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况、张籍、王建和李绅等人都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在新乐府诗歌方面的创作成就和影响仅次于白居易和元稹。本世纪学界对他们的研究虽然还不太深入，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顾况研究
近百年来，学界对顾况关注得不够，本世纪上半叶没有一篇关于顾况的专题论文，八十年代以前，只有顾易生的《顾况和他的诗》一篇论文；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顾况的关注才多了起来，然而，除了出版了两部新整理的顾况诗集，较有分量的论文也不超过十篇。下面拟从生平、诗歌成就和作品整理等三个方面对之作简要的介绍。
生平研究 关于顾况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赵昌平的《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兼与傅璇琮先生商榷》等。
其中傅璇琮文首次对顾况生平行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章首先对关于顾况生卒年的几种旧说进行了考辨，作者认为，根据现有文字材料，只能大致推算其大致的生活年代，即其生当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其卒当在宪宗元和元年前后；对于顾况的籍贯，文章在对苏州、吴兴、海盐三种说法进行辨析后认为顾况应为苏州人；文章还考知，顾况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登进士第，于大历七、八年间，在滁州；所谓白居易到长安谒见顾况以及顾况“长安居大不易”的誉语，只不过是一种故事传说，而不能看成实有其事。
对于顾况的生卒年、在滁州与去饶州及其归隐后的居处等问题，赵昌平文提出了与傅璇琮文不同的看法。其中，赵文通过对顾况之子顾非熊生年的考证，推知顾况约生于开元十五年；至于卒年，作者认为同治元年所翻刻及民国三十二年所刻双峰堂本的《顾华阳集序》云顾况“以寿九十四年卒”是正确的，从而定其卒年于元和十五年后。赵文又认为顾况大历七、八年不在滁州而在永嘉，顾况《龙宫操》诗下的小注“壬子，癸丑”或为“壬申，癸酉”之误，其经滁州当在贞元九年（或十年）时。
诗歌成就研究 六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是在文学史、诗歌史和有关的唐诗研究论著中涉及到顾况的生平和诗歌成就，故所论大多比较简略。
顾易生的《顾况和他的诗》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顾况诗歌成就进行较系统分析的文章。该文认为，“顾况是从杜甫进展到白居易之间的重要桥梁之一，对于’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和创作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顾况的创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仿效民歌来反映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和现实；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很可能给白居易写定《新乐府》五十首以一定的启发和影响”。文章还指出，“顾况被某些历史记载描写得似乎只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狂客，仙风道骨的高人隐士。但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关切现实，并且原是一个有志用世，企图有所作为的人。”顾况的《游仙记》和《莽虚赋》，是他厌恶当时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和隐遯出世思想结合起来的产物。这里诗人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国。他的作品常常似乎信手拈来，却又是那么妙趣横生，想象非常丰富，比喻非常奇兀新颖，韵律非常流宕，感情的刻划非常真挚深刻，形象非常生动。但“有些作品过于粗率、浅露，了无意味，读之索然”。
二十多年后，王启兴发表了《顾况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该文偏重于顾况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社会意义，认为在那“诗道初丧”、“气骨顿衰”的诗风转变之时，顾况继杜甫、元结之后，倡导“风雅”，强调诗歌应反映人民疾苦，针砭时弊，同时又不囿于传统诗教。在创作上他自觉向民歌学习，从中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创作。因此，顾况的诗歌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而且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貌，是盛唐后期、中唐前期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
和王启兴文相比，稍后面世的邓红梅的《顾况诗歌新论》一文，论述更深入、更全面。文章认为，顾况的一生，同时受到正统儒家、天师道、禅宗思想的影响，它们交互作用，不仅造就了他的人品，而且渗透了他的诗风。贞元五年以前，他大致是一个力求锲入现实生活的人，这时期，特别明显的是他写了许多揭露生活中不合理、不如意现象的诗歌；贞元五年贬官，此后他的诗歌表达了自己对富贵荣达的再认识，从前用心追求，而现在已经厌弃；入道后的顾况看起来愉快而平静，他在用眼睛捕捉、用心体味、用笔表现着灵气盎然的山林烟霞之景。文章还指出，在元结们和“大历十才子”活跃的中唐诗坛上，与韦应物一样，顾况为解决“风力”、“气骨”与“理致”、“意表”的矛盾，自己探索新路子，并且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他的诗作极少平淡的构图和平庸的调色，在他描绘的自然实景中折射着梦幻的光芒。他的歌行除想象过人而外，章法结构也纵横有致，出人意表；顾况的诗歌不仅时露奇气，而且常常狂态。
另外，赵昌平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和葛晓音的《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和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对顾况诗歌艺术都有新颖的看法。如赵昌平指出，顾况乃是“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唐诗风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他兴象风骨并重，故能得盛唐人风蕴；另一方面是“法变气老”，由老成而开法变之渐。总之，复鲍、谢元嘉体奇险深曲，排恣纵之古而与杜甫诗风相通，革十才子格调羸弱、窘于驰骋之弊而执韩、孟奇变之先鞭。葛晓音文则对顾况与天宝大历诗坛复古思潮的联系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她认为顾况主要是从人世间的沧桑着眼，以普通的生活经验揣度神仙眼中的世变。这就将杜甫善于以现实生活体验输入神话幻想的特点和独孤及、毕曜、苏涣及《箧中集》诗人强烈的人生如寄之感结合在一起，直接启发了李贺的奇思。顾况正是随着天宝以来诗坛上复古的潮流，综合了杜甫和天宝大历诗坛上其他诗人追求奇变的创作经验，才成为盛唐与中唐两大诗歌高潮的中介。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两个顾况诗集的新整理本，一是赵昌平校编的《顾况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是王启兴、张虹校注的《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万曼的《唐集叙录·华阳集》中对顾况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另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中也述及顾况集的传刻情况。
二、张籍研究
和顾况相比，本世纪学界对张籍的研究要系统和深入一些，其中生平方面的研究成果又稍多一些。
生平研究 本世纪张籍生平的系统研究，开始于卞孝萱的《张籍简谱》该谱对张籍一生重要行事和诗作尽量作了编年，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卞谱的基础上，对张籍的生平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潘竟翰《张籍系年考证》就认为卞谱间有疏忽失误之处，遂作了一些补正工作，如卞谱认为张籍约生于大历初年（公元766年）前后，本文则认为张籍约生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迟乃鹏的《张籍、刘禹锡相替主客郎中前后事迹考》也认为，卞谱在张籍、刘禹锡相替为主客郎中前后一段时间的事迹上，有值得商榷之处：卞谱认为，张籍应在大和二年春任京职主客郎中后不久，又任分司东都之主客郎中时，继刘禹锡为京职主客郎中；本文则认为张籍根本不可能于大和二年春不久，继张籍为主客郎中。张国光的《唐代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兼论张籍诗的分期》也在张籍的生卒年、里贯及生平仕履的某些方面得出了与卞谱相异的结论。张文据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所云“籍大历中”“见（于）嵩”“籍时尚小”等语，假定其时为大历十年，时籍九、十岁，定其生于大历元年。至于其卒年，作者据张籍大和二年任国子司业，并终于此职，而贾岛《哭张籍》诗置于其《技张司业》诗之后，认为张当卒于大和四年春以前。张籍之里贯，旧有和州乌江及苏州两说。卞谱取前说，张文则据前引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王安石《题张司业集》称“苏州张司业”，及张籍《送远曲》之“吴门向西流水长”、“此去何时返故乡”，《寄苏州白使君》之“题诗今日是州民”等否定乌江之说，认为张籍应是苏州人。对于张籍任主客郎中的时间，张文定于宝历二年，又定其调任国子司业在大和二年。而纪作亮《张籍籍贯考辨》则认为，韩愈所说的“吴郡张籍”乃谓其郡望，并引《新唐书·张籍传》、《唐诗纪事》、《舆地纪胜》等史传材料，驳苏州之说而定张籍为乌江人。纪作亮后来发表的《张籍年谱》，是其张籍生平研究的一次总结。
谢荣福的《张籍杂考二则》，是对潘竟翰《张籍系年考证》一文的补证，主要探讨了张籍任广文馆学士及其起迄时间（元和十三年夏秋间至十五年秋）等问题。郭文镐的《张籍生平二三事考辨》，则对卞孝萱的《张籍简谱》、潘竟翰的《张籍系年考证》、张国光的《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诸文进行补正。其中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两次出使南方、大和四年秋张籍尚健在等观点，均为张籍生平研究中的新说。朱宏恢的《从白居易张籍的酬唱诗看他们的交往》以白居易、张籍的交往诗为例，论述了诗人间的交往对于艺术风格形成和文学运动兴起的重要作用。李一飞的《张籍王建交游考》对张籍、王建二人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考证，同时对二人各自的生平事迹亦有自己的看法。
乐府诗研究 本世纪的张籍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乐府诗方面。钱钟书的《谈艺录》中有一节“论张文昌”，文章认为， “其诗自以乐府为冠，世拟之白乐天、王建，则似未当。文昌含蓄婉挚，长于感慨，兴之意为多；而白王轻快本色，写实叙事，体则近乎赋也。近体唯七绝尚可节取，七律甚似香山。按其多与元白此喁彼于，盖虽出韩之门墙，实近白之坛坫”。
五十年代以后，人们更是集中探讨其乐府诗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如，五十年代有李听风的《谈张籍乐府中所反映的唐代社会问题》、华忱之的《略谈张籍及其乐府诗》、张国伟的《试论张籍诗的现实主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情况也类似，如陈力的《试论张籍的乐府诗》、肖文苑的《论张籍的乐府诗》等，无论从选题还是论述深度，都无多大变化。
不过，纪作亮《张籍研究》的出版，稍稍改变了张籍研究中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该书从“张籍的时代”、“张籍的生平”、“张籍的思想”、“张籍的诗歌”、“张籍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张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如他认为，张籍对文艺有一些较为精辟的见解：（1）张籍论创作主张“破旧”、“出格”，诗以新颖见佳；（2）写作时要“放性灵”、“感所怀”，诗以高韵称奇；（3）诗应为知音而抒发；（4）诗应是无闲语。他还认为，“真”是张籍美学思想的内质，“妙”是张籍美学思想的外形。这些抉发较之当时学界一味探讨张籍乐府诗的现实意义的做法还是颇具新意的。
作品整理和版本研究 1957年，徐澄宇选注的《张（籍）王（建）乐府》，选注张籍乐府诗五十四首。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明嘉万年间刻本《唐张司业集》（八卷本）为底本，参照现存各本，细加校点删补，编成《张籍诗集》凡八卷，收诗四百七十八首，逸句一条，联句六首，附录二项（张籍书二首，他人序跋三则），为目前最为完善的张籍作品集。
另，佟培基《张籍诗重出甄辨》，对张籍与他人诗作近三十首的重出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辨析工作，颇有功于张籍诗的整理。
万曼的《唐集叙录·张司业集》对张籍诗集的版刻、流传情况有较详细的介绍。另外马家楠著《张籍评传》中也对张籍诗集的各种版本及流传情况有简要的交代。
三、王建、李绅研究
近百年来，王建研究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其中以生平研究和乐府诗的研究稍微突出一些。
王建生平研究 卞孝萱的《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是本世纪较早对王建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王建生平的研究才较为系统深入。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谭优学的《王建行年考》、宁业高的《王建的生卒年》、卞孝萱、乔长阜的《王建的生平和创作》、李军等《关于王建生平事迹的两点考证》、迟乃鹏的《王建生平事迹考》、李一飞的《张籍王建交游考》等。其中谭文对王建生平的研究比较系统，他据王建的作品及有关记载，勾勒排比了王建的生平事迹，否定了闻一多《唐诗大系》中为王建生于大历三年、卒于大和四年的说法，认为王建应生于大历元年，卒于大和五、六年后。宁业高文对王建的生卒年有新的认识。卞孝萱、乔长阜文带有评传性质（后来即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一）》，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将王建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以诗论史，兼及仕履、交游。
王建诗歌研究 上引卞孝萱、乔长阜文对王建的诗歌创作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他们在分期评述王建的诗歌创作情况之后，还专门探讨了王建“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认为“王建的乐府诗成就最高，宫词影响较大，其余各体也不乏名篇佳作”，指出王建乐府诗的主要特色是“题材广泛，思想深刻，爱憎强烈，倾向鲜明”，“在以客观而严谨的笔调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往往喜爱以奇特而鲜明的形象，强烈地表现主题”；说“王建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宫词的人”，“他写了《宫词一百首》，这在我国诗史上是空前的事，对后来宫词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因而获得宫词之’祖‘的声誉。”但是他们又认为，王建的《宫词》中“也有平庸之作”。李贺平的《试论王建的〈宫词〉》则认为前人对王建《宫词》的评价偏低，他主张把《宫词》放到唐代七绝组诗的发展长河中去重新考察。文章指出，王建《宫词》“不仅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王建以组诗的形式扩大七绝容量的艺术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陈节的《中唐民俗氛围中的王建乐府》，指出王建乐府诗中明显描写中唐民俗事象的就有二十几首，占王建全部诗作的四分之一强，文章分别论述了王建乐府诗对中唐婚俗、生产、信仰、丧葬、游艺等民俗的表现情况。
王建作品整理 1957年，徐澄宇选注的《张（籍）王（建）乐府》，选注了王建乐府诗七十六首。后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8年排印了《王建诗集》（十卷本），此书以南宋陈解元书籍铺刻本《王建诗集》为底本，参校汲古阁本、席氏《唐百家诗》本、《全唐诗》本、清代中叶胡氏谷园刊本诸本，进行校勘，为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吴企明的《王建“宫词”札迻》，对王建百首《宫词》首次作了注释工作。其《王建〈宫词〉辩证稿》认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王建诗集》对卷十中的王建《宫词》一百首中与他人作品的混乱情况并未甄辨清楚，遂酌加订，具体说明了那些诗是杂入王建《宫词》中的他人作品，那些诗是应该补入百首《宫词》中的王建诗。其《王建〈宫词〉校识》则认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王建诗集》卷十中的王建《宫词》一百首的校勘还未尽善，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异文也未列入“校语”中，一些显然错讹的文字也未校正，故在增加参校本子的基础上，对王建《宫词》作了进一步的校勘。
另外，栾贵明编《全唐诗索引·王建卷》、迟乃鹏的《有关王建一些重出诗考辨》、《关于王建六首诗系年的考辨》以及万曼的《唐集叙录·王建诗集》等，也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李绅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于李绅的研究更少，专题论文只有卞孝萱的《李绅年谱》、宁业高的《关于一首唐诗的作者考辨》、文阁的《李绅诗美学思想探微》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另外，卞孝萱、卢燕平撰有《李绅》》，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一文，对李绅一生的行事和创作活动、诗歌成就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王旋伯注的《李绅诗注》是一个普及性读本。万曼的《唐集叙录·追昔游编》介绍了李绅诗的流传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