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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虽是与李商隐齐名的晚唐著名诗人，但是，无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看，人们对他的生平和诗歌的研究都远远不及李商隐研究。本世纪前半叶，学界主要对温庭筠生平进行了的一些资料整理和考证，诗歌研究则显得较为零散和肤浅；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末，是温庭筠研究的萧条期；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在继续深入探讨其生平事迹的同时，逐步对其诗歌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使得温庭筠研究在世纪末初步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局面。
一、生平研究
早在三、四十年代，学界就已对温庭筠的生平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34年，夏承焘发表了《温飞卿年谱》，该谱穷搜博引，钩沉发微，首次对温庭筠一生重要行事逐年进行了考订，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同时，邹啸的《温飞卿与鱼玄机》、《温飞卿与柔卿》探讨了温庭筠与两位女诗人的交往情况。此后，顾学颉又先后撰著《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在厘定旧说之谬的基础上，对温庭筠的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温庭筠生平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尚君的《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黄震云的《晚唐诗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七世孙》、《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顾学颉的《温庭筠交游考》、陈尚君的《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牟怀川的《温庭筠生年新证》、徐匋的《温庭筠入蜀考辨》、黄震云的《对〈温庭筠生年新证〉一文的意见》、牟怀川的《关于温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证和说明――兼驳〈意见〉》、徐匋《温庭筠从宗密禅师结社考》、牟怀川的《温庭筠从游庄恪太子考论》、黄震云的《温庭筠累年不第偃蹇终生及其原因考》、徐匋《温庭筠开成年间事迹考》、刘范第的《温庭筠贬谪时地辨》、彭志宪的《温庭筠未曾再贬及有关问题》、殷大云、黄震云的《温庭筠生平纪事和诗文系年（上、下）》、牟怀川的《温庭筠改名案详审――兼辨两〈唐书·温庭筠传〉之误》、梁超然的《温庭筠考略》等。
综观上述诸多成果，研究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籍贯和世系 关于温庭筠的籍贯，《旧唐书》说是太原人，而《新唐书》则谓温大雅并州人。对于新旧《唐书》记载的歧异现象，顾学颉在《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中认为，“盖太原、并州系一地，唐属河东道。唐初为并州，后改称太原，祁其属县也。庭筠传以郡概县，省祁字；大雅传从唐初名：实则所指系一地也。”顾氏此说为夏承焘所沿用，并被采择到《温飞卿系年》中。陈尚君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则指出，“史称庭筠为太原祁人，系指郡望，并非家居所在。”“庭筠一生，从未涉足太原一带，所作诗文，也不以太原为乡土。他常提到的故乡，均在江南。”“庭筠占籍应即在无锡附近。”而王达津在《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中则对陈尚君这一新说提出了商榷，他认为，“温籍贯太原，但寄籍却不在江南。陈尚君说未确。温庭筠应家鄠县。”随后，陈尚君又在《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中，又对王达津说进行反驳，并对其观点作了补证。与王达津文差不多同时发表的黄震云的《晚唐诗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七世孙》、《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两文也对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引顾学颉说“太原并州系一地”说作了订补，他认为“并州是太原，这是温庭筠的籍贯。”
史传谓温庭筠系温彦博的裔孙，清代学者赵绍组在《新旧唐书互证》中提出疑义，其理由是世系表不载庭筠，《旧唐书》也未言温庭筠系彦博之裔。对于赵绍组的质疑，顾学颉《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引庭筠开成九年秋呈友人一百韵诗，证明飞卿为彦博之后“无可置疑”。后来，黄震云在《晚唐诗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七世孙》一文，又对顾学颉说作了补证。另外黄震云还在《温庭筠杂考三题》中对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并重新列了一表。
生卒年 温庭筠的生卒年是本世纪温庭筠研究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飞卿生卒年，史籍无徵。夏承焘在《温飞卿系年》中首次作了考订，他认为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以下简称《感旧》）诗中的“李仆射”为李德裕，又引温氏《开成五年秋，......一百韵》（以下简称《百韵》）进行对比，定二诗同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之作；又由《百韵》诗“收迹异桑榆”句，逆推温氏约生于公元812年。顾学颉的《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旧注辨误》虽然推论与夏承焘无大出入，但他认为温与李仆射（李德裕）年龄相差约三十岁。按此推算，温庭筠约生于公元817年。
和顾、夏二文不同，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则在征引更多材料的基础上，认为《感旧》诗中的“李仆射”并非“李德裕”而应为“李绅”，并初步推算出温庭筠的生年，约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稍后发表的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则主张复用夏承焘、顾学颉等人摒弃的“李蔚”旧说，又说温作《百韵》诗时正年轻，认为温庭筠应生于公元824年。陈尚君《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则对王说进行了反驳。
黄震云《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也对“李仆射”发表了意见，该文径取“嵇绍、山涛”之喻，以“筮仕年”为四十岁，以“垂髫”为八岁，然后从李钰（公元784年――公元852年）的年龄推算温的生年为公元817年。牟怀川《温庭筠生年新证》以温《上裴相公启》中“至于有道之年，犹抱无辜之恨”为依据，认为“有道之年”即郭有道（郭泰）的享年四十二年。然后考定该《启》是开成四年首春求恳裴度之作，由此逆推，温生于公元798年。并再与其他线索，尤其是《感旧》诗相印证，认为李仆射非李绅莫属。后来，黄震云、牟怀川又分别发表了《对〈温庭筠新证〉一文的意见》、《关于温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证和说明――兼驳〈意见〉》，对各自的观点进行了补证。
至于温庭筠的卒年，学界也有异说。夏承焘《温飞卿系年》根据温庭筠《赠蜀将》题下自注：“蛮入成都，频著功劳”，谓指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之事，作温诗最后可系年者，并谓温“卒于咸通末，得年六十左右。”对于夏承焘此说，陈尚君和施蛰存均不同意。陈尚君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认为，此诗应作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入蜀后不久，并不是温庭筠晚年之作。施蛰存《读温飞卿词札记》据《南诏野史》认为，应指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事，也不是温庭筠最后的作品。施蛰存又引《宝刻丛编》卷八：“唐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弟（温）庭皓撰。咸通七年。”而温庭筠有《榜国子监》，末署“咸通七年十月十六日，试官温庭筠榜。”故定温庭筠卒年当在咸通七年（公元866年）。王达津的《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则发挥“李蔚”说，把温的卒年推迟至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陈尚君后来曾在《也谈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中对王达津此说提出质疑。牟怀川的《温庭筠生卒年研究综述》则在综合以上各家说法的基础上，又引香港学者黄坤尧《温庭筠》一书中的有关论据，认为温庭筠当卒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左右，误差不超过一年。
贬尉问题 温庭筠被贬的时地，两《唐书》本传所载颇有异同。夏承焘和王达津考证的结论都是温被贬两次，一在大中末贬为隋县尉，再为咸通四年贬方城尉。刘范第的《温庭筠贬谪时地辨》肯定了第一次被贬为大中十三年（夏承焘说），否定了大中十一年（王达津说）。第二次被贬时地的唯一根据是纪唐夫送温庭筠一诗。刘文通过对此诗及有关史实考证，认定此诗实乃贬隋县时作，故他认为第二次被贬说殊难成立。彭志宪《温庭筠未曾再贬及有关问题》指出“温庭筠实仅任过隋县尉，没有再贬方城尉，而且任隋县尉的时间应在大中二十年（公元858年）”。
与庄恪太子关系问题温庭筠与庄恪太子的关系问题，顾学颉在《温庭筠交游考》中认为其《庄恪太子挽歌词二首》仅以普通书生身份作诗挽吊，又据“邺客瞻秦苑”句，似此时庭筠尚在邺都，准备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恐与庄恪太子无识面之缘。陈尚君的《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同样根据挽歌词二首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温庭筠曾从太子游，其《太子西池二首》、《雍台歌》两诗均与太子有关，当属从游时作。文章还认为，庭筠入东宫游，疑出于李翱荐举，当始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可能三年九月始离去。并谓“东宫从游是其生平中值得注意的事，此后负谤畏讥，物议纷纷，似皆与之有关”。牟怀川在其《温庭筠从游庄恪太子考论》中也认为挽歌词二首于“沉痛悲叹之外，隐隐透露了诗人与庄恪太子的特殊关系。这并不是一般的’都人恨‘，而是一个从游文人因其事关己所发，由衷的兔死狐悲之词”，并认为“温之入侍庄恪太子不早于开成二年三月”。
二、诗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前 从世纪初直到八十年代初，学界对温庭筠诗歌的研究都是以具体作品的考证、笺释、辨误和赏析为主。如沈曾植的《温飞卿诗集兰畹之意》、温廷敬的《读温飞卿诗集书后》、《温飞卿诗发微》、顾学颉的《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刘逸生的《茅店鸡声体物工――温庭筠〈商山早行〉》、王同策的《〈商山早行〉写的是秋天吗？》、霍松林的《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等。
八十年代以后 1981年，林邦钧发表了《温庭筠和他的诗》，该文标志着学界对温庭筠诗歌进行较深入、系统探究的开始。该文从思想和内容两方面切入，按思想内容将温诗分为咏史诗、抒怀诗、妇女题材诗和艳情诗，他总结温庭筠诗歌的艺术特色为“典丽精工，婉曲含蓄”，乐府七古以富艳绚丽著称，律诗以清竣工细见长。
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研究、分析温庭筠诗歌的文章，如王翊群、朱嘉耀的《试论温庭筠诗歌的积极意义》、黄震云的《温庭筠的诗歌艺术特色》、孙安邦的《试论愤世刺时的温庭筠》、张晶的《温庭筠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温庭筠乐府诗散论》、俞明仁的《温庭筠散论》、王希斌的《论温庭筠乐府诗的思想内容》、《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刘尊明的《温庭筠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审美意义》、刘尊明的《禅与诗――温庭筠艺术风格成因新探》、〖日〗山木敏雄的《试论温庭筠文学的一个侧面――时间流逝中的不安定存在》、成松柳的《温庭筠诗歌艺术风格初探》、黄崑的《衰绝晚唐――飞卿：温庭筠诗歌简论》等。
其中王翊群、朱嘉耀文认为温庭筠刺时的作品是其诗歌积极意义之所在。他们把这类作品分为揭露社会现实、直接抨击封建统治者，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而鸣不平，运用“咏史”形式，曲折表达对统治者不满等三大类。黄震云文不仅分析了温诗的艺术渊源，认为“温诗继承汉魏乐府、初盛唐时期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吸引了陶渊明、谢灵运清新自然的风格，沿袭元白长卿的平易，韩愈孟郊的奇瘦，李贺的幽晦壮丽，形成自己韵格清拔、富丽堂皇、含蓄深刻而又浅显细腻的多样风格”。而且从意境表现上对温诗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将温诗研究带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张晶前文将温庭筠诗和词中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温庭筠乐府诗中的女性与其词中的女性形象之共同点，便是在魅力动人的外在形象中透出深沉的哀伤。其差异则在于：后者近似于油画，而前者则近于浮雕；后者只是透过悲凄的目光，向我们泄露出许多心灵的隐秘，前者则能见出鲜明的个性差异，各有风神，各有其性格特质；后者较为单薄，而前者更为丰厚复杂化了。总之，前者较之于后者，更为深刻，更富内涵，更有社会意义。张晶后文用鉴赏与论证相结合的方法，细致地论述了温庭筠乐府诗的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对进一步理解温庭筠乐府诗的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有意义的。文章重点分析了温庭筠的《春江花月夜》和《张静婉采莲曲》两诗，作者将前者归为“以美写丑”一类，认为“读者在欣赏温氏这类作品时，首先欣赏到的是优美动人的个体意象，然而，读完全诗，由艺术作品的形象结构所唤起的整体感受却是丑”。作者将后者称为“以美写怨”式的作品，说诗的个体意象优美、富丽、绰约，给人以很强烈的审美感受。但是诗人通过优美的个体意象的特定组合，使整首诗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美感是悲凄哀怨的。作者最后指出，温庭筠个体意象的创造特征在于：首先，温诗的意象极富色调美；其次，温庭筠的乐府诗，虽然意象中充满色彩美感，但它并不呆板粘着，并不显得堆砌、质实，而善于化实为虚，使意象具有一种灵动之美；再就是，常常于具象和抽象的巧妙转逆之间创造意象，这也是温诗某些意象富有空灵之美的重要因素。
王希斌后文也从美学角度分析温庭筠的乐府诗，并把温庭筠视为唐代诗坛上居于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之后的第四位乐府大家，指出他的乐府诗有的词彩浓艳、意象华美；有的富有情韵，意境悠远，还有的峭拔奇丽、雄浑刚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认为，温诗如此多样的风格，证明他在谋篇布局上的学习李白，更宗法李贺，被后人垢病的齐梁诗体的浓丽、汉赋的夸饰也被移入，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新兴的抒情诗――词的创作体制，可以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正是他创作词的基础。
刘尊明后文认为温庭筠的游历佛寺、交结寺僧诗，写景咏物诗，羁旅纪游诗，隐逸闲适诗大都具有冲和平淡、俊逸清丽的风格，这与他受华严宗第五祖宗密禅师、深受禅宗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熏陶有关。
山木敏雄文以温庭筠的乐府歌行体为中心，从多方面来探讨它的的艺术风格，着重指出，在温庭筠的诗词中，以各种形式描写了时间流逝中的不安定存在：“温庭筠所描写的是水面映出的晃动虚像等不安定的存在和注定要醒来的梦，并且以’梦‘来暗示有所值的事物的丧失。此外还通过女性粉妆的残退零乱、王朝的灭亡、晚春的景色等来刻划，来说明美的存在时间的流逝中是有限的，它时刻包孕着趋于灭亡的危惧和不安定感。”文章还探讨了这些手法和作者心情的关系，认为这些诗的共同点，就是作者虽然胸怀抑郁，但又不去寻找出路，采取了借在时间流逝中趋于灭亡的不安定的存在来抒发感慨的态度。
成松柳文则指出，温庭筠诗歌艺术风格的建立，首先是吸收了前辈诗人包括杜甫、李贺、李商隐、贾岛等人的艺术精华形成其诗风芜杂的特点，另外其诗风又很典型地代表了晚唐诗整体风貌，体物细微曲折，有向审美和艺术主体回归的态势。
三、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对温庭筠诗歌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有吴遁生的《温庭筠诗选》、刘斯翰的《温庭筠诗词选》和清人曾益等笺注、今人王国安点校的《温飞卿诗集笺注》。另外，林邦钧的《温诗顾注补正二则》、黄震云的《晚唐诗人温庭筠佚诗二首（〈赠隐者〉、〈思桐庐旧居便送鉴上人〉）》、林邦钧的《〈温飞卿诗集笺注〉摘误》等，也可参考。
万曼的《唐集叙录·温飞卿集》对《温飞卿集》的流传和版刻情况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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