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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诗人。本世纪学界逐渐改变了以前多用封建伦理观、文艺观评价和研究杜甫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学术传统，代之以民主思想评判和现代艺术分析，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和成绩。
一、本世纪上半叶
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人们仍然习惯沿用考证、笺注和点评式的传统方法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最早用现代学术观念和人文理论研究和分析杜诗的成果是1922年梁启超的学术讲演《情圣杜甫》，他在该文中首次对历代诗评家封杜甫为“诗圣”的作法提出异议，完全把杜甫当成一个普通的诗人看待，极力挖掘杜甫诗中的“情”之“真”和“情”之“深”。二十年代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认为杜甫更贴近平民大众。此后以现代伦理观念和人文价值标准来分析杜甫生活、性格和思想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尤见时代烙印的研究成果则有顾彭年的《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易君左的《杜甫的时代精神》、杜若莲的《民族诗人杜少陵及其生平》、冯至的《杜甫与我们的时代》等。
与此同时，学界对杜甫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而且注意辑入了当时的音乐、绘画、宗教、文献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学创作放到一个大的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对传统年谱学的一个创新。而以评传这一新形式叙述杜甫生平的著作则有朱偰的《杜少陵评传》、冯至的《杜甫传》等。
本世纪上半叶杜甫诗歌艺术的研究是新旧方法并存，有纯用传统方法研究杜诗的，如郭曾炘的《读杜劄记》；有在传统的点评方法基础上稍加综合论述的文章，如玄修的《说杜》；也有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杜诗艺术的，如耕南的《杜甫诗中的唐代社会》、吴泾熊的《杜甫论》、李广田的《杜甫的创作态度》等。另外，洪业的《杜诗引得》的出版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引得编撰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诗文校勘整理的合璧，至今仍嘉惠学林。
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延安对杜甫比较重视，胡乔木曾经有过关于纪念杜甫的指示信，焕南的《案头杂记》介绍了延安的杜公祠、少陵川，谈到延安纪念杜甫将修葺杜公祠，开纪念会；而同时发表的钱来苏的《关于杜甫》（同前）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作品，强调了杜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指出纪念杜甫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五六十年代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许多杜甫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来研究和分析杜甫及其诗歌，在杜甫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杜诗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冯至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的《杜甫传》和萧涤非五十年代末期在《文史哲》上连载的《杜甫研究》。但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运用不当，不少文章生搬硬套俄国和苏联文学理论的名词术语，在对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分析过程中有简单化的弊端。当时能够避开政治风潮、思想论争对杜甫诗歌艺术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的文章只有夏承焘连续发表的《杜诗札丛》、马茂元的《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等数篇。
1962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更是纷纷撰文纪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三百多篇，涉及杜甫的各个方面，其中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谓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同命运，共甘苦”。这一论断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为学界所沿用、发挥。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在1962年12月、1963年2月、1963年11月相继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一、二、三辑，汇集了世纪初到1963年间重要的杜甫研究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和总结了大半个世纪杜甫研究的实绩。
三、文革期间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杜甫研究中断了。据王学泰的《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一文，1966年底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解放以来所拍摄的国产影片，便对1962年为纪念杜甫所拍的纪录影片《诗人杜甫》大放厥词，说是冯至一帮人为影射现实而拍摄的，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作品。并说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于是杜甫、杜诗就被作为封建“四旧”而扫地出门了。文革前六年中，没有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也就不奇怪了。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问世了，在该书中他一反1953年给成都杜甫草堂题书的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和在杜甫诞生一千二百周年大会开幕词中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
1975年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又使杜甫搅入“儒法斗争”的中去了。梁效的《杜甫的再评价――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想》就是这么给杜甫划线定性的，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的诗歌是对当时唐玄宗推行的儒家路线的批判，说杜甫是一个不自觉的“法家诗人”。紧接着，报刊上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一场规模不算太大的关于杜甫到底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的论争，论争的双方虽然观点不同，但是都没有离开“评法批儒”这一总的政治原则。
四、文革以后
1977年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走上正轨，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这个时期，学界不但整理再版了大量的明清名家注杜论杜的旧著，如仇兆螯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王嗣奭的《杜臆》、施鸿保的《读杜诗说》、金圣叹的《杜诗解》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杜诗打下了基础；而且陆续出版了不少当代学者研杜的新著，如傅庚生的《杜诗析疑》、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等。还出现了专门刊发论杜成果的《草堂》（后改名为《杜甫研究学刊》），除了成都杜甫草堂有杜甫纪念馆，河南的巩县也建立了杜甫纪念馆，四川省还成立了杜甫研究会，并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杜甫及其诗歌作品学术讨论会。
就研究方法而言，近二十年来，人们不断开拓视野，从诗歌艺术本身、从美学、从文艺心理学、从文化史、从杜诗研究史等各个角度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探讨，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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