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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与李商隐同时代，诗人号为“温李”，也使得后人多注意“温李”这一称号的含义，对他们二人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本世纪较早对“温李”并称发表意见的有玄修，他在《说李商隐》中谓世人将“温李”“相提并论，皆非知言”，“温李之称，指偶俪文字言，非论其诗也。”后来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也论及“温李的分歧”，他认为，温李虽同是雕琢藻丽，而李较清峭深婉，温较柔靡巧缛，所以在诗史上李的成就较高，而温却是花间词人之冠了。 在思想内容上来看，温所说的是主观的个人得失，李所说的是客观的国家兴衰，积极和消极意义显有不同，把温、李混淆在一起，说他们同样是唯美的、象征的、神秘的、颓废的东西，这就是对他们没有经过精细分析作区别对待，而把李的作品价值降低，也可说是不辨淄渑了。范文澜的看法则不同，他在《中国通史》第四册中指出：“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并称，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八十年代以后对“温李”齐名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黄震云在《谈温李齐名》中也对“温李”齐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温李齐名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温李齐名反应了他们诗词上的成就：首先，他们丰富的诗歌著作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托古讽今的作品，在含蓄中露出悲愤的心情，其次，他们在晚唐文坛上的地位均较高，再次，温李诗歌中都有相同数量描写男女爱情的和少量的恻艳作品。于翠玲的《温、李齐名说浅探――兼及温、李的酬赠诗》认为，昭宗朝翰林学士裴廷裕在《东观奏记》中以“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的温李齐名说，广及诗文辞赋，并不仅指诗歌方面，而后人却把它片面理解为诗歌，至宋代已有扬李抑温的观念，清代常州词派本想力挽狂澜，后王国维以其词品极似“画屏金鹧鸪”再次一锤定音。故是“温李齐名”反映的只是当时晚唐文坛温、李双峰并峙的局面，而以后随着温庭筠文著的失传，这种辉煌也就一去不返了。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直接将温李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分析颇为细入。如林邦钧的《温、李诗比较》从思想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他指出，温李诗的思想内容有不少相同之处，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盛世难再的悲叹多于理想的追求；不满现实的冷嘲热讽多于现实的抨击、抗争；诉哀乞怜的怨忿、思归慕隐的向往多于奋发有为的进取。但李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或广度上为温诗所不及。而且温李诗的思想内容方面的区别也影响他们的风格：在沦落潦倒之后，温多思归慕隐；李多身世之悲、沉沦之痛。表现在诗中，温庭筠的律诗得王韦之澄淡清疏，工慕山状水，时抒闲逸之情；李商隐律诗承少陵的沉郁顿挫，多托物寓怀，常吐哀艳之词。所以有温薄李厚、温清李浓之别。吴肃森的《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就指出，从爱情的题材，缛丽的语言，婉曲、含蓄的表现手法，以及沉痛感伤的倾向，都可以看出温庭筠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起推动作用的结果。但他们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并各有其长处与不足。简括地说，李商隐的爱情诗，在艺术上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它能委曲尽意地写出爱情相思的心理过程；且语言华美而不失流走自然。但是他的许多诗艺术表现过于虚空，往往给人一种飘忽朦胧而又捉摸的感觉；再加上章句间跳跃较大，以及炼词伤意等，都给作品增添了费解的成分。温庭筠的恋情词深受李商隐爱情诗的艺术影响而又有所进展。他加强了词的组织性，用暗示、联想的手法，使它能表达李商隐在五、七言诗中所难于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但是，也由于他过分讲究藻饰和文字声律，从而产生了许多文字流弊；同时也由于文人的阶级意识和生活的限制，作品的内容日益空虚，并逐渐远离了人民。房日晰的《李商隐、温庭筠之七律比较》也指出，李情深，温浅露。李有着极丰富的感情，并将深切的感受与情绪渗入作品，主客观融为一体，其诗幽微缠绵，曲折丛深，凝重而浑厚。温诗往往是客观的描写，在作品中主观感情的融注似嫌不足。类似的文章还有陈铁镔的《温庭筠诗与李义山诗的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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