到了洋场文化与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中人性的蜕变和异化，丰富了吴荪甫的社会环境。
总之，《子夜》严谨而宏伟的结构，为矛盾冲突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及作品主题的表现提供了很好的框架。
《子夜》中九十多个人物，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形象鲜明、个性迥异的艺术形象。同是资本家，有精明干练、刚愎自用而又色厉内荏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有骄横无忌、荒淫无耻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有贪利狡诈、六亲不认的金融大亨杜竹斋。在民族资本家中有敢冒风险的孙吉人，谨小慎微的王和甫，一筹莫展的朱吟秋等。要把这些人物刻画得个性突出、色彩鲜明，作者采用了多样化的手法。
首先，作者善于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这是《子夜》艺术手法的突出特点。《子夜》展示了吴荪甫在三条线夹攻下性格的两个方面；一面是威严、干练、凶残、高傲；另一面是空虚烦躁、软弱、动摇。这种性格两重性，贯穿于小说始终，相反相成的统一和变化。他在事业春风得意之时，威严高傲的性格占主导地位。而在三条火线上奋战时，性格的两个方面的特征交替出现，并以狂暴掩饰虚弱，随着他在各条战线上的不断受挫，空虚、烦躁、软弱的特征逐渐加强，到全线崩溃时，虚弱的本质暴露无遗，从而完成吴荪甫形象的塑造。
其次，茅盾还特别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作者对人物不是对他们作静止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把人物放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里来进行细致深入的刻画，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地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波澜里。吴荪甫“酱紫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当他发火时“脸上的小疱”就会“一个一个都红而亮起来”，甚至“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这些肖像描写，非常传神地揭示出吴荪甫雄心勃勃、刚愎自用的精神特征。再如第七章对吴荪甫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他夹在三条火线中，这是事实；而他既已绞尽心力去对付，也是事实；在胜负未决的时候，去悬想胜利后如何进攻，那就不免不玄空，去筹划失败后如何退守，或准备反攻，他目前的心情又不许，况且还没有知道究竟败到如何程度，则将来的计划也觉无从下手；因此他现在只能姑且喝几口酒，他的心情有些像待决的囚犯了”。通过这段心理描写，把吴荪甫焦躁不安、举足无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惶恐心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的心理状态中，表现得格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理，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极为分明。
再有作者还精于用对比映衬的方法刻画人物，如赵伯韬扒进公债，也扒进各种女人，与吴荪甫埋头事业，不耽酒色相对照，突出吴荪甫精于事业及其事业的艰难。用杜竹斋的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来映衬吴荪甫果敢、有主见的刚强气魄，用林佩瑶的温存多情反衬吴荪甫的冷酷。作者还运用对同一事物不同态度的对比突出人物性格的差异。面对赵伯韬吞食的放款办法，孙吉人冷静的分析和坚决反对的态度，与吴荪甫的犹豫、举棋不定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吴荪甫虚弱的一面。
《子夜》的语言简洁、细腻、生动。作品的语言流畅、明快，感情色彩丰富，如描绘工人集会的场面：“这是风暴一般骤然来的集会！这又是闪电一般飞快地就结束的集会！”这是具有抒情性的语言。在抨击曾沧海之子时写到：“他这位儿子虽名’家驹‘，实在还比不上一条’家狗‘。”这是具有讽刺性的语言。吴荪甫的语言基调是自负和刚愎自用的，在谈吐中经常出现不容置辩的命令式的词汇“立刻”、“一定”、“不能”之类；赵伯韬的语言在狂妄高傲中掺杂着粗俗下流的市侩气。这呈现出语言个性化的特点。茅盾的小说长于以精细的雕刻来展现生活。他把细密的描述与深切的剖解融合起来，在丰富的词语间显露出艺术的可感性来。《子夜》在结构上的缺陷是描写农村的第四章成了全书若即若离的部分，使农民革命没能充分展开，对工农革命斗争描写浮浅，有概念化的倾向。但这些并不能影响它成为一部难得的小说巨著。它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开创了社会分析小说的先河，为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节 《林家铺子》和《春蚕》
茅盾自1928年写《创造》到1948年发表《春蚕》共创作了50余篇短篇小说，大部分收入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宿莽》、《春蚕》、《泡沫》、《烟云集》、《委屈》和《耶稣之死》等集中，其中《林家铺子》和《春蚕》是茅盾三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茅盾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是社会分析小说的优秀之作。
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成千上万人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工厂停业，商店倒闭，中国经济加速崩溃。国民党当局加深对人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致使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此时茅盾一度回故乡小住，亲眼目睹了昔日富庶的江南小镇和乡村现在呈现出的一片萧条、凄凉，于是他把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体验和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溶入了《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中。
《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6月，在茅盾创作道路上占重要地位，标志着茅盾小说创作的成熟。《林家铺子》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其主题的深刻。它通过一个同时与上海和江南农村小市镇相联系的杂货铺的描写，由其破产倒闭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民族商业在重重矛盾之下走向衰败的必然趋势，并由此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林老板算得上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做生意能手，他胆小谨慎，施展出全部聪明智慧，在风雨飘摇的社会大动荡中战战兢兢地维持着店铺的可怜局面，但这个颇善经营的小商人，最终难以摆脱破产倒闭的命运。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了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的枯竭，尽管林老板的商品一再减价，销量还是极低，生意难以维持。由于上海的战事，使金融冻结，林老板借贷无门，再加上同行间的倾轧都使林老板穷于应付，而终究摆脱不了困境。给他以致命的打击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卜局长、黑麻子之流。查封货物索贿，逼迫林小姐为妾，扣押林老板......一次一次的敲诈勒索，逼得林老板走投无路，只能弃家而逃。林老板的遭遇典型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初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整个民族工商业的必然命运。林老板的失败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原因所致。小说还描绘了比林老板命运更悲惨的那些贫苦市民，林老板的破产造成了朱三阿太、陈老七、张寡妇等家破人亡的惨剧。小说在下层悲惨者的疯狂惨呼中结束，更加形象深刻地展现了旧社会层层鲸吞的残酷事实，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林老板的形象。作者生动地描绘了林老板在诸多矛盾冲突中两重的性格特征，精明能干又怯弱苟安、安分守己而又投机损人。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在层层鲸吞的竞争中，林老板精于生意，靠行贿买通了党老爷，避过了“声讨日货”的惊险；当危机到来，他人难以招架之时，他想出“大廉价照码九折”、“大放盘”、“一元货”等办法，招徕顾客，开创了“镇上近二十年来未有的新纪录”；他殷勤地巴结顾客，来维持难做的生意。但是这个善于经营的小商人，又胆小怕事、委曲求全，一次一次退让，给他换来更深的压迫，逼他走上破产之路。另外作者还描绘了林老板的自私、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资本家的性格特征。为了挣钱他想以次充好，把日货当国货。为了小利，在朱三阿太身上打主意，千方百计向朱三阿太兜售“洗脸毛巾”等物。这反映了林老板的资本家的自私自利的性格特征。作者笔墨集中地描写了林老板在特殊的生活遭遇中的主要性格，从而有力地揭示了林老板悲剧的必然性，使小说表现的社会内容更深广。
《林家铺子》是茅盾短篇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小说的情节结构布局得体，剪裁巧妙，波澜起伏。小说以党部要查封日货，林老板无奈当了金项圈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开始，把林老板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这一主要矛盾突现出来，接着多种矛盾在主人公林老板身上激烈地展开，把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环境同特定的人物的独特命运结合在一起，结构紧凑，思想深广。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围绕主线矛盾起起伏伏地向前发展；因为党部抵制日货，林老板被党老爷勒索了四百元是抑，林老板借“大放盘”生意有了转机，是扬；上海客人拿走做生意所得全部收入，钱庄又扣“庄索”，朱三阿太提取利息又是抑；“一元货”畅销，再扬；同行嫉妒，黑麻子绑架，卜局长欲霸占林小姐为妾，是再抑，这抑扬的交替运用使情节逐步进入高潮--破产潜逃，作品情节曲折地突出了林老板的挣扎，以及他悲剧的不可逆转的必然性。
《林家铺子》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春蚕》、《秋收》、《残冬》共同组成了“农村三部曲”。《春蚕》写于1932年11月，是三十年代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短篇之一。它以“一·二八”事变前后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老通宝一家春蚕丰收负债破产的悲剧对“蚕花丰收”蚕农愈困顿的畸形社会现象做了生动的描绘。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现实。与《林家铺子》、《子夜》共同构成了一幅三十年代旧中国从城市到乡村广阔社会生活的时代画卷。
[代表作选析]
春蚕茅盾
《春蚕》以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为背景，通过描写江南农村的蚕农老通宝一家辛勤劳作夺得蚕茧丰收，结果却是卖地、负债的遭遇，追溯“世界到底变了，而且越变越坏”的渊源，深刻地剖析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根源。从而使读者看到造成中国农村破产的真实历史过程，就作家对题材的开掘和反映“丰收成灾”这个三十年代作家们普遍表现的主题的深广程度而言，《春蚕》的思想成就是其它同类题材的作品所不及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作者不只是典型地反映出“丰收了农民反而破产”这一违反常规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作者敢于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把农民的出路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出来。作者在《春蚕》中，着重刻画了老一代农民老通宝的形象。通过老通宝的悲惨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经济掠夺日益趋于破产的真实面貌。
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的农民。他出生在清朝，深受封建观念的毒害。他从来就是个规矩的人，安分守己，勤俭刻苦是他的处世哲学。他在长期贫困生活的煎熬中，总是逆来顺受，承认现存的制度是合理的。他不甘于贫困，想方设法摆脱，竭力挣扎，他相信勤劳可以发家；他也迷信命运，虔诚地恪守着养蚕时的一切禁忌，并要他儿子阿多也严格遵循，他幻想着通过辛勤紧张的劳动获得丰收，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时代变了，社会环境也不同了，因此，蚕茧虽然获得了多年未有的丰收，但随之而来的无情打击却是资本家压低蚕茧的收购价格，使他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和贫困之中。他隐约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是因为“洋鬼子”的缘故，“铜钱都被洋鬼子骗去了”,因而仇恨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这反映了老一代农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憎恨，同时暗示了在残酷的现实的逼迫下，他的内在的反抗因素正在不断增长。
老通宝的儿子阿多，是正在觉醒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他活泼乐观爽朗热情。他不相信蚕茧好和田里熟能改变农民的穷苦命运，他怀疑旧制度,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老一代迷信保守的旧观念他不屑一顾，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铸成了他的逆反心理。阿多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发展的正确认识。只有像阿多那样，面对“变了”的现实，认真思考自己生活道路的“变”,寻找反抗这种“变”的方式，才可能改变这种境况，《春蚕》不仅思想内容深刻，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
首先，作品在塑造人物上，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肖像、言行、心理的细腻描写及对比等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的心理描写生动传神，老通宝为夺得春蚕丰收，内心处在“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矛盾之中，作者抓住这种精神状态细腻地刻画了老通宝希望、紧张、焦虑不安，且喜且忧的心理变化，使老通宝的形象真实可信；作者还运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样对待养蚕禁忌，对荷花的态度及摆脱贫困的方法等，老通宝和阿多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读者从老一代的悲剧中加深了对社会现实及社会的发展方向认识，加强了小说的时代感。作品还通过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使人物形象个性更突出。
其次，结构严谨完整，情节曲折、紧凑，是作品的又一特色。小说从始至终以养蚕为中心线索，众多的人物、事件都围绕着这条线索展开。随着情节波澜起伏的曲折发展，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和他们的希望追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小说完整地描绘了事件和全过程，在曲折而略显单纯、自然而又略显紧张的情节叙述中，反映了三十年代丰收成灾这一违反常规的复杂而深刻的生活内涵。
其次，逼真的风俗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使《春蚕》独具特色。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生机盎然的桑林的描写为刻画老通宝的性格和命运做了铺垫，在景物描写中注入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情景交融，不仅含蓄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透露出江南农村的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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