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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曲家。鲁迅曾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深邃的思想与“天纵”的艺术才能的结合，使汤显祖成为站在时代之巅、独领明代剧坛风骚的人物。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
出生在江西临川的一个祖上四代都有文名的书香之家。聪颖的天资和良好的家庭教养，使他二十多岁便饮誉文坛了。但他秉性刚正，因不受宰辅张居正的笼络，在科场上屡受打击。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之后，他三十四岁时，才考中了进士，三十五岁才正式步入仕途，被授以南京太常寺博士的闲官。当时明王朝极端腐败，皇帝昏庸糜烂，官吏贪污腐化，宦官特务横行，人民苦不堪言。万历十九年，在南京做礼部主事的汤显祖，在百官沉寂、噤若寒蝉之时，借“星变之儆”的机会，向神宗皇帝上奏了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抨击了首辅申时行等的不义及吏科都给事中扬文举等的贪赃枉法，为此被贬到广东徐闻县做典史。一年后，被升调为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五年中，他“兴教劝学”，扶持农桑，抑制豪强，惩治恶人，驱逐虎害，除夕释放囚犯回家过年，政绩斐然，深受当地人民拥戴，但却遭到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的嫉妒。他感到“世路之难，吏途殊迫”“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处境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十九岁时，弃官归乡。从此绝意于仕途，稳居家中，读书著述，走完了生命最后十几年的道路。
在思想上，汤显祖鲜明地表现了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反叛与对立；而与较为开明进步的、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制欲非体仁”的泰州学派思想息息相通。他的老师罗汝芳就是泰州学派重要成员。他对当时杰出的思想家、抨击程朱理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李贽很是崇拜；对以禅宗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达观禅师十分敬重，说他们是一“雄”一“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如大多数古代文人一样，青年汤显祖有儒家的济世之心，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同时他的思想中也暗隐着“仙游”的潜流。在体验到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酸甜苦辣之后，他感到了社会的腐朽黑暗、理想的难以实现、官场的腐败、从政的险恶、世道的艰难，他原有的出世思想有所发展。因此，在他后期作品如《邯郸记》、《南柯记》中，有时流露出人生如梦思想。
在戏曲创作中，汤显祖强调“情”，反对格律至上。他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因此，他反对别人对他作品的改窜，说“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与宜伶罗章二》）。即把意趣放在首位，反对以律害意。这是他与沈璟曲论的重要区别。
此外，汤显祖还认为音律应该出于自然，不应加以繁琐的戒律。他说：“曲者，句字转声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长，时势使然。总之，偶方奇圆，节数随异。四六之言，二字而节，五言三，七言四，歌诗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节，故为缓音，以舒上下长句，使然而自然也。”（《答凌初成》）
汤显祖的这些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说：“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答孙俟居》）则是过激之词了。
第二节 肯定正常人性、反对理学禁欲的《牡丹亭》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伦理规范日益走向腐朽反动。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视为天理，将人的一些正常欲求如对爱情的追求、婚姻的自由等视为邪恶的“人欲”，认为“天理存则人欲无”，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它对妇女的残害格外严酷，要妇女“从一而终”，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力提倡和表彰妇女殉夫而死的所谓“节烈”行为。皇帝皇后亲自参与编纂教化妇女遵守节烈道德的训戒①，成千上万的妇女殉节而死。②在这种情况下，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杰出的戏剧形式和深刻的叛逆内容，向窒息人性的程朱理学、封建道德发出了猛烈的冲击。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汤显祖弃官归里之后。全剧共五十五出，写坚壁于深宅大院中的贵族小姐杜丽娘将对爱情的渴望幻化为梦境，与一陌生青年柳梦梅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它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一样反映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心声。但二者反映的角度不同。《西厢记》写已经许配于人的相府小姐崔莺莺冒着身败名裂之险与她所钟情的人张生私定终身，与代表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的老夫人构成主要矛盾冲突。崔莺莺所爱恋的对象及冲突的对立面都很具体。而《牡丹亭》则是写幽居于深闺中的少女杜丽娘由于年龄成熟而春情萌动、三春美景使其不能自己，终于由情感梦，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私会，并因寻梦不着而憔悴至死。杜丽娘所追求的开始只是异性并无具体所指，造成她死的原因也并不是具体的人。即它写的是“自然的正常的人性与伦理化的扭曲的异化的人性的冲突”。因此，《牡丹亭》的主题有着区别于王西厢的更为深邃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内容：肯定人“情”、人“欲”的正当合理，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灭绝人性。
首先《牡丹亭》用幽居于深闺中的杜丽娘春情自主萌发难以排遣写对爱情的追求乃是人的自然本性。杜丽娘年已二八，一直身栖官衙深院，受严格的封建规范教化，三年中没去过一次后花园，白天睡一会儿觉也是违反闺教，有正统的儒师教习儒家经典，但这些都束缚不住她由于年龄成熟而产生的强烈的爱情要求。读《诗经·关睢》，她想到的不是老师陈最良及“先圣先贤”们解释的“后妃之德”，而是唤起了求偶的愿望：“关了的睢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偶踏后花园，置身于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之中，她立刻由春色易逝联想到红颜难驻，自己处于盛年而无如意之夫：“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吾生于宦族，长① 如：成祖时，仁教皇后亲撰《内训》，“颁赐”臣民；又辑《古今列女传》，由成祖作序，刊行之后，流布天下。明神宗的郑妃曾为《闺苑图说》一书写序，广为发行。
② 仅《明史》上所记录的“节烈妇女”就有三百零八人；而据《明史·列女传》序载；因殉节而死，“著于实录及都邑志者，不下万人。”
于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因此，她感到“春色恼人”“春情难遣”“怀人幽怨”心中苦楚无处言，度日如煎：“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我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情欲的冲动使她陷入了无边的苦恼，以至达到呼天问地的地步。作者真实生动地描写了杜丽娘微妙的心理动态和情感涌动，意在说明对爱情的渴求乃是人性的自然欲求，是不可抗拒的。其次，《牡丹亭》以健康美貌的杜丽娘由于情感欲望的不能实现终至痛苦夭亡说明了程朱理学对人精神、肉体的严重摧残，对人性的戕杀。强烈的爱情渴求使杜丽娘产生了幻觉，进入了梦境。她将现实中的情感统统托之于梦中的书生，在梦中与想象中的书生欢会，而得到了片刻情感的满足。但灵境难驻，那只能是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梦想。醒来之后，情景依旧。为此她感到“睡起无滋味，茶饭怎生咽”，她神情恍惚，面容憔悴。自己也弄不明白“为甚衾儿里，不住的柔肠转”。她渴望着“再见那书生”，再度来到园中“寻梦”，执着地追求梦中曾有过的幸福。可梦境不再，“寻来寻去都不见”“牡丹亭、芍药栏怎生这般凄凉冷落，杳无人迹”，她泪流满面“好不伤心”。她感到梦中欢会是“赚骗”，她“伤心自怜”“情怅然”“泪暗悬”，想以一死来了结这痛苦的人生：“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之后，她茶饭不思，春容日消、病体恹恹；最后她自画真容，怀着“月落重生灯再红”的希望，溘然逝去。显而易见，此时杜丽娘所遭受的，主要不是代表“父权”的杜宝的压制，而是封建理学对她精神的禁锢。即《牡丹亭》中与杜丽娘势不两立的直接矛盾对象是将“人欲”之一的爱情视为邪恶的程朱理学。封建理学是杀死杜丽娘的刽子手。汤显祖这一思想是明确的，他在剧中借春香之口说：“《昔氏贤文》把人禁杀！”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亭》对封建理学之残酷性的揭露比以往任何爱情剧都要深刻。
剧情进展到第二十出“闹殇”，杜丽娘于中秋之夜伤春而死，作者所要表现的上述主题已经明确。如果全剧就此结束，作品无疑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剧。但接下去作者借用已有的民间传说——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中的情节，用浪漫主义手段，让杜丽娘起死回生，与她梦中所遇书生柳梦梅结成百年之好。这种结局固然与中华民族常见的追求团圆的心态有关。但在这个剧本中汤显祖同时又赋予了他所参照借鉴的原有故事所不曾有的细节和深刻思想。事实上，剧本中杜丽娘与其父——封建礼教顽固而忠实的信守者杜宝之间的矛盾在杜丽娘死而复活后才真正展开。十八层地狱的判官尚且通情达理，放“慕色而亡”的杜丽娘重返阳间，而生身之父杜宝却不能容忍女儿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幸福，拒不承认柳梦梅为女婿，视女儿的叛逆行为为“花妖狐媚”，而要“奏闻灭除”。这说明，在为礼教所牢笼的社会，一个少女合乎人性的正常心愿，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她身心所受的桎梏 ，死后方可解脱。一旦她回到人间，便会重入礼教罗网。梦中比现实美好，阴间比人间更富人情味。所以，在皇帝的金銮殿前，杜丽娘感到“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这些都说明，在现实的社会规范下人们要实现正常的情感欲望是何等的艰苦卓绝！然而，杜丽娘最终毕竟胜利了——皇帝圣旨“敕赐团圆”。这种方式虽未能免俗，并显得牵强，但也实在是历史的局限。当稚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只在强大的封建专制社会中闪现星星之光时，汤显祖不可能看到代替旧社会的新制度，故而也找不到实现真情的正常的、正确的途径，只好借助于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但我们也要看到，这里的皇帝传旨敕命团圆结局，决非平庸的戏剧家的教化目的和对观众心理的肤浅迎合，而是体现着作者的别一番深意：它以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梦中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来表现“人情”对“天理”的胜利，从而进一步说明人的正常“情”“欲”具有不可抗拒的、任何“天理”都不能禁杀的巨大力量。它表现了作者对自己哲学伦理思想的自信。作者也正是在对杜丽娘叛逆行为和执着态度终获胜利的赞美和讴歌中，进一步流露了他反对封建理学的鲜明的倾向性。
第三节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
首先谈一下人物形象。杜丽娘形象塑造得最为光彩照人。在她身上寄托了汤显祖对天理人欲问题的全部哲学思考，但又不是概念化的。作为宦门千金，受严格封建正统教育的杜丽娘，在对爱情的追求上，经历了一个由潜意识的自发萌动到主动追求的过程，她原本性格稳重温顺矜持，但枯燥的环境、空虚的精神生活，常常使她感到苦闷。当腐朽不堪的老师为她讲《诗经·关睢》时，她没有盲从传统的解释，而是理解到这是一首歌唱爱情的恋歌，并进而由“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成双成对的鸟儿的欢快和鸣，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竟不如无知之鸟，开始对自己乏味的囚徒般的生存环境感到不满。从某种意义可以说这是她人性的觉醒。后花园的大好春光令她春心萌动，想起“诗词乐府”中“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有的如“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遇崔氏。。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她潜意识中对爱情的渴望终于明朗了。这是青春的觉醒，并且在觉醒中流露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自择佳偶的愿望。青春的觉醒使她感到自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虚度”了“青春”。这又是以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为内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上述三种觉醒决定了杜丽娘必定不能再逆来顺受地忍受眼前境遇，而必然要有所追求、有所行动。而现实的严酷又决定了她只能在非现实的环境中使自己的追求如愿以偿。于是，有了“惊梦”和“寻梦”。柳梦梅的形象，实际上是杜丽娘潜意识或意念中早已有之的意中人的模式。杜丽娘之所以“惊梦”“寻梦”并为梦中爱人形容憔悴、缠绵枕席，以至于香消玉殒，沉埋九泉，都来源于外部世界将她觉醒后的思维情感视为邪恶的人欲而绝对不能容忍。然而，杜丽娘没有屈服，死亡使她摆脱了人世不人道的道德束缚，换来了追求幸福的自由。她又借爱情之力回转到阳世，她更坚强了，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她终于获得了胜利。如果说，杜丽娘之死，说明了封建理学以理杀人的话；那么，杜丽娘的起死回生，一灵咬住，生死不渝，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则表现了站在那个时代先列的觉醒的青年一代对封建理学勇敢的反叛态度和为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爱情的坚定信念、果决行动。
当然，杜丽娘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羁绊。回生之后，她仍想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统”礼教完成她与柳梦梅的婚姻；她希望所嫁者非白衣秀才而是“蟾宫折桂之夫”，因此她鼓励丈夫参加考试以获取功名富贵。这是杜丽娘的局限，也是汤显祖的局限。在这一点上，杜丽娘确乎与崔莺莺不同。《西厢记》中崔莺莺是在已同尚书之子郑恒订婚的前提下与张生偷期密约、私订终身的，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成法，崔莺莺视考状元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说“但得一个并头蓬，煞强如状元及弟”。由此可见《牡丹亭》与《西厢记》主题及女主人公思想的差异。《西厢记》主要反对的是无视子女意志的封建家长包办婚姻及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肯定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牡丹亭》则主要抨击的是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扼杀，为人之真情、人之正常欲望争得存在的合法地位。正因为汤显祖没有蹈袭《西厢记》蹊径，而是去表现王实甫没有表现过的、也是自己时代最为尖锐迫切的问题，它才能在三百多年来“几夺《西厢》之席”，与《西厢》并誉为古典戏曲之“双璧”。
相比之下，柳梦梅形象不如杜丽娘丰满，但也是个性鲜明的。固然，柳梦梅之爱杜丽娘乃是由于丽娘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并无什么思想基础。但他一旦进入角色后，就爱得那么专一、真挚、痴情。为了爱他不畏惧人鬼的阻隔，为了爱他冒被处死的危险开棺使丽娘重返人间；为了爱他在烽火战乱中替丽娘探望父母，为了爱他不屈从于岳父的刀棍鞭打。。正因为他这种性格品质才使丽娘的爱情有所附着而大放光彩。当然，他也有缺点。他不能摆脱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这是崇尚立功立德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唯其如此，才更真实，更令人信服。
杜宝和陈最良的形象也都具有典型意义。杜宝是“标准”“完美”的正统封建官吏形象：他严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规条：在家庭中，他爱女儿，用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女儿，以便使她出嫁后“知书识礼，父母光辉”；他无儿子却从不想纳宠娶妾，个人修养甚高；他唯一的女儿死去了，他难过伤心；但女儿还魂后，他又不能容忍女儿自招女婿，认为有辱门第，败坏家风，极其残忍地破坏女儿的幸福。他想做个慈父，但按封建规条行事，却落得个冷酷无情。在官场上，他清正廉洁，施政仁和，公而忘私，对封建国家忠心耿耿。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现存的封建社会秩序。但“完美”地履行国家臣民的权力和义务的结果，却是断送了女儿的青春和幸福。由此可见，封建道德体系是多么地荒谬不合理。
陈最良是个迂腐僵化的老学究。他三年一考，考了十五次，在科举道路上消耗了毕生精力。他教习杜丽娘《诗经》，只是依注解书，让杜丽娘“思无邪”“收放心”，进行陈腐的说教，作者传神地描述了他的醋酸，迂腐。作者对他的讽刺和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被封建科举制所造就的正常情感被窒息、生命活力被吞噬的众多文人精神面貌的讽刺的批判。
此外，《牡丹亭》艺术上最大的成功是它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将深闺少女心曲的情感波澜，微妙复杂的心理状态，要眇幽深的思想发展，以及她妩媚绰约的仪态风韵，都维妙维肖地展示了出来。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惊梦］一出中游后花园的唱词：［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
有人论此曲文时曾说：“深闭幽闺之女孩，偶然涉迹园林，花花草草，莺莺燕燕，都非常见之物，新感触，旧幽郁，相混而发，乃有一种无可名言之情绪，絪緼脑中。此情绪，非愁非怨，非恨非瞋，而一切罪业魔障，皆由此为动因。此情绪，虽以善剖心理之佛祖，以相宗百法例之，将无可归纳，却被心灵手敏之文人，轻轻描出。然又一无痕迹，只是隐约流露于声中言外。。”（童伯章语）。说得对极了！这优美的曲辞中确实包容了无限丰富复杂、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情绪、意念，乃至于形象：一个旖旎妩媚、风姿绰约、脉脉含情的妙龄少女的顾影自怜的微妙心理；她由醉人美景引起的思春之情；及由于美（美好之景及自身之美）被轻掷被冷落的婉惜、幽怨、感伤等等。真个是“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令“读之者若疑若忘，恍然与之同情矣。亦不知其所以然。”无怪乎在当时就是老年人读之惆怅，青春少女为之断肠了。①《牡丹亭》的语言十分优美。除前边所引的几段曲辞外，还有一些唱段，都或被人称做“曲曲美玉、字字珠讥”；或被人赞为“曲中绝唱”。总而言之，它确实是妙语连珠，美不胜收，读后“满口余香”。但它又绝对不是骈骊派传奇如《香囊记》等的滥用典故、堆砌辞藻，而是严格依据剧情需要。王骥德说，其语言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有的曲子，华美绚丽，如“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姹紫嫣红开遍”等等，有的则朴素本色，语如说话，如春香唱的“陪她理绣床、陪她烧夜香，小苗条吃的是夫人杖”等，总之，由于人物身份的不同，语言风格也有异。所以王骥德又说，它的语言是“最是本色当行”。
《牡丹亭》也有缺点，个别地方有庸俗的描写，剧的结构稍欠严密，枝蔓显多，头绪纷繁，这些都有损于它的艺术效果。
总的说来《牡丹亭》是一部成功的浪漫主义杰作。它以现实中不可能有的“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的幻想情节结构故事，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它以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戕害人性的封建理学的反动本质。正因为此，它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酷爱，唤起了极其广泛的共鸣，以至出现了俞二娘、商小伶等受其感动而伤心而死的中外戏剧史上都极其罕见的现象。
汤显祖在戏剧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在国内古典戏曲领域，他与关汉卿比肩并驾，关汉卿为现实主义戏曲大师，他则是浪漫主义艺术巨匠。在国际上，人们则常将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而奠定他这一地位、为他带来如此殊荣的，就是光耀千古的《牡丹亭》。
第四节 《紫箫记》、《紫钗记》①
前者如汤显祖政敌王锡爵在观看《牡丹亭》时叹道：“吾老年人，近颇为此而惆怅。后者如著名女演员商小伶，每演《牡丹亭》，总是泪痕满面。某日，当她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寻梦》）时，悲哀过度，倒于台上，溘然而逝。另广陵女子冯小青，富于才情，屈从父母之命，嫁为冯生之妾，忧郁苦闷，读《牡丹亭》后作诗云：“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未及二年，幽愤而死。再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汤显祖曾作《哭娄江女子二首》悼之。
除《牡丹亭》外，汤显祖尚有《紫箫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种传奇。后三种与《牡丹亭》合称为“临川四梦”。
一、《紫箫记》《紫箫记》是汤显祖早期不成熟的和未完成的半头作品。大约作于他二十八岁至三十岁，即万历五年（1577）至万历七年（1579）。故事本于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较原传增加了些人物，增设了些情节，并改为团圆结局。剧本第一出《开宗》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概括了剧情：李益才人，王孙爱女，诗媒十字相招。喜华清玉琯，暗脱元宵。殿试十郎荣耀，参军去七夕银桥。归来后，和亲出塞，战苦天骄。娇娆，汉春徐女，与十郎作小，同受飘摇。
起无端贝锦，卖了琼箫。急相逢天涯好友，幸生还一品当朝。姻缘好，从前痴姤，一笔勾消。
但剧本只写到第三十四出李益参军归来，与霍小玉重聚。仅就完成部分看，《紫箫记》不是一部成功之作。其主旨本是写霍小玉与李益的悲欢离合，但它删除了唐传奇李益另娶高门卢氏的情节，又未增添造成霍李分离的实质动因，而仅仅是李益赴边参军，不久便返家与小玉重聚。所以，不只是主题浮浅，而且霍李的离合人为痕迹也很强。同时，它枝蔓繁多，对一些配角如媒人鲍四娘等，也重笔立传，故结构芜杂。它的曲文过于骈骊，好堆砌典故，炫耀才学。内容上也未摆脱一般才子佳人的俗套，所以远不如唐传奇《霍小玉传》思想深刻。
二、《紫钗记》《紫钗记》仍是写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故事。约完稿于万历十五年（1587），作者三十八岁时。它以霍小玉的紫玉燕钗结构故事，故称《紫钗记》。
《紫钗记》更接近于唐传奇《霍小玉传》，但同时也融进了明代的现实内容和作者官场生活体验，故内容远较《紫箫记》深刻，艺术上也开始走向成熟。
《紫钗记》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改动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唐才子李益赴京赶考流寓长安，经媒人鲍四娘介绍，与已故霍王庶出女儿霍小玉结成秦晋之好。完婚之后，李益去临时改变的考试地点洛阳赴考，行前留下了指诚日月的誓言。并果真不负所约，状元及第后又回到了小玉身边。并且到后来始终对小玉忠贞不二，未存抛弃之念。即李益已由小说中负心汉薄情郎形象变为忠于爱情的人物。
②为霍小玉婚姻爱情造成巨大痛苦的是“一门贵盛，霸掌朝纲”的卢太尉，他因李益“恃才气高”，未去拜访他而心怀忌恨，但又爱李益的杰出才华，想招李益为婿，又加以笼络。因此他不断地为霍李关系制造障碍，对李益软硬兼施，以至将李“软禁”，逼迫李益就范。即《紫钗记》中已将主要的鞭挞对象由小说中的李益改成了卢太尉。
③为寻找李益，小玉托亲拜友，耗尽资财，典当了曾当作聘礼的紫钗。
最后沉绵枕席，奄奄一息。一个“族本山东，姻连外戚”的黄衫豪客，闻见不平，拔刀相助。将李益劫持至小玉家，使二人团圆。由于此时李益已从唐小说中自己故意对小玉躲而不见，改为被卢太尉软禁，行动不得自由。所以，他对小玉的负心也就不复存在。
即剧本对小说重大改动是结局由悲剧变为团圆，李益由负心变为忠诚，增设了小玉婚姻的破坏者卢太尉。这一改动虽然表现了我国古典戏剧作家追求团圆的心态，但它同《牡丹亭》一样，在这种追求中融入了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以上层统治集团中一个权贵卢太尉反照出了整个官僚集团的骄横腐败。对卢太尉的塑造也不流于概念化脸谱化，而是较为饱满，具有个性，带有较强的时代印迹。如写卢太尉得宠时“坐掌朝枢，出入近乘舆”，“只手擎天势独尊，锦袍玉带照青春”“欲作江河唯画地，能回日月试排天”，势熖熏天，不可一世；所以文臣武将中的势力小人多去逢迎依附：“洛阳贵将多陪席，鲁国诸生半在门”。卢太尉干预开科选士，李益因未去拜谒而遭报复等，都与明代宰辅张居正行为相似，李益诗中有“不上望京楼”句被便卢太尉以“怨望”把柄要挟，又曲折表现了明代的文字狱。卢府暗探遍布，霍小玉李益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监视之下，也反映了明代宦官特务统治之情况。总之，《紫钗记》对卢太尉的增设，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赋予了戏剧冲突以更深的社会意义。
但是，剧情最终以黄衫豪客解决矛盾毕竟由于缺少现实基础而显得牵强。黄衫豪客是何许人？他何以能有那么大的能量？作者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借剧中人之口含糊地交待他“族本山东，连姻外戚”，以显示他门第和身份的高贵；以“力通宫掖”说明他势力的非比寻常，而无法诉诸于形象。从而给这个人物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霍李婚姻的圆满结局，只能是作者的美好愿望；如果它以悲剧告终，则会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艺术效果会更好。
霍小玉形象与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所描写的基本一致。她为李益香销翠减，病体恹恹，耗尽家财，慨然为之，从没有丝毫的动摇。但总的说，比起唐传奇中霍小玉，她少了些刚烈、自尊，多了些委屈求全。她是霍王之女，身为郡主，但由于“出身微庶”，不被诸兄收录，毕竟不够太高贵。所以，面对年少多才、出身高门的李益，她头脑是清醒的。在《折柳阳关》一出中，汤显祖基本袭用了唐小说中的原话，让霍小玉对即将别离的李益说：“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翦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即希望自己能在李益三十岁而立之年之前，与李益共度八年欢爱生活，然后便永遁空门。表现了她在门第观念极强的社会中为追求可怜的幸福所作的牺牲和自尊自爱。但在戏剧中，当她听到卢太尉所指使的王哨儿讹传李益已“议亲卢府”时，伤心之余，她为自己寻找了一条不失去李益的道路：［渔家犯］。。有家法拘当得才子天涯，没朝纲对付的宰相人家。比似你插金花招小姐，做官人自古有偏房正榻。也索是从大小那些商度，做姊妹大家欀恰。
［扑灯蛾］书生直恁邪，见色心儿那。把他看不上早则吞他不下。也是风流儒雅，没禁持做出些些，也则只索轻怜轻骂。说他知咱小胆儿见了士女争夫怕。
甘心退居其次，以小妾身份与新夫人“做姊妹大家欢恰”，宽容了李益的薄倖与轻薄（当然李益并非薄情），这不能说是“爱丈夫胜于爱自身”，也不能说是“中国人民传统美德的突出反映”，只能说明那个社会妇女地位的卑微，可怜和没有独立人格。
李益在戏剧中已一改负心薄情形象。此剧中虽然他性格软弱，但面对卢太尉的强横他始终没有屈服，而是以装病的办法拖延时日。他始终没有忘记霍小玉。正是他的忠贞，才使这出戏成为喜剧结尾。
《紫钗记》艺术上较《紫萧记》已大进一步，已经显示出作者善于描写细腻缠绵情感的特长。但语言不够本色，结构也显松散冗赘。
第五节 《南柯记》
《南柯记》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汤显祖五十一岁时。全剧四十四出。以唐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为轮廓铺衍而成。写唐贞元年间，东平人淳于棼梦入槐安蚁国，被招为附马历尽荣华富贵，梦觉后悟到人生如梦而永遁空门的故事。
显而易见，《南柯记》表现了作者消极的佛教出世思想。它写淳于棼的整个命运都受制于契玄禅师，给人以佛法无边、天眼先知的印象；它在《禅请》《情著》《转情》《情尽》等出中对佛教思想进行了阐释；它让淳于棼在对情的追求破灭后立地成佛，并借助于剧中人之口总结人生进行说教：“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异。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要你众生们看见了普世间姻缘如是”“普天下梦南柯人似蚁”。。凡此种种，使不少人都将它看成是一部“表现人生如梦”“为佛教说法”的“失败作品”。
但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剧中，作者固然阐说了佛教思想，但同时也有不少对佛的轻慢。如淳于棼得意时说：“齐家治国之法只用孔子之道，佛教全然不用”；在受过五戒的和尚眼中，如来佛祖的宝座竟是“人肉样的莲花业作台”，瑶芳公主多病，契玄禅师说只要长斋三年，念《血盆经》，便能消灾，但她却夭亡了。为此国母悲恸地说：“天呵！俺曾写下了目连经卷也，谁知道佛也无灵被鬼侵。”等等，又都是对佛的不敬和嘲弄。剧中这类矛盾，正是汤显祖思想中一直存在的出世入世思想矛盾的反映。也就是说，虽然作者后期思想中原有的佛教思想有所滋长，但总的说，如他自己所说，是“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耳，”他并没有真正皈依佛教。
正因为此，在笼罩着佛家出世思想的《南柯记》中，同时还可见到作者关注现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如它以淳于棼借助瑶芳公主之力做“老婆官”而飞黄腾达，直上青云，讽刺明代官场腐败的裙带之风；以老谋深算的右相段功出于对淳于棼的嫉妒而挖空心思地伺机剔除，写官场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以南柯郡录事官“掌印坐黄堂”却“文书批点不成行”，只会赌博；小吏对上惯于“飞天过海”，对下搜刮劫抢“油得嘴光光”，写下层官吏百无一能只会鱼肉百姓等等，都十分深刻。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剧中强烈地抒发了他的儒家仁政思想。在《风谣》中，作者通过紫衣官之口描绘了南柯郡的和乐太平景象：“才入这南柯郡境，则见青山浓翠，绿水渊环，草树光辉，鸟兽肥润。但有人家所在，园池整洁，檐宇森齐。柯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街衢平直，男女分行。但是田野相逢，老少交头一揖。”并且通过四组不同人物唱歌谣，赞美淳于棼的德政：［孝白歌］（众扮父老捧香上）征摇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们鼓腹歌。。。［前腔］（众扮秀才捧香上）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因他俺切磋，他将俺琢磨。。［前腔］［扮村妇女捧香上］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家家老小和，家家男女多。。。［前腔］（扮商人捧香上）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实际上，这正是作者在“国势如溃瓜”、人民苦不堪言的黑暗现实下，对自己曾在遂昌勉力实行着的、以儒家仁政思想拯治国家的政治理想的形象抒发和描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封建经济政治仍强固地统治全社会之时，作者顺应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历史趋势，在他的理想国里，没忘记“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为商人争得自由合法发展的社会条件。从这一点及《牡丹亭》对扼杀人性的封建理学的战斗性反击看，汤显祖确实站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前列，虽然他是朦胧的、不自觉的。
总之，《南柯记》绝不仅仅是一部消极言佛的作品。他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美好的社会理想、又揭示了这个理想的破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深刻地鞭挞了黑暗现实后又因无法实现他所憧憬的社会理想而终于走向了空门。
《南柯记》中的主角淳于棼在政治上曾大显身手，有所作为，功业赫赫，把南柯郡治理得一片太平，但最终又走向了堕落——公主死后，他被招还朝，恩封左相，“势要勋戚都与交欢，其势如炎，其门如市”，他便陷入了花天酒地之中，日与郡主琼英、国嫂灵芝、皇姑上真三人乱伦淫乐。淳于棼形象的前后变化虽然也可以说明“宦场就好象染缸一般，任你有多么高尚的情操，有多么美好的理想，掉到里边，都要改变颜色，弄得不能自拔。”（张庚郭汉城主编《戏曲通史》）。但总的说来，淳于棼性格的这种变化显得突兀，内在根据不够充分。
第六节 《邯郸记》
《南柯记》写成之后一年多，即万历二十九年汤显祖五十二岁时，又完成了与《南柯记》题材类似，仅次于《牡丹亭》的杰作《邯郸记》。
（一）《邯郸记》梗概《邯郸记》取材于唐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又作了重大改动。
要而言之，它虽然承袭了原传有关神仙道化的构思，也流露了人生如梦思想，但主流却是借邯郸一梦“备述人世险诈之情”写“明季宦途习气”（吴梅语）。剧的梗概是：唐开元年间，祖籍山东，随父迁居河北邯郸的二十六岁的秀才卢生，因“学成文武之术”却“未售予帝王之家”而整日郁闷，“心神难定”。一日，卢生在赵州酒店遇仙人吕洞宾，言谈之中慨叹自己“生世不谐，穷困如是”，认为“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盛而家用肥饶”，言毕觉得困倦，便枕吕洞宾拿过来的瓷枕朦胧入梦。梦中卢生不自觉步入“世代豪华”的清河第一高门崔氏的高墙深院，得以与崔氏小姐成婚，婚后不久，天子黄榜招贤，崔氏因家中“七辈无白衣女婿”，而要卢生前去应举。卢生想“儒冠误了多年”有些踌躇，崔氏便说：“奴家四门亲戚，多在要津。你去长安，都须拜在门下”，同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就会“取状元如反掌”。而“家兄者，钱也”。卢生依崔氏之计而行，“将金赀广交朝贵”，果真“满朝勳贵”，“都保他文才第一”，因而“竦动了君王”，皇上便御笔亲点，将他“在落卷中番出做个第一”。主考官是“性喜奸谗、材能进奉”的当朝权相宇文融。他原本已内定了前宰相裴行俭之子、武三思之婿裴光庭为第一，梁武帝之后萧嵩为第二，没想到卢生没通过他的门路就当了状元，很不高兴：“咱看定了的状元，谁想那卢生以钻刺抢去了，偏不钻刺于我”。但想到卢生是御笔亲点，不得不“且自趋奉他一、二”。可卢生在宴会上却题诗说：“香飘醉墨粉红催，天子门生带笑来，自是玉皇亲判与，嫦娥不用老官媒。”宇文融感到卢生“奚落了”自己，便怀恨在心，要“权待他知制诰有些破绽之时，寻个题目处置他。”卢生得了翰林学士兼知制诰之官，春风得意，乘掌制诰之权，徇私舞弊，“偷写下了夫人诰命一通，混在众人诰命内，朦胧进呈”，皇帝竟没有发觉“侥幸”“都准行了”。但却被伺机寻隙的宇文融“看破”，向天子奏了一本，在卢生夫妻正欢天喜地之时，差官传来了天子之命，贬卢生做陕州知州，令其凿石开河。
在陕州，卢生耗尽民力，用“盐蒸醋煮”法，化石为水，开通了河道；又迎天子“东游观览胜景”，选千名彩女摇橹唱曲，大讨皇帝欢心。在皇帝称赞卢生“汝功劳在万万年不小也”之时，又传来了吐蕃犯境、边将败绩的消息。天子惊慌，寻将战讨。一直想整治卢生的宇文融顿时又生一计：“开河倒被卢生做了一功，恰好又这等一个题目处置他”，便举荐卢生前去征战。卢生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任命，以御史中丞、兼领河西陇右四道节度使、征西大将军的身份前去救边。卢生到边疆以“反间计”除掉了“足智多谋”的番国丞相悉那逻，败了番兵，乘胜长驱，直至天山脚下，勒石记功。边关的赫赫战功，使卢生又被加官加爵——加封定西候，食邑三千户，领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
宇文融眼见整治卢生不成反使其加官封爵，至为恼恨，便“潜遣腹心之人，访辑卢生阴事”，得知战时，番将曾以雁传帛书央卢生放他“一条归路”，便胁迫朝官萧嵩一同奏本，诬陷卢生“交通番将，图谋不轨”。皇帝闻知，勃然大怒，命令即刻将正在开庆功宴的卢生“拿赴云阳市，明正典刑”。由于卢生之妻崔氏朝门鸣冤、高力士在皇帝面前周旋，在卢生引颈受刑的千钧一发之际，传来卢生死罪得免、改判流放至“广南崖州鬼门关”的圣旨，妻子也被没入外机坊织作，儿子“俱竄去远方”。此后三年，卢生一家遭受了无限之苦。
后来唐与吐番交好，卢生“通蕃”之冤得以昭雪，宇文融以诬告罪受到惩治，卢生又被“钦取还朝，尊为上相，兼掌兵权”，崔氏受诰封为一品夫人，儿子们均受门荫，做了高官。此后，卢生出将入相几十年，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最后极尽淫欲，死于相位。
然而这竟是一场大梦。卢生一身冷汗醒来之后，见睡前店小二为他煮的黄梁米饭尚未蒸熟。由此卢生醒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便随吕洞宾出家去蓬莱做了道童。
（二）卢生形象及《邯郸记》主题的社会学意义在卢生形象塑造上，《邯郸记》没有走中国传统戏剧人物往往性格善恶绝对的老路，而是赋予他个性以较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入梦之前，他颇有“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光宗耀祖的志向。入梦后，意外地娶了出身第一高门的崔氏小姐，便有些安于现状，对科考不十分热心了。但他终于接受了夫人的劝告，以卑鄙手段中了状元，做了高官。他也不乏能力，开河、平边，他都“马到成功”。他似乎不象宇文融么阴险、奸诈，但他同样是利欲熏心。他刚一做官就营私舞弊，为自己大捞好处，偷写诰命，朦胧进程，为自己妻子谋得夫人封号。他搜刮民脂民膏，选彩女，唱菱歌，点缀升平景象，极力奉迎天子。他心口不一，虚伪至极，皇帝赐他二十四名女乐，他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通女色不可近的正人君子之道，什么“。。故曰，皓齿蛾眉，乃伐性之斧；莺声燕语，乃叫命之枭；细唾黏津，乃腐肠之药；翻床跳席，乃橜痿之机。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所以小人戒色，须戒其足；君子戒色，须戒其眼。相似这等女乐，咱人再也不可近也。”等等。可当妻子说“这等。。何不写一奏本，送还朝廷”时，他又赶紧说“不可”，又引经据典地说“不敢虚君之赐”“却之不恭”等等，而尽情享用起来，最后终因荒淫无度，一病不起。他是个权力狂，沉绵枕席，仍重大事机，床前裁决。他欲壑难填，本人真个“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了，儿子也受了门荫，得做高官了，可临死前却还为年方数岁的孽生之子未有“门荫”而不肯咽气，还担心编国史漏记了他的功劳，关心死后加什么官赠什么諻。。总之，作者没有把卢生形象简单化，他有功劳，有能力，他无辜而屡受宇文融迫害，他遭受过劫难，象只可怜的羔羊，任宇文融摆布，这些都令人同情。然而他又利欲熏心，敲榨民脂民膏以媚上，他假道学，这些又令人厌恶，鄙弃。
至于《邯郸梦》的主题，似乎无须多说，仅从前边梗概介绍便可见出。
它极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腐败，称得上是中晚明时期的官场现形记。它对明代科举不以才学而以“关系”“门路”“钱财”择人的抨击可谓淋漓尽致：未经考试之前，主考官就内定好了录取之人及其名次；遍使金钱广通贿赂就能使天子将落卷之人翻为第一；所谓考试只不过是主考官以录取之权拉拢“门生”，作为树立私党的手段，不是他家“门生”便要千方百计寻个题目处置。它曲尽名利场中人对上的胁肩谄媚，对下的专横跋扈，以及人情的浇薄，世态的炎凉：卢生得势之时，人们都去奉迎、巴结，司礼太监不懂装懂地恭维他“字字端楷”，甚至权相宇文融也曾对他“趋奉一二”。而当他落难之时，“满朝仕宦，竟没一个为其表白冤情”；崖州司户在宇文融的授意下，甚至想“结果了”卢生去换取高官，而对卢生滥用酷刑；可当听说宇文融伏诛，朝廷召卢生还朝时马上又自绑其身，口称“有眼不识泰山”“合当万死。。”。它入木三分地反映了中晚明官场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宇文对卢生假荐真陷，暗中刺探，歪曲事实，编派罪名，胁迫诬告，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等等。
总而言之，一部《邯郸记》活画出了封建社会政治舞台上大小官吏追逐名利不顾廉耻的蝇营狗苟。其所描写的社会腐败、皇帝昏庸，首辅跋扈，上层社会的生活糜烂，统治集团的勾心斗角，无一不可从嘉隆以来社会现实中找到原型，有人甚至认为卢生形象“分明依附着张居正的幽灵”①但又“不是① 见《戏曲研究》第十辑，212 页。按张居正为明神宗时首辅，富有政绩而“刚而有欲”，据说其三子懋修是“关节状元”；长子敬修亦以第二甲第十三名赐进士出身，当时曾有人在朝门贴诗说：状元榜眼俱姓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汤显祖也曾因不受张的笼络而受打击。任何人的影射，而是集中反映当时大官僚的丑恶生活的典型”②。它揭下了盘踞在各级权力机构尤其是上层统治者中间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君子们的画皮，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它形象地说明了，大明王朝已经糜烂了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邯郸记》虽然揭露痛快，剖析深刻，但同《南柯记》一样，汤显祖看不到如何改变这种被他称之为“矫情”的现象，只好到佛道中寻找答案，将现实归于梦幻——“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箸黄梁”，并且企图借助于宗教唤醒追权逐利者的痴梦，希图通过他们的忏悔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它的消极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它还是激人鼓怒、令人愤激的具有现实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杰作。
《邯郸记》是四梦中最短的一梦。王骥德《曲律·杂论·七三》称《南柯》《邯郸》二记，“渐削芜羻，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邯郸记》描绘的官场生活如此繁复庞杂，概括的生活面如此广泛，却只用了三十出，确如有人所说，“增一折不得，删一折不得”（吴梅语）。所以在“渐削芜羻，俯就矩度”上，确实反映了作者艺术技巧的高度成熟。
“临川四梦”问世之后，便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当时士大夫的家班及民间舞台都竞相演出；许多著名文人如臧懋循、吕天成、冯梦龙等都改编过《牡丹亭》。到清代，四梦仍活跃在民间舞台、家班堂会上，并也成为宫廷中屡屡上演的剧目。蒋士铨甚至还把汤显祖与他的“四梦”溶为一体，创作了《临川梦》传奇。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回目，这些都足以说明汤显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演进，从辛亥革命到建国之后，“四梦”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除单折上演外①，还不断地有整本的改编②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
在世界上，汤显祖的影响也与日俱增。《牡丹亭》的译本早年就已在德、日、英流传。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卷四）中说：“在十六世纪的戏曲作品中，汤显祖的《牡丹亭》十分重要。这部作品对旧道德基础进行了猛烈挑衅”。英国《新版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说汤显祖的戏曲“以细腻感人而闻名”。而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则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将汤氏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了。这说明，汤显祖的“四梦”，不仅是为我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② 《汤显祖诗文集·前言》① 单折上演者如《紫钗记》的《折柳》、《阳关》；《牡丹亭》的《闹学》、《惊梦》；《南柯记》的《花报》、《瑶台》；《邯郸记》的《扫花》、《三醉》等。
② 如一九五七年，江西省赣剧团演出的由石凌鹤用弋阳腔改译的《还魂记》，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戏曲片。另一九五九年俞平伯、华粹深用昆曲形式改编了《牡丹亭》。又一九八一年，北方昆剧院、八二年江苏昆剧院、上海昆剧团都分别改编演出了此剧。八二年十月，四梦全部以整本形式搬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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