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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了，如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就是这样一部论述简略而周全的专著。此时从整体上探讨唐代古文运动的专题论文也出现了好几篇，其中又以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和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创作和理论的系列文章《唐代早期古文文论》、《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等较具深度。四十年代涉及唐代古文运动的专著似乎只有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一本，论文亦少。
五六十年代论及唐代古文运动的专著和论文虽然不多，专著只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一本，论文也只有寥寥几篇，但是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则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起因和实质的新的探讨和认识。
十年动乱之中尤其是七十年代中叶，唐代古文运动被卷进了“评法批儒”的运动中，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用“儒法斗争”观念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阶级实质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文章，其中较为典型和较有影响的文章则是刘大杰的《韩愈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展，是在七十年代末直到现在的二十年里，此时不但先后出版了陈幼石的《韩柳欧苏古文论》、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葛晓音的《唐宋散文》、李道英的《唐宋古文研究》等各具学术个性和学术创见的专著，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的专题论文。另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好几部对唐宋八大家文集进行新的整理和对唐宋八大家散文艺术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著作，如朱世英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技法》、吕晴飞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吴小林的《唐宋八大家汇评》、郑子瑜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隅疏举要》余冠英的《唐宋八大家全集》等。
下面，我们将从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期和作家研究、整体评价等方面，对本世纪学界所取得的有关学术成果进行介绍。
一、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这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有学者对之进行探讨了。如王锡昌在《唐代古文运动》中从文艺思潮、民族关系和社会制度等三方面论述了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其中不乏新见，如他认为：“北方民族刚直成性，气质天赋，故不适雕章缛句之虚饰，更难拘于韵律声病之束缚，......故古文运动得始盛于北方，盖亦由于其民族性之关系欤？”他又指出唐代明经考试、官修史书这两种制度对古文运动有重大的影响，“明经则抑华而务质，修史则厌虚而求实。古文运动之促成，实赖于斯二者之力。”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有相关的论述，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取得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便在于骈俪文的矫揉做作，徒工涂饰，把正当的意思与情绪，反放到第二层去。而且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也实在不能尽量的发挥文学的美与散文的好处。这样，骈俪本身的崩坏，便给古文运动者以最大的可攻击的机会。......在大众正苦于骈俪文的陈腐与其无谓的桎梏的时候，韩愈们登高一呼，万山皆响，古文运动便立刻宣告成功了。”
五六十年代专论唐代古文运动的论文较少，且均未对其产生、兴起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但此时唯一的专门研究古文运动的专著――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则较早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古文运动产生和取得胜利的原因，认为“从八世纪末到九世纪二十年代，是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的衰落后转向中兴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央政权得到相当的稳定，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和文化也有着新的发展与高涨，新兴中小地主集团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然而和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斗争还很激烈。这时文学改革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与准备，散文对骈文末流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大规模展开古文运动的时机便成熟了，加上韩愈和柳宗元出来领导，使这个运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此时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也能从文学自身的原因之外寻找古文运动之所以兴起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且较之钱著更为深入。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认为，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跟中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都分析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佛道两教的流行与唐王朝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在大乱之后要求中兴的社会心理。其中，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还指出：“古文运动和这个儒学复古运动的联系，就体现在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里。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他已明确地认识到：为了宣传儒学而必须进行文体的变骈为散的改革；但要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这对当时处在儒学复古运动中的广大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从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又有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这首先体现在一些专著里。
如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葛晓音的《唐宋散文》都用了相当的篇幅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其中孙昌武著指出，唐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古文运动造成了一个阶级基础，“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是唐代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统治阶级各阶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这就培育起一个依靠政能文才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也为散文发展提供了一批新人物，一种新思想和新的创作态度”。他还指出中唐儒学复兴中产生的啖、赵、陆学派以及唐代思想的比较开放、自由，也为“古文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土壤。刘国盈著则指出，古文运动之所以发生在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有三个原因：一是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二是作者队伍的壮大，三是时代的需要。而在论述“时代的需要”时作者针对前此一些学者认为古文运动的兴起是和唐代的中兴相一致或是唐代中兴的结果的观点进行了商榷，他认为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而衰，人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有许多话要说，用辞赋、律诗，限制都太多，都不足以充分表达思想感情和意见观点，所以要求对文体进行改革，改革成一种比较自由而又比较好掌握的一种文体，以便用来反映人们肚子里要说的话，“而古文这种文体恰恰具有这样的一种特点，因而古文运动便应时代的需要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这就是到了贞元、元和年间，所以会产生一个古文运动的原因。”
另外，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专门探讨了“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他精辟地指出：“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及行卷风尚关系的密切，主要还不是表现在韩愈等人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以古文行卷从而获得进士登第的时候，而是表现在后来他们在社会上文坛上已经成为当世显人、其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文风、并能够接受后进行卷、将其向主司或其通榜者加以揄扬和推荐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种更有利于促进这一当时新兴的文学运动的连锁反应。”
八十年代以后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角度更为多样和新颖，如王开富的《唐代市民文艺对韩愈古文运动的影响》、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 罗宗强的《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吴相洲的《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等。其中刘国盈文指出，儒士和儒臣由于反佛斗争的需要，在文字上不能不冲破骈文的桎梏，并向散文的方向发展，而且佛教以通俗化的方式来贩卖他们的宗教，也是推动文体改革的一种积极因素。作者最后认为，“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虽然和佛教思想针锋相对，格格不入，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为古文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和可能的条件”。孙昌武文则更明确地指出，唐代古文运动的复兴不但与反佛斗争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发展与佛教之间反而有着复杂的关联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古文”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实际上受到佛典翻译文学的相当大的影响。罗宗强文从文学思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与继承创造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散体文发展和繁荣是和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密切相联系的，韩柳本身就是改革家，他们在文体文风上的改革主张都是和他们政治上的主张息息相关的，因此给古文运动带来了生命力。同时他们又注意积极吸收骈文在艺术上的成就，重视自己在创作方面的独特创造，所以能够最终取得古文运动的成功。葛晓音前文联系古文运动发生的背景以及“载道”说形成的过程对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她发现：“文体的革新取决于’道‘的内涵的更新。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说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才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具体说来，韩柳“使载道的古文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的典谟誓诰之文，变而为讽世刺时、言志述怀的感激怨怼之作，从而促成了散文体裁和语言艺术的全面革新，形成了既宜于实用、又便于进行艺术创作的新文体，解决了在文学领域内与骈文争优势的根本问题。”葛晓音在后文中进一步指出：“古文成于韩柳的关键在于：他们除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声。......这本是魏晋以来文人诗赋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韩柳变’笔‘为’文‘的主要标志是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其次，他们扭转了唐代古文模拟前人的倾向，在兼取经史诸子百家及辞赋的基础上，摒除了骈散夹杂式的结构，根据当代口语提炼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上继三代两汉古文、以奇句单行为主的新文体，以及与这种文体相适应的多种艺术表现方法，从而使散文在文学价值上压倒了外侈内竭的骈文。”吴相洲文则指出古文运动的展开是以人们对儒术现实意义认识的加深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伴随着儒学复兴运动而展开的。然而儒学复兴的过程是复杂的，中唐的第一位皇帝唐肃宗采取黜华用实的用人方针，对儒术采取冷淡和排斥的态度，使盛唐儒学未能顺利地向中唐过渡。代宗即位，开始明确任用儒术，至德宗朝，经陆贽、权德舆等人大力提倡，儒学走向复兴高潮。古文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文章还从“文以明道”观念的产生的角度探讨了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他指出韩柳等人强调“由道及物”的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明道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改变了以往古文家只知引六经作文，不知通过现实发扬儒家义理的局面；另外，盛唐人作文只把儒家教条作为缘饰盛世文明的标志，而中唐人则把这些教条当作拯世济时之本。所以中唐古文运动获得了成功。
二、分期问题和作家研究
古文运动的分期研究 古文运动虽然是在中唐蓬勃开展起来的，但是其准备期却很长，在韩柳之前已经有许多作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骈文、提倡古文，而本世纪学界对古文运动准备期和这些古文运动先驱作家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世纪较早且较细致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分期研究的学者是罗根泽，他的《唐代早期古文论》就是一篇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准备期和先驱作家进行研究的文章，他认为古文的兴起可以上推到北朝，“因为苏绰已经在西魏之末（约550年前后），仿《尚书》作《大诰》了，柳虬也在那时作《文货论》，以思揉今文古文之争了”，“苏绰及其附和者已经打出’古文‘的招牌来了”。文章分八个部分对韩柳以前的古文作家进行研究：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唐初四杰的反对淫巧文、陈子昂与卢藏用的提出载道说、萧颖士、李华之极端的宗经尚简说、两个胡人的意见（元结、独孤及）、梁肃提出文气与李观重视文辞、古文理论家之柳冕的文论、权德舆等的天文说与人文说。稍后，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也对古文运动兴起、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描述。
三四十年代出现的有关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些专著也对韩柳以前古文运动的滋生和发展过程作了较为深细的探讨。如王锡昌在《唐代古文运动》一书中就把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滋生”、“完成”和“销沈”三部分，而在“滋生”一章中又从“破坏”和“建设”两方面论述了早期古文作家的贡献，且认为初期文人“破坏之功大”，后期“建设之绩伟”。其中主“破坏”者有魏徵、王勃、杨炯、傅奕等，他们破坏的对象有二：“六朝之骈文”和“佛者之异说”；主“建设”者可分为三个时期：陈子昂首竖复古旗帜，第一期也；富吴等以六经为文，第二期也；独孤及等以文主教化，第三期也。有此三期之演进，至韩愈始一呼而完成。而在“销沈”部分，作者则着重阐述了“韩门之分化”与“骈文之回照”两个问题。龚书炽的《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也有一章是专论“韩愈古文运动之先驱者”的，其中主要分析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的理论和创作成就。
五六十年代，只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列专章探讨了“古文运动的准备期”，他认为韩柳之前的一百年可以称之为古文运动的准备期，这个时期作了三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发出了古文对骈文斗争的信号，第二件事情是虽不完备、但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第三件事情是进行了古文的创作实践的尝试。他还指出：“准备时期的这些作家和号召者，不论是谁（包括宇文泰和隋文帝），他们的功绩都是应当肯定的，......韩愈和他的朋友（如李观、李翱）还直接受到梁肃的教导，古文运动领导者和前期作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也专门论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趋向和衰落”，指出，韩柳的继承者对古文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发生了曲解，他们或是把古文变成了宣扬、讨论儒家孔、孟之道的道学书；或是片面地发展了古文运动提倡重视文学技巧即“创新”的主张，追求奇异怪僻，与众不同，以致使运动走上了弯路。但是晚唐小品文却放射出异常的光采，发展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现实主义的方向。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专著则对古文运动的分期研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如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用四章的篇幅论述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古文运动的发展”、“古文运动前期理论主张”以及 “古文运动”在晚唐的延续等问题，分析得较为细致，且认为在初盛唐之际“比较彻底地对骈文流弊加以清算的是刘知几” ，首次强调刘知几对古文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以后产生的相关论文则多围绕盛唐散文作家尤其是萧李集团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孙昌武的《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王祥的《初、盛唐文的演变与古文运动》、汪晚香的《论唐代散文革新中的萧李集团》、屈光的《盛唐李萧古文集团及其与中唐韩柳集团的关系》、葛晓音的《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等。其中孙昌武文指出，“盛唐时期的抒情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特别是在描摹景物和创造意境上成就更为突出。但后来一般’古文‘家都尊经重道，视’流连光景‘为颓靡，以’模山范水‘为小技，大都不重视抒情、写景的文字。......只有柳宗元等少数人，发展了富有高度艺术性的山水记和抒情散文作品，成为’古文‘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盛唐散文中的上述抒情文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王祥文不同意有人“以韩柳古文直接与先秦两汉相接”，对初、盛唐文“将其一笔抹杀”的做法，论述了“初、盛唐文演进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及其意义”，“以及为什么初、盛唐没有发生古文运动等问题”，然论述尚欠妥贴圆通。屈光文从弄清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等人的关系入手，肯定自天宝初至大历末近四十年中，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复兴儒学的古文家，一个通过交游和师承关系形成的古文集团――李萧古文集团，在人事交往方面与韩愈家族有密切联系，在古文理论和实践创作上都为韩愈集团奠定了基础，并通过集团的第二代盟主梁肃直接启蒙了韩愈集团。汪晚香文也认为李萧集团是韩柳集团的先导，但也指出了萧李集团的不足：他们虽然力图在复古中有所新变，但在理论倡导和写作实践上总的来看，仍是复古有余而创新不足。而韩柳与他们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深通复变之道，较好地解决了复古与创新的关系。葛晓音文鉴于韩柳以后散文的发展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认为“仅将古文的缺陷归结于尚奇求怪和短局滞涩，亦嫌笼统”，为此她“更新视角”，重新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究。她认为，“骈文的复兴是古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骈文之所以复兴，却又与古文运动的影响和局限有关”，“韩柳主要是从更新儒道内涵的角度来提倡复古，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古文形式的变革”，他们“虽以反对骈俪章句为号召，却并不排斥歌功颂德、赞美王化的赋颂，这就为骈文留下了发展的余地”，“何况晚唐好尚轻靡绮艳的文风，又给骈文提供了再一次与古文较量的机会”。她又指出，“仅从’怪涩‘这一点来寻找古文衰落的原因还是不全面的。”她认为，“韩柳的同道和弟子不能继承其古文成就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多数文章单纯模拟韩柳所创造的文体和艺术表现形式，缺乏自己的独创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散文的普及仍然局限在应用文中”，“韩柳变应用文为文学性散文的创举没有得到普遍的继承和发扬”，“中唐以后，象韩愈那样有感而作的愤世嫉俗、书怀明志的古文并不多见”；“韩柳之后的古文成就不高，还与唐代散文受骈文影响较深的特点有关”，“就是对古文革新作出重大贡献的韩愈和柳宗元”，“在艺术表现和形式体裁上”也曾“借鉴骈文”，但“韩柳古文恃其才高气盛，虽杂以骈句，却能与散文融为一体，变化动宕，气势流畅，骈句变成为一种修辞技巧。而对于古文功力不深的作者来说，则不容易使骈散相间的文章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提倡古文的目的原是为反对骈文过于讲究形式的弊病，结果古文反倒被骈文引入了形式主义的歧途，当然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古文作家研究 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对古文运动的先驱作家以及韩柳以外的其他古文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在盛唐古文作家中，人们对李华和萧颖士的研究稍微深入一些。
研究李华的文章主要有：唐文治的《李遐叔吊古战场文研究法》、黄天朋的《李华生卒考（一、二）》、尹仲文的《李华卒年考》、汪晚香的《李华卒年考》、姜光斗的《李华、萧颖士生卒年新考》、谢力的《李华生平考略》、姜光斗的《李华世系仕履考》等。
专论萧颖士的文章则主要有：俞纪东的《萧颖士事迹考》、姜光斗的《萧颖士司籍世系和生平仕履考》等。
在韩柳同时代作家中，人们较为关注李翱、梁肃、皇甫湜。
有关李翱的论文主要有：马积高的《李翱生平仕履考略》、陈尚君的《李翱卒年订误》、刘国盈的《李翱与古文运动》、李光富的《李翱年谱订补》、《李翱著作年代及版本考》、金涛声的《李翱集版本源流考辨》、姚继舜的《李翱集版本系统考》、李晓春的《试论李翱的人性论》等。
对梁肃、皇甫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光斗的《论梁肃的佛学造诣及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胡大浚、张春雯的《梁肃年谱稿（上）》、梁孝瀚的《韩愈奇崛派皇甫湜文学之评价》、姚继舜的《皇甫湜生卒年诸说辩证》等。另外，刘国盈在其专著《唐代古文运动论稿》中有一章是《皇甫湜和古文运动》，也值得参考。
在晚唐古文作家中，人们对孙樵用力较多，如刘国盈的《孙樵与古文运动》、李光富的《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刘扬忠的《刘蜕、孙樵与唐代古文运动》、王志昆的《孙樵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初探》、《孙樵集版本源流考》、《孙樵未任中书舍人》、刘芳琼的《评晚唐孙樵的散文》、刘洁的《匡正唐代文学家孙樵传》等。
三、整体评价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从本世纪上半叶开始，对唐代古文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憾，学界一直有争议。
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是较早对唐代古文运动给予全面肯定的专著，该书的“结论”部分认为：古文运动非纯粹之复古运动，“实文学之革命运动”；“古文运动乃中国文化之复兴”；“乃文学之革命，非社会之革命”。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其他相关论著和论文，也大都认为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文学革新运动而非纯粹之复古运动，而且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从唐代古文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肯定，如钱冬父在《唐宋古文运动》中说，经过韩柳的毕生努力和奋斗，从理论和创作上，终于打垮了当时骈文的统治地位，树立了古文在文坛上的权威。而且骈文在晚唐谋求保存自身所起的变化和挣扎，也反映了古文运动的威力。而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则对唐代古文运动作了更为充分的肯定，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就指出：“这次古文运动的胜利，不仅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认为：“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到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出现了从“儒法斗争”角度对古文运动进行批判的观点，可以郭兰成的《批判文学史上的尊儒反法思潮――试论唐代古文运动》、刘大杰的《韩愈与古文运动》为代表。
七十年代末，学界又出现了对古文运动进行否定的观点，如徐寿凯的《我国的古文运动及其历史教训》就认为传统的或流行的肯定的评价“是大有商榷的余地的”，他的主要观点是韩愈提倡复古运动旗号复古，内容也是复古，而且是拖住了历史前进的后腿。这种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全盘否定的观点并未得到多少学者的响应，此后持类似看法者只有陶新民的《唐代古文运动再审视》。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评价以肯定为主。如孙昌武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有三个主要贡献：首先，古文运动的发展，一直与唐代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与反动、改革与保守的斗争相呼应；其次，它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奠定了此后散文发展的方向和规模；第三，还造成了一种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当然，该书也指出唐代古文运动值得注意的教训，如它有时脱离了生活，受到儒学教条或其他错误思想的束缚，限制了它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八十年代以后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整体评价的论文不多，其中较具新意且论述较为深入者是罗宗强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该文指出，“韩柳古文的最大成就，就是从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有了这一点，才使’古文‘活起来了，走向了发展的更为广阔的天地；才使它与六朝骈文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文风上真正区别开来。”对于古文运动之失，他认为，从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六朝时区别“文”、“笔”，是文学观念正在发展的标志，但唐代古文家重新混文笔为一，中止了这种发展，从而使散文理论一直停留在文章学水平上。而且，仅就文章学而言，“明道说”也有很大局限，它常常是一种束缚，使散文成为一种宣传工具。这些观点可谓是发人所未发，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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