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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学术观念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人们改变了以前多在学术笔记或诗话中论韩的单一格局，系统性、理论性的韩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于本世纪的韩愈研究在生平、思想、文学理论、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作品考订和文集整理、韩学的建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所以，下面将分别加以介绍。
一、生平研究
自宋代至清末，已经产生了不少韩愈年表、年谱之类的著作，人们对韩愈一生的大致行事和一些作品的写作时间也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世纪学界在韩愈生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籍贯 本世纪上半叶对韩愈的籍贯问题进行重新检讨的文章主要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等。其中赵毓英文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传统旧说有三点不可信：（1）韩愈不是昌黎韩派，（2）邓州南阳之说无稽，（3）修武之说亦不可信，可能是受朱熹的影响而后世伪造的。他的新结论是：“一、韩氏祖茔在河阳，韩愈亦葬在河阳。二、但韩愈却住在洛阳，而且有田在河阳对岸之河清（本属河阳）。三、韩愈家住洛阳，大约是从他父亲仲卿开始，而他本人自幼就住在洛阳。四、韩愈虽住洛阳而仍葬在河阳，所以仍定河阳是他的乡里。五、河阳与河南岸，当时有长桥架水，交通极便利，由原籍河阳，买田河南，再迁居洛阳，是很可能的事。”
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韩愈的籍贯问题未见有人涉及，直到七十年代末以后，这一问题才又被学界重新提起。如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等。但是，这些文章均无实质性的突破，且大都同意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也即今河南孟县的说法。
生母问题 韩愈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他的母亲，韩愈的生母到底是谁？为什么韩愈讳言其母呢？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清人沈钦韩曾说：“案祭文（《祭郑夫人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舍。”近人胡适对沈氏此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沈说虽无可据，于情理盖亦可通，退之或出于婢妾，伊产后即他适，故退之自叙不道之耳。”然而，陈寅恪却持不同的看法 ，他说：“据白氏《长庆集》三十三《追赠韩愈二十九人亡母郡国太夫人制》，有’归于华族，生此哲人‘等语，当即指退之生母。且恐非婢妾改嫁，似沈、胡先生皆无确证。”而黄天朋的《韩愈研究》也不同意韩愈的生母系婢妾改嫁的说法。
此后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刘国盈的《韩愈生母考》、卞孝萱的《为什么韩文中未提出过母亲？》、《韩愈“生母”之谜》等。其中刘国盈文在对上述诸说辨析的基础上指出：韩愈的生母是“死”而不是“嫁”，其身分可能是嫁到“华族”的婢妾，至于生母的姓字，则不得而知。卞孝萱文则推测说，韩愈《乳母墓铭》中所说的“乳母李”，实为韩愈之生母。
贬阳山问题 本世纪撰专文探讨此事的文章有周长志的《韩愈为什么被贬阳山》、阎琦的《韩愈的“阳山之贬”析》。阎琦文认为韩愈刚任监察御史不久上疏言事被贬阳山的真正原因是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等永贞党人的打击和迫害，而非京兆尹李实。
但是，刘国盈的《韩愈评传》则不同意说刘禹锡、柳宗元“传之落冤仇”的传统说法，认为根本原因是韩愈上了《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触怒了皇帝的幸臣李实。
交游 对于韩愈的交游问题，学界探讨得较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由于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比较关注，所以也分外注意韩愈与大颠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璠的《韩愈与大颠》、钱钟书的《昌黎与大颠交往事》等。
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范围扩大了许多，相关的论文涉及到韩愈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等人的关系。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吴文治的《韩愈与白居易的交往》、路剑的《韩愈与白居易》、周勋初的《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尚永亮的《韩愈同二王刘柳的关系及其永贞革新的态度》、张金亮的《韩孟的交游和酬唱》、刘国盈的《韩愈柳宗元交游考》、《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刘禹锡关系考辨》、《韩愈与僧人》、朱琦的《韩白关系考》等。
另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一书中还专门探讨了“韩愈师友关系”，分别论述了“韩愈同独孤及、梁肃、陆贽的关系”、“韩愈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韩愈同李观、欧阳詹、张籍、樊宗师的关系”、“韩愈同李贺、孟郊、李翱、皇甫湜、贾岛等的关系”。
服硫磺问题 对于韩愈是怎么死的，前人有认为是食丹而死的，理由是白居易在《思旧》诗中所说的“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但也有人认为，此说不过是“文人乐闻邪说，以诬谤前贤”。本世纪上半叶，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和章太炎的《文录》卷一《思乡愿》也持此说。但是予同的《韩退之与卫退之》则重申了白诗中的“退之”系卫中立、卫退之，而非韩愈、韩退之的观点。
而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则认为：“乐天之旧友至交，而见于此诗之诸人，如元稹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若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复非当日文坛之健者，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然则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此后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刘国盈的《韩愈非死于硫磺辨》、阎琦的《韩愈“服硫磺”考论》等。其中刘国盈文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首先不同意说韩愈是服食硫磺而死，因为不但韩愈本人不曾说过有服食之好，而且韩愈的朋友也不曾说过韩愈有服食之事，张籍的《祭退之》诗中所写韩愈之死时的情形也非服食之状；其次，他也不同意说白居易诗中的“退之”就是“卫中立”，他认为很可能这两个字是“敦诗”之误，也即崔群，因为他既是白居易的好友，又是服丹而死的。阎琦文同样也不同意说韩愈服硫磺而死，他认为白居易诗中“退之”谓白行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性格和思想研究
韩愈的性格和人格 本世纪有两个时期，学界比较关注韩愈的性格和人格：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人们曾对韩愈的性格和个性有过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二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韩愈的人格和性格进行分析。
三四十年代，涉及韩愈人格和性格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陈登原的《韩愈评》、洪为法的《韩愈的矛盾和委琐》等，而且这两篇文章都对韩愈的人格和性格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如陈登原在文章开头就指出韩愈是“文人无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韩愈虽然“能笃于其友，不以时会更易，一节之长，要亦可以不朽”，但“未能免于恶俗，而必欲自标清高；未能淡于势利，而必自谓道；疾言厉色，以欺浮屠；巧言令色，以谄公卿；而犹执其两端；而犹’谨献薄技‘。――较之常人，罪犹加等。”洪为法也认为：“道貌岸然，忠贞之至，强悍已极，这是一般人对于韩愈的印象。......但一考其实际，却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外场好看”，“韩愈，细细剖析其言行，也只是文人的典型，处处显露着矛盾、委琐。他一生就在矛盾和委琐中悲苦着，挣扎着。”
另外，周荫堂的《韩白论》也持类似的观点：“韩的胸襟很狭隘，见解很肤浅，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的想挂’圣人‘的招牌，他对于精邃玄奥的佛学，本不能了解，而却大肆攻击，认为异端邪说。......他在政治上的活动，更现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谀逢迎的心理。”
当然，当时也有人对韩愈的性格和人格作了肯定性的评价。如王锡昌在《韩愈评传》就指出：“韩愈幼秉朴实刚毅的性格，及长又屡遭贬谪的磨炼，使得他洞鉴远达，信道笃行。所以他自负传继道统之责，来排除佛教；自信有退敌之能，来夺三军之帅。”进而对韩愈“这种特立独行，不避难险的精神”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从三十年代后期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未见有人对韩愈的性格和个性进行专门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又开始对韩愈的人格进行研究，不过多是结合韩愈的一些重要行事进行探讨的。如仇永明的《韩愈谀墓辩》、李光富的《论韩愈并不谀墓》等文章通过细致的考辨，指出韩愈并未“谀墓”，进而肯定其其人格的。还有一些文章则结合韩愈的《平淮西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讨论了韩愈的人格，讨论的情况可参见陶易的《韩愈〈平淮西碑〉引起的聚讼》。
九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一些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韩愈的性格和个性成果，如郭明志的《气盛――韩愈人格心态的文化蕴涵》。文章指出“气盛”是韩愈人格形象的核心内容，并从韩愈“气盛则言宜”说的原意、韩愈尚气的表现及韩愈立身行事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作者认为，“气盛”不仅是指一种文论主张，一种最佳创作心态，而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人生意义，它是韩愈追求达到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济世热忱是韩愈“气盛”的升华，刚健进取是韩愈“气盛”的根基，特立独行是韩愈“气盛”的常态。
韩愈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学界才渐渐对这一问题关注起来，当时讨论的焦点是韩愈是否依附宦官、站在豪族大地主的立场，反对“永贞革新”。
否定派认为，韩愈是站在大地主的立场，反对“永贞革新”的。如黄云眉在《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中就认为，“他在政治方向上，表现为一贯维护大地主利益，反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新势力集团的政治改革，在生活作风上，表现为和旧官僚沆瀣一气”，“韩愈虽然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而他的阶级意识，却接近于大地主阶层”。
肯定派则认为，韩愈的主张基本上符合人民的利益，是进步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就认为，“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征，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吴孟复的《试论韩愈的政治思想――兼与王芸生先生商榷》则指出，“和俱文珍集团的结合，是以’用武力削平藩镇‘这一共同主张为基础的，而用武力削平藩镇并不失为正确的主张”。卫仲璠在其《对韩愈政治思想倾向的一点看法》中更指出：“韩愈不但不依附宦官，而且跟宦官集团，真正一贯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韩愈在政治上是一个中间派或“骑墙派”。如王芸生在《再论韩愈和柳宗元》中说：“韩愈是一个顽固的保守党，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即政治投机家。”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也认为：“韩愈和柳宗元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但韩愈在政治上经常采取依偎兀的态度，帮着大地主官僚说话。他的这种’骑墙派‘的、有时甚至是落后的态度，使他的文学成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韩愈的政治态度又成了理论界的一个批判的对象，韩愈被彻底否定了，而且还增加了“继承孔孟复辟之道”、“坚持儒家保守势力的政治立场”等新内容。
文革之后的几年内，学界则从韩愈与宦官的关系、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与“永贞革新”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文革之中的“批韩”、“贬韩”进行了反思，且大都对韩愈持肯定态度。
如徐克文在论及韩愈与宦官之关系时指出，韩愈虽然写过《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和《诗》等官场应酬的奉命之作，“不能不说是他’文德‘上的一大缺陷，但也不能因为他写过这篇序，就坐实他是地道的宦竖派”，“观察一个人应查其历史， 统观其一生，看其大节，不能以一斑代全豹”。王启兴的《为韩愈一辩》也认为，除了前人已经辩明的事实之外，从韩愈的一生言行加以考察，勾结宦官的罪名也是不能成立的。韩愈一生再没有写过请求俱文珍或其他宦官引荐的阿谀奉承的书启诗文，在他仕途坎坷之时，也未得到势压百僚的俱文珍或其他炙手可热的宦官的援引。相反，韩愈在洛阳时曾“日与宦者为敌”，以至于惧怕宦官罗织罪名诬害；同时，裴度奏请罢去监军的宦官，韩愈对此并没有反对，还积极赞助。蒋凡《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也指出：“宦官俱文珍在汴州军乱中平叛有功，韩愈《序》中的颂词基本上接近事实，这与溜须拍马的谀词有本质的区别。”他还列举史实证明俱文珍是当时宦官中的佼佼者，认为不能因为他是“刑余之人”，就加以歧视。
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郭预衡则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关于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学者们也大多认为应历史地看问题。如蒋凡《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认为，“在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对王叔文集团和’永贞改革‘的态度，并不是检验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当时“反对王叔文集团的大有人在，既有反动腐朽的势力，又有进步的政治人物，不可一概而论。”“武元衡、李绛、裴度是不同于王叔文集团的另一批正直的朝官”，韩愈是他们这一“无形之’党‘”中的积极的一员，他的文章及其一贯的政治主张，与“王叔文集团确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郭预衡《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则指出：“韩愈最大的政治错误是反对所谓的’永贞革新‘。但他所以反对，倒不是因为王叔文’推行法家路线‘，而是反对王叔文其人”，至于永贞革新集团中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则是同情的，韩柳之间的友谊，“几十年间始终没有断绝”。徐克文则认为：“韩愈对顺宗朝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由于政治派系关系他基本上是反对的，但他写《顺宗实录》的时候，对王叔文的一些进步政治措施还是秉笔直书，给以正面肯定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韩愈的政治思想的研究热情渐渐消退了，也未出现大的论争和突破。其中论述较为深入的文章主要有陈光明的《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屈光的《韩愈与藩镇关系》、尚永亮的《韩愈同二王刘柳的关系及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周勋初的《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刘国盈的《再论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等。
韩愈与中唐儒学复兴 这一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本世纪上半叶，人们曾对韩愈的复古崇儒进行过争论。
一些学者从复古崇儒与排佛的关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对韩愈的复兴儒学加以肯定。如李嘉言认为，佛老诸邪说行，“无纲常节其行，无礼义束其心，则天下将乱”，所以韩愈的复古，有着“救时弊”的现实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韩愈的“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如罗根泽在《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说，“韩愈不惟抓住了鲜明的道”，更在于他“有万死殉道的愿力”，但韩愈虽重道而“只能作实行的儒家，不能作理论的儒家”。 冯友兰的《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则认为韩愈虽然不能成为哲学家，而仅为“文章之雄”，但他的“道”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韩愈极推崇《孟子》，以为得孔子的正传。此为宋明以来之传统的见解，而韩愈倡之。（二）韩愈《原道》，特引《大学》。此后至宋明，《大学》遂为宋明新儒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焉。（三）韩愈《原道》提出’道‘字，又为道统之说。此说孟子本已言之，经韩愈提倡，宋明新儒家一皆持之，而宋明新儒家亦有道学家之名。由此三点言之，韩愈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也。”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韩愈的复古崇儒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些人因反对韩愈排佛而批评其崇儒，如陈登原的《韩愈评》就说：“夫当愈之世，可原而论者，亦已众矣。藩镇之跋扈，可原也；民生之凋疲，可原也；宦官之横，君暗臣鄙，可原也。而曷为乎’原道‘哉？......实则原其所原，盖文人避重就轻之狡计而已。”而韩愈倡“道统”，是“文人之卖弄，茫无归宿之夜郎自大已”，“实开以后道统纠纷”。知堂（周作人）的《谈韩退之与桐城派》也认为：“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流泽孔长，至今未艾”，其中的“道”，是“统制思想”。
五六十年代，这一问题仍是学界讨论的重点，不过和三四十年代情况不同，人们大多对韩愈此举持充分的肯定态度。如陈寅恪在其《论韩愈》中就从以下六个方面说明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贡献”：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再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四册中指出：“韩愈宗尚儒学，对佛老特别是对佛教攻击最为坚决。”“他有名的五原，虽然还不能象宋儒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韩愈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即孔孟学说，学孟子之学，思想上难免沾染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对唯心主义更高度发展的佛学，视之如无物，各种祸福报应之类的骗术，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绝对神圣的佛骨，要求投诸水火，予以毁灭，这些卓荦的议论，不必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而否认或减轻它的重要意义。”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韩愈所提倡的“道统”，实际上是对他以前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发展。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指出：“在事实上，韩愈的新儒家学，不仅不是孔丘、孟轲、荀卿儒家学的抄袭，或董仲舒、刘歆儒家学的抄袭；而是适应唐代社会情况下，为孔丘、孟轲、荀卿、董仲舒等人以来的儒家学之又一次修正，对原来的儒家学有所修正，也有其新的内容。”季镇淮在《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中也认为，“韩愈一方面大声疾呼提倡’道统‘，一方面又好象打破’道统‘的成见所囿，还能在这个薄弱的’道统‘之外，看到新奇的’异端‘，并大胆地予以承认和接受。”这和“道统”对立的一面，“是韩愈思想中新的成分，是含有解放精神的。”
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韩愈的“道统”和儒家思想自然而然地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文革之后，人们除了对“评法批儒”运动中的“批韩”进行拨乱反正，还对韩愈的儒家思想及其在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作用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进一步的更为深入的探究。如孙昌武的《论韩愈的儒学与文学》、王昌猷的《韩愈生平及其思想的评价――兼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沿袭》、许可的《韩愈论道与性何曾接受过佛说――兼与孙昌武同志商榷》、邓小军的《唐代的中国文化宣言――韩愈〈原道〉论考》、朱易安的《韩愈的新儒学与元和诗坛》、黄永年的《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等。
其中，孙昌武文指出，韩愈鼓吹儒道，张扬“道统”有真诚的一面，也有假借旗号以资号召的一面。就其真诚信仰和宣传儒道一面来看，有墨守先儒教条的内容，也有发展儒学传统理论以适应现实斗争的内容，还有融汇百家观点以补充、改造儒学观点的内容。邓小军文认为，韩愈《原道》的道统学说，乃是对儒家的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的重大发展；《原道》还从文化品格、生死观、本体论三个层面，准确地和作用地阐明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的分野，有力地批判了佛教义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同时它开始扭转佛教在中国数百年来所形成的凌驾趋势，使之返居宾位文化之位置；并为宋代新儒学开导先河，所以不愧为唐代儒学复兴运动之旗帜，唐代的中国文化宣言。朱易安文认为韩愈新儒学产生于中唐的重要原因，是唐代士阶层在传统价值和地位失落以后，企图重新建立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独立人格的需要。“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等文学主张与韩愈提倡道统相辅相成，同出一种维系士阶层传统价值和性格的理想，同时也反映了一种道统与政治合一的希望。
韩愈与佛教之关系 这也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韩愈的排佛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李嘉言的《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是肯定韩愈排佛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他认为韩愈的辟佛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第一，“辟佛是因复古引起的，然他所以复古，佛教又适为其用，因为佛教在当时盛行的结果，政治经济莫不受其影响而日趋崩溃，......辟佛乃是佛教本身的弊病使然”；另外，“中国国民性”“其于社会特别认定功利之必要，重视常识的实际的倾向，不喜超越空想的道理，佛乃异国之说教，误事空谈，不宜加于中国国民”，佛教的流传，必然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第三，“韩愈辟佛，与其排斥六朝文学，如出一辙，六朝文学由起，与佛教输入，其间有甚大的关系。”再如吴恩裕在《韩愈、李翱与佛教之关系》中就认为韩愈的排佛“在思想上，殊无价值。但在另一方面，则有甚大之意义。盖其根据儒家人生哲学之见解而排佛，实有社会的意义。此点自来无人注意，而多非议愈之排佛；以为浅陋不值一笑。实则愈所排之佛，多半在人生态度上注意。而非愈者谓其排’佛学‘，此非之者之妄，非愈之不清楚也。吾以为愈从此点排佛，不可不谓有相当之价值。”“愈之排佛，纯系以佛家与儒家的伦理或人生态度之不合；换言之即’正心诚意将以有为‘的在家人的儒家反对’欲治其心焉，而外天下国家，减其天常‘的出家人的佛徒而已。”“但此却与’佛学‘无涉”，“彼对佛学本身似亦有兴趣，同时又有接受之’意向‘及’事实‘。” 吴培元的《韩愈的排佛思想》也指出：“韩退之的排佛，近承傅奕之后，而远开宋初欧阳永叔的先声。”对于韩愈的排佛思想，前人认为都是些浅薄幼稚、不足挂齿的议论，本文作者认为，“惟其是不足挂齿的浅近的议论，所以颇能触动一般民众的内心。”文章还将韩愈的排佛思想析为五端：（1）夷法问题，（2）法毒问题，（3）伦常问题，（4）僧弊问题，（5）神奇问题。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则认为：“韩愈虽排佛，但于佛学，亦有相当之知识”，而非只是什么也不懂地“乱骂一通”。董璠的《韩愈与大颠》从韩愈与大颠的关系入手，分析了韩愈的排佛的初衷。他说，韩愈虽多与佛徒来往，但考其诗文，“此等言行，何曾’转问‘，固仍是一厢情愿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法西斯蒂‘精神也。”韩愈对于大颠，“为敌国如故，其排佛亦如故。”他与大颠，“及赠衣惜别，又诚不免恋恋之意”，意即韩愈并没有因与大颠的私谊而改变其排佛的初衷。
但当时否定韩愈排佛的学者也有不少，而且论点很激烈。如周荫堂的《韩白论》认为唐代佛教发达，是唐帝国“集中国已往学术和制度的大成”，“作一切亚洲文化的吸收”，“无所不包”的结果，是值得肯定的好事。韩愈排佛，是一种无知。陈登原的《韩愈评》更指出：“在愈之前，佛教已成为民族精神之一部，在愈之后，佛教更成为民族精神之一部”，而且，佛“约民成俗，无所为祸”，“信仰佛教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之一部”。他还从客观效果上否定韩愈的排佛，他说：“是知佛教之深入人间，殆无异于政府之提倡与压抑”，韩愈之排佛，“是则愈之愚也”。他又说，韩愈的排佛，是纯为统治者着想，“但以得年享国，不经之说，为其攻佛之根据。”他又引前人所说韩愈与大颠之关系，认为“韩愈之信佛，要可谓不得推翻”，韩愈“好佛而辟佛，辟佛而又不能远佛，执其两端，而为矫激之沽名，而不识夫佛徒之深入人间，而徒取前人俚浅之说，以肆其咆哮，而咆哮以后，则又饶有悔意。乞怜摇尾，见于词色――适以成愈之愚中有诈，诈中有愚而已”。
五六十年代，学界仍在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如陈寅恪的《论韩愈》就对韩愈的排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韩愈“所持排斥佛教之论点，此前已有之，实不足认为退之创见，特退之所言更较精辟，胜于前人耳。......今所宜注意者，乃为退之所论实具有特别时代性，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则退之所论自非剿袭前人空言，为无病之呻吟，实匡世正俗之良策。”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韩愈反佛的态度并非很坚决，成效也很有限。如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就指出：“韩愈的辟佛，正象柳宗元所说，只是辟了佛的’迹‘，没有真正接触到它所宣传的教义。”“韩愈不能完成和佛老之学斗争的任务，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由于他的主观努力不足。”“无可讳言，’排斥佛老‘的韩愈，是和当时贪长生的君相们及士大夫们，一样为道教徒所欺骗、所玩弄、以至于死的。无可讳言，’排斥佛老‘的韩愈，是和当时佛老所造成的’政俗之弊害‘，连自己也不能’匡救‘自己的。”
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所有的文章都千篇一律地批判韩愈的辟佛，说韩愈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从思想上维护孔学的独尊地位，以适应地主阶级保守派在政治上推行尊儒反法的反动路线的需要”，“丝毫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意义”。
文革之后的二十年里，学界仍然对韩愈的辟佛进行讨论，且分析得更为具体和深入，评价也更为辩证。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洪流的《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意义》、邹进先的《论韩愈反对佛老对其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的影响》、刘国盈的《韩愈与僧人》、阎琦的《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等。其中，洪流文从为“复兴儒学扫除障碍”、为国计民生着想、对佛教的严重打击、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等四个方面肯定了韩愈反佛的历史意义，最后指出“虽然他的反佛的行动在当时未能很快取得成效，然而他反佛的理论却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邹进先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愈反佛老对其人格心态的影响，指出排斥佛老使他冲破当时士人儒道释互补的进退出处的普遍格式，始终执著于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精神，充满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甘穷危，向命运抗争；第二部分论述了韩愈反佛老对其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的影响，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体现在“反对佛教’天性以见性‘和道教的清静无为，肯定人的世俗感情，强调这种世俗的情感乃是诗文创作的根本的驱动力和生气的来源。”诗文创作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主体的情绪状态始终是执著入世、质实热烈的，以及排除宁静和谐、淡泊清空的审美情绪，形成独特的诗歌审美风貌；以光怪震荡为美，艺术表现上追求气足力劲，意象构成上怪诞夸张，语言形式上反对对称和谐等。刘国盈文对韩愈既辟佛而又和僧人交往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韩愈和僧人的交往，或出于礼貌上的需要，或因爱才，或不胜打扰，或有碍朋友的情面，或虽有诗文提及，却可能根本就没有交往，或出于排解心情的孤寂等，却无一是由于信仰上的原因，因而韩愈辟佛是真心实意的。阎琦文则结合对韩愈生平的研究，发现当宪宗元和末年、具体说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的两年之间，韩愈的反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当低潮之际，韩愈不但出现了对自己谏迎佛骨的尤悔心情，而且试图对佛理有所认知、有所体验。由于时局、个人处境的变化以及始料不到的舆论蜂起，韩愈终于与佛教擦肩而过，其欲知佛理并予以体验的企图也终于浅尝辄止。《论佛骨表》所反映出来的韩愈的巨大勇气和坚强意志，在唐代，乃至在中国儒佛斗争史上，都堪称精采的一笔。韩愈为什么如此激烈而毫无顾忌呢？直接的理由是：第一，反映了韩愈对淮西战事胜利以来宪宗种种误国荒惰行为的严重失望；第二，是自淮西战事胜利以后韩愈久被压抑、屈辱情绪的一次恣意发泄。关于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及与孟简书，阎琦指出《与大颠三书》纯属伪作，不足为据。但从他对自己与大颠的交往有所辩白的话里，却能感受到韩愈在潮州亲近佛理的效果。同时也说明他颇能以佛教的“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来调整自己的情绪。韩愈《与孟尚书书》标志着他排佛意识继《论佛骨表》之后的又一次回涨。其一年多来潜滋暗长尝试接近佛教、体验佛理的心理和行为将由此终结。
韩愈思想的其他方面 本世纪还有一些学者涉及到韩愈思想的其他方面，如商继宗的《关于评价韩愈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问题》、商聚德的《韩愈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容忽视》、张福民的《浅论韩愈的诛民说》、邓鸿光的《韩愈与传统》、李保霖的《韩愈的辩证法思想》、许凌云的《韩愈的社会历史观》、邱妙芳的《韩愈祭鳄的历史反思》等。
另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还论及韩愈的经济思想，专门探讨了韩愈的天命观、历史观、人性论；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也论究了韩愈的人性思想和政治上的道德主体精神。
三、文学理论和审美观
韩愈之所以能够在散文创作方面掀起一个古文运动、在诗歌创作方面能够开宗立派、自成一家，和他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明确的审美观无疑是分不开的。所以，长期以来，学界也热衷于探讨韩愈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审美观。
文学思想综论 从整体上探讨韩愈文学思想的文章主要有：罗根泽的《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郭锡良的《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牟通的《韩愈的文论》、申建中的《略论韩愈的文学思想》、郑尚宪的《韩愈的文学思想放论》、季镇淮的《韩愈的文学思想述略》、张少康的《论韩愈的文艺思想》、严杰的《韩愈“不平则鸣”说渊源新探》、施旭升的《韩愈“不平则鸣”说的心理透视》、周唯一的《韩愈的“道”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杨晓霭的《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王涵的《韩愈的“文统”论》、林伯谦的《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之研究》等。
其中，罗根泽文从“道与文”的关系论述了韩愈的载道说理的文章能够成为“文学”的关键，认为韩愈的文中不惟有理智的“道”，还有“感情作用”，“虽为载道文学，仍合于’文学产于情感‘的要素”，“韩愈自谓重道轻文，而结果文过于道”；文章还指出韩愈“不平之鸣”说所包含着的社会内容与强烈的情感因素，他说：“冷酷的社会，葬送了热肠的学者，遂由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事实，作出了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文学产生说。”季镇淮文把韩愈的诗和“古文”分开来谈，认为韩愈的文学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复先秦儒家的思想之古，一是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之古。他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是整个文章革新问题，不是一种体裁改革问题。另外，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复古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因为他不但承认“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也承认“道统”以外的善鸣人物，他还认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韩愈认为诗是“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讽于口而听于耳”，忽视诗的社会作用，强调诗的艺术特点。总之，韩愈在“古文”方面，是以古传统反对近今的腐朽文风，在诗则以近今潮流建立新传统。韩愈对诗与古文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形式，反映了文学史上文学思想发展或创作流派斗争的两个重要规律。张少康文认为韩愈的古文理论属于一般文章写作理论，亦即文章学理论，它在改革书面语言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并非文学理论，因此，研究韩愈的文艺思想不应当以他的古文理论为中心来考察，而应当依据他的诗论、书论等来研究。文章指出韩愈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不平则鸣”，强调“发愤著书”的文艺创作传统。特别是他提出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观点，是对我国古代民族的、进步的文艺传统的重大发展。韩愈在审美观点和创作思想上，着重发挥了儒家重视人工修饰的方面，但也揉合了道家善于驰骋幻想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主张作家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又要在技巧上刻意追求，创造一种瑰伟怪奇的艺术境界，以体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施旭升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进行了阐释，认为其最具基本层次的含义是对创作主体的心理动力揭示，“不平”即创作者内在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客观外物的感发激荡而致，从而带来创作主体在创作之际的心灵的发动，并进而通过对特定对象的艺术加工，形之于言辞而传达出来；另外，韩愈标举“善鸣”对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和艺术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王涵文认为韩愈的“文道”观与孔、荀等先秦儒家代表的“文道”观实质上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不能把韩愈“文为贯道之器”的创作宗旨视为对儒家创作路线的忠实继承。韩愈的功绩在于他能正确地吸收了“缘情”观念，顺应历史发展更新“言志”观念，情志并茂地开创了儒家散文创作的新路线。
古文运动理论 本世纪学界对韩愈的古文创作理论和古文运动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成果更多，主要有：季镇淮的《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吴文治的《略论韩愈的古文理论》、孙昌武的《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刘国盈的《韩愈和古文理论建设》、卢盛江的《韩愈“气”说的特点》、张立伟的《韩愈“气盛言宜”新探――兼论“古文”的艺术特征》、于兴汉的《韩门的文道之论与宋代古文运动》、吴相洲的《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寇养厚的《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等。
其中吴文治文认为韩愈的古文理论自成体系，相当系统而详备，文章看到了韩愈文学理论中既主张宗经、载道，又主张独创的矛盾现象，并认为韩愈思想矛盾现象的产生与他在崇尚儒学的同时，又能看到社会现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孙昌武文阐发了自宋代以来即有人提出过的韩愈裂道与文为二、重道而不废“文”的文学观，侧重探讨了他的“古文”论中“尚奇”的内容，从而论述他对文学独创性的重视。卢盛江文从创作论的角度，论述了韩愈对于创作论体系的新发展，指出韩愈从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高度，提出在长期思想艺术修养的基础上，达到“气醇”“气盛”的修养――创作化境，进而变创作活力为作品活力，达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境地，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创作理论，肯定了韩愈对创作论的新贡献。吴相洲文在论述韩愈“文以明道”观指出，韩愈在谈“明道”与“作文”时对前代文章的取舍是不一致的，韩愈从明道的角度出发，特别推崇三代之文，并以此为标准，对三代以后的文章做出了取舍；但从“作文”的角度出发，则又对六经以外的各家文章的艺术精髓加以汲取。明乎此，才能对韩愈谈创作经验时有些看似矛盾的话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理解。寇养厚文则指出，韩愈之道虽然标榜为纯粹的儒道，但实际上吸收了佛、道、法、墨等学派的思想成分，并非纯粹的儒道。韩愈“不平则鸣”的本意包括抒欢愉之情和哀怨之情两个方面，实即儒道的“美”和“刺”。以前的儒道对“刺”多有限制，主张“以理囿情”，而“不平则鸣”之“刺”，却主张哀怨之情的自由抒发。
另外，陈幼石的《韩柳欧苏古文论》在论及韩愈“道”“文”的复古与正统的建立时，也对韩愈思想中文体、风格的含义和他的文学复古理论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韩愈区别古文传统的“真”“伪”观和古文运动的前辈作家萧颖士、李华等人是不同的：“事实上，韩愈本人并没有对骈文风格本身发起利害的攻击，也没有把它当作宣传佛教的工具来攻击。当时思想上倾向于佛老两家的作家已不是骈文作家，而是最新形式的古文作家了。......韩愈认为’伪‘的传统与其说是骈文传统，不如说是非儒家的佛老传统，韩愈认为’杂‘的不是’四声八病‘，而是当时流行作品中的佛老成分。因此韩愈所一再重申的复古主题应和以前萧颖士和李华的复古运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这是一种在复古运动本身内部的改良运动，而不是以前那种只针对骈文传统的古文运动。”
诗歌创作理论 本世纪专论韩愈诗歌创作理论的文章则主要有：李其钦的《试评韩愈的诗论》、张清华的《韩愈的诗论》、肖占鹏的《佛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吴河清、曾广开的《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等。
四、散文创作研究
韩愈不但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古文创作理论、倡导了中唐古文运动，而且以相当杰出的散文创作成就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敬仰。所以对韩愈本人散文创作成就的分析和研究也成了韩愈研究领域的一大组成部分。
韩愈散文成就的整体评价 本世纪学界在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曾经两度展开过关于韩愈散文成就高低、优劣的讨论，八十年代以后，则以肯定性评价为主。
三四十年代关于韩文成就高低、价值大小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韩愈对待儒、佛之态度，韩愈人品、文品等问题密切相关的。
对韩文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有钱基博、陈柱、王锡昌等。如钱基博在《韩文读语》指出：“昌黎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然后通过对韩文逐篇的分析，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两方面肯定了韩文的成就。今举数例，以见一斑：“愤激而出以诙诡，感慨而寓之萧闲”；“写出胸中一段愤郁，直起直落，文势极宽衍而气自紧括”；“意自悲愤，而气极浩落，亦得文章沉郁顿挫之妙”。陈柱《札韩篇》对韩文亦有类似的评语：“余谓此文之动人者，全在末段之有情”；“读公此文，犹如目击，则文中有画，岂不信然欤”；“此文笔以唱叹出之，真有诗境”；“韩公忧国忧民之深，随处流露，杜诗韩文，其情一也”。王锡昌的《韩愈评传》在评述韩愈的散文成就时也说：“韩愈为了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文为教的方法来传道。就内容方面说是要求道，学道，培道，在表现方面是要立异。自树立而不因循，才可以为当时所怪，而有后世之传。这是借文以传道，借复古以革新。所以他在思想方面，铲除了盛行六百多年的佛家思想；在文章方面，也廓清了自魏晋以来的问题的靡风。恢复了中国儒家的文化，建设了朴实的自然的古文。这实在是变易风气的怪杰，革命建设的英雄。”
当然，否定韩文者也大有人在。如周作人《谈韩退之与桐城派》说：“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他说读韩文，“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高则明《韩退之“挨骂”》说韩文“形式上（同样在内容上），即表现的技巧上，是贫弱得很可怜的，只是那么一套兜圈子、翻筋斗的把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结合韩文的具体作品进行贬抑。
同时，人们对韩文给予后世的影响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钱基博在《韩文读语》和《韩愈志》中从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肯定了韩文对宋代欧、苏、王诸人的积极影响；而周作人的《韩退之与桐城派》、灵均的《一篇韩文――师说》则强调了韩文对于后来八股文模拟之风的不良影响。
五六十年代对于韩文价值大小、成就高低的讨论则又烙上了较明显的阶级分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肯定者可以季镇淮等为代表。他在《古文理论和实践》中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了韩愈古文的价值、地位，他认为“韩愈的’古文‘形式上多样化，说明他本人不仅恢复了’古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古文‘的实用本能发展到全新的最高的阶段。那就形式上讲’文起八代之衰‘的评赞韩愈也确乎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又说：“韩愈的’古文‘是一种新型的散文。他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他不仅恢复了散文传统而且把散文实用本能推广了，使散文在堂皇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表现自己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天地。”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对韩愈的散文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韩愈散文中“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它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另外，他的叙事文和抒情文也是比较成功的。而且“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
另外一些文学史著作则对韩愈的散文成就持否定态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韩愈“古文”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反动的，形式也没有突破前人的藩篱。而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立论则更偏激，认为韩愈散文是反现实主义的。
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韩愈的散文创作则遭到了一致的批判，批判者将韩愈的创作，分成“无聊”的“帮闲文学”、“维护尊儒反法反动路线”的“帮忙文学”与“攻击法家人物及其革新路线”的“帮凶文学”三种类型。指责韩愈的文学创作“要害是基本上没有反映人民大众的疾苦、要求和愿望”，而“站在历史潮流的反面，用他的文学去为地主阶级保守派推行尊儒反法的反动政治路线效劳”，因此他们对韩愈的文学成就“基本上给予否定”。
八十年代以后，从整体上探讨韩愈散文成就的文章不太多，许多文章是针对韩愈某一类作品而言的，且大多对之持肯定态度。如孙昌武的《论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胡守仁的《试论韩愈的散文》、张啸虎的《论韩愈政论散文的艺术成就》、饶德江的《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龚德才的《澹宕多奇 不类旧常――试论韩昌黎碑志创作的成就》等。
韩愈散文艺术研究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重视对韩愈散文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的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的许多韩学论著和论文也同样涉及到韩愈散文艺术的精妙之处，如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钱基博的《韩文读语》、《韩愈志》、唐文沉的《韩退之原道篇研究法》、陈柱的《札韩篇》、陈柱尊的《韩文研究法》等，只不过不太系统而已。
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些对韩愈散文具体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进行讨论的文章，如振甫的《韩愈散文的技巧》、顾易生的《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愈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王达津的《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特色》、管希雄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等文章较全面地探讨了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而郭锡良的《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杜仲陵的《略论韩愈的书面语言与当时口语的关系》、诸祖耿的《从用字造句方面看韩愈提倡古文的作用》等则是从韩愈散文的语言艺术着眼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韩愈散文的艺术则更为深入和细致。此时综论性的文章主要有：刘国盈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吴小林的《试论韩愈散文的创新特色》、《论韩愈散文的风格》、邓小军的《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等。其中刘国盈文分析了韩愈的“自能树立”、雄壮奔放和生动、形象等写作特点。邓小军文则从“由学养变化气质而来的浩乎沛然之气势”、“于浑灏流转之中呈现的宽裕从容之风姿”、“以龙渊之利议于割断之美”、“以微言侧笔蕴含大义之美”、“从细节刻画个性从而揭示行为的根源”等诸方面分析了韩愈散文所达到的高妙的艺术境界。
此时从某一侧面探讨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文章则主要有：王玉骏的《韩愈散文所描写的类型形象》、曾子鲁的《试析韩愈散文立意谋篇的“奇处”》、《试析韩愈散文的“变”与“奇”》、周奇文的《浅谈韩愈散文“尚气”的风格特征》、郭明达的《论韩文的雄浑》、吴小林的《论韩愈散文的结构美》、王章焕的《韩愈散文的叙事艺术》等。其中王玉骏文认为韩愈的散文“不仅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还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指出韩文有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一是忠臣义士，二是封建士大夫群臣，三是士人群像，比较突出的是作者的自我形象。周奇文文认为，韩愈散文中“’尚气‘是基调，’尚奇‘只是一种别调”，“这种’气‘，实际上也就是作者为文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激情，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韩愈“化理智为感情，以’道‘充’气‘”，“不平则鸣”，又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和注重文章表现形式，这些都是形成文章“气盛”的重要因素。吴小林文从美学的角度，通过大量例证，论述了韩愈散文结构所具有的严谨而生动，贯通而曲折，整齐而错落的特点，说韩愈的散文真正做到了严整划一与错落变化的辩证统一，不愧为我国古代文艺作品结构美的光辉典型。
另外，一些韩学著作中也论及韩文的艺术技巧和特色，如陈克明的《韩愈述评》在论述“韩愈的文学成就”时说韩文的造诣主要有三：议论纵横，汪洋恣肆；比喻生动，发人深省；感情真挚，热烈奔放。孙昌武的《韩愈散文艺术论》则从立意、结构、讽刺、比喻和文学语言诸方面对韩文的写作技巧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而陈新璋的《韩愈传》也从“设身处地，启人心扉”、“气势磅礴，以情动人”、“运用技巧，炉火纯青”、“文学语言，美不胜收”等方面探讨了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
五、诗歌创作研究
本世纪的韩诗研究成果远远不及韩文研究成果多，成绩也稍逊一筹，不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则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取得了较明显的的进步。所以下文将以七十年代末为界，将本世纪的韩愈诗歌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介绍。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就已经对韩愈诗歌作了较具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本世纪较早面世的韩诗研究论文是李详的《韩诗证选》，该文将韩愈引用、化用《文选》中的诗句一一排比出来，认为“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
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专论韩诗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王任叔的《韩愈的诗》是对韩愈内容和艺术进行综论的文章。徐霞的《韩诗诠订》旨在对韩诗作文字考订、训诂以及诗意的串讲、笺释，是作者欲作韩诗“集解”的先导工作。层冰的《韩诗札记》则在李详文之外，又列出一些韩诗中化用“文选”的若干诗句。程会昌的《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发微》、《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及其与沈祖棻合著的《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都是在对韩诗具体分析、解说中见出新意的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对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进行笺疏、分析，“觉其模写物象，度越古先；体物既精，状物尤美。盖真得宛转、徘徊之妙，远轶棠华、秋兰之咏”，其中最可注意者就是作者在分析诗意时引入现代科学中的光学原理，使得前人难索的“退之自辟之境”凸现出来了。与沈合著之文为了确解诗意，特为介绍了近代登山运动者的经验，也是引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诗歌的有益尝试。而朱自清的《论“以文为诗”》则涉及到韩愈“以文为诗”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后来宋代诗风的积极影响。
五六十年代，专论韩诗的论文依然不太多，注重理论探讨的文章主要有钱东甫的《关于韩愈的诗》、邓潭州的《论韩愈的诗》，对韩诗进行笺释、系年、考订的文章则主要有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徐复的《韩昌黎诗拾诂》、江辛眉的《读韩蠡解》等。
五六十年代韩诗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韩愈诗歌特点的不同看法和韩诗整体评价的争议。
陈寅恪认为韩诗是“以文为诗”，他在《论韩愈》中说：“退之以文为诗，诚是确实。......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对韩诗这一艺术特点极为称赏。而钱东甫在其《关于韩愈的诗》一文中则提出相反之意见。他说韩愈不是“以文为诗”，而是“以赋为诗”，韩愈“采取了较多的’赋‘的手法，以此来’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抒发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并且通过他的诗人的丰富想象来概括他所感受的形象。可见说来说去，这仍是’以赋为诗‘，不是什么’以文为诗‘”。
当时人们对韩诗喜用僻字晦辞和窄韵，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钱东甫就认为“韩诗中有一部分比较艰险，难于体会及学习，这是事实。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贬低韩诗的全部价值，或者拿它和其他诗派比较高下。......韩诗爱用窄韵显功夫，历来也很被人诟病，因为这样不能不选用一些少见的字来押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反而显得生硬。”而黄云眉在《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则认为：“大部分的韩愈的古体诗，都是以这些僻字晦辞，拗腔硬语，作为它们的组织的骨干的。这是韩诗的基本特征。......韩诗的要求，是化易为难，是在群众难于表现的形式上，也就是在’水曲蚁封‘上来表现它的技巧。”这是“不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所谓诗人的一般要求的”，也是“韩诗的感染力的薄弱”的体现。
对于韩诗的整体评价，人们也有分歧。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韩愈的诗“形式主义地学杜甫晚期锻词炼句，并有了恶性发展”，对韩愈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与此不同，高海夫在《关于韩愈的评价》中认为韩愈的诗是“精华与糟粕杂揉的。韩愈的确写过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但是，韩愈也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首先，他在不少的诗文中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并表达了相当强烈的为民请命的精神。”邓潭州的《韩愈的诗》也对韩愈的诗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韩愈除写了很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抒发个人怨愤心情的诗篇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描绘自然界五光十色、斑斓璀璨，可喜可愕的景物的好诗”。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韩愈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则比较辩证：“韩愈诗歌，不仅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入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
八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以后，韩愈诗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近二十年来，不仅有关韩诗的论文和论著数量大增，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论述深入、见解独到的综论性的论文，如葛晓音的《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愈诗之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舒芜的《论韩愈诗》、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王宏图的《韩愈诗歌情感结构探析》、余恕诚的《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王自周的《试论韩愈诗文的文学语境》等。
其中葛晓音文指出，正如韩愈儒道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的世界观和政治利益，韩诗奇崛险怪的风格也根源于寒士们困于科场的不平之鸣。明道观念的一致是以韩愈为首的奇险诗派形成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囚于经书古道的狭隘生活则是产生学者之诗的基本源泉。因此韩诗的浪漫色彩与盛唐诗之间有极大的差异：盛唐诗人视野开阔，抱负远大，诗歌多富天真浪漫的热情和幻想。韩愈半世惶惶于举选以求世俗的功名富贵，其诗多取材于经史百家，以随物赋形、实境铺叙争胜；盛唐诗人如岑参的好奇，多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生活本身的瑰奇，而韩诗之奇，则是以过火的夸张和排奡的语言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写得千奇百怪；盛唐诗人多以感情驾御诗歌的气势，韩诗则以愤世忌俗的不平之气加上矜才炫博造成声势；盛唐诗人开朗豁达，进退裕如，热爱生活，因而具有健康的美学趣味。韩愈“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这就使他在生活中多看丑恶而少见美好。韩愈以丑为美一方面是为了以此出奇创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半世穷经的生活容易造成审美的变态心理。韩诗晚年趋向和平淡薄更说明他那些力大思雄、古奥险怪的长篇多是穷年困守科场的产物。舒芜文把韩愈的诗歌特点概括为两个：“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而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是指韩愈把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所谓“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是指韩愈在诗中“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练”，“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或“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诗语气显得硬健”，“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等，使诗歌形式上，形成“反对称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
陈允吉文在受到近人沈曾植和当代学者饶宗颐关于韩愈诗歌与佛教有关的观点的启发下，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论题。他认为唐代寺庙壁画中的“奇踪异状”和“地狱变相”对韩诗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韩愈正是借鉴和运用它的创作经验，在开拓诗歌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他的这一努力，同其它诸方面的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派，以其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立下了一块路碑。”
王宏图文从个性、情感、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考察了韩愈诗中所展示的“独特鲜明的情感世界”。他认为，“这种种情感特征及其发展流变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情感模式”：“执著于现实和人世，总是将自己与整个社会、族类的发展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急切地渴望建功立业”，这是韩愈“全部诗歌回旋着的一个主旋律”；而“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伤感、悲感和怨愤”，“不时流露出对隐逸山林、逃避尘世的向往”，则是他诗歌的情感模式中的另一面。“韩愈感情模式中的两大构成因素，在其情感世界的发展流变中，相互对立，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不断地发生冲撞和抗击，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形成了诗人情感结构的动态平衡，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被赋予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感魅力。”我国古代许多作家，存在着与韩愈类似的情感模式，它是“中国抒情作品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形成的母题之一”，“这种情感模式形成了带有很大惰性的心理定势，封闭、凝滞的特性十分显著”，而这又是与“以儒道为核心的主体文长期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
余恕诚文首先批驳了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的流行观点，随后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第一是韩愈的历史使命、心境与韩诗的深层特征。韩愈赋予自己弘扬儒学，以儒学从政并领导思想斗争的历史使命，形成强烈入世的人生态度和顽强的个性，这种使命感和心态使得韩诗充满矛盾冲突之美，踊跃躁动之美。其二，韩诗的深层特征影响了其意象、语言、结构，促成意象瑰奇突兀，语言结构散文化。其三，世运变化对文运的影响，主要辨析了韩、白先后主盟诗坛、韩诗与宋诗的关系问题。
王自周文从文学语境这一角度，探讨了韩愈诗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论文指出，韩愈的诗文创作有着独特而怪异的文学语境，其主要表现是语义片断场景的独异和修辞手法的个性化选择。韩愈诗文文学语境的文学实践远远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学情志观念的单纯表述，而有力地转向了对意志力量的生命感受的抒写，这是韩愈独特的个性人格和中唐这一特殊时代交相碰撞的结果。
其次，还产生了不少视角各异、见解独特的文章，如阎琦的《韩愈的议论和以议论为诗》、《论韩诗奇崛的艺术风格》、霍松林的《从〈山石〉看韩诗的本色》、李光富的《略论韩愈的平淡风格》、梁德林、陈列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吴晟的《幽默：韩愈诗文的另一种美学风格》、王玮的《韩愈的幽默》、马重奇的《韩愈古诗用韵考兼与白居易古诗用韵比较》、姜光斗的《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陈永正的《韩愈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张清华的《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愈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李一飞的《韩诗“以丑为美”说》、杨国安的《从意境到气势的转移――韩愈诗派研究之一》、〖日〗下定雅弘的《试论韩诗的诗体变化》等。
其中阎琦前文认为韩诗中的议论有得有失，尚不如杜诗的议论来得齐备和完善。对于其诗中的议论，应该具体地去分析，总结其得失，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文章还将韩诗中的议论分为四种情态：第一，议论以形象化的语言出之，第二，议论以凝练的语句出之，第三，议论为全篇的结穴处，第四，议论为感情郁结之后自然的喷发。霍松林文则指出，对于韩愈的诗风，不能以“奇险”或“险怪”作笼统的概括。如《山石》，“尽管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却不以奇险见长，而是文从字顺，不假雕琢，雄厚博大，俊伟清新”，这是韩诗的“本色”。
李光富文发现韩愈诗的风格在元和五、六年以前是“奇险”与“平淡”并存的，此后则日益平淡。被贬潮州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梁德林文则认为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化过程。韩愈诗歌的本色，与其说是奇险，毋宁说是平淡。
吴晟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韩愈诗歌中的“幽默”风格，他认为韩愈诗文的幽默风格主要通过比喻、夸张、反衬、对比、漫画式、戏剧式、寓言式等艺术手段来实现。这种美学风格有两个主要特征：“寓庄于谐、寓悲于喜”和“为情造文”。韩愈的幽默之作多数是与密友的酬赠之作。他们关系密切，谈吐随便，无虚伪客套，无诗教约束，情之所至，率然成章。这种敞开灵魂，“真率之相不掩”，充分表现自我的风格，正是韩愈作品幽默的内核。
下定雅弘文旨在研究韩愈一生诗体的变化技巧原因。他把韩愈一生创作的诗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贞元二年至贞元十八年），全部是古体诗，共42首；第二个时期（贞元十九年至元和七年），古体诗占优势，105首，近体诗32首；第三个时期（元和八年至长庆四年）近体诗占优势，131首，古体诗64首。可以说韩诗的诗体变化和他的仕途生涯有着紧密联系。第一时期和求官时代相对应，第二个时期和下级官僚时代相对应，第三个时期和高级官僚时代相对应。而且随着每一个时期作为官僚身份意识的变化，古体与近体的创作比例也有明显的变化。
另外，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界还展开过一次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讨论。人们当时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韩愈是否“以文为诗”，其具体表现如何？二是“以文为诗”到底好不好？
关于第一点，不少论文认为笼统地说韩愈“以文为诗”是不合实际的。如程千帆认为：“以文为诗不仅不是韩诗唯一的艺术手段，就是作为诗人所拥有的主要艺术手段之一，他所涉及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韩集只是有部分作品存在着以古文为古诗的情况，尤其是七言古诗。”而以古文为古诗，概括起来，“一方面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另一方面是以在古文中常见的议论入诗。”江辛眉在《论韩愈的几个问题》中把韩愈的“以文为诗”的表现分为三条：（一）散文化的句式，在韩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二）大量虚词的应用。一些主要的文言虚字，在他的诗句中间几乎是使用遍了。（三）在布局、构思上处处有文章的脉络，即“以文章的气脉入诗”。阎琦的《论韩愈的以文为诗》则指出“以文为诗”在韩诗中的体现：多赋体、以古文章法为诗、以古文句法为诗、以议论为诗、诗兼散文体裁等。
关于第二点，程千帆认为：“以文为诗和以诗为词一样，表现了古典作家在艺术上打破常规，布局一格的创造性”。江辛眉认为，韩愈以文为诗“开拓了宋诗侧重理趣的先河”，“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更大的自由，增添纵横驰骋的气势”。阎琦则认为韩愈“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手法、扩大了诗歌题材、促进了诗歌体裁和语言的解放自由，但“也予后代以不良影响，但这不是以文为诗必然的、不可免的缺陷，诚如其他创作也可能产生弊端一样，我们不能由这些弊端存在便说这些手法不能用”。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再版前言》则认为：“韩愈的’以文为诗‘，其部分作品具有流畅平易的特点，与六朝以来浮艳萎靡的诗文形成鲜明的对照，也确实扩大了诗歌领域。但这种古文式的语言，当然有它的缺陷：其一，有些诗篇几成押韵之文，特别是那些古文中常用的虚词，出现在诗中，几乎不象诗句；其次，有些诗长篇议论，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显然不符合写诗规律，缺乏诗趣；其三，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作诗，铺排堆砌，晦涩呆钝，加上诘屈聱牙的僻词怪字，饾饤满纸，这就损伤了诗的真美和感染力。”
六、韩集的整理和韩学史研究
韩愈文集的整理和普及 近百年来，韩愈文集的整理和普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就作品集的整理而言，本世纪先后出版了不少新的校注本。如蒋抱玄评注的《注释评点韩昌黎文集十卷诗全集四卷》、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的《韩集校诠》、屈守元、常思春校注的《韩愈全集校注》等。
其中最早完成的是近代古文家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该书原稿历时十三年（1894－1907）完成。马氏用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采集了明清两代主要是清代各家的评说，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实疏证等方面，都对旧注作了许多订正和补充；旧本字句讹夺的地方，也作了细心的校勘。该书所涉及的资料极为广博，其中有些是未刊的传抄本和手稿。关于文学欣赏方面，书中集有各家评语。这些文评，就其总的精神来说，出自桐城派古文义法的角度，其批评的深度和广度，不免有所局限，但其中一些具体分析，是很精到的。
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则充分体现了本世纪中前期学界对于韩昌黎诗歌作品整理、考订、系年的研究成果。该书汇集古今材料，去其重复，纠其谬误，撷其精英，用自己的见解串成一线。编年也不是简单地编排前人成说，而是经过细心考订，对作品的年、月、日都不轻忽。尤其是释义，除考证背景本事，诠释典故出处，还涉及文字音韵之学。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钱钟书曾撰专文加以评论，认为足以完全取代所有的韩诗旧注。
童第德的《韩集校诠》完成于四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注释方面特别注重韩文特点，在前人校释的基础上探求其词语典故的根据及演变；在校勘方面，本书也一改前人校勘韩集大抵胪列异同的做法，而是作了必要的抉择与按断，以求得证益确，诂益诂，疑者的破冰坼的效果。
本世纪最晚出的一部韩愈全集校注本就是屈守元、常思春校注的《韩愈全集校注》。该书搜罗资料广泛，注重校释的创新，校勘精审，注释确当，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韩愈提供了又一个较好的读本。
本世纪韩愈作品的普及工作，主要体现在出版了大量的韩愈诗选、韩愈文选。
韩愈诗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程学恂的《韩诗臆说》、陈迩冬的《韩愈诗选》、止水的《韩愈诗选》、汤贵仁的《韩愈诗选注》等。
文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王懋注的《韩愈昌黎文评注读本》、庄适、臧励和选注的《韩愈文》、钱基博的《韩愈文读》、童第德的《韩愈文选》、殷孟伦等的《韩愈散文选注》、顾易生的《韩愈散文选集》等。
诗文合选的著作则有邹进先的《韩愈诗文译释》、黄永年的《韩愈诗文选译》、张清华的《韩愈诗文评注》、孙昌武的《韩愈选集》。
另外，钱伯城的《韩愈文集导读》和陈抗的《全唐诗索引·韩愈卷》也为韩愈作品的研究和普及提供了便利。
韩集版本和韩学史研究 本世纪关于韩集版本流传和著录情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万曼的《昌黎文集叙录》、吴文治的《韩集刍议二题》、蒋凡的《今本〈顺宗实录〉作者考辨》、张国光的《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上）――兼评当代史学家对〈顺宗实录〉问题的误解》、陈杏珍的《宋代蜀刻〈经进详注韩文〉与〈百家注柳文〉》、卞孝萱的《韩集书录十则》、《整理韩文 各树一帜――〈韩集书录〉十三则》、王武子的《既开风气更为师――兼评〈韩昌黎文汇评〉》、郭隽杰的《〈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常思春的《谈韩愈集传本及校理》等。
对历代韩愈研究情况和或韩学史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如吴文治的《韩愈研究述评》、张清华的《历代评韩诗笺述》、陈新璋的《韩愈研究现状一瞥》、饶宗颐的《宋代潮州之韩学》、〖日〗笕文生的《日本人研究韩愈的概况》（同上）、蔡涵墨的《禅宗〈祖堂集〉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同上）、邓云生的《“文笔昌黎百世诗”――曾国藩论韩愈古文的美学特征》、邓潭州的《关于韩愈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陈新璋的《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宋代的韩愈研究》、易健贤的《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任长龙等的《从朱熹眼中的韩愈看儒学经典作家对前贤之继承》、曾子鲁的《宋明两代评韩综论》（同上）、曾楚楠等的《饶宗颐与韩学研究》（同上）等。
此外，本世纪还出版了几部韩愈研究资料。一是吴文治编著的《韩愈资料汇编》，该书辑录了自中唐到“五四”一千一百多年间有代表性的评述五百三十余家，引用书目达六百多种。其中包括韩愈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它的诗文成就、风格和文学观点，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以致有关生平、交游、轶闻、作品本事的评述，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代韩愈研究的面貌，为韩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了资料上的充分准备。
另一部韩愈研究资料是汕头大学中文系编著的《韩愈研究资料汇编》，该书是对历代和近现代韩学研究的一个粗略的总结，其中隗芾的《韩学书录》，著录了自宋代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韩学著作；何沛雄和杨松年分别编有《港台出版有关韩愈书籍及论文目录》，西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和广西民院资料室合编《韩愈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主要反映了本世纪两岸三地的韩愈研究成果；《韩愈研究概况》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评述了清以前、1911－1948、1949－1965、文革期间、1977－1985等各个时期韩愈研究的情况。这些资料和综述对总结历代韩愈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推进韩愈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韩学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韩愈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定期举行和全国性质的韩愈研究会的成立。八十年代，广东潮州和河南孟县相继出现了地方性质的韩愈研究会。1986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首次大规模的韩愈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有73人，其中来自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15人。全国性质的韩愈研究会的成立是在1992年。该年4月20日至25日，来自海内外的140多位韩学研究者会聚河南孟县，召开了“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自发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韩愈研究会，学会的常务机构就设在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内。学会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韩愈学术研讨会，定期出版会刊《韩愈研究》，迄今为止，该刊已经出版了三辑。从1997年开始，河南《周口师专学报》还开辟了“韩愈研究”专栏，长期、连续刊发来自各地的韩学研究论文。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韩愈研究到本世纪末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韩愈及其作品在海内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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