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综合研究主要体现在“史”的研究和一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中。而其中“史”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更多。
一、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隋唐五代文论”研究 在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已经有“隋唐批评史”一章。陈中凡的这部著作虽然只是按隋代、盛唐、中唐、晚唐等五个时期先后为序，将各个时期的重要文论著作和文论家的主要观点一一胪列出来、稍作点评，并未探讨隋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史”的特异之点和自足之处，更未深论这些文论家、文论著作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大贡献，但已经初步呈现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断代史”的雏形，草创之功，不可抹杀。而且，陈中凡此书在章节的安排和具体的论述中，也时有新警之处。如他在“隋代文平”一节中将“炀帝平当时文士”与“李鄂上书说”相提并举，就显示出其超凡的识见。因为炀帝乃当时文坛中中心人物，其文学批评观对当时的文风具有不可忽视之影响，且他与李鄂，一是对健康文风积极之引导，一是对传统弊病激烈之针砭，恰可相辅相成，共同为后来初盛唐文学之健康发展作理论上的铺垫。但除了陈中凡此著，本世纪很少有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如此看重隋炀帝对当时文士的这些评论在隋唐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再如，该书在述及“初唐文平”时将唐初史臣们在“八书”《文苑传叙》中的文学批评观点分为“江左派”和“北朝派”，也比后来许多著作混同论之，要科学、客观得多。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也多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论及隋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的情况。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蔡钟翔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等。
其中，郭绍虞著均是以“问题”为纲，将隋唐五代各个文学批评家的观点采入对这一时期各个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述中。他认为，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复古”的含义是指唐宋时期的文论家批评家们，竭力抹杀已经从学术中分离出来的文学之独特性，从而使之重又混同于学术。他在1934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将隋及唐初称之为“复古运动的酝酿时期”，初、盛、中唐为“复古运动的高潮时期”，晚唐五代为“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具体说来，“隋、唐、五代之时，因不满意于创作界之淫靡浮滥，于是对于六朝文学根本上起了怀疑。其对于六朝文学之怀疑本是不错，不过惜其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而已。”“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虽然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谓’上规姚、姒浑浑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学文的态度。”而且，郭著始终以儒家传统文学观作为主线贯穿批评史，十分强调隋唐五代文论家和文学家们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大杰著、敏泽著和蔡钟翔等著也分别有对隋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绪论”和“概述”，阐述了他们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史的一些全局性、规律性问题的看法和思考。
刘大杰著探讨了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他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诗歌批评的发展和诗文批评的分道扬镳。另一个特色，是富有斗争意义的革新运动的开展，这一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的，诗文方面都是如此。根据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趋势，这时期的文学批评，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隋和唐代前期，这是革新运动的萌芽和初步开展阶段；唐代中期，是革新运动的全盛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更能吸取古代理论中的优良成分，更多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建设性也更为显著，对于当日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唐代晚期和五代是这一运动的衰落阶段。该书还梳理了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大的线索，即“诗歌进步理论的历史发展”、“从兴象说到韵味说”、“古文运动理论的历史发展”，从中可见编著者们的论述重点所在。
敏泽著认为，隋唐五代各个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其各不相同讨论“重点”和“成就”，他指出，隋及初唐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主要是批判齐梁遗风，初盛唐的一些诗歌理论家则热衷于探讨诗歌的形式，提出了一些对于后来发生了较大影响的理论问题，如关于“格”与“调”、“景”与“理”、“情与理”的解释及其“关系”的论述，中唐时期则讨论了怎样批判地广泛继承前人遗产的问题和如何发挥文学对社会的反映和干预作用的问题，晚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虽然没有大的论争，但是，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继承着皎然的《诗式》，对唐代诗歌发展的经验――主要是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为代表田园山水诗的创作经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艺术探讨和总结。
蔡钟翔等著也指出，就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而论，与诗歌创作的发展相应，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隋及唐初，是近体诗律学的发展成熟时期，也是创作思想逐步改变的时期。盛唐时期是以探讨艺术规律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唐时期，诗歌理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皎然、高仲武上继殷璠，而更偏重于探讨艺术规律；白居易则接过杜甫、元结关心现实的传统，发展了政教中心的儒家诗学。晚唐五代时期，论诗之作甚多，而且名目不一，倾向复杂。
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断代史的编撰 早在三十年代中期，罗根泽开始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进行专题研究，他先后撰写了《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唐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唐代早期古文论》、《晚唐五代的文学论》等一系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论文。后来他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撰写出了《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和上述陈中凡著体例不同，罗根泽著不是以“时代”为序而是以“问题”为纲，《隋唐文学批评史》围绕着“诗的对偶及作法”、“诗与社会及政治”、“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诗论”、“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早期的古文论”、“韩柳及以后的古文论”等六个问题一一展开论述，隋唐时期各个文论家的观点都以时间先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被组织到这些论题中了。和陈中凡著相比，罗著无论在论述的深度和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罗著能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思想特点、文坛的创作风尚，来探讨唐代文学批评思潮产生的历史动机和社会原因。尤其是，作者首先从唐人对诗歌创作形式和教化功能兼善并重这一文论基点出发，详细地讨论唐人对“诗的对偶及作法”和“诗与社会及政治”的认识的过程，而且作者又将前者厘为“联内对偶”和“全篇调声之术”两部分（两部分内容有43页之多，约4万字，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史论结合，分而论之，梳理、剖析得更细，这无疑是和有唐一代诗学发达史相符的。
同样，罗根泽在其《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也搜罗出不少向为人所忽视的文论材料，自出手眼，对晚唐五代众多的“诗格”、“诗句图”等著作进行详细、精审的考定和阐述。
相比之下，同时和后来的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或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未能像罗根泽对唐五代人论诗之形式和作法的观点作如此充分的论述。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新的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才又出现了两部真正意义上的隋唐五代时期的“断代文学批评史”，即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王运熙、杨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罗宗强著在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它不只是一部传统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发展史，而是一部对隋唐五代近三百八十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宏观把握和深入探讨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只有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放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较好地说明文学思想的发展面貌，较好地探讨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和突破之点，正在于它不仅收集了唐代文学理论家的有关论述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独具慧眼，从浩繁的文学作品中，，将许多作家的片断论述、创作倾向，和批评史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潮结合在一起，变零散为集中，理纷乱于系统，从宏观理论的高度，勾划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清晰轨迹，体现出这一阶段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人们对本时期文学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弥补了前此诸多文学批评史在材料处理和宏观把握上的不足。。
其次，作者对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趋势的认识和史的分期也与前人大不相同。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复归于绮艳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旋，而且这种回旋并非简单的复归。另外，他将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大链条上，把隋代以及唐代天宝中到大历中这一段时间视为由盛唐文学思想向中唐文学思想的转折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思想发展嬗变的规律。尤其是作者将唐代天宝中至大历中这一段时间视为由盛唐文学思想向中唐文学思想的转折，这样就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对“盛唐之音”这一美学风范的认识，使人们对盛唐理想主义的文学思想向中唐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转变有更为深刻、准确的理解。
再次，作者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和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敢于突破陈见，提出自己新警的见解。如他在论述初唐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就很重视唐太宗以及他的一些有卓越识力的政治家们的影响，充分肯定他们对唐代文学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再如，他仔细分析了唐初文风的改变比政治、经济面貌的改变缓慢、落后得多的复杂历史原因。而且，作者指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这个论断对文学作品风格演变史和文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启示意义，后来许多学者注重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关系的研究，应该说与罗氏此论不无关系。
王运熙等著可谓是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集成之作。它虽然走的仍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编写思路，但是它是迄今为止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论及这一时期文论家最多的一部。全书仅列专节或小节论述的，就有80多位文论家。这当中有不少是前人著作从未专门论及的。就每位文论家而言，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了前人。而这又和作者对隋唐五代存世文献的全面梳理和掌握是分不开的，书中采入的新材料比比皆是。
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能于平实中见深刻独到、坦易中出新颖精彩。作者对一些范畴、问题的理解，总是力求落实到实处。如关于四声的二元化问题，学界以往都是泛泛而论、笼统把握，认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这部著作则从具体的史料着手，指出虽然梁人刘滔的那段话是今日所见将平声单独提出与其他三声对举的材料，但齐梁八病说未曾将四声归为两大类，只是到隋代刘善经及隋人所作《文笔式》才明显地提出平声与非平声两大类，到初唐元兢、上官仪、崔融论平头、蜂腰等声病，关于四声二元化的意识才进一步明显。这就描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可以坐实的四声二元化的过程。
另外，这部著作并不像有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喜欢先入为主、有意建构理论体系，它能在对浩瀚材料的爬梳中，抉发出不少向为人所忽视的新问题，同时也能对一些旧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如该书在殷璠的文学思想时，就能充分利用新发现的《丹阳集》，指出其中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思想，注意到他的风骨、兴象之说实际上是对南朝文论家提倡风骨与文采结合论的发展。又如，他指出王昌龄研讨诗歌艺术更重视五古，这一现象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也是相通的，反映了盛唐诗人和选家为了扭转南朝以迄唐初绮靡柔弱诗风，力求古雅的思想倾向。
总之，罗著和王运熙等著各有其鲜明的学术特点，也各有其学术突破点，可谓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的“双子星座”。
二、隋唐五代文学理论问题综论
本世纪还有一些成果虽然不是以“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形式出现的，或者不是对“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但是它们往往就隋唐五代一个或几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纵深的探讨，所以对进一步认识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轨迹，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理论范畴 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多的文章阐述了作者对唐代文论中一些审美范畴的认识和理解，如陈植锷的《唐诗与意象》、郭外岑的《释“兴象”》、胡今虚的《唐人诗“境”说的两点美学启示》、蔡厚示的《唐代诗论中的“意境”说》、黄炳辉的《唐人意境说的几个问题》、鲁洪生的《隋唐时期的赋比兴理论》、汪涌豪的《论唐代风骨范畴的盛行》、孙敏强的《从“比兴”到“兴象”――汉唐诗学形象理论发展轨迹试绎》、赵昌平的《意兴、意象、意脉》、荆立民的《“亲风雅”――唐代诗歌批评的一项基本标准》等。
其中陈植锷文着重研究研究了托名王昌龄的《诗格》，认为此书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不仅为“意象”说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说明，而且为“意境”说在以后的发展揭开了序幕，他还指出：“兴象”一词初见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序》，以“兴象”为“意象”之始，后人说诗，相沿混用，其意实同，“意象”说萌芽于初民造字与占卜的取象，在《文心雕龙》中即正式提出，至唐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臻于成熟；而“意境”一说，虽于六朝佛典“境界”一词的翻译已肇其端，但正式形成却是在盛中唐之际。郭外岑文则探讨了《河岳英灵集》中提出的“兴象”说，认为“兴象”之“兴”，既不是汉代经学家说的“譬托”或“美刺”，也不是钟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或者叫“滋味”说。“兴象”就是以“兴”为特征的“象”，或者具有“文已尽而意有余”的特征的意象。“兴象”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新的美学理想的初步形成和确立。胡今虚文则指出，唐人诗境说给我们两点美学启示，一是重视虚境，又不废实境。皎然《诗式》“辨体一十九字”所概括的十九种诗境，全是心理感受性质的概念。一是以“境”论“体”，即从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意境来把握、判断诗歌的风格。不仅皎然、司空图如此，李白、杜甫、韩愈、皇甫湜、杜牧诸人也如此。
汪涌豪文指出，在南北朝后期，风骨范畴处于萌生、确立阶段，所以其理论意义和美学价值尚未得到人们普遍重视，从而限制了它对文学创作应有的干预作用，但是到唐代，这种局面便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不但诗学崇尚不同的诗人、选家和批评家，多用此范畴进行诗学批评，还有不少论者将之作为自己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特别的强调，因此从诗学风骨论发展的角度看，其理论地位要较南北朝时期更为突出；并且，由于它主要被施于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探讨，因此又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来得更纯粹。文章深入探讨了“风骨”论在初盛唐何以盛行、因何不为中、晚唐人常道的原因。
赵昌平文在对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评析中，结合创作，对六朝至唐有关意兴、意脉、意象的观念作清理阐发。文章由中外意象观之异同的辨析生发，指出意兴、意脉、意象是唐诗的核心，它将传统诗歌中的语言形式批评与主情意、重取势两种倾向融为一体，创造了新诗境。因而现代语言批评唐诗研究的成绩足可吸取；但以这一主要指向未来的“诗学”理论框架历史存在的唐诗，又不能不多所凿枘，甚至扭曲了唐诗的真精神。如何使传统与新潮结合互补，是作者思考的焦点。
美学思潮 还有一些文章则对唐人的某些审美倾向、美学论争进行了探讨，如葛晓音的《论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从李白〈古风〉其一谈起》、张碧波的《论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三次美学论争――兼及唐诗流派兴衰演变规律问题的探索》、吴功正的《唐代诗人审美心理研究》、陈炎的《唐代美学主潮在诗文中的体现――唐代审美理想的宗教、哲学背景》、刘朝谦的《试论隋唐反审美的文学思潮》、张明非的《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兴衰》、张业敏的《略论唐人对齐梁诗风的批判》、陈良运的《论唐代诗选家的审美鉴赏批评》等。
其中葛晓音文指出，从南北朝到中唐文人们对楚骚和建安文风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李谔、王通到初唐四杰，都没有将楚骚和汉赋、建安与齐梁认真地区分开来。陈子昂虽然肯定了汉魏兴寄，但是以楚骚为哀怨之声的观念仍很流行，并一直延续到盛唐天宝以后。由此观点出发，她对李白《古风》其一的“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提出了与传统解释不同的看法，指出李白的本意是说骚人的哀怨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而不是说“骚人所继承的是那微茫了正声”，他将建安看作绮丽文风的源头，也只是兼收了未经消化的传统偏见。同时，她还据此解开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两句诗解的聚讼纠结，指出这一句是批评当时尊汉魏而贬风骚的一种倾向，由于盛唐人普遍推崇建安，而无人正式为“骚之哀怨”不合大雅正声这一点正名（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北宋），导致一些后生产生视风骚在汉魏之下的谬见。所以诗意是反驳时人认为四杰轻薄为文、近于楚骚而不如汉魏的论调。不能把“汉魏近风骚”五字连读释为“劣于”的宾语。
张碧波文通过对唐诗发展史上的初唐四杰之争、盛唐李杜之争、中唐元白之争这三次美学论争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初唐四杰之争属于唐诗开端期的美学思想论争，它表现了诗歌由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王公的御用工具、自娱独吟式的狭小天地向世俗子弟的用事工具、发愤抒情的文学武器方面转化的一种理论表现，是古典诗歌由贵族化向民主化发展的一大飞跃。盛唐李杜之争属于唐诗发展到高峰阶段的审美思想论争，它表明古典浪漫主义从旁枝别系走向正统，从天上落到地上，从神化转向人间；古典现实主义从讽喻教化转向世俗生活的一大飞跃。中唐元白之争属于唐诗转折期的论争，它表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向社会生活深层发展的一大飞跃。
吴功正文从“审美的历史必然”、“审美心理的特征”、“审美心理的外化方式”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唐代诗人的审美心理。他认为，唐代诗人的审美特征主要是：（1）顺应和同化的心理功能，（2）意识世界的直接发露和物质世界的间接反射；（3）直觉意识的寻求和确定；（4）审美感受上表现的二极性。唐代诗人审美心理的外化方式则有四个：（1）移入注射；（2）同构对应；（3）情绪位移；（4）间离设置。
张明非文考察了对儒家诗教说在唐代的推行及影响，认为倡导儒家诗教的高潮在初唐，中唐只是昙花一现，晚唐更呈衰落之势。所以，尽管它与唐诗相始终，逐渐衰落毕竟是它的总趋势。同时，这一情形，尤其是在诗歌高度繁荣的盛唐诗教说却相对沉寂的发人深思的现象，充分表明这一理论与唐诗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平衡的。她还指出，儒家诗教说在唐代出现衰落的趋势和种种矛盾的现象不是偶然的，首先是诗教说自身局限性的反映，因为它既是政治与文学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国封建体制的特殊产物，便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的倾向，即以政治干涉取代文学，要求文学变成功利的附庸和政教的工具，而使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受到排斥，这对作为形象思维产物的文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其次，是由于处在封建社会鼎盛阶段的唐代强烈要求诗歌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以便充分地反映日益丰富发展的社会生活；同时，唐代这一各种思想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社会，也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唐人对儒家诗教说局限的突破，无疑是使唐诗达到辉煌顶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良运文通过对现存十种唐人选唐诗的考察，指出唐代诗选家（除元结《箧中集》外）的审美态度是比较一致的，杜甫早期诗“三吏”、“三别”等无人选，元白的“新乐府”无人选，为杜甫所赞赏的元结未进入他身后任何一个选本，倒不是这些选家拒绝任何政治色彩、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诗篇，而是它们首先以有无高度的审美价值来取舍这类诗篇，以“风骨”、“声律”为最高审美尺度，以“清词丽句”为他们的主观爱好，合则取，不合则舍。唐代选家的审美态度，是反映唐代诗学以美学批评为主流的一个重要侧面。
发展规律和特征 另外一些文章则对唐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本身的一些特征、形态作了有益的分析，如罗宗强的《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陈华昌的《唐代诗论与画论的互相渗透》、毕万忱的《略论唐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陈本杰的《唐代诗话理论概观》等。
其中罗宗强文分析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首先，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表现为一缓慢的过程。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一种文学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文学思想，是通过逐渐的、漫长的演变完成的。其次，一种文学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文学思想，中间常常有一些短促的过渡期。再次，不同文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衔接现象。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不是绝对的“纯净”的，不接受其它文学思想的影响。第四，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是否能推动创作的发展，对创作的繁荣起指导作用，主要取决于这种理论主张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它的时代的创作风貌，是否具有实践性的品格和根据这种理论主张进行的创作实践是否取得了实际的成就。第五，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陈华昌文指出，唐代的画论影响诗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在诗歌创作中反对形似、追求神似和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象外之意”；诗论对画论的影响则表现在，一是使画论研究的中心从客体开始转向主体，这种倾向体现在对画家身分、资质、才能的强调和突出“意”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唐代画论开始了对创作最佳心理状态的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