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兼长诗词的著名作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人其诗也受到历代学者的注意。近百年来，由于其名作《秦妇吟》的重现于世，学界对其人其诗的研究兴趣又有所增加，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
一、生平研究和思想评价
何寿慈的《韦庄评传》是本世纪较早对韦庄生平和创作进行介绍的文章，该文为韦庄作了一个《传略》，但发明无多，唯其对韦庄人生态度的阐述较有新意，他认为，韦庄“有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风怀，也有杜甫忧国伤时的心肠”，“他有浪漫的思想，但浪漫得不彻底，他有救世的志愿，但也没有救世的能力，终于逼迫他不能不走颓废的一条路。”三十年代，是韦庄生平研究的丰收期，先是曲滢生出版了《韦庄年谱一卷》，该文首次对韦庄的生年进行了考证，认为韦庄生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另外，其对韦庄一生行事的排比，也较何寿慈《韦庄评传》中的“传略”详细一些。然而，稍后面世的夏承焘的《韦端己年谱》，对韦庄一生重要行事的考证，则更系统和全面，其中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常引用。和曲滢生的看法不同的是，夏承焘认为韦庄当生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卒于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
此后的韦庄生平研究大多是对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的补充和辨误。如，刘星夜的《韦庄生年考证》就认为韦庄当生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李建中的《关于韦庄的生年》则谓韦庄约生于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左右。谢海阳的《对〈韦端己年谱〉的一点质疑》，用四条理由证明夏承焘《韦端己年谱》中谓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奏请追赐李贺、皇甫松、陆龟蒙等进士及第”事，“实倡于王，或王逝后，端己取其奏上之，文实吴融所作”，“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韦庄所上之表，决不会是王大夫委托吴融所起草的那一件。齐涛的《韦庄非韦应物之后》则对夏承焘所认为韦庄系武周时宰相韦待价之后、韦应物的四世孙的说法提出疑义，其根据是韦诗中未避“撤”字，他认为韦庄应是玄宗时宰相韦见素之后。朱德慈的《韦庄漫游淮安考略》则是对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的补充，本文考证出韦庄于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至昭宗景福初年（公元892年）间，避黄巢义军之“乱”，离开故土长安，漫游闽、赣、江、浙一带，其间曾涉足古城淮安，拜谒韩侯祠，留有《淮阴侯庙》一诗。齐涛的《韦庄生平新考》则在韦庄的生年、早年事迹、陈仓迎驾、江南行踪等方面提出了与夏承焘《韦庄年谱》不同的看法。而齐涛的另一篇文章《韦庄诗系年》将全部韦庄诗以其活动时间为准，编为六个部分，逐一考订其诗歌的创作年月。
对韦庄一生政绩进行评价的文章主要有天健的《韦庄的政绩及其诗作》、何汝泉、钟大群的《韦庄与前蜀政权》等。其中天健文认为，韦庄从政治蜀成绩，第一要推繁荣文化的措施，另外他还采用了许多相宜的政策措施，使得西蜀黎元安定，生产复兴。何汝泉等文则从社会历史方面对韦庄入蜀及其对前蜀政权之贡献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韦庄之所以入蜀，和朝政黑暗已极、朱梁之辈凌辱士人，而王建待士优渥、蜀中条件优越等客观条件有关，也和其漠视礼法，不以王建出身卑贱为意，而一心想施展宏图，无疑有着内在联系。他们指出，韦庄对前蜀的贡献主要有：第一，韦庄支持王建对朱梁的策略，并积极为之谋划奔走；第二，韦庄为王建招揽人才，安息民众；第三，韦庄在王建称帝建政中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文章肯定了韦庄后十年中的表现。
二、诗歌研究
诗歌创作总论 本世纪对韦庄诗歌创作进行的整体研究并不多。单篇论文只有何寿慈的《韦庄评传》、吴家桢的《韦庄诗词之研究》、傅生文的《略论韦庄诗的思想意义》、张天健的《韦庄诗初探》、张天健的《韦庄诗的艺术特色》等。
其中，何寿慈文认为，在晚唐五代的诗人词人中，韦庄要算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有伟大的天才，有创作的能力，能自成一派的作风，他的作品都有清丽的境界，深刻的背景，他能作诗人的诗，也能做词人的词。他不是有意作诗，作词，只约略的吐露他的情怀，描写些流浪，颓废，伤感的生活，“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能表现他自己的个性，值得我们去研究。”吴家桢文则按照韦庄一生各个阶段来分析其诗作中的思想和所表现的生活。傅生文文则对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不是忽视就是否定韦庄的创作成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韦庄是唐代最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一生以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感情的态度进行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章还在对韦庄诗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思想意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评价了韦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韦庄也和杜荀鹤、皮日休、聂夷中等人一样，走的是杜甫开创的、白居易等发展了的唐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韦庄在艺术上的成就则又使他的诗作成为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后一抹耀眼的余辉。”张天健前文在肯定韦诗某些进步内容的同时，也指出其诗“几乎都带有或浓或淡的感伤”，“他的感伤诗，大都围绕自我抒发感慨，调子低沉，胸野不宏。”张天健后文认为，韦诗艺术特色一是“醇情”，诗人以诗歌把缕缕至情从心河引出，毫不掩饰，叙情而不暗，情浓而不艳。二是“清丽”，这不仅表现在《又玄集》的编选的宗旨上，创作中也构成这一艺术特色。他遣词用语丽而不艳，清而含情，风格清峻、自然、平畅，异于许多晚唐诗人，是独树一帜的名家。
另外，王水照的《韦庄评传》也对韦庄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认为韦庄的诗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也反映他漂泊四方的经历和凄苦孤寂的心情”，又将韦诗分为伤乱诗、羁旅诗、写景诗等三大类进行分析，谓“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响亮；绝句则包蕴丰满，发人深省。而清词丽句、情致婉曲为其共同风格”。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则在文学史著作中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庄及其诗作。他们将韦庄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认为韦庄前期诗作“敢于面对现实，表现了唐末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成为’诗史‘”，而后期的诗“更多的却是以王粲等古人自况，哀悼壮志的幻灭”，“仕进不能、退隐不忍、救时无方的苦闷哀伤，成了他此期讴歌的中心主题，即使到了中第授官之后，这种内容和情调也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对韦诗艺术成就的评价是，“韦诗不雕饰，不鄙俚，不生硬枯涩，’务趋条畅‘却又有’文外曲致‘，每以浅切近情、兴象丰满、情致富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还认为，“韦诗的成功，在于多从真实生活中经个人反复体味后提炼而来，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兼含理趣”，“尤其善传诗人对自然界的某种领悟”，“在细致观察中捕捉有活力的常见生活景象，构成清新秀丽。生机盎然的画面”。
《秦妇吟》的发现和研究 《秦妇吟》是韦庄的代表作，曾经传诵一时，但失传已久。它的重现于世，是在本世纪初。
1900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以后，法国人伯希和运走了一大批写本和画卷，罗振玉据其从伯希和处所闻俄、英、法、日、美等人先后劫掠的敦煌文物，写成《莫高石室秘录》一文，于1909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上发表，中有《秦人吟》一目，即《秦妇吟》，此为我国学界得知此诗名之始。稍后，王国维从日本人狩野直喜博士处得见其所抄斯坦因处《秦妇吟》残本，作《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于192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七卷八期，其第一段即为《秦妇吟》残篇，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原文之始。
1923年，伯希和录巴黎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馆所藏梁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并将这两种《秦妇吟》卷子寄罗、王二氏。次年（1924年）罗氏即将此两种写本互校，全文印入《敦煌零拾》，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全文之始。同时，王国维复据伯希和所寄两本及先前从狩野直喜博士处迻录之残本，略事校勘，列举各本之异同，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题为《韦庄的〈秦妇吟〉》，是为我国人正式作《秦妇吟》校勘之始。
与罗、王二氏同时作研究者，有英国人小翟理士博士（Dr. Lionel Giles），他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即管理敦煌写经者。他于1919年在馆中发现三种《秦妇吟》写本，乃作论文一篇，于19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百周年庆祝会上宣读，后又就五种写本重新写定，于1926年发表于英国《通报》第24卷第4、5合期。1927年，张荫麟转译为中文，题为《秦妇吟考证与校释》，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卷第1期，是为我国人得读《秦妇吟》与韦庄事实合证之始。
此外，郝立权作《韦庄秦妇吟笺》，更为笺证、笺注，于史实、典故并发抉之，于1931年发表于《齐大月刊》第2卷第3期，是为我国学者笺注《秦妇吟》之始。此后，黄仲琴又作《秦妇吟补注》于1933年发表于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5期，则为郝立权后专研究《秦妇吟》所述之史事者。
稍后，刘修业又撰《秦妇吟校勘续记》，不但详述了本世纪《秦妇吟》研究之经过，而且又重点介绍了王重民新发现的巴黎图书馆中的Pelliot 3780 、Pelliot 3953两种本子，至此，共发现《秦妇吟》七种本子。该文还用这七种本子对校，于各本文字之异同，又作了一次校勘，其中不乏超越罗、王之处。
1936年，陈寅恪发表了《读秦妇吟》。该文从史实与地望考证诗中所述从长安到洛阳，以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然其中最重要之点，乃在揭示了韦庄晚年之所以讳言此诗的缘由。作者认为，“无论其是否为端己本身之假托，抑或实有其人”，“秦妇吟”中之秦妇，因黄巢洗长安后逃难出城，其路线必经杨复光部队之防区，如秦妇避难之人，于丧乱中，弱不自济，而有委身驻军之事。陈寅恪推测杨军八都大将之一王建，后为“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事之主”，必有女委身之事，韦庄之《秦妇吟》“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故虽系其生平之杰构，亦不得不禁其传布。
陈寅恪文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较大之反响，使得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仍热衷于为《秦妇吟》作笺注和讨论韦庄讳言此诗之原因。
如，1941年冯友兰发表了《读秦妇吟校笺》，在陈寅恪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另一解释。他认为“惟其所以冒犯之处，则似尚有另一解释之可能” ，即诗中“路旁试问金天神”一段，“即是指斥当时军阀之语”，“指斥军官之残暴扰民，过于黄巢，而杨复光总陈蔡之兵，西入关中，其路线有经过新安之可能。如此，则此段所指斥，又为杨复光军，或有为杨复光军之嫌。而其所事新朝之主，及新朝中一部之同僚，又适为前杨复光军中要人。故其讳言此诗，不但为志希免祸，且系出于人情之常，所谓’不好意思‘者。”稍后，徐嘉瑞也作《秦妇吟本事》与陈寅恪商榷。该文认为韦庄讳言此诗，且欲删去诗中两句，“并不是触怒公卿，而是触怒宦官田令孜”，然韦庄所以不存《秦妇吟》，则另有故。作者又认为，此诗中应删的也不止一句两句，其中成问题的太多，所以全篇删去。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因：（1）“触犯田令孜”这一原因，在田令孜未死之前，是很重要的；（2）“写洛下屯师抢劫，触犯时溥及其部下”，以上两个原因都是景福二年以前最大的忌讳；（3）“讽刺僖宗太过，为王建所不喜”。文章认为陈寅恪的假设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徐嘉瑞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撰《评〈秦妇吟本事〉》，认为徐文“关于本事方面，作者推定两点颇有理据”：“第一是解释’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的’博野‘”，“为’博野军‘的倒戈，是不错的。”“第二是解释’自从洛下屯师旅‘的’师旅‘，为时溥所领由徐州西行赴难，剽掠河阴，终于东归的军队。按之史文，诗句和浣花集其他作品，都较颇相符合。”但周一良又认为徐文对韦庄欲自删此诗的三点原因的解释“都太近乎揣测，很难认为满意”。
五十年代，除了陈寅恪本人又撰《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为其旧说作进一步的补正和阐释，刘文典的《群书斠补》也为陈寅恪的旧笺作补注。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仍然在探讨韦庄讳言《秦妇吟》的缘由。如，俞平伯的《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重新评述陈寅恪旧说。而张业敏则对陈寅恪说提出商榷，他在《关于〈秦妇吟〉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中认为，从《北梦琐言》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韦庄被戏称为“秀才”，是在《秦》诗写成后的事，其自讳即因此而起。但其仕蜀却是在写此诗十余年后的事情，因之“触隐情”说不可信。作者认为《秦》诗包含着一些惹得唐朝“公卿贵人们不快的思想感情”，这对于“一向攀龙附凤、一心向上爬的韦庄，自然是很不利的”。而要取谅于公卿们，“唯有自我否定全诗”。这就是韦庄自禁《秦妇吟》的真正原因。马茂元、刘初棠的看法则不同，他们在《韦庄讳言〈秦妇吟〉之由及其他》中认为，韦庄讳言《秦妇吟》是因为他“写诗的本意，固然在于渲染、夸大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暴行‘，揭露官军残害百姓的罪恶。但在韦庄做了蜀主王建的臣子之后，他就不得不考虑到蜀主王建及其部下与《秦妇吟》诗中所咒骂的黄巢起义军以及残害百姓的官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们还通过详细的考证，认为韦庄所“委身的前蜀王朝的创业之主王建，本人的出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贼”，而且他“和韦庄《秦妇吟》力所称为’贼‘的黄巢农民军有着既对立又统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微妙关系”，这样诗人既仕于王建，熟知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尝难测”，那么《秦妇吟》“对黄巢农民军的种种丑化，在王建看来，岂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何况黄巢起义军与王建的部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为了全身远害，他不得不湮没自己的成名之作。”同年发表的张天健的《〈秦妇吟〉讳因考》也不同意王国维、陈寅恪的观点，其看法与张业敏文差近，认为“韦庄为《秦妇吟》撰家戒，’他日‘，应当是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之日，并非时隔二十年的’复贵‘之时；’讳因‘并非针对王蜀而为的’志希免祸‘，而是针对’公卿垂讶‘’谤议横生‘。”
八十年代以后，《秦妇吟》研究的新进展有两个：
一是《秦妇吟》敦煌写卷的新发现。1983年，柴剑虹撰文说，他在伦敦藏的缩微胶卷中，“发现了《秦妇吟》的第十个写本残卷”，“该卷编号S·5834 ，下半部残缺，共十三行，每行存七至十一字不等。前十二行为残诗，末行书抄写年月”（ “年代为贞明陆年岁在庚辰十贰月”）。他认为这一残卷与现藏巴黎的P·2700 卷原来正是同一写卷，后因伯希和与斯坦因劫盗而致使此卷一撕为二。
二是对《秦妇吟》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的分析和评价。此前的《秦妇吟》研究大多局限于文本的校勘、整理和史实的笺证等，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才开始对此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探讨。王水照的《关于韦庄〈秦妇吟〉评价的两个问题――兼论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看法》》，1980年8月版），文章认为韦庄从维护唐王朝统治出发，对起义军多有诋毁，进而形成了全诗的一个主要思想倾向，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就在这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某种历史的真实，诗中夸张起义军进入长安时的混乱情况，恰恰暴露出封建统治者在伟大人民力量面前所表现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这些暴露和反映虽然不是韦庄的主观思想，却是诗歌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张业敏的《韦庄〈秦妇吟〉思想性辨议》也指出，以前对《秦妇吟》的评价是偏颇的。该文认为，此诗有同情人民苦难、反对官军害民和藩镇不忠、哀叹王朝衰败和反对农民起义几个方面，它们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不能混为一谈。除反对农民起义外，其它思想内容应肯定。就反对农民起义问题来说，张文也指出，这与黄巢起义打破了韦庄中举的美梦有关，而且，黄巢起义亦不是无可非议的，《秦妇吟》写义军在长安的行为“基本上是真实的”，“并非无中生有的歪曲诬蔑”。韦庄反黄巢起义只能说是受时代和阶级局限，而《秦妇吟》的认识意义和史诗价值，在我国诗史上的地位不容低贬。牖人的《论〈秦妇吟〉的艺术真实》的看法也和张文类似，作者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秦》诗前半部分对黄巢军描写的真实性，然后又讨论了如何看待黄巢起义的破坏行为、如何对待史料等问题，破除了学界“长期以来对农民起义只能言其功，不能道其过；只能说其善，不能论其恶”的“道德化的历史观”，认为“这种观念，无论用于衡文、论史还是人都是非科学的”，而且“要认真对待文史资料，在全面占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结论，不应采取绝对主义的态度，把出自与农民敌对者之手的史料一概斥为虚妄、诬蔑”。
作品集的整理和出版 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是较早一部对韦庄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的成果。该书诗集部分（《浣花集》和《浣花集补遗》），据《四部丛刊》影印明人朱承爵刻本、清康熙席鉴刻本及《全唐诗》等互校排印；词集部分（《浣花词集》），辑自《花间集》和《尊前集》等书，并参校《全唐诗》。
李谊的《韦庄集校注》是韦庄文集整理的又一收获，该书校勘部分在吸收向著成果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五十年代以后的韦庄研究成果，全书分诗、词、文三部分，最后附录有关志、传、诸家评论、书录题跋和直到1983年的论文索引。
对韦庄作品进行整理的单篇文章有齐涛的《韦庄〈浣花集〉卷次辨误》等。
万曼的《唐集叙录·浣花集》对韦庄作品集的流传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和交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