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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尤其是后主李煜词的创作成就很高，在词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他们尤其是对李煜生平及其词作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一、二主合论
生平合论 本世纪有许多研究成果是将二主合论的，在二主生平研究方面，主要有：夏承焘的《南唐二主年谱》、詹幼馨的《南唐二主世系》、《二主年谱》、唐圭璋的《南唐二主年表》、蔡厚示的《李璟、李煜简明年表》、傅正谷、王沛霖的《南唐二主年谱简编》等。其中，夏承焘谱筚路蓝缕，开创之功犹大，发明亦多，至今仍未学界所常参考。
二主词合集 本世纪还有先后出现了一些将二主词合校、合笺的著作，如刘继增校笺的《南唐二主词笺（附补遗）》、贺杨灵的《南唐二主诗词》、谭尔进的《南唐二主词》、管效先的《南唐二主全集》、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会笺》、卢前的《金陵卢氏校刊南唐二主词》、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蔡厚示的《李璟李煜词赏析》、郑学勤校点的《南唐二主词》等。其中王仲闻著以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吕远墨华斋本《南唐二主词》为底本，并据其他刻本互较排印。书末附录了散见各书的二主词评语、本事、以及近人所作的有关考证材料。詹安泰著据清宣统沈宗畸的《晨风阁丛书》刻王国维校补南唐词本排印，参照1620年吕远墨华斋本《南唐二主词》影写本、清康熙侯文灿刻《十名家词集》本及《全唐诗》等校勘，并加注释，是目前较为通行李璟、李煜词的读本。
二主词合论 至于，将二主词合论的成果就更多了，主要有龙沐勋的《南唐二主词叙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总评》、俞階青的《南唐二主词辑述》、施蛰存的《南唐二主词叙论》、吴鹭山的《光风楼随笔――论南唐二主词》、蔡厚示的《从审美角度看李璟 、李煜词》、詹幼馨的《南唐二主词研究》、陈祖美的《李璟李煜词新绎》等。
其中，龙沐勋文认为：“诗客曲子词，至《花间》诸贤，已臻极盛。南唐二主，乃一扫浮艳，以自述身世之感与悲悯之怀；词体之尊，乃上跻于《风》、《骚》之列。此由其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因音。二主词境之高，盖亦环境迫之使然，不可与温、韦诸人同日而语也。”施蛰存文分版本、考词、辑补、评论、诠释等五部分，他认为，中主词今仅存四首，皆杰作也。《浣溪沙》二首，尤有继往开来之义。而后主乃纯用自然，从性情中遣词琢句，长短句风格，至此又复一变而为雅淡。是故后主之词，于唐五代为曲终奏雅，于两宋苏辛一流则可谓风气之先。蔡厚示文指出，李璟、李煜父子致力于文学创作，把自身的欢欣、愁怨、或者不安都率真的写入词里。由于他们卓越的审美才能，概括了某些为绝大多数人能共同理解的喜、怒、哀、恶、欲之类的感情，创造出许多能供绝大多数人以审美怡悦的艺术珍品。他们把词从娱他性的歌唱文学变成了自述性极强的、抒写人的深层感情的审美艺术创作，它真实地表现了特定人物的心灵活动史。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手段，给后世词人以深远的有益影响。
詹幼馨著对李璟、李煜词及其缺佚词、存疑词、其他作品分别作了校勘、考证、笺注、解说，并提供有关词牌、词话等资料。全书围绕二主尤其是后主“真”的词风，对二主词作了全面的审美考察，因此它与其它同类著作不太相同，处处带有作者之主观色彩：校勘不罗列版本，只依审美风格与词艺对异项择善而从：考证多以知人论世而对此作系年；笺注强调从意境上把握；解说更是自初机杼，评议则对同期作品作归纳性之研究。书后所附二主词论、世系、年谱等资料较为全面，可供治二主词者参考。
二、李煜及其词研究
由于李煜在词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本世纪学界对他的生平及其词的研究，也就特别全面和深入。
生平、性格和思想 在李煜生平研究方面，本世纪出现了相当多的年谱、年表、评传和对其一生重要行事的考证文章。
其中，年谱类的著作主要有衣虹的《南唐后主李煜年谱》、章崇义的 《李后主诗词年谱》、夏承焘的《南唐二主年谱》、高兰、孟祥鲁的《李后主年表》等。其中，夏承焘文对李后主的生平行事考证得最为详备。
传记类著作主要有郭德浩的《李后主评传》、唐圭璋的《李后主评传》、杨荫深的《李后主》、顾学颉的《李后主传论》、高兰、孟祥鲁的《李后主评传》、田居俭的 《绝代才人，薄命君王――南唐后主李煜新传》、《李煜传》、杨抱朴的《南唐后主李煜》等。这些著作大多对李煜一生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地介绍，对其思想和艺术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本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论李煜生活、思想和性格的文章，如曹懋的《谈谈李后主》、知任的《词人李煜》、佚名的《李后主和他的周后》、叶德荣的《亡国词人李后主论》、柯在实的《漫话李后主》、沤盦的《李后主与小周后》、金启华的《李后主的悲歌》、唐圭璋的《李后主之天性》、林敬文的《李后主的文艺生活》、刘扬忠的《李后主这个人》、李勤印的《风流才子，误作人主――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剧人生》、区潜云的《李后主与牵机药》、叶嘉莹的《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谈谈纯情词人李煜的任纵与奔放》等。这些文章大多对李后主的性情、才华和遭遇深表同情、感叹，从某个侧面说明李后主之所以在词的创作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的原因。
关于李煜词的的评价和讨论 在本世纪大半时间里，学界对李后主词的成就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方面，都是一致肯定并给予极高评价的。但是，五十年代，学界在分析和评价李煜词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并展开过较大规模的讨论。本文下面拟在参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李煜词讨论集》和卢兴基的《五十年代讨论李煜词的评价问题》等资料基础上，对当时的讨论情况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这次讨论是从1955年8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发表的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一文和同期詹安泰的答复开始的。此后逐步展开，由对《虞美人》一词的分歧，扩展为对整个李煜词的评价问题，参加讨论的人数越来越多。除了《文学遗产》，其他报刊也有相关的文章发表。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还组织了专题讨论。
这次讨论大约持续了一年半，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陈、詹二文发表以后，楚子、夏兆亿、吴颖、谭丕模、游国恩等学者都围绕着李煜词是否具有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后期，集中对毛星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一文中的观点进行讨论，重点是李煜词为什么在千百年来能获得广大人民的喜爱。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煜前期词大多数还是具有人民性的，应该加以肯定。如吴颖在《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李煜前期虽然一方面比较荒淫，但也有“严肃的一面”，即他对昭惠后的爱情、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却是“很诚挚”的。他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因此认为他的作品“大多数还是有人民性的，应该基本肯定。即使题材较为狭窄，人民性的深度、广度也远远赶不上他后期的词，但在同时代的词人中还是杰出的。”楚子在《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中则认为，李煜不仅与昭惠后感情深挚，与小周后的爱情也值得肯定。他说，周后去世立小周后为继室以后，二人过着热烈的爱情生活。李煜的出色的受人喜爱的作品，主要也就是这一部分词。楚子还认为，李煜前期还能写出“超乎统治阶级感情”的其他词，如《渔父》，这是“歌颂清高人格和自由生活”的诗篇。
当时，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李煜前期词只是表现了豪华和淫靡的宫廷生活，表现他空虚无聊的思想境界，和人民是绝缘的，也很少表现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怀。谭丕模在《我对于李煜词讨论的一些意见》认为李煜前期词“把那种贵族阶级的华贵、朽腐、淫逸生活毫不掩饰地勾划出来”，所以不是“超阶级的东西”，只是由于这种“最真实的描写，给词增添了活力”。顽石在《我对词人李煜的看法》中也认为李煜只是把小周后当作“天真的玩物”。他认为具有悲剧色彩的作品并不一定有人民性，那是“抽去了阶级内容的说法”，反对庸俗社会学不能“矫枉过正”。邓魁英、聂石樵的《关于李煜在文学史上的评价问题》一文中也不同意前引吴颖、楚子的观点。他们认为，楚子所肯定的《渔父》词“抹刹阶级矛盾，歪曲渔父真实形象”。他们认为李煜前期的爱情词“是为’吃得饱饱的贵妇人‘，为’因为肥胖而寂寞无聊和苦闷的”上层万把人“‘服务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在论及李煜词时也说：“他所抓的、掘的、表现的完全是他个人，人民的剥削者。作为典型来说，表现的是这个阶级。他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腐朽与无能，他的词成为这个阶级的一面镜子。”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还涉及到李煜后期词的爱国主义问题。对于李煜被俘入宋以后所写的词，讨论者给予肯定的成份较前期为多。许多学者都承认他后期词中所抒发的对于“故国”的思念属于爱国的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亡国以后的痛苦和深沉的怀念。尽管在内容上，它与人民的感情不完全相同、与人民的思想、利益是相通的。这部分词真实地表现了他失去祖国的哀痛。这是完全可以为人民所理解、所同情，并能引起共鸣的。但是，谭丕模对李煜后期词主要是从艺术加以肯定，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与人民没有什么联系”，“过高地估计李煜作品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是不妥当的。”
第二阶段讨论的重点是李煜此在千年时间里为什么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大约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类似――共鸣说。1956年春毛星发表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一文试图对前一阶段的讨论进行总结，他批评了贴标签的研究方法，认为用人民性、爱国主义去套李煜词是违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他认为李煜词的阶级内容和思想感情都是比较清楚的，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为什么李煜的词却在近千年间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这主要要从作品本身入手。毛星对李煜前其词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后期，他认为：“李煜的词所以受人爱好，首先是因为在他被俘后的作品中所流露爱的哀愁，尽管在实质上同人民的哀愁不一样，在某些方面却有一种类似。”
二、情绪、感触――共鸣说。针对毛星的“类似”说，许可提出了商榷，他在《读“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文章中说：李煜在某些抒情诗中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情绪”和“感触”，“那种与这些情绪和感触有着深刻联系的具体性的事物却没有，或这几乎没有描绘出来”，因而获得了一种“普遍性”，“能为其他时代其他阶级的人们所理解，也可以为人民所接受，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与不同的阶级感情来体会作品中的情绪和感触。这样，在人民的眼中看来，这种作品就可以完全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与许可意见类似的是，寇效信在《从李煜词的讨论谈起》中也不同意“把李煜的全部作品当成他一生实际的如实记录，把抒情诗当作是人的自传”。他认为这些不明确性的抒情词“只写出了某种情绪”和“境界”，因而易于感染读者而引起共鸣。而那些清楚地写出帝王生活的词倒是不为人民所喜爱。有的词写往事，有“雕栏玉砌”等出现，作者并没有揭示它的具体内容，“只是某些美好事物的代表而已”。整个诗的意境还是能引起共鸣的。
三、典型――共鸣说。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讨论会上何其芳作了系统的总结发言，他在统计后指出，李煜词集中反映宫廷生活的只有四五首，大部分是描写男女生活和相思别离之情的。他说：“别离之情”，“人生愁恨”等，“在旧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是有典型性的事物，因而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再加上艺术表现方面他把这些内容表现得很好，很动人，这样就赢得了许多读者的衷心的喜爱了。”
李煜词艺术的新探讨 从八十年代开始，学界对李煜及其词艺的探讨又进入一个了新的境界，人们不再局限于笼统地分析李煜词的艺术特点，而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李煜词的意境、艺术表现手法进行新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专论李煜词意境的文章主要有完颜海燕的《简论李煜词的情与境》、张贵贤的《试谈李煜词的意境》、樊鸿武的《李煜词的意境》、乍丹的《试论李煜词结构与意象的开拓》、《论李煜对词的主题及意境的开拓》、程宗璋的《试论李煜词的意象组合艺术》等。
专门探讨李煜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文章则有高梦林的《李煜词的艺术成就》、黄启章的《也谈李后主词的抒情艺术》、李希躍的《李煜词的抒情艺术》、李长波的《失败的皇帝，成功的词人――谈李煜词的美学价值》、贺中复的《李煜词的艺术成就》、赵丽艳的《李煜词艺术魅力审美初探》、许文亮的《浅谈李煜词中比的运用》、《试论李煜词的艺术敏感》、樊维纲、徐枫的《李煜词艺术魅力探微》等。
其中，赵丽艳文着重探讨了李煜词在人们审美感情上所留下的轨迹。作者指出，李煜词感情真挚，清丽隽永，风神峻朗超逸，具有独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李煜的词作中具有一种赤子之心的纯真之美、似曾相识的共性之美风神超逸的感伤之美。樊维纲文的论述更为全面和深入。该文从李煜词意象构成的特色、情感宣泄之方式、心理时空描写之境界三方面探讨其艺术魅力，认为李煜前期词的意象以金色、红色为其色彩主调，以富丽香艳为形状特征，以使人愉悦陶醉为主要情感倾向，其意象组合体揭示了李煜留连富贵奢侈的内心世界。前期词的另一类凄清幽美的意象，见出日渐严重的显示压力下产生的心理阴影。后期词的意象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概括力极强的泛指意象，如家国、江山等；一类是梦中或忆中的虚境意象，虽表现为具体的一事一物，无奈只是幻影，可想而不可及；一类是为数不多的实境意象，如小楼深院、梧桐碧藓等。其泛指意象和虚境意象皆阔大豪华、热烈明朗，与囚徒处境、难堪心情造成巨大反差，形成神奇的艺术魅力。李煜前后期词的宣泄方式也不同。前期词多具情节性；后期则多以抽象的语言直接抒情，篇篇言愁说恨，写来势如泼墨，直出肺腑，词情冲击波较少曲折转达到读者心中。其次，后期词常在一首词中拉长时空幅度，旧事新境贯穿，不局限于眼前实景，克服了诗人生活面狭窄的弱点，又引发了联想，加大了感情容量。李煜后期词中诸多流水意象，都是形体渐小同时色彩渐暗终至消失，造成了画面巨大的与茫茫愁绪相融合的艺术空间。李煜还着意渲染“孤寂恨日长”的心理时间感，很容易使读者引起经验上的共鸣。
还有一些文章将李煜与其他词人进行了比较，如唐圭璋的《屈原与李后主》、张文生的《李清照与李煜词的异同》、宋效培的《纳兰词与李煜词之比较》、叶嘉莹的《从李煜词与赵佶词之比较看王国维重视感发作用的评词依据》、姜澄清的《论孟昶、李煜、赵佶》、冯艳红的《李煜与晏几道词之比较》等。
其中唐圭璋文是最早将李煜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所以对后人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该文认为，屈原为阳刚作家，李煜为阴柔作家，并从天性、情感、精神、生活、态度、思想等方面论其异同。他说：屈原以天性刚强，不受任何恶势力之侵逼，故其所发之感情，率为怨愤一伤也；后主以天性柔弱，甘受任何恶势力之侵逼，故其所发之感情，率为哀伤一路。屈原以天性刚强，故积极奋斗；后主以天性柔弱，故步步退让。屈原之中情怨愤，故被放逐之生活，整日只是痛哭流涕。后主之中情哀伤，故被虏后之生活，整日只是饮泣呑声。屈原久度此痛哭流涕之生活，故其态度已如疯狂一般。其所写皆足见其狂热神情，浪漫气息。后主态度则异于是，当国危时，既不上下狂奔，亦不大声疾呼，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面求佛保佑，一面望敌施惠，免其一死。屈原虽创剧痛深，而爱国爱民，肯定人生之思想，始终不变。后主以酷好浮屠，受佛家之影响甚深，故于创剧之余，则方产生人生悲悯之念。作者最后总结道：“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屈原为最早之大诗人，李后主为后来之大词人，自思想性方面观察，后主自不能与屈原相提并论；但后主词纯以白描手法，直抒内心极度悲痛，其高超之艺术造诣，感染后来无数广大群众，影响后来词学发展，此亦其不朽之处，似未可完全否定也。”
在本世纪李煜词研究成果中，新加坡学者谢世涯的《南唐李后主词研究》可以说是研究得最为全面、细致的一部著作。该书除结论外，共分十章，分别探讨了李煜生平、版本、艺术风格和思想，其中第五章至第十章为本书重点所在。五六两章详论后主词之艺术成就，第七章辨析前人对后主词艺方面的曲解，第八、九章论驳所谓爱国思想与释迦、基督思想之缪说；第十一章则就所谓“阅世愈浅情性欲真”之意为后主词辨诬。书后还附有“李后主词伪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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