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李白性格和思想研究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界就对李白的思想和性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二三十年代比较侧重于李白个性和人生观的探讨，四十年代则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有所突破，出现了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的专著。五六十年代，人们又注重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对现实的态度进行研究，出现了像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这样的专论。七十年代中前期，”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涌现出一大批分析李白法家思想的文章。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李白思想和性格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了，且出现了几个特点：一是喜追寻李白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裴斐著《李白与历史人物》为代表；二是多探讨李白思想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和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文化》为代表；三是对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研究趋于深细，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探讨李白与道教、佛教之关系的论文；四是开始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研究李白，也出现了一批对李白独特的文化心理、个性、意识进行细致分析的文章。

　　一、李白的个性、人生观和文化心态

　　本世纪上半叶　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偏重于研究李白的个性和性格。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白性格特点是豪放和乐观。如曾毅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李白志气宏放，喜为大言。青年时侠骨稜稜，不顾细谨，不秀小节，气若盖一世。故言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语功名，则谈笑而静胡沙，不以为意。......其神识超迈，故能易功名之野心，而为出世之逸想，洒落豁达，曾无浮世之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认为，李白“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吴汝滨的《李白》在分析李白的人生观时则认为，李白人生观的特质有二：一是“合仙侠为一人”，二是“快乐”，说“他只求眼前的快乐，置将来之名利于不顾” ，并谓他快乐的方法是酒与妓。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李白性格和心理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素。如徐嘉瑞在《颓废派之文人李白》中指出，李白对于人生是抱“厌世的人生观”、“厌世的乐天观”。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有一章是专论“李白的颓废思想”，他认为“李（白）悲观”，“李之纵乐颓废，是因为对人生十分不满意”，“他所注意的，乃是反抗自然的问题。他的思想的根底是很简单的，只有哀人生之长逝一句话。”而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更认为李白是“寂寞的超人”，并用较多的笔墨论述了“李白之痛苦”。崔宪家在《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中首先分析了李白性格“狂放”、“倨傲”的成因和背景，又谓“就是这位自以为脱离尘世的谪仙人，也免不了发生了许多矛盾，而引起苦笑的悲哀”，我们读他的诗，“可以想见他如何追慕神仙，但是神仙究竟不可得，他事实上还是人间的谪仙人，他无时不在恣情的享受人间快乐，他有时也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这样辩证的论断，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
　　三四十年代，人们还对李白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如幽谷在《李太白――唐朝大政治家》着重分析了李白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李白李白对于外交是主张以王道为骨干的睦邻政策，对于内政的主张是维护君主独裁的制度和实施济国利民的政策，并认为李白政治学说的渊源是赵蕤的六十三篇《长短经》，包含着“王霸大略”的要素。萧望卿则先后发表了《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和《李白的宇宙意义与人生观》，他在前文中指出，“李白和庄子一样，由’心齐‘’坐忘‘，以达到忘人我，齐生死，万物一体的，逍遥自适的境域”，但“李白却也怀抱济世的雄心，他的自然无为的政治思想完全承袭老庄”；“他自己奇幻丰沛的想像和玄妙精微的冥想都因佛教的浸濡而发扬滋长，这是对于诗人如何观照，如何表现的本质上的影响，他的观空隐退的态度也受了佛教的启迪和推展”；“但他却特别着重孔子游说诸侯的一面，仿佛以为他是个纵横家”，“李白忠愤的睠恋君国，却接近儒家的精神，虽然这多由于他豪侠讲’义分‘”，“儒家兼济的精神在他心里辉耀如北极星”。他在后文着重探讨了李白的宇宙观，他认为在李白心目中，宇宙万物都是活的，有生命，有情感的，和他亲密的精神往来，而切合在一起。李白这种宇宙意识是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影响。萧望卿可以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李白思想作全面、深入分析的学者之一。
　　五六十年代　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文化界学术界也存在着如何接受祖国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问题，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就特请林庚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李白，其成果就是《诗人李白》。林庚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李白出生于市民阶级，是一个布衣，他“从市民阶级萌芽中所得到的主要是独往独来的自由生活，个性解放的要求，自由意志与浪漫主义的精神；而这一个萌芽在当时的历史发展上既是进步的，就必然带来了民主思想”，“当然李白主要的还是承受并发展了传统上布衣的斗争方式，还是由于代表了传统上文化中的反抗精神”。此文在1954年6月间的几次讨论会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同行专家的极大兴趣，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林庚对李白这些方面的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不同意林庚把李白的中心思想归结为“布衣民主思想”，他认为，“李白之所以一心只想从草野直入朝廷，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乃由其个性、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情况所决定的，并非由于他有什么’鲜明的布衣感‘，而一定要坚持其’布衣的身分‘。”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李白的性格和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如张志岳在《略论李白》论述“李白的性格思想”时指出，李白的喜任侠的性格思想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在于这种任侠的性格思想使他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蔑视统治者，从而成为具有坚强品质的政治家和富于正义感与热情的伟大诗人。李白之所以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永远使人激动，正是由于这种为人民所喜爱的任侠的性格思想得到光辉的体现。“求仙学道则是在政治活动的途径上受到任侠性格思想的作用，又从而发展了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的品质的。”
　　马克垚的《关于李白思想的一些问题》则认为李白的思想是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在李白的思想中一直冲突着，斗争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也未解决这个矛盾，一生也不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应当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上、思想上的许多迷离恍惚的画面。
　　黄海章在《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中则指出，“李白的主导思想，无疑是积极入世的思想，然而他思想的构成，是很复杂的。他以道家蔑视腐恶的现实的态度，来反抗现实，以道家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的精神，来追求自由；以墨家任侠的精神，来负荷挽救祖国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的重任。他虽然受了道家思想消极的一面的影响，有时狂醉于花月之间，呈现着颓废的色彩，但不是死气沉沉的。......（他）主要的倾向是积极的，乐观的，感情是火热的。”
　　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则专门探讨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作者认为，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而且李白“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用，以后者为体，使自己......由隐出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避免偏执一端之弊，而并获’兼济‘’独善‘两者之利”。文章在分析了李白这种理想和求仕途径的阶级特性和历史局限性后，也指出了其中的进步因素，作者认为，“热爱人民，同情人民；憎恨权贵和封建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事物，并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热情，对之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对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又有救世济人的大志和理想，都是李白进步和伟大的地方”，“是不容忽视而应特别指出加以充分肯定的。”
　　文革期间　文革开始以后，李白的思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到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李白因为被划为“法家”而受到一些人的重视，理论界也出现了一批论述李白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刘大杰的《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吴汝煜的《论李白的法家思想》等。其中刘大杰文认为，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所以他从小所受的就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青年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文章还分析了李白的法家思想：批判儒家，推尊法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针砭时弊，蔑视权豪；接触下层，体会民情等等。
　　七十年代末以后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学界对李白的思想、政治观和世界观仍然比较关注，如王运熙的《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黄克的《李白世界观矛盾初探》、萧文苑的《李白思想探求》、张啸虎的《李白的政治态度及其政论诗》、裴斐的《李白与月――兼论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罗宗强的《试论李白的生活理想》、刘广英的《李白思想小议――对〈李白纵横探〉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何念龙的《论李白对待权贵的两重性――兼及李白志向与个性的矛盾》、王亚民的《李白世界观蠡测》、葛景春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李白思想新探》等，虽然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并无多少创新和拓展，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则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对李白的个性特征、情感世界和文化心理进行探讨的文章，如王定璋的《李白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特征初探》、杨海波的《试论李白的忧患意识》、裴斐的《李白个性论》、傅绍良的《李白的个性意识和悲剧心态》、徐希平的《李白与少数民族――论李白个性之多民族基因及对少数民族之影响》、于翠玲的《“辅弼”与“谪仙”：李白的自我意识及其文化传统》、许总的《论李白自我中心意识及其诗境表现特征》、《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傅绍良的《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罗宗强的《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周勋初的《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吕美生的《论李白“外道内儒”的孤独意识》。
　　其中杨海波文认为李白的忧患意识经过了四个阶段，有四种表现形式：（一）直陈其忧，（二）借酒销忧，（三）辞世斥愤，（4）心膂系忧，并分析李白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裴斐文则指出，李白“具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他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另外，“李白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不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而是入世出世’两无从‘的双重矛盾”，“既不愿诎于世（同流合污）又不愿遗世（独善一身），既要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坚持济世的理想，始终不忘于仕又始终不忘于隐（实则既非仕亦非隐）。这种无法克服的双重矛盾和双重痛苦，既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也是他创作激情的主要源泉。”傅绍良文也认为，李白的侠胆、狂饮、仙趣都极大地刺激着他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那独有的浪漫雄放的性格；而他所向往的“功成身退”的生存模式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幻影”。适性与立名、功名与隐逸、务实与超脱等矛盾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他时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自负、傲岸、狂放的个性固然给他谋得了广泛的声誉，却始终无法将他送上功成的阶梯。功名挫折带来的自我失落的迷惘感、知音难遇的寂寞感、宦途艰难的悲愤感、生命促迫的忧患感，共同构成了李白悲剧心态的基本内容。罗宗强文则从李白与自然的关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业追求三方面，探讨了李白的人格范型。作者指出，在李白的意识里，有一种泯一物我的根基，他在自然中看到了自我，看到自我的舒展的无限空间，看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现实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的亲近感，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基础，正是他的自由性格的生发点。他由此而向往山水，企望神仙。从自然与神仙他想得到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这是一个摆脱世俗种种烦扰、使心境得以宁静、也使自我得以充分提认的人生境界。但这只是他作为自然的人的一个侧面。又一侧面，是他的世俗志愿、欲望的不加掩饰的强烈表达与追求，特别是对于功业的追求。他的这种入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实存差异，仍可归于自然范型。周勋初文则从李白的入仕道路、所受教育、与儒家学术的疏离、深受《长短经》的影响、与纵横家的貌合神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最后指出，李白的思想，不受儒家牢笼，立身行事，矫矫不群，发为诗文，时见异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而他攀比古人，看不到时代的差异，从政心切，却又昧于眼前形势，遭致失败，事有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还产生了几部专门研究李白思想的专著，如葛景春的《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杨海波的《李白思想研究》等。其中葛著上编为“思想探源”，着眼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研究。作者分别就李白与儒家思想、庄子哲学、道教、佛教、纵横、任侠、魏晋风尚及玄学等，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探索，认为李白的思想，既融汇了道家的自由精神与儒家的理想主义，道家的浪漫主义与儒家的求实精神，道教的个性解放与儒家的兼济天下，道家的功成身退与儒家的入世态度，又对佛教、纵横、墨、法、兵、杂等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熔铸一体，形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而杨著则从李白的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妇女观、战争观、社会交往观以及忧患意识、审美意识、英雄意识、反传统意识等十个方面探讨李白思想的全貌。
　　另外，裴斐的《李白与历史人物》、王运熙的《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两文也值得注意。其中裴斐文通过对李白诗中的用典情况全面的统计，发现李白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有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亦大相径庭的一面的思想与性格的主要原因；李白虽然同情和崇敬许多历史人物，但这种崇敬和同情从不受任何神圣观念和清规戒律的约束。王运熙文论述了李白兼具积极用世与超尘去世两种逆反的思想倾向，梳理了历代对李白思想倾向的不同评价。

　　二、李白与宗教

　　李白与宗教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如幽谷在《李白与宗教》中就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与各宗教尤其是与景教之关系。作者指出，太白之父是突厥化的汉人，他们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所以李白所受的教育也是突厥化的。从李白的《上云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景教的经典、历史、教义和仪式，都是非常熟悉”，再从他两个子女的名字上，也可以知道李白的家庭非但是突厥化的，并且是景教化的。李白结识吴筠之后，致力于道教，尽心研究，无非欲藉道教之玄旨，保养他的精魄，延长他的年寿，得以做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发扬他平素的抱负，初本无凭道教之功而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从他的诗句中，还可以知道李白在郎陵东（今河南确山县）在高僧白眉空门下研究过佛教哲学。所以他在诗中有许多禅语佛典，他的佛学确有悠久的渊源。文章最后指出，宗教不能克服他坚强的个性，也不能范围他的自由行动。他倒利用各宗教来宣传和保存他的文艺，与达到他最高层次的政治舞台。
　　后来，总论李白与宗教之关系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李白与道教（或道家）、佛教之关系的成果则层出不穷，故下文将分别介绍：
　　李白与道家、道教之关系　较早、较为深入地对李白与道教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该书认为，李白所接受的乃是道教所兼容并包的阶段了，就刘勰的三品说，上中下三品，李白可以说全部都沾染了。因为李白有老庄自然无为的宇宙观，但也有神仙派炼养服食的实践，同时并服从张天师的符箓。道教色彩之杂，李白尤其有，先前是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的了，鬼谷子、苏秦、张仪，都可说是道家的的一支，而李白也时以苏张自况，也时常想贡献奇计；后来道家搀入了佛的成分，李白更是时常谈禅，并同许多和尚打交道。道教的五大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支配着李白，所以他是个忠实的道教徒。
　　五六十年代，探讨李白隐逸求仙问题的文章比较多，如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道路》、麦朝枢的《李白求仙学道与政治活动的错综变化――读李漫笔之一、之二》、李继唐的《谈谈李白的求仙学道》等。其中陈贻焮文通过对初盛唐士人求仕途径的考察，指出隐逸求仙虽然本是出世的表现，似乎与干禄无关，但实际上却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而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了。所以李白能够成功地由隐入仕。但是，将由隐而仕之一从政活动方式的作用估计得过大过理想，对于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极其重视礼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与真实目的的认识不清而寄托了过多过天真的幻想，对之指望过高，则是他失败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文革中，只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论述了李白与道教之关系，他在“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章中认为李白是“道教的方士”，并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李白一生求仙访道的过程，他认为李白之信仰道教是“出于迷信”，“他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兽、仙禽等是实质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他认真炼过灵丹”，但“神仙迷信、道教迷信深深地害了他”， 长期炼丹、服丹使他早衰，以致水银中毒；而“酒是使他从迷信中觉醒的触媒” 。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界又出现了一大批探讨李白与道家和道教之关系的专题文章，如刘伯璜的《李白的道家思想及其在安徽的活动》、夏晓虹的《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安旗的《从〈庐山谣〉看李白游仙出世思想之实质》、罗宗强的《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王友胜的《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与革新》、刘长春的《李白的游仙思想与天台山道教》、蒋见元的《李白与道教》、阮堂明的《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等。
　　夏晓虹文认为，李白的好神仙并不神秘，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就与其从政的关系来讲：在他入朝前，主要是用来交游干谒，以达到“名动京师”、“一飞冲天”的问政目的；在朝中则欲以道干政，不满于朝政的黑暗，又要借“谪仙”之名存身远祸；放归以后，一腔怨愤无处发泄，乃以求仙为寄托，但又不甘心沉埋至死，仍希图凭道隐东山再起。罗宗强文认为，李白在对道教信仰的过程中，李白不仅服食国“菖蒲”仙药，服食过经过简单处理的丹砂，而且还受过炼外丹的秘诀，亲自从事过炼丹活动。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主要是受司马承祯、吴筠等茅山上清派的影响，如果消除尽神仙迷信的色彩，则更带有一种哲学意味与人间气息，表现在李白思想上的就是功成身退的理想。王友胜文从宏观的角度勾勒了中国文人游仙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李白的神游仙国是缘于尘世的狭窄与拘束，压抑与不自由；第二，李白诗歌的神仙世界里，宗教色彩较为淡薄，人高于神（仙）的主题在回归。阮堂明文认为，李白一生具有相当明显的“自我仙化”意识，它不仅体现在他认同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并时常自称以“谪仙人”，还体现在他立身仙界、由上俯下的观察角度上。文章还探讨了李白的这种自我仙化倾向中所蕴含的意义。
　　李白与佛教　相对说来，学界探讨李白与佛教之关系的成果不太多，主要有：浩乘的《李白的佛学思想》、葛景春的《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光的《李白与佛教思想》、姜光斗的《谈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等。其中，浩乘文首次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李白与佛教的关系，文章首先考察了李白熏沐佛化因缘的史痕，搜罗了历代诗评家对李白的评论中有关佛学的材料，分析了李白的佛学思想。该文指出，李白“受佛学洗礼，所以虽遭贬谪，能潇脱自在逍遥物外以诗酒为性情寄托，以佛学为心志归宿，以高僧为游行依止”，他“确能’色相俱空‘洞然看破功名利禄而悄然地度林间崖下底云游僧生涯”。文章还指出，李白的号――“青莲居士”即取自梵典，李白诗中的佛学思想有：（一）起信，（二）习教，（三）习禅，（四）悔悟等。文章最后认为：李白习究教典的广博深透，不是迷信的盲从或虚浮的弄玄，因为他的诗文中虽没有说明研究三藏十二部的步骤，但一吟一咏能随手拈来经典中精华，天衣无缝地成为满目琳琅，确非拾人牙慧，乃是洞达教法的结晶。葛景春文通过对李白集中五十余首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及与僧人交游的诗作的考察，指出李白对佛法相当熟悉，与僧徒佛寺的关系相当密切，佛教思想相当浓重；认为李白以释济道，释道并用，其佛教思想的特点是往往与道教思想混合在一起。作者还指出李白佛教思想的产生与他身世密切相关，又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有重要关系，有深刻的个人经历及社会根源。章继光文认为佛教思想对李白后期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具体体现在宣扬空观念，向慕幻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个方面，李白思想中释道融合的情况，反映了唐代佛教与玄学合流的趋向。姜光斗文则主要探讨了佛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他将李白诗集中表现佛教意识的诗作分为直接阐发佛理和在景物描写或空灵明净的意境中渗透出禅味、禅趣的两类，并认为后者是从禅宗“镜花水月”、不执于物的观察世界的方法移植过来的审美方式的自觉运用，所以显得朦胧含蓄、活泼灵动、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从而扩大了诗歌的涵盖面和含容量。
　　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传统文化之关系　本世纪学界除了对上述的李白与儒、道、释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还对李白与酒、侠、纵横家等其他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广泛而全面的分析，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世纪，除了一些李白研究著作、唐诗研究论著甚至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有关于李白与酒的关系的论述，还产生了专门探讨李白饮酒问题的文章，如袁以涵的《陶渊明和酒和李白》、杨海峥的《李白与酒》、罗田的《酒神精神与诗仙李白》、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的酒文化》等。其中袁以涵文指出，同是饮酒赋诗，而李白和陶渊明的态度各不相同，一个是慷慨激昂，一个是冲淡平和；一个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摇山撼海的气魄，一个是“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饶田舍闲逸的风味。葛景春文认为李白受唐代酒文化的影响，其思想性格具有以下特征：（一）批判意识与叛逆精神；（二）狂热精神与享乐意识；（三）忧患意识、自由意识与宇宙意识。
　　专论李白与纵横家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林邦钧的《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该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和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分被李白净化为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的鸿图大志。以豪放的性格和叛逆不羁的精神为内涵的英雄主义是李白对战国豪杰义士侠义精神的深化。
　　专门探讨李白与《长短经》之关系的文章则有葛景春的《李白与赵蕤的〈长短经〉》、罗宗强的《也谈李白与〈长短经〉》。其中葛景春文是较早对李白与《长短经》的作者赵蕤之关系进行考察的文章，该文认为《长短经》的王霸之道与游说纵横之术对李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的复杂性也是受到《长短经》以儒家为主的杂家思想的影响。李白诗歌写得纵横捭阖，颇有奇气，明显受到纵横家风气和兵法的影响。作者还认为，《长短经》虽然没有为李白政治上打开一条光明大道，但对李白思想、性格、世界观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有益作用。罗宗强文则在葛景春文的基础上对李白受《长短经》之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指出，赵蕤的讲“时宜”的思想，深入到了李白的心里，以致形成了他对待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他为什么不走唐代士人普遍所走的应举入仕的道路，而幻想着由布衣而直致卿相，最内里的意识，可能就是这逢时虎变的想法在起作用。赵蕤对李白的另一影响，是对士的基本看法，这其中包括士之地位、用贤士与治国、士之处世态度诸方面。该文还通过对赵蕤《长短经》的仔细考察，指出李白的任侠，似非来自蕤的影响，而另有渊源。
　　研究李白任侠思想的文章则有任朝第的《李白的任侠思想》、葛景春的《大唐一诗侠――李白与任侠》、尹占华的《论李白的侠意识》、〖新加坡〗王国缨的《李白的侠客形象》等。其中葛景春文认为，任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所体现的墨家博爱精神，在李白身上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他不仅培养了李白惩暴济弱，疾恶如仇，仗义疏财、重交守信的正义感与优良品德，而且也培养了李白强烈的自信感与意气风发的昂扬斗志。王国缨文指出，“侠客”显然是李白终其生未尝放弃扮演之角色。李白于诗文中每每称扬侠客的的豪迈有为，鄙视儒生之迂腐无用，未尝不含有维护其“非官宦儒生”之家世背景，抬高自己社会地位之意。而李白以当今侠客自居，以好剑任侠自许，乃是借侠客不受身世阶级之局限，积极参与世务，甚至左右时局，故而视其侠客形象为助其谋求政治发展之“资历”。
　　另外，王运熙的《论李白的平交王侯的思想》从具体表现、思想渊源、历史背景、思想意义等方面对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表现了他的兀傲不屈的精神，不贪爵禄富贵、志趣高尚、自尊自重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贾晋华的《李白与名士传统》则从“求名·济世”、“玄谈·放达”、“求仙·山水”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最后指出，李白将求名济世与自由人格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标志着汉季以来人的觉醒的最后完成，士的独立人格的完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