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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洪升的生平思想
洪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于富裕的士大夫家庭。他夫人黄兰次是清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黄机的孙女，他本人又是黄机的外孙。洪升自幼受过很好的文化教养，很早就有文名。二十四岁时到北京国子监学习，旨在求取功名，但却未能如愿，在京呆了一年便返回了杭州，之后不久，大约是一六七一年前后，洪升遭到了“家难”，他与父母关系恶化①，被迫分住，后又不得已客居京城十七年。他遭“家难”后，失去了父母的接济，生活日益艰难。这期间，他父亲政治上又受到重大挫折，“被诬遣戍”，洪升四处奔波营救“徒跣号泣，白于王公大人”，但并没有奏效。他又“昼夜并行”，从京师返回钱塘，侍奉双亲前往戍所，备受颠沛流离之苦。虽然不久以后由于其它原因他父亲蒙恩遇赦（北京皇宫太和殿失火，皇帝以为是天心示儆，便赦免了一部分人，洪升父亲亦在其中）又回到了家乡，但洪升一家精神心理及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已无法弥补，他的家道中落了。这一系列变故，使洪升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所深化，在出处问题上产生过矛盾，但总的说来，他依然没有忘情于功名，仍希冀自己政治上能有所作为。
洪升生在清灭明后的第二年1645 年即顺治二年，他的老师陆繁弨是不肯仕清的明遗民；与洪升密切往来的其他师友如毛先舒、柴绍炳、徐继恩、张丹、沈谦、张竞光等人，也大都是心怀明室不肯与清合作者，加上洪升亲闻目睹清初的民族歧视和残暴政治，这些都必然给他思想以影响，时或产生一些兴亡之感。但他毕竟不是明朝遗民，就他本人讲，并不存在对前朝的回忆眷恋；对清初的残暴，他也没有到理性思考的年龄；更何况他父亲一直未能忘情于功名，在清初政局趋于稳定后，便出去做官了。他的外祖父黄机还做到了颇受清朝皇帝重视的高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家庭影响必然使他有较强的功名欲望。而且，他是生在清长在清的，按儒家的君臣规范来讲，效忠清朝似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洪升早期作品虽有兴亡之感的流露，但远不及明遗民之深切。他的功名心一直存在。不过由于他为人孤傲狂直，“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不善为人处世、因此他仕途上一无成就。
洪升本人天赋极好，加上从小就受名师指导，后来交友亦多是当时文坛名流，又使天赋获得很好的发展。所以，他诗歌戏曲均有成就，而“尤工院本，宫商五音不差唇吻，旗亭壁间，时闻双鬟讴诵之，以故儿童、妇女莫不知有洪先生者”（《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
洪升二十九岁时，与友人谈及唐开元天宝事，因“偶感李白之遇”写了《沉香亭》传奇；但写得一般，一位朋友说“排场近熟”。于是六年之后，他三十五岁时，又删掉了原剧中李白的情节，加入了李泌辅肃宗中兴事，更名为《舞霓裳》。之后又过了九年，他四十四岁时，他又想到历代帝王，嫔妃成群，但如唐明皇之钟情于杨贵妃之深的，于帝王家罕有，便又杂采历史传说将《舞霓裳》改作《长生殿》。
① “家难”详情不明，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别人挑拔离间。
《长生殿》一经脱稿，便大受人们称赞，立刻成为颇受欢迎的上演剧目。康熙二十八年八月（1689），在佟皇后丧期，洪升招戏班在家中搬演《长生殿》，许多名人都去观看，于是洪升被弹劾为“大不敬”而受到处分，革去了国子监的学籍，看戏者大都受到处分。从此，洪升彻底失去了当官的机会。这就是有人说的：“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关于洪升的获罪，有人认为，“大不敬”只不过是当道者迫害他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与《长生殿》涉及到兴亡之情及安禄山的胡人身份有关，因为它会使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人们产生不利于满清统治的联想；加之当时朝廷中南北党争激烈，洪升与南党主要人物徐乾学等关系较密，北党便借此机会大作文章以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
虽然如此，洪升获罪的公开原由并不是剧的内容，所以《长生殿》一直被上演不衰。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末，即洪升六十岁那年，江南提督张云翼将洪升请到驻地松江，举行了盛大宴会，演出《长生殿》；紧接着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又把洪升请到南京，“集江南江北名士为高会”又演了三天三夜，“极尽其兴赏之豪华”，演出后，曹寅又赠与他很多钱。但不幸的是，盛会结束后，洪升自南京乘船回家，途经乌镇时因酒醉失足落水了，当时天黑风大，人们无法搭救他，他就这样离去了。这天正好是《长生殿》的女主人公杨贵妃的生日——阴历六月初一。
第二节 《长生殿》复杂的思想内涵
《长生殿》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内涵却很复杂。作者一方面是“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长生殿》第一出《传概》，全力描写赞美李杨间坚贞不渝的爱情；一方面又以历史的理性精神，把李杨爱情镶嵌在广阔的社会政治、国家兴衰的大幕布上，与“安史之乱的发生发展纠结起来，使其互为因果，互相推进”，（张庚等《戏曲通史》），说明“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长生殿·自序》，寓有“乐极哀来，垂戒来世”（《长生殿·自序》）的意图，这就使主题显得复杂矛盾。
李杨故事自中晚唐始一直是人们乐道的话题，历代文人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作品迭见不息，其中较著名的诗如唐白居易的《长恨歌》、李商隐的《马嵬》；文如唐陈鸿的《长恨歌传》，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杂剧如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庾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明传奇有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等。洪升“荟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写成了“为近代曲家第一”的《长生殿》。（焦循《剧说》）。由于李杨故事本身的复杂性，一为盛世皇帝，一为绝代美女；前者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期的缔造人，也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制造者；后者则在这历史的由盛变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之间“在帝王家罕有”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真挚爱情令人感叹，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又令人同情。由于他们形象本身就具有二重性，所以，即或是以歌咏爱情为主的作品（如《长恨歌》）也不能不涉及到他们爱情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更何况本来就具有“垂戒来世”目的的洪升呢。《长生殿》所取题材及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作者创作动机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品内涵的复杂。因此，《长生殿》的主题可以说是双重的，而以爱情为主。（一）爱情主题《长生殿》歌颂了李杨间坚贞不渝、至死不变的爱情，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具有现代性爱色彩的爱情观。
在《长生殿》第一出《传概》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说：“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
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
全剧共五十出，上本写李杨生前的爱情，下本写他们死后的相思。为了表现爱情主题，作者净化了李杨感情，有意回避了杨妃历史上与寿王的一段姻缘纠葛及传说中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而把她说成是一个普通宫女，因“德性温和，丰姿秀丽”而被册封为贵妃受到唐玄宗的万般宠爱。她精通音乐，爱好艺术，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与才能，与李隆基志趣相投；她对玄宗忠贞不渝，期望得到玄宗真心专一的爱情。她深知后宫三千佳丽对她的威胁，常常怀有忧惧之心，惟恐君心无定，一朝被弃。为此，她不顾玄宗贵为天子的特殊身份，不许玄宗与他人亲近，曾因争恩擅宠而触怒玄宗被撵出宫去。她采用种种手段，巩固自己的专宠地位，千方百计地笼络君心，排斥异己。经过种种斗争，最后才逐渐得到了李隆基对她“纯洁”“专一”的爱。
剧中的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情一开始远不如杨玉环对他专一。作者对李隆基的感情作了合乎逻辑的叙述。李贵为天子，后宫有三千宫女供他享受。他爱杨妃，同时还与虢国夫人勾搭，与梅妃往来，这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社会，是平常的，天经地义的。这也说明他对杨妃之爱尚属浮浅。作者没有脱离实际地去美化他。他曾对杨妃的嫉妒恼恨发怒，把杨妃赶出皇宫。但杨妃去后，他内心烦燥，不思茶饭，“触目总是生憎，对景无非惹恨”，连打两个小臣，被无尽的相思愁苦折磨。这一番分离之后，他才感到自己对杨妃依恋之深，便从此“恩情更添十倍”。尔后他又曾密会梅妃，杨妃直去“絮阁”查问，他感到杨妃“情深蔴亦真”，非但没有指责，反而极力掩饰，表白心情，自认其错，安慰杨妃说“朕和你两人”“纵百岁犹嫌少”，“总朕错，请莫恼”。最后，七月七日，双星之下，长生殿中，二人立下了“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的誓言，“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从此，玄宗对杨妃之爱方走向专一，达到了他们生前爱情的极至与巅峰。
马嵬之变是李杨的帝妃之爱向人间普遍意义的夫妻之爱转化的标志。作者让李杨的爱情经受了生死巨变的考验，极力渲染了他们痛苦的分别：在大难临头之际，他们彼此体贴，为对方着想，面对群情激愤的羽林军，玄宗尽最大能力弹压：“妃子在深宫自随驾，有何干六军疑讶”，让陈玄礼“作速晓谕他，恁狂言没些高下”；他与杨妃抱头痛哭，难舍难分：“魂飞颤，泪交加”，“难道把恩和义，霎时抛下？”杨妃要求“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玄宗则说：“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杨妃临死前，牵挂的仍是玄宗“春秋已高”，要高力士“小心奉侍”。可以说，李杨间真正的、纯洁的爱情从杨妃死的“埋玉”开始才真正体现、展开。作者用第二十六到第五十出的半本篇幅，侧重写杨妃死后李杨间彼此无尽的相思。杨妃死后，一缕孤魂不散，追踪玄宗，她“对星月发心至诚”，对玄宗要“拼向九泉待等”；说“敢仍望做蓬莱座的仙班，只愿还杨玉环旧日的匹聘”。玄宗则朝朝暮暮痛悔自责：“只悔仓皇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羞杀咱掩面悲伤，救不得月貌花庞。是寡人全无主张，不合呵将他轻放。”“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搪，未必他直犯君王；纵然犯了又何妨，泉台上，倒博得永成双。”最后，终于他们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天孙织女，使他们在月宫中获得了永久团圆。
剧作成功地描写了李杨爱情从不专到专一，从附有多种社会因素的帝妃之爱，到脱却了帝妃桂冠、不附加任何功利目的的、达到理想的最高层次的纯粹的爱情的过程。即李杨之爱，已不同于普通的帝妃关系而是建立在志趣相投、情真意切的基础上的男女夫妻之爱。这种歌颂至情真情的爱情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爱色彩。它对反对明代以来社会上呈现的两个不良的极端——把情看成罪恶的渊薮的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和狎妓纳妾肉欲横流的淫靡之风，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作者让李杨这对“罪孽深重”的情侣，精诚悔过后，以真情感动天帝，得以最后天界团圆，用以说明只要“精诚不散”，就会“终成连理”，赞扬真情的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可以说，这种观念是对汤显祖《牡丹亭》所阐发的情爱观的发展和延伸。
（二）政治主题洪升在《自序》中说：“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为了表达这个思想，作者将李杨爱情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展开情节，爱情和政治两条线索交叉发展而以前者为主，集结了天宝年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纠葛：杨国忠的专权纳贿、安禄山野心的萌生与发展、外戚藩镇的狼狈为奸和勾心斗角、朝政的腐败、乃至于农民的辛苦贫困、人民的不堪重负，使全剧具有一种宏伟的历史剧规模。即作者在歌赞李杨真挚的爱情并对其悲剧结局给予同情的同时，仍没有忘记用冷峻的历史眼光分析他们爱情对国家、社会、人民造成的不良后果，并由此提炼出历史教训：“逞侈心而穷人欲”必“祸败随之”，表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关注政治兴衰的历史责任感。
在情节安排上，作者在第二出李隆基一上场的第一支曲子，就让他勾划了自己的形象：“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这说明，这时的唐玄宗已是一个倦于政事、沈溺于享乐的腐化之君了。接着，作者在用大量篇幅叙写李杨之间缠绵缱绻的情意的同时，毫不隐讳地描述了玄宗是怎样以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一切手段来眷宠杨妃的：他让杨妃一门政治上尽受荣宠，贵妃之兄杨国忠拜为右相，三姊尽封为国夫人；杨氏家族“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气焰嚣张，炙手可热；他们争奢斗富，大兴土木，都与他的纵容有关；他为讨杨妃欢心，不惜从千里之外以大量人力、践踏着百姓的庄稼甚至生命运取鲜荔枝。以满足杨妃的口腹之欲；他迷恋杨妃，倦于政事，竟不仅糊里糊涂地赦免了犯了死罪的安禄山，而且又委安禄山以重任，种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等等。总之，是他“占了情场，弛了朝钢”，才导致日后政治上的动乱，在动乱中又失去了爱妃，亲尝了自己种下的苦果。此外，作者除了客观描叙外，还曾借用剧中人之口阐述这一政治寓意。如听流落到江南的李龟年唱弹词的游人说：“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起来令人痛心也”，等等。总之，虽然由于作品主题的侧重和作者忠君思想等原因，有些地方有意无意为玄宗开脱，把一些罪责转嫁到臣子杨国忠等人身上；有些地方写得也较含蓄，但其“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垂戒来世”之意仍是明显的。
但是，把两个矛盾的主题捏合到一起是不容易的。既要同情李杨爱情，又要批判他们爱情带来的恶果，在处理材料时就势必遇到一系列的两难问题，处理不好，容易给人造成作者是在同情歌赞着不该同情的人的错觉。对此，作者是怎样处理的呢？主要是：1。对李杨这两个主角，在涉及有损于他们形象的个人品质问题时，作者采取了回护态度。如他改写了历史上杨玉环本为唐明皇儿子寿王妃的事实，把她说成是原为普通宫女，这就除掉了唐明皇品德上令人反感的一大污点；他全部删除了笔记传说中有关杨妃与安禄山、宁王等关系暧昧的记载，而把杨妃写得无比专一；对杨妃的妒悍争宠，作者也没把她写得可恶可恨，反而觉得她是在维护自己的爱情权利，如第十八出《夜怨》中杨妃说：“唉，江采萍、江采萍，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说出了她不能自主命运、惟恐被弃的愁苦和可怜，令人生出几许同情。
2。作者没有让李杨本人过多地与政治发生联系，而是把一些事转移到杨国忠身上。并且还着力刻写了杨国忠的欺君罔上，招权纳贿。如让杨国忠自我陶醉自矜自夸：“国政归吾掌握中，三台八座极尊崇。退朝日晏归私第，无数官僚拜下风”“下官杨国忠。。官居右相，秩晋司空。分日月之光华，掌风雷之号令。穷奢极欲，无非行乐及时；纳贿招权，真个回天有力”，让人感到皇帝是受了奸臣的蒙蔽。另外，虽然为了政治寓意，作者写了一些人民的不满，如酒保和郭子仪对杨门大造府第的抨击等；并在《进果》一场，将进荔枝死人伤苗作为专场正面演出，但总的说，李杨二人对他们行为的恶果似乎并不知晓。如此安排，读者虽能明显地看出国君应负的责任，可又总觉得玄宗只是个为了爱妃而误用了奸佞小人的昏慵皇帝，他本人并不残酷、奸诈和暴虐。这样，作者就在最大程度上缩小了爱情与政治主题之间的矛盾，使人们对玄宗产生只是责难，而不是痛恨和厌恶。
3。让杨妃悔过，认识到自己的罪愆。在第三十出《情悔》中，作者让杨妃痛苦地自责：“只想我在生前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等等。实际上，弄权的是杨妃的兄弟姐妹而非杨妃本人，而杨妃主动地包揽了一切罪过，发自内心地忏悔，态度十分虔诚，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加之，作者让杨妃一再地申诉对玄宗的痴情：“只有一点那痴情，爱河沉未醒。说到此悔不来，惟天表证。纵冷骨不重生，拼向九泉待等。敢仍望做蓬莱座的仙班，只愿还杨玉环旧日的匹聘”。又令人感到，她生前所作所为，包括“皆由她来”的杨氏家族的荣宠，都是由于她对玄宗的一片真情而不是她本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所以，与对玄宗一样，人们只是对她同情与责备，并不是憎恶。
总之，作者主要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缩小了爱情与政治主题之间的矛盾，较为巧妙地处理了一些两难问题，把李杨写成了是犯了错误的好人而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
虽然如此，由于题材和作者主观意图上的矛盾，作者的情感立场有时仍不免表现出模糊与混乱。如对马嵬之变，《埋玉》一出，作者写出了士兵的群情激愤，并对他们的作法持肯定态度；但在《哭像》中，又满含同情地让李隆基说出“今日呵，恨不诛他肆逆三军众，祭汝含酸一殤国”。《雨梦》中李隆基又骂陈玄礼是“乱臣贼子”，把他杀掉。还借杨妃之口说陈玄礼：“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对杨妃之死，李謩说是“绝代佳人绝代冤”，郭从谨说是“乐极惹非灾，万民遭害”；李謩说杨妃锦袜是“千古芳踪千古传”，郭从谨说“这等遗臭之物，要它何用”等等，两说并存，作者不加评判。由此可以见出作者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三）《长生殿》流露了民族意识和兴亡之感如前所说，洪升算不上明遗民，早年的民族意识似乎也不强烈。但他生在清初，老师朋友多是忠于明的遗民和富有民族气节者；他也曾亲睹清初的民族歧视，这些都形成了他潜在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在现实一次次无情地撕碎他的人生理想时便可能被激发起来。《长生殿》故事情节和男女主人公271 命运与安史之乱息息相关的特殊时代背景，也为抒发这种民族意识、折射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不管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和利用了这一点，《长生殿》流露了民族意识兴亡之感是显而易见的。如流落到江南的昔日内苑伶工李龟年的说白与唱词：“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弹词》）；又如乐工雷海青对投降安禄山官员的痛骂：“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咱只问你蒙面可羞惭？”等等。这些凄凉悲愤的曲词，在明亡之后不久、国破家亡的惨痛记忆犹新之时，无疑是会唤起明遗民的共鸣的；同时也容易引起降清的明代官吏和清贵族的敏感反应。这些能够激起清政府嫌怨之处或许与洪升因《长生殿》获罪不无关系。
总之，《长生殿》的主题是复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负载着多种政治寓意和审美信息，寄托着作者对男女爱情、国家治乱、民族兴亡、事业成败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而这些，主要又是通过爱情与政治这一主一副的主题来完成的。
第三节 《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长生殿》艺术上比较成功，表现之一就是塑造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在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展开情节，涉及到上上下下不少人物，有些人物即使出场很少也都有其个性，彼此难以混淆。如杨国忠的奸诈妄为、安禄山的跋扈狡黠、郭子仪的忠正刚直、雷海青的威武不屈、郭从谨的从容炼达等等，无不跃然纸上。主要人物李杨更是声口毕肖，既有他们所属的该类人物的共性，又洋溢着浓郁的自我气息。李隆基身为皇帝，一举手一投足都不失帝王风度、气质；杨贵妃秉绝代姿容，擅超世技艺，灵心慧口，全身心都透着宠妃的机智、娇憨和骄蔴。作者极善于把握他们独特的身份性格展示情节。如《傍讶》《献发》《复召》等出，写唐玄宗以帝王的至尊和特权而恣情放纵，勾搭虢国夫人，与骄蔴、痴情的杨妃发生了矛盾，导致了杨妃的忤旨被遣。事后，两人又都很后悔。杨妃的后悔表现为登楼洒泪、献发寄情，哀怨而热切地倾诉了自己想重返九重、再受眷宠而又回“天”无术的悲愁，最后，机智地献发，以求感悟君心。唐明皇则有碍于帝王的尊严，虽一心想将杨妃召取回宫，却又难于出口，相思之情无法排遣，只感到“触目总是生憎，对景无非惹恨”，看什么都不顺眼；但是明明心中恼悔，却又不肯承认，反说“我心绪有何不快！”迁怒于两个进膳的内侍。。最后终于使善于体察“圣情”的高力士“从旁参透个中机”，想出个两全之策“打合鸾凰在一处飞”，将杨妃召回。作者把帝妃心理性格捉摸得体贴入微，表现得生动传神，实为难能可贵。
其次，《长生殿》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做到大方向上不背离历史真实，具体情节细节又不拘泥于历史事实。以杨国忠为例，历史上杨国忠拜相执政是在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的七年之后，《长生殿》却写成了几乎是册封同时；历史上安禄山封王显贵在杨国忠为相之前，《长生殿》则把时间挪到了杨国忠为相之后；历史上贿宥安禄山的是李林甫执政时的事，《长生殿》则移置杨国忠；历史上最初是杨国忠趋奉安禄山①，《长生殿》反过来写是安禄山贿赂杨国忠，等等。作者之所以改写史实，是因为这样重组之后便于集中矛盾组织故事、展开剧情，以杨国忠一人的行状展示出外戚的依势弄权、唐玄宗的昏愦误国、朝政的寙败黑暗，藩镇与外戚的争斗、勾结，并直接与安史之乱大唐中衰和李杨爱情悲剧联系起来。由于作者没有违背杨国忠是唐代奸相、误国害民这一基本事实，所以，人们并不认为是违反了历史，反倒觉得改得很合情理。其他人物如郭子仪、雷海青等，作者都根据需要作了不违背其基本思想倾向的改写和虚构，使人物饱满起来，获得了较好的审美效果。
《长生殿》艺术上第三点出色之处是它浓郁的抒情特色。抒情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爱情戏的一大特点。《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等名剧都曾以此获得美誉。《长生殿》亦是如此，这种抒情气氛笼罩全剧，而在杨妃死后变得更加浓郁。它把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写得泌人心脾，令人不由得随之泪水潸然。如《闻铃》出的一段唱词：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呜。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負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似我回肠恨怎平？
——［武陵花］如有的评论家说的：“缠绵哀怨，一往而情深”。
从结构上讲，《长生殿》也很讲究。全剧五十出，前半部以爱情起笔，爱情和政治两条线索并行，场次交叉展开，到二十五出处合一。《埋玉》一场，是李杨爱情发展到高峰之日，也是社会矛盾集结总爆发之时，显示了爱情与政治的互为因果关系，主题已经显明。后半部的浪漫主义描叙，极写男女主人公的痛苦相思，表现了作者以爱情为主线的意图和同情李杨爱情遭际的情感倾向。同时，又用了《献饭》、《骂贼》、《剿寇》、《看袜》等出承接上半部的政治副主题总结历史教训，又表现了作者对李杨爱情情感上的同情和理智上批判的矛盾复杂心态。最后以团圆结束，进一步规定了爱情与政治二者在全剧中的主副地位。
在场次上，《长生殿》安排得也很得体：“离合悲欢、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王季烈《螹庐曲谈》）它音律上成就也很高。洪升本人在音律上颇有造诣，① 据《资治通鉴》：“杨国忠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禄山登降殿阶，国忠常扶掖之。”又得到曲学专家徐麟的订正，所以全剧“句精字研，罔不谐叶”（吴舒凫《长生殿序》），以至于“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蓄家乐者，攒笔竞写，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吴舒凫）。
《长生殿》也有缺点，较突出的是，作者为了上下本剧本的对称，杨妃死后亦写了二十五出，所以后半显得拖沓，不及前半紧凑。
《长生殿》既是一出爱情悲剧，又是一出政治悲剧，被收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由于其内容与艺术上的成就，在当时就广为流传，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话流行①。清人梁廷柟说：“《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说洪升“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可见其影响和为人推崇之深。第四节 《四婵娟》洪升保存下来的戏剧还有《四婵娟》杂剧。
《四婵娟》包括《咏雪》、《簪花》、《斗茗》《画竹》四出短剧，是一组写心杂剧，不讲究情节的生动曲折，主要是借剧中人物抒写作者的心曲。每剧只一折，分咏谢道韫、卫茂漪、李清照、管仲姬四位才女事。谢道韫能诗，卫茂漪善书，李清照能词、管仲姬擅画。作者掘取她们生活中的佚事，阐发了自己的妇女观与婚恋观，亦即作者对妇女、婚姻、家庭等问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
首先，《四婵娟》肯定了妇女之“才”。这其中有两种含义：一是作者认为有才华的女性才是完美的女性；二是承认妇女有超乎男人之上的才华。在中国古代，为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传统的女性审美标准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郑玄）。由此可见，根本没有“妇才”的份儿。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如同“天尊地卑”是万古不变的“宇宙规律”一样，“男尊女卑”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至理”，妇女只是男人的奴婢。即使男人中的“多情”者，也大都是把女人等同花鸟看待，女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在《西厢记》杂剧等具有反封建进步意义的剧作中，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婚姻，固然是对传统门当户对婚姻观的一种反叛、一种进步，但究实质说，对女子的要求还只是貌，对男子则要求的是才，仍是女性以貌取悦于人的观念的延伸。而在《四婵娟》中，作者高度赞美了富有才华的女性。谢道韫“林下清风玉不如，绿窗深掩小春初。朝来懒把蛾眉画，只爱牙籤插架书”，她“虽是个女子，却只耽情笔墨”；卫茂漪“闺阁名姝，独精书法，簪花妙楷，擅绝古今”；李清照是名传千古的女词人；管仲姬以善画竹而闻名。她们不仅秉绝世芳姿，而且擅超群才华。作者认为她们这样的女性才是完美的。这种不仅把外在的美貌、而且将内蕴的才华作为衡量女性流品高下的标准的观念，显然是对传统的女性审美标准的更新。
这种观念的更新还表现在，作者隐隐地摒弃了封建道德对女性的贬毁，而是认为妇女有与男人一样、甚至男人所不及的才华。在《咏雪》中，作者① “收拾起”是李玉《千忠戮》中“惨睹”一出［倾杯玉芙蓉］的开头三个字。详见李玉章第四节。“不提防”是洪升《长生殿》“弹词”出［一枝花］句首三个字，开头是：“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
借谢安之口说：道韫“若论她锦心绣口，端的不减男儿，就是他诸兄弟每也都要让她一筹”。第二折《簪花》中，作者写“一代风流、千古才子”抎绝时流”的大书法家王羲之“降心投纳”于卫夫人之门下，心悦诚服地求教。在卫夫人的点化下，他的书法才最终入绝妙境地。从历史上看，这些描写都有一定事实为本，但作者单单把它们提取出来使之成为艺术作品，满腔热忱地大肆渲染歌赞，显然是有其深意的。
其次，《四婵娟》表现了作者新型的婚恋观。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斗茗》中。作者借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之口对往古以来的婚姻进行了评论。指出：合理的夫妻、美满的夫妻，应是才貌相当，以知音式的互爱作为基础；但现实中的夫妻则大都根本＜不具备这一点：“虽则是唤一双，问谁能两愿偿。大古来婚姻簿里甚荒唐。数美郎、配艳娘，有几个一般才貌恰相当，可不道多半是参商？”为此，作者把以往的婚姻分成夫妻与“不成夫妻”两大类。又把夫妻分为美满、恩爱、生死、离合四等。划分的标准，是真情的有无与深浅程度。对那些没有真情，而只是由“父母之命”捏合到一起的“夫妻”，作者认为“不成夫妻”而为之下泪。作者认为，最理想的夫妻是弄玉、箫史之类的美满夫妻，他们以对音乐的共同爱好而缔结姻缘，志趣相投使他们互爱终身厮守。恩爱、生死、离合夫妻，虽然够不上美满，但都有真情存在。他们或“恩爱虽深，或享年不永，或中道分离”；或“都生难遂死要偿，噙住了一点真情，历尽千魔障，纵到九地轮回也永不忘，博得个终随唱，尽占断人间天上”。即作者认为，恩爱、生死、离合夫妻，虽然与美满夫妻有差别，但他们夫妻间都有真情，故而也称得上是真夫妻。反之，如果没有真情，即使是才子佳人两相当，也会遗恨千古，如李益之于霍小玉；张生之于崔莺莺。但同时作者还指出，霍小玉、崔莺莺虽然不幸，但毕竟曾经领略过纯情的欢乐，虽然很短暂，比起“负绝代之姿容终身未得伉俪之乐者”如西施、蔡文姬、王嫱等还要算是幸运。这些见解，可以说十分深刻。他的思维触角不仅触及了只考虑门第、财富等包办婚姻的不合理性，也不满足于单纯的郎才女貌式的异性间吸引，而是从感情志趣立论，“把真情看作人性的第一需要”，把志同道合看作是婚姻的基础。这种具有现代性爱色彩的婚恋观，具有极强的反理学倾向。
基于以上思想，作者又把笔深入到了家庭生活的内部。他描写了在情投意合、志趣一致、相互倾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庭的和谐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以往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戏曲所歌赞的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便夫贵妻荣、多子多福；而是赵明诚与李清照对坐品茗共论古今，是赵孟頫与管仲姬同盟鸥鹭诗歌唱和。这是夫妻在才能、修养、素质、情趣等方面处于对等地位、存在共同语言、爱好所形成的新型家庭关系。在这个家庭中，妻子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他们由于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高尚的品格而使自身具有一般容貌体态美所不具备的魅力。丈夫对他们的爱是出于敬重、爱慕而不是玩弄和居高临下的“恩赐”。作者称这样的夫妻为“人世夫妻榜样”。《四婵娟》所设计的这种具有男女平等色彩的新型夫妻关系，在“夫为妻纲”、封建伦常窒息着人的灵魂的时代，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这个问题上，洪升称得上是思想上的先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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