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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云谣集》及其他敦煌曲子词，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色彩。《云谣集》本身的辑录、校勘，和敦煌曲子词的汇集整理、理论，这些研究工作本身就是本世纪唐五代词研究的一大收获，而且随着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深入，也使词的起源、词与音乐之关系、民间词与文人词之关系等词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所以本文下面在参考有关著述的基础上，对本世纪《云谣集》及其他敦煌曲子词的研究情况作简略的介绍。
一、《云谣集》的辑录和校勘
《云谣集》的辑录和校勘 《云谣集》在国内的最早发现，是在1909年。当时法国敦煌学家伯希和从法国寄给罗振玉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其中就有《云谣集杂曲子》，但罗氏并没有将之公布于世。
1912年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欧游时录得斯坦因部分敦煌写卷，大约在1919年到1920年间，他寄给王国维敦煌曲子词三首（即《凤归云》2首，《天仙子》1首），8个调名。王国维看到录文后，写有《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又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同时，罗振玉在看到狩野所录文后，又函请伯希和抄寄斯坦因卷全文。1923年冬，伯希和从巴黎寄来《云谣集》写卷残本凡18首作品的胶片，罗氏始于次年（1924年）正月将之收入他编印的《敦煌零拾》中。这是国内的第一个《云谣集》的刻本。
又董康此间旅游伦敦，得录斯坦因所劫本（斯1441卷）归。此卷题曰《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然写本残缺，仅存18首。朱祖谋得董康所贻伦敦本，复取伯氏寄于罗振玉本参校之，于1924年刻入《彊村丛书》。这是国内的又一个《云谣集》的早期刻本。
然而，罗本和朱本均仅18首。稍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游学巴黎，得阅伯希和所劫敦煌写卷，抄录其中珍异者回国，于1930年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亦有《云谣集》残卷（伯2838卷）及其他敦煌曲子。此卷亦题《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残存14首。
朱祖谋取刘抄巴黎本以校董抄伦敦本，除去开头《凤归云》2首重出外，余12首均为伦敦本所缺，二本缀合，正得30首之数。朱氏“大喜过望”，遂嘱龙沐勋与杨铁夫参校写定，欲补入《彊村丛书》。适逢淞沪战火，而朱亦旋即去世。故延至1933年，龙沐勋辑《彊村遗书》，方将《云谣集》两个残卷合刻为一本，以完成朱氏遗愿。这是国内的第一个《云谣集》的足本，在《云谣集》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此后，直至四十年代，又有郑振铎的《世界文库》本，冒广生的《新斠云谣集杂曲子》本、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本等出现。王重民则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他的《敦煌曲子词集》的校辑工作，其中的中卷即为《云谣集》。
五十年代以后，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正式面世，任二北先后编著的《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编《敦煌曲》等，均将《云谣集》完整收入。而俞平伯的《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张次青的《敦煌曲校臆补》、蒋礼鸿的《敦煌词校议》、孙其芳的《云谣集杂曲子校注》、唐圭璋的《读词三记·“军帖书名年复年”》等，对《云谣集》或其中部分词作进行校勘和注释，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云谣集》诸问题的讨论和考证 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学界都是在做《云谣集》版本、文字的校勘、考订工作。但是，由于各人的角度不同，学力有别，不少学者在从事校勘、注释时又难以看到原卷或原卷照片，所以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不仅《云谣集》的写作时间、存词首数以及每词的句读、分片、字数之类如此，而且连敦煌所出《云谣集》写卷究竟有几个，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对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的讨论情况进行介绍。
首先是《云谣集》的写作时代问题。严格说来，它应包括创调时代、作辞时代、选集时代和写本时代四个方面，但是早期治《云谣集》的学者往往混而论之。关于写卷的时代，斯卷不可考，唯伯卷写在僖宗中和四年（884）《破除历》背后，其同面上文所写者为金山天子之《杂斋文式》。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据此考证说：“金山天子与朱梁一代相始终，故可视为梁唐间写本。”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虽然也同意将写卷时代定在朱梁末季即公元922年以前，但又认为按一般写卷常情，写正面与写背面未必相差三四十年之久（884－922），如此定断，“未免谨慎太过，有待续讨”，他认为写卷时代犹有向前推早的可能。至于选集的时代与创作时代，诸家所考也是歧异纷呈。王重民在考证写卷时代“为梁唐间”之后，接着推论道：“则其著作与选辑时代，应在唐末。”舍之在《历代词选集叙录·云谣集》则通过对集中具体作品有关史实的考证来推断写卷的时代。他指出集内《内家娇》“两眼如刀”一首，又载伯3251卷，题曰“御制林钟乔（商）内家乔（娇）”，又据斯2607卷所载无调名御制曲子二首及无撰人《菩萨蛮》二首，证之《中朝故事》等书记载，以为皆唐昭宗乾宁三年驾幸华州时所作，由此认定“此二卷当为同时写卷”，写本中“凡称御制者殆皆昭宗作”，遂认为“《云谣集》必编成于昭宗朝，如以天复三年（昭宗最后纪年，公元903年--原注）计之，已早于《花间集》成书30年”。至于《云谣集》所收作品之创作时代，经过早期的王国维、龙沐勋、唐圭璋、任二北等人的考订，已能认定其中有20多首为盛唐作品。
其次是版本问题。现存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写卷全本乃是由分别从伦敦和巴黎抄回的两个残卷即斯1441卷与伯2838卷合并而成的。因为两个残卷合起来，正好与原卷多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相符，所以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都认为斯、伯二卷同出一本。直到五十年代，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始提出怀疑。八十年代，任氏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更作出详细的考证，认为罗振玉、朱祖谋二本即斯、伯二卷“源同流异，决非一本”。但是任氏并未看到原卷或原卷之胶片，其所持之证据多出自从罗振玉、朱祖谋刊本，所以影响不大。饶宗颐在《敦煌曲》中曾明确反对任氏的“二本”说，指出“《敦煌曲初探》强调法京有《云谣集》二本，非是”。
另外，自朱祖谋以后一般学者都认为《云谣集》全卷共三十首，今本即全本。但是，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歌辞总编》中先后提出异议，认为今本行世者非即原本“全书”之“复行于世”，而且他说今本共三十三首，而非三十首。对于任氏此说，学界也多有争议。
张锡厚的《论云谣集的时代及其他》对《云谣集》的整理和刊布过程细加剖析，并介绍了唐人写本原卷之外的十八家整理本。又列举关于《云谣集》写作时代的各种争论，是了解《云谣集》研究状况的一篇重要论文。
《云谣集》评价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人对《云谣集》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朱祖谋曾为之“大喜过望”，并赞“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椎轮大辂”。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也认为“是诚千载不传之秘籍，而研究词学之大幸”。综合本世纪诸家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肯定了《云谣集》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云谣集》的发现和考订，解决了词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以南问题。它首先打破了《花间集》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词集的传统定论，而位居于《花间集》之前。其次，它为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学界逐渐接受盛唐时期民间词已经盛行，近体诗与曲子词早就分道扬镳，无有先后之承继关系，令词与慢调同起源于盛唐等新的词学观点。
第二 ，填补了一段重要的词史空白。传统的词学多研究文人创作，少有人关注民间作品。《云谣集》展示了一个与《花间集》、《尊前集》不尽相同的新的词学面貌，反映了早期民间词所特有的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龙沐勋在《中国韵文史》中指出《云谣集》中“大率皆普遍情感，为当时民众所易了解之歌曲”。唐圭璋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则谓：“此集所收，亦自开元以来里巷之曲，所写范围与盛唐诗人所写征戍、闺怨一类相同。虽有俚俗之作，然亦有艳丽深厚之作，足与《花间》抗行。”对于《云谣集》的艺术，虽然有人认为“语颇质俚”（王国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中语），“少含蓄之趣”，“为初期作品技术未臻精巧之证”。但多数学者持论较为客观、辨证。如唐圭璋从调与题合、令慢词兼有、单双叠并行、字数不定、平仄不拘、韵脚不限、平仄通叶、用方言、叙事等方面归纳描述了《云谣集》所反映的唐代民间词的一般形式特征。郑振铎在《云谣集杂曲子跋》盛赞道：“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见，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张锡厚《论〈云谣集〉的时代及其他》一文则从“内容之新”、“情感之真”、“意境之美”、“构思之巧”四个方面分析了《云谣集》风格的“尖新”，以及表现形式，语言运用的特点。
二、敦煌曲子词的整理与研究
在敦煌写卷中，除了《云谣集》，人们还发现了其他的曲子词。本文下面主要介绍学界对这部分曲子词的整理以及对敦煌曲子词进行综合探讨的情况。
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和汇录 最早对敦煌曲子词进行介绍和辑录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1913年作《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写卷《望江南》2首、《菩萨蛮》1首共3首曲子词的情况。1920年，他又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首次刊布此三首“唐人词”（ 《望江南》被王氏误题为《西江月》）的原文。1924年，罗振玉在他编印的《敦煌零拾》中又收录了《鱼歌子》、《长相思》、《鹊踏枝》“小曲三种”及“俚曲三种”、“佛曲三种”。1925年，刘复将其从巴黎伯希和处所抄录部分敦煌文献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除了《云谣集杂曲子》尚收有其它敦煌曲子词。
三四十年代从事敦煌曲子词辑录整理的学者就更多了。如周泳先于1935年编《敦煌词掇》，收录当时国内所能见到的敦煌曲子词共21首。这是对《云谣集》之外其它零散的敦煌曲子词所做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汇辑校勘工作。
五十年代是敦煌曲子词整理的黄金时期。1950年王重民所编的《敦煌曲子词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又修订再版。该书分三卷，上卷所收皆为长短句曲子词，共108首；中卷为《云谣集杂曲子》30首；下卷所收为大曲词，共24首。这是第一部收录较多、校勘谨严的敦煌曲子词集，可谓是当时国内外敦煌曲子词整理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是研究敦煌曲子词极为重要的资料。
1955年，任二北出版了《敦煌曲校录》。该书也将所收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普通杂曲”，收录48调205首，又失调名22首，共计227首（其中《云谣集杂曲子》订为33首，其它作品194首）；第二类为“定格联章”，收录4调17套286首，又失调名1套12首，共计298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5调5套共计20首。全书校录56调及失名10调总共545首作品，是对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的一个大规模的补充，而且该书将作品分为“杂曲”与“大曲”、“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也是对敦煌曲子词体式的研究的重大贡献。1972年后，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敦煌曲的辑录，于1984年完成《敦煌歌辞总编》。该书共分七卷，收录作品1221首，尽管其中不都是“曲子词”，但也堪称是本世纪搜罗最为广泛、数量最大的敦煌曲子词的宝库，为敦煌曲子词的进一步甄选、考辨和汇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张璋、黄畲编的《全唐五代词》卷七为“敦煌词”专卷，共收录494首作品，其中除《云谣集》外收有其它敦煌曲子词464首。九十年代初期，“全唐五代词”的重编被列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由中华书局约请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等四人合作编纂，现已完成，交中华书局付印。这部新编《全唐五代词》分“正编”和“副编”两部分收录敦煌曲子词，正编收录199首，为性质较为明确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副编收录434首，为存疑待考的敦煌曲子词作品。共计收录可信及存疑的敦煌曲子词633首，可以看作是本世纪敦煌曲子词整理成果的汇总和提炼。
敦煌曲子词综合研究 在辑录和校勘的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敦煌曲子词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进行分析和探讨。
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如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就对敦煌曲子词的内容和艺术作了很好的概括：“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当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邦，情恳难中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其真已唱出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的爱国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夏承焘在《敦煌曲子词》也对敦煌曲子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较高的评价：“这些民间词，是写真实情感的好诗歌，它以清新朴素的风格影响着当代的诗人和词人，比起后来文人清客们的游戏消闲的作品，价值高得多；虽然民间词有些篇章在文字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但是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它，因为它是唐宋词反映现实的萌芽。”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从各个方面对敦煌曲子词进行综合探讨，产生不少较有深度的文章。总论敦煌曲子词的内容、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文章主要有：孙其芳的《敦煌曲子词概述》、高国藩的《谈敦煌曲子词》、汪泛舟的《敦煌曲子词的地位特点和影响》。
专论敦煌曲子词形式和艺术的文章则主要有：周丕显的《敦煌俗曲分时联章歌体再议》、柴剑虹的《敦煌写卷中的〈曲子还京洛〉及其句式》、梦初的《浅谈敦煌曲子词的艺术》、《从敦煌曲子词考词体的正与变》、叶栋的《敦煌曲子词的音乐初探》、张仲仪的《敦煌曲子词的审美特征》、乔力的《椎轮大辂：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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