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人是唐末诗人中的佼佼者，但是，本世纪前半叶人们除了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偶一提及外，研究他们生平和思想的专论可谓寥寥无几。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当时理论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提倡，人们开始评价他们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等方面的成就，进而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到八十年代以后，又着重探讨他们在诗歌艺术形式方面的贡献，从而使得这四位诗人的研究在世纪末初具规模。
一、皮日休研究
生平和思想研究 有关皮日休生平和思想的探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大艸的《革命诗人皮日休》是较早一篇对皮日休生平和革命倾向进行评述的文章，此后，陆续出现了较有深度的论文，如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萧涤非的《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缪钺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的《皮日休生平事迹考（并与缪钺先生及萧涤非先生商榷）》。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皮日休死因和思想评价的讨论。本文下面拟对皮日休生平和思想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一简介。
（一）家庭出身问题对于皮日休的家庭出身，人们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出身于农民。如萧涤非在其《校点〈皮子文薮〉说明》中认为，“皮日休出身是个道地的’寒门‘，够得上说是个’农家子‘。”明确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还有孙次舟等。1963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 和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都认为皮日休“出身贫寒”、“家事务农”，他本人也参加过农业劳动。第二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出身于普通的地主家庭。缪钺在其《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一文中认为，皮日休“出身于一个普通地主家庭，并非高门世族”，后来他在反驳孙次舟《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农民军的问题》时又明确指出，皮日休《皮子世录》中所谓“不拘冠冕”，“是说没有做过官，并不一定就是农民”；所谓“或农竟陵”，是指皮家另一支，从《送从弟归复州诗》来看，这一支皮家子弟也是过的“优游”的地主生活。郭预衡在1965年所写的评论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的文章中也认为皮日休是地主出身，他指出，据“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这类诗句来判断皮日休参加过劳动是误解。《皮子世录》中的所谓“农”与“隐”，实际上也都是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郭文还引述了《三羞诗》其三的小序说明“作者明明过的是地主生活”，《文学史》硬说皮日休参加过劳动，“这就很难说不是有意把皮日休描叙成劳动者，从而抬高他的地位。”
（二）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军的问题对于皮日休是否参加了黄巢起义，正史和许多笔记都是肯定的，但北宋尹师鲁和南宋陆游持否定态度。近现代学者基本上否定尹、陆的说法，如萧涤非在《校点〈皮子文薮〉说明》中指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的事，最早见于刘昫《旧唐书》，成书时间相当早，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都有记载，是可以肯定的。陆游所以一再为皮日休辩护，是因为他把皮日休从黄巢看成“隳节”，这种立场就决定他的态度不客观。尹师鲁所作墓志铭，是一种“亦欲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的文章，象“从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绝不能写进去。
然而，对于皮日休究竟是如何参加黄巢起义的，现当代的学者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皮日休并非自动参加黄巢起义，而是被劫从军。萧涤非、缪钺均取此说。萧涤非认为，“皮日休并不是自动投效黄巢的，《唐诗纪事》卷六十四说日休’遭乱归吴中（苏州），黄巢寇浙江，劫以从军‘。《郡斋读书志》卷四也说日休’为毗陵（江苏武进）副使，陷巢贼中‘。地点虽不同，但都说是被劫，这大概是可信的。”缪钺在《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中说，“皮日休由于阶级的局限，并未自动参加到黄巢起义军中，但是当他为黄巢军队所得之后，由于他平日思想中原有进步成分，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又由于黄巢一贯的争取读书人的政策，于是他即不至于象周朴那样顽固拒绝，而愿意参加起义军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巢是自觉参加黄巢起义军的。孙次舟在《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根据贯休的诗与自注，参以《资治通鉴》，考明黄巢起义军在浙东浙西与官军作战的情况，推测当时皮日休是以苏州军事判官从军攻打黄巢，官军起义而参加黄巢军队的。
缪钺反驳了孙次舟的意见，他认为，孙次舟所考的材料并未提及皮日休，皮日休从军南下攻打黄巢，官军起义而参加了黄巢军的说法，是从旁推测。即使承认这推测是正确的，如果官军士兵强迫军官起义，皮日休仍是被劫从军。
（三）皮日休的下落 对皮日休的下落，从宋代开始就有争议。但学界的争论多是以笔记杂著的传闻为依据的，主要有三种说法：（1）为黄巢所害，（2）被唐王朝诛杀，（3）投奔吴越，去依靠钱镠。
自宋代以来，持第一种说法的人最多，影响也最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也取此说。
萧涤非、郑庆笃等人持第二种观点。萧涤非认为，皮日休既然作了黄巢的翰林学士，就构成了他“杀无赦”的条件，并引述公元883年5月黄巢退出长安不久，僖宗下诏杀崔璆以及对起义有关人员斩尽杀绝，虽妇女不饶的例子，说明皮日休被诛杀是合理的。郑庆笃《论皮日休》也认为第二种说法最为可信，合乎情理，而且推论皮日休死在大中三年，即公元883年。后来，袁宏轩的《皮日休死因探考》和刘扬忠的《皮日休简论》亦持此说。
李菊田在《皮日休生平事迹考》中持第三种观点，他根据《五代史补》卷一“杨行密钱塘侵掠”条，说在天复二年，田頵围攻钱塘时，皮日休犹健在钱镠幕中，是黄巢已死十九年，可知黄巢没有杀皮日休。李菊田认为尹师鲁所写墓志中说皮日休徙籍会稽，在钱氏政权下做官，可能是真实的。据此，缪钺在1958年发表的《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中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皮日休为黄巢所杀，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而逃奔吴越，依靠钱镠，乃是皮日休的结局”。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基本同意缪钺的看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进一步证明缪钺的论点可信。他认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黄巢兵败后投奔吴越，但并不象尹师鲁所说“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而是又离开了钱镠，流寓于安徽宿州，过着一种淡泊清闲的生活，最后死葬在宿州。
（四）皮日休的思想大艸于1950年9月发表的《革命诗人皮日休》是第一篇极力挖掘皮日休“由哀而怨，由怨而革命”的革命思想的文章。此后，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和著作》也探讨了皮日休的思想，但他的分析较为辩证，他认为“日休一方面对当时的政治极感不满，但一方面中国古贤圣的’道统‘把他的思想支配着，不敢像王仙芝黄巢辈之投身于实际的反抗行动，而只能作出一种’济世救民‘的呼声”。缪钺的《皮日休的实际思想及其作品》也认为，“皮日休虽然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但是，“由于历史时代与阶级性的局限，他仍然是抱着封建社会士大夫传统的想法，想得君行道，改善政治”，而且，他还对当时一些人“一定要把皮日休说得很前进，使他成为完人”的先存主观的想法的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
到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文章热衷于探讨皮日休的对待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态度，如许荣生、祁永寿的《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进步思想及其代表作〈橡媪叹〉》、沈开生的《皮日休同情农民和农民起义吗？》、赵熙文的《略论皮日休参加义军的思想基础》等，但是观点和角度均无大超越。倒是郑庆笃的《论皮日休》中的有关论述较为深入和辩证，他认为皮日休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儒家思想体系。他引述《文薮》中的诗文，说明皮日休对儒家经典和儒家代表人物推崇备至，指出：“在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唐朝末季，皮日休如此大声疾呼’罢斥百家，独尊儒术‘，重新振兴儒家道统权威，发挥其治世济民的功能，以维系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皮日休的思想不仅是被动地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俨然以儒学的继承者捍卫者为己任的。”但是，他更多地接受了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具有进步因素的“民本”思想。郑庆笃在谈到鲁迅对《皮子文薮》的评价时说：“鲁迅先生评价《皮子文薮》时，指出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主要是针对晚唐时期华靡衰落的文风，对此而言的。就一部《文薮》而言，其中也充满了孔孟之道的儒家说教。”
诗文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皮日休的诗文创作多是在文学史、诗歌史中提及，比较简略。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在对皮日休诗文进行分析时花费的笔墨稍多一些。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皮日休的诗文时就注重其举进士之前所写的那些富有思想性的诗歌和散文，说他的诗歌受白居易的影响最大，《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大起义前夕极端黑暗的社会面貌，是皮日休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品；在散文方面，皮日休最推崇韩愈，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精神，他的许多小品文，具有比他的诗更为强烈的战斗性。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皮日休诗文考察的范围稍广一些。他们认为，皮日休大部分的诗歌是和陆龟蒙唱和之作，“这些唱和诗自然只是玩弄技巧、掉书袋的，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爱在诗歌中发议论、说道理，而缺乏生动鲜明的形象；又好用典故和生硬词句；这种以文入诗的风格，和韩愈颇有类似之处。他的较好的作品是《正乐府十篇》，......确是反映了唐末统治阶级的横暴和对于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诗风也朴质刚健。”
相对说来，一些专题论文对皮日休的诗文成就的分析和评价要稍稍细致一些。其中周连宽的《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对皮日休诗文艺术的探讨尤为用力。该文在开篇就指出，皮日休的“五言古诗魄力雄健，近体诗亦清逸典雅，与陆龟蒙唱和，竟多至六百余首，一篇相投，动辄千数百言，其诗才之富赡挺拔，可以想见。”在评价皮日休的文学史地位时，他又指出，日休的那些描写民病的作品“就是咸通间的诗史”， “日休对于散文，一方面主张复古运动，所以连作赋都要散文化”，“但他一方面又崇拜屈原那种个人主义的富于浪漫情调的骚体，而仿作《九讽》、《悼贾》、《反招魂》等篇”，“日休的仿作，写得太浅白露骨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自然是日休的作品中最恶劣的一部分”。“他对于诗歌，一方面沿袭写实主义社会诗派，但一方面又染上浓厚的技巧主义的色彩，此外，又带些田园派和奇僻派的气息。日休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混合体，这里面包含着矛盾，也包含着新生的种子，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它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阶段。”
其他如缪钺的《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萧涤非的《校点〈皮子文薮〉说明》等文大都侧重于分析皮日休反映现实的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皮日休诗文创作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但较有新意的成果依然不多。
就皮日休文学思想的研究而言，主要有黄保真的《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申宝昆的《剥远非 补近失劝乎功戒乎政――皮日休文学思想管窥》等。其中黄保真文认为，在晚唐文坛理论成就最高的是皮日休，他虽然曾参加过农民起义，但他的文学思想仍属于传统儒家的范畴。文章在论述了皮日休以韩愈的继承者自居，坚持正统的文道观，和在诗歌理论上继承新乐府运动的进步传统这两点后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中，强调政教作用者，往往忽视对艺术规律的研究，皮日休则不然。他在《霍山赋序》等文中，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艺术思维的情状、过程。而《松陵集序》之论艺术风格，则进而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其立论通达，见解深刻，在晚唐除司空图、张彦远之外，没人能超过他了。
诗歌研究方面，有人把皮日休放到唐宋诗歌转关中进行考察，分析得较细。如申宝昆的《论皮日休在唐宋诗转变中的作用》在发挥袁枚《小仓山文集·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有关观点的基础上，具体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赋为诗、喜咏琐事微物、不写爱情”等方面，论述皮诗特色，认为“皮日休在继承杜、韩传统，启窦宋诗特色方面，对完成诗体革新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单书安的《〈正乐府〉仿〈系乐府〉浅说》则从诗歌体制、内容、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具体而微地分析了皮日休的《正乐府》与元结的《系乐府》之间的承继和发展关系，也较有深度。
就皮日休散文的研究而言，则有刘国盈的《皮日休和古文运动》和李金坤的《试论皮日休散文的艺术特色》等文。
作品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 本世纪皮日休作品整理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萧涤非校点的《皮子文薮》和申宝昆的《皮日休诗文选注》。万曼的《唐集叙录》较详细地介绍了《文薮》和《皮从事唱酬诗》在历代的版刻和流传情况。
二、杜荀鹤、罗隐、陆龟蒙、聂夷中研究
和皮日休相比，人们对杜荀鹤、罗隐、陆龟蒙、聂夷中等人的研究就更为有限了。
杜荀鹤研究 在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杜荀鹤的专题文章只有黄芝冈的《论杜荀鹤》（一）（二）一篇。该文首先对杜荀鹤的人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青年时期的杜荀鹤虽然“勤于请谒”，“却还有几分可爱之处”：第一，他自认热中名利，并不像一般人遮遮掩掩；第二，他虽然不忘干求请谒，但也重视他的文艺，不愿专倚强亲，悻取贵显；第三，他倡言向文场觅公道。但是，该文对杜荀鹤的入仕发达以后的人品不以为然，而且认为杜荀鹤“有几句诗虽有些像老杜’窃比稷契‘的那种气派，......但他的诗却没有一首长篇大制，三百首大半是干谒投寄和嗟卑怨命之作。......诗格卑陋，几与乞僧斋婆同一鼻孔出气。”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对杜荀鹤的看法一下子改变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杜荀鹤集中有一些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
研究杜荀鹤生平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八十年代，如汤华泉的《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温公翊《杜荀鹤行实考略》、吴在庆的《〈唐才子传·杜荀鹤传〉笺证》等。其中汤华泉文，就《北梦琐言》定杜荀鹤卒年为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当定于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此外，就杜荀鹤是杜牧的“微子”之说，亦加以否定。吴在庆文考证出皮日休为苏州郡从事及初识陆龟蒙之时间均在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春。
本世纪下半叶对杜荀鹤文学创作道路和诗歌艺术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徐晓星的《晚唐诗人杜荀鹤》、肖文苑的《杜荀鹤的生活道路及其创作》、羊春秋的《论苦吟诗人杜荀鹤》、秦效成的《论杜荀鹤诗歌的创作思想》、顾黔的《杜荀鹤诗用韵考》、宋尔康的《简论杜荀鹤的诗歌及其特点》等。其中，徐晓星文指出，杜荀鹤诗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直接描写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痛苦，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二是运用民间语言，浅显通俗。但是也有缺点：在《唐风集》里，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毕竟不多；他写的大部分是近体诗，就反映当时的现实来看，不及古体诗的舒卷自如。肖文苑文则认为，杜荀鹤在近体诗的创作上，成就十分突出，“以浅近的语言，鲜明的形象，去反映丰富复杂的生活”，“他的绝句如行云流水，清新爽朗，有较浓的民歌风味。”顾黔文从音韵学的角度考察了杜荀鹤诗的用韵情况，认为他的诗韵颇能反映晚唐时期万难方言的一些语言现象，也可以窥见汉语音韵由晚唐至宋语音变化的轨迹。宋尔康文首先回顾了本世纪杜荀鹤研究的历史，认为解放前偏重于他的寒瘦苦吟精神（对自我坎坷经历的苦吟），解放后偏重于他的反映社会现实，他指出，杜荀鹤的诗，既继承了贾岛的寒瘦苦吟精神，又继承了张籍的反映社会现实旨趣。其诗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从元白以来直至皮日休，大都是用乐府的形式，来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而他却全以律、绝的形式，把复杂的内容凝缩到短小的篇幅之中；其二，诗歌浅清直白而又流畅合律。其缺点是“有些诗歌长于用实而短于用虚，这在他的五言律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经出版过《杜荀鹤诗》，该书收其《唐风集》三卷317首，系据贵池刘氏刻本断句排印，参照《全唐诗》校补。沈津的《记宋本〈杜荀鹤文集〉》和万曼的《唐集叙录·唐风集》介绍了杜荀鹤文集的版刻和流传情况。
罗隐研究 本世纪罗隐生平研究方面的成果首推汪德振的《罗隐年谱》，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地考证排比了罗隐的生平行事，如他认为罗隐唐太和七年（公元833年）生，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卒；其《罗隐年谱·里居考》据徐厚斋《闲云录》及《新登县志》、《罗氏宗谱》等，认为罗隐家于新城。后来的罗隐生平研究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的补充和辨正。如李之亮的《〈罗隐年谱〉补正》就对汪德振所定罗隐于大中六年举进士不第的说法进行商榷，他据《通典·选举》及罗隐《湘南应用集序》等材料，得出罗隐大中十三年应举的结论。又如，罗隐究竟是怎样进入钱镠府的，历来有自荐说（汪德振谱即主此说）、推荐说、召进说。彭剑青的《罗隐进钱府考》一文，主召进说。文章认为，自荐说与罗隐许多关于东归的诗歌的情调不和；推荐说考之于史事，察之于情理，也有未合；罗德威当时大权在握，既然重视罗隐，决不会把自己的叔父推荐给钱氏。另外，吴在庆有《〈唐才子传·罗隐传〉笺证》和《关于罗隐生平行踪几个问题》，其中后文所考罗隐之事有八：罗隐谒白敏中于江陵的时间在大中十二年秋；“嘲钟陵妓云英”的时间在咸通九年；从事淮南幕的时间在咸通十一年后乾符元年前；为司勋郎中充镇海军节度判官的时间在光化三年左右；送郑仁规出任湖州刺史的时间在乾符四年；因病两度未能赴试的时间一在光启元年，一在光启二年；罗隐至苏州时在光化二年，至汴州时在咸通五年，至鄂州时在乾符二年。文章还对《五代史补》所记罗隐谒邺王罗德威等事作了言之有据的质疑。
姜国柱的《略论罗隐的思想》认为，罗隐的《谗书》表现了他对封建制度的不满，特别是对封建传子的世袭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他的《两同书》中的各篇，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事物矛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说明了事物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运用对立统一思想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强弱、贵贱、理乱、得失、损益、爱憎、真伪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统治者提出的某些告诫以至警告。”
研究罗隐诗歌的专论主要有郭君曼的《罗隐的讽刺诗》、谢明的《罗隐和他的咏物诗》、雍文华的《罗隐诗歌的现实主义》、蒋祖怡的《诗人罗隐的讽刺艺术》等。其中雍文华文力图纠正人们忽视罗隐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诗歌的意义。他说：这些诗抒发的“绝不仅仅是’卒不离乎一身‘的个人情绪，与社会毫不相通的个人哀感”，而是倾吐了人们的痛苦和不平，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抗争”。蒋祖怡文指出，罗隐的讽刺诗中数量最多 ，揭露最深的是讽刺当时封建科举的诗篇，这无疑是因为他身临其境的缘故；罗隐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两个：一，少用典或不用典，较为通俗，二是“含蓄”，他的诗常常用反话来表达，“婉而多讽”。
对罗隐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谗书》的分析和评价上，如雍文华的《〈谗书〉一部抗争和愤激之作》、龙连荣的《罗隐和他的〈谗书〉》邵传烈的《晚唐的抗争和愤激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等，而且都是对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中有关论点的发挥。
另外，刘开扬的《罗隐评传》对罗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文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对罗隐文集的整理的专著则有雍文华整理的《罗隐集》、蒋祖怡选注的《罗隐诗选》等。万曼的《唐集叙录·罗昭谏集》介绍了罗隐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和版刻情况。文章则有李之亮的《〈罗隐集〉辑校补说》，该文据方志补罗隐诗三首，残句二。又对《罗隐集》的校勘提出辨正，对于罗隐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陆龟蒙、聂夷中研究 本世纪关于陆、聂二人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有关陆龟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立群的《陆龟蒙的文学思想――兼论陆龟蒙唱和诗与〈笠泽丛书〉成就差异的原因》、李锋的《唐诗与宋诗的桥梁――陆龟蒙诗歌艺术初探》、陈汉英的《点校〈陆龟蒙集〉所见〈全唐诗〉之误》、陈汉英的《此花端合在瑶池――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李锋的《论陆龟蒙的文艺思想》等。其中王立群文指出，陆龟蒙的文论的核心是传统儒学的劝善惩恶观，以诗论入文论是其特色；他学文是为了“行道”，也就是强调辅时及物，匡救时弊；他提倡“道统”，重视六籍，都只是为了提高作家本人的修养，而不是要一一依经立事，宣扬经义，一味地“明道”，这就是陆龟蒙“道统”论的特殊性；他还崇尚真文，反对伪文，对文学有“尚真”的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复古主义。文章还认为，《笠泽丛书》收录的小品文，乃是这种进步文艺观的写作实践，这就是《笠泽丛书》具有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的唱和诗成就却不太高，因为他错误地把近乎文字游戏的诗作看成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并以善作此类诗为“多能”，所以它们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文风。李锋《唐诗与宋诗的桥梁》一文认为，陆龟蒙接过杜、韩开辟的新表现手法，推而广之，把“诗言志”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范畴去理解；说理论事、应和唱酬、调笑谐谑无不可入于诗中；在写法上又是斗新奇，喜拗峭，押险韵，以突破格律为快事，从而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达到一个新高潮。这在客观上体现了诗歌变革的趋势，成为唐与宋诗歌之间的桥梁。陈汉英《此花端合在瑶池》文认为，陆龟蒙诗的思想性，除了真实地反映了经世治国的初衷始终不渝，以及凛凛清风世代有传以外，还具体表现为关心国事、体察民瘼、洁身自好等，并指出其最见功力的五古，占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动辄百韵数百言，且才思敏捷，成不移晷。李锋《论陆龟蒙的文艺思想》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看法，他认为陆氏论文主功利性和其儒官家世影响有关；陆龟蒙是韩愈和欧阳修之间“穷而后工”思想的桥梁；趋奇骇俗是陆氏文论的一个特色，他认为“奇”是“真”的折射，是变态社会下的变态反映，把这一观点同“穷而后工”观联系起来了。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认为陆氏必生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以前，对于卒年则同意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说法，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另外，万曼的《唐集叙录·甫里先生文集》介绍了陆龟蒙文集在历代的流传和版刻情况。
关于聂夷中的成果则主要有：丁力的《聂夷中和他的诗》、单寿年的《关于〈聂夷中和他的诗〉的一些问题――与丁力同志商榷》、单寿年的《聂夷中五题》、王从仁的《聂夷中评传》、黄新亮的《唐末诗人聂夷中略论》、宋尔康的《聂夷中诗歌浅论》等。其中王从仁著介绍聂夷中生平、创作较为详细。另外，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聂夷中诗》（与《杜荀鹤诗》合为一册）收诗36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