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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诗文，虽然不能和章回小说的成就相比，但还是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家，其中，宋濂、刘基、高启是明初作家的代表，他们都经历了元末社会的动乱和明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故作品写事抒怀，较有现实内容和真情实感。他们之后的李东阳“茶陵诗派”，以及“前七子”的复古诗文，不同程度地冲击了“台阁体”文风，在当时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一节 明初三杰
在明初的文坛上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文家是宋濂、刘基、高启，人们习惯上将他们称之为“明初三杰”。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早年从元代理学家和古文家柳贯、黄溍、吴莱等学习，有文名。元至正九年(1349)征为翰林院编修，他以亲老固辞不就，隐居龙门山。后与刘基一同受朱元璋征召。明开国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又奉命修《元史》，为总裁官。当时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文章大多由他执笔，朱元璋誉之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77)因年老辞官还家。后因长孙犯法，又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贬四川茂州，死于途中。正德时追谥文宪。著作有《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有的版本名《宋学士全集》或《宋学士文集》。
宋濂由元入明，虽说前后两期之文有所谓“山林”、“馆阁”之分，但他上承元季的道统和文统，则前后大体相同，论文主张文与道的统一。他在《赠梁建中序》中说：“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因此，他力主宗经，说：“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同时，他也较重视史家之文，在《叶夷仲文集序》中说：“先师黄文献公(溍)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根本，以迁、固二史为波澜。”宋濂的文论思想，对有明一代文坛上不断出现的复古主张有很深的影响。
宋濂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以传记文和写景散文最为出色。他的传记文，得司马迁《史记》的笔法，生动形象，文学性很强，如《秦士录》写一个怀才不遇的奇士秦人邓弼。作品形容邓弼的眼睛，“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叙述其才艺道：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啸歌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末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能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
文笔开阖动荡，凛凛有豪气，将人物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其它如《杜环小传》、《李凝传》、《王冕传》、《记李歌》等，皆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特征，写意传神，行文充满感情，对世态亦有抨击。
他的写景散文，文笔简洁清秀，如《环翠亭记》写亭外竹林：“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秀丽清新，自然生动。宋濂还有些寓言体散文，写得寓意深刻，耐人回味，如《尊卢沙》篇，讥讽好说大话、贻误国事的人，文章以“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作结，风趣诙谐，启人深思。此外，他的《送东阳马生序》文，以自己的学习经历鼓励后辈自强上进，文章恳切委婉，也很有影响。
宋濂在政治上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之盛，所以为文对封建政治与道德多有颂扬，特别是入明以后的“馆阁”之文也有粉饰之弊，后来“台阁体”的出现与其不无一些联系。他的《见山楼记》一类文章，有意模仿古人，实为明代文学模拟之习之滥觞。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官至浙东行省郎中，后因受排挤，去官归里。元至正二十年(1360)与宋濂同受朱元璋征召，深受倚重，参与决策，成为明朝开国元勋之一。明洪武元年(1368)，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1370)，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后为胡惟庸所谮，归乡忧愤而死。一说被胡惟庸毒死。著作有《诚意伯文集》二十卷。
刘基在政治上崇尚儒家思想，与朱元璋共同改变了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方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要求应试者的文章仿宋代经籍，代古人立言，多用排偶文体，这就是后来的“八股文”，又称作“制义（艺）”。这种考试方法起到了巩固封建制度、禁锢思想文化的作用。刘基在政治上崇尚儒家思想，文学主张也强调儒家的“诗教”观，提倡“美刺风戒”(《照玄上人诗集序》)，同时，主张师古，以汉唐文学为楷模。刘基的主张和宋濂的宗经理论是一致的，虽有助于纠正元明之际的纤丽文风，但也成为后来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的先声。
刘基诗文兼长。他的散文丰富多样，尤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他在元末隐居时写的《郁离子》是一部寓言体散文集，分十八章，共一百九十五篇。书以讽谏为宗旨，也包含了对统治者腐败、贪婪行为的揭露。“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篇，写狙公驱使群猴采果实供奉自已，采不来就鞭打，后来群猴造反，“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此文讽刺统治者治民无道，很生动，也很深刻。“晋灵公好狗”、“灵丘之丈人善养蜂”、“济阴之贾人渡河”等篇，寓理于事，都写得很精彩。除《郁离子》外，《卖柑者言》也是篇思想深刻而富有寓言色彩的著名散文。文章通过卖柑者和作者的对话，揭露和谴责了封建统治者欺世盗名的丑行：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修，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熟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刘基的这类言理散文，文笔犀利，而且文学形象性也很强，语言朴质，有秦汉古文之风，这与他的文学主张相一致。他的写景散文不多，较出色的有《游云门记》、《白云山舍记》、《松风阁记》等。
刘基的诗歌吸收了唐代杜甫、韩愈诸家的长处，具有沉郁顿宕的风格，如《梁甫吟》：
谁谓秋月明?蔽之往往由纤翳。谁谓江水清?淆之往往随沙泥。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乎成山谿。君不见桓公相仲父，竖刀终乱齐。秦穆信逢孙，遂违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丈犀。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霓。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稊。外间皇甫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疾藜。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魁叫啸风凄凄。梁甫吟，悲以凄。歧山竹实日稀少，凤凰憔悴将安栖?
他的长篇神话诗《二鬼》，描写管理日月的结邻、郁仪二鬼，被天帝暂放人间，五十年不得相见。后来宇宙变动，二鬼见面相约为天帝除翳，再造乾坤。天帝大怒，将二鬼重拘。二鬼无可奈何，只好待天帝息怒，重返上天同游。诗中二鬼喻自己和宋濂，曲折表现了在朱元璋牢笼猜忌下无法实现抱负的苦闷。诗歌极富想象力，风格雄浑，颇有浪漫色彩。刘基还写有相当数量的讽喻诗，如《野田黄雀行》、《畦桑词》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现出诗人对黎民百姓的命运的关切，这些诗篇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有较多的社会意义。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二年(1369)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纂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升户部员外郎，固辞不受，归隐青丘。后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图谋不轨，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被腰斩于南京。著作有诗集《缶鸣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舷集》。《四部丛刊》所收为后人编辑的《高太史大全集》，较通行。
高启的诗歌多取法前人，兼师众长，而且清新超拔，富于才情。《四库总目提要》谓之“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然未能镕铸变化自成一家……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他的诗最能表现其艺术风格的是歌行体和七言律诗。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色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格调激昂豪放，近于李白，怀古而不伤感，是明人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明皇秉烛夜游图》，描写宫廷歌舞游宴盛况，色彩绚丽，笔力奔放。七言律诗如《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如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
诗写得涵浑从容，尤其中间第三联两句，立意超迈，成为后世传颂的佳句。
高启还有些小诗写得颇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情趣动人。其咏物诗也写得极出色，如《咏梅》（其一）：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历代咏梅诗很多，多赞其姿态韵致，高氏唯重其格。诗极言梅的高洁品格及寒影依竹、残香委地的孤独和不被人理解，实为诗人形象之自道。
在明代，高启的诗成就极高，影响也较大。和他同时的诗人杨基、张羽、徐贲，与之号称“四杰”，但成就皆在他之下。高启在创作上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这虽与后来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想有所不同，但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也不无某种影响。
第二节 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在永乐(1403～1424)至成化(1465～1487)间，文坛上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
杨士奇(1365～1444)，名寓。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建文初入翰林，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著作有《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杨荣(1371～1440)，字勉仁。建安(今属福建)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作有《杨文敏集》二十五卷。杨溥(1372～1446)，字弘济。石首(今湖北石首县)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有文集十二卷、诗歌九卷。“三杨”久为台阁重臣，因此，他们的诗文有“台阁体”之称。杨溥的《承恩堂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是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张相评云：“此所谓台阁文字也。”
这种台阁体诗文的特点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风格雍容典雅，缺少真情实感和社会生活内容。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所谓‘台阁体’，说得‘雅’一点，是雍容典雅，说得不客气，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种以阿谀粉饰为主题，以不痛不痒、平正膚廓为风格的文学，在那时，不但是文人们明哲保身的法宝，也不失为夤缘求进的阶梯。”台阁体风行一时，使当时的文风萎弱庸肤，千篇一律。
与“台阁体”流行的同时，只有诗人于谦的作品独树一帜，与台阁体成为鲜明的对照。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为官清正，有声誉。“土木之役”，英宗被俘，蒙古瓦剌部军进逼北京，以英宗为要胁，于谦坚持主战。后来英宗还朝复位，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他处死。著作有《于忠肃公集》。
于谦的诗有较丰富的生活内容。他在任地方官时作有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如《荒村》：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他还写有不少表现爱国精神的诗，如《出塞》、《夜坐念边事》等。他年青时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为后世广泛传诵。这首诗成为诗人为国为民甘愿牺牲的精神的写照。于谦的诗不事粉饰与雕琢，有真情实感，这在台阁体肆虐之时是颇难能可贵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风格道健，乃转出当日诗人上。”评价颇为准确。
在“三杨”和于谦之后，出现了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英宗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后任侍讲学士、东宫讲官。孝宗时任太常少卿、礼部右侍郎。弘治八年(1495)以后，累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朝廷重臣。死后谥文正。著作有《怀麓堂集》一百卷、《明会典》一百八十卷等。
李东阳在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间，以台阁大臣的地位主持诗坛，奖励后进，颇具声望和影响，追随者不少。因李东阳是茶陵人，所以这一派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茶陵诗派”。主要诗人有谢铎、张泰、彭民望等。
李东阳作诗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他的诗以拟古乐府较著名，如《筑城怨》写秦始皇时事：“筑城苦，筑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长号一声天为怒，长城忽崩复为土！”所作五七言诗，也有佳作，如《春至》中写：“东邻不衣褐，西舍无炊烟。农夫望春麦，麦种不在田。流离遍郊野，骨肉不成怜。”又如《寄彭民望》和《游岳麓寺》（其三）：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肠第几盘？万树松杉双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蓟北湘南俱入眼，鹧鸪声里独凭栏。
这些作品或咏史抒怀、写景道情，或悯民疾苦、感时伤世，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有一些活气，与台阁体无病呻吟之作不同。李东阳还写有一些较好的散文，如《游西山记》、《听雨亭记》等，摹物写景，流畅自然。这与他主张师法先秦古文的文学思想有关。李东阳还著有《怀麓堂诗话》一卷，论诗多从严羽的观点，重音调、用字、结构，指斥剽窃模拟，对内容注重不多。在李东阳的时代，台阁体尚有很大势力。李东阳这一派的创作，虽然也未脱尽台阁体之习，但其理论和创作毕竟已与台阁体有别，对台阁体文风是有所冲击的，对后来前七子的诗文主张也有直接影响。李东阳成为从台阁体到前七子的过渡人物。
第三节 前七子的复古诗文
继李东阳茶陵诗派之后，文坛上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主义文学。与李、何共同被称为“前七子”的作家是徐桢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前七子”为文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扫荡台阁体文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在创作上句拟字摹，矜才使气，也未能给文学找到真正的出路。从文学发展的渊源上看，“明代的诗文皆继承元人的诗文”（启功《启功讲学录》）。明初的宋濂，就十分推重先秦两汉之文，文论思想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本身由元入明，实际上也是半个元代文人。“前七子”的“诗必盛唐”说，更是直接秉承了元人的“宗唐得古”的衣钵。由此看来，明代诗文家的创新精神实在太匮乏了，大多数的诗文创作不过是一些文化上的假古董。
李梦阳(1473～1529)，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1494)进士，至十一年始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权臣，入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宦官刘瑾的奏章，被贬官，不久又因他事入狱，后康海救其出狱。刘瑾败绩，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著作有《空同集》六十六卷。
李梦阳倡言复古，以纠正台阁体以来文坛庸弱的流弊。论文推重秦汉，谓“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空同子论学上篇》)。论诗主张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古兼及初唐。他的主张影响极大。《明史·文苑传》说他与何景明“倡导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李梦阳的复古主张是针对台阁体而发的，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缺少从复古中求创新的意识，有拟古不化的倾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此一点说：“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梦阳振起痹痿，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李梦阳晚年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诗集自序》中说“余之诗非真也”，承认“真诗乃在民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积极反思。
李梦阳的诗以乐府、歌行在艺术上的成就较高，如《林良画两角鹰歌》、《石将军战场歌》等，讲究结构、章法，描写议论结合，笔力颇为雄健。后一篇中写石将军的勇武：“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寥寥数语就将人物骁勇善战的气势勾画出来，文笔颇有磅礴飞动的气势。他的七言律诗，取法杜甫，善用顿挫之法，也有可读之作，如《秋望》：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道郭汾阳。
雄浑健拔，不逊唐风，故不当以模拟论之。
“前七子”复古诗文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景明。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二十岁中进士，授中书舍人，因上书指控奸宦刘瑾，被免官。正德六年(1511)复职，官至陕西提学副使。著作有《大复集》三十八卷。
何景明与李梦阳齐名，史称“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在文学主张上，他也倡言复古，但以为“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不坠古人之余烈”(《述归赋》)。他的主张与李梦阳有不同之处，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仆观尧、舜、周、孔、子思、孟子之书，皆不相沿袭，而相发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广，此实圣圣传授之心也。后世俗儒，专守训诂，执其一说，终身弗解，相传之意背矣。今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陧。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扑。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阐明了学古与创新的关系，表现了他在复古中还有些发展变革的创造精神。这是前七子复古文学主张中有价值的部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何景明论诗还强调抒写真实感情，肯定民歌情真，这与李梦阳晚年所写《诗集自序》中对民歌的肯定有一致之处。
何景明的诗在“前七子”中算是比较出色的，有一定社会生活内容，如《岁晏行》、《城南妇行》、《官仓行》等，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同情。他的抒怀诗也有佳作，如《落花叹》：
君不见树上花，东风吹始开。东风吹开更吹落，世间有乐宁无哀?汝南何生未三十，头发未白心已灰。见此落花三叹息，东风吹去何时来。
诗中落花喻诗人自己，寂寞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出诗人的个性。其文如《上冢宰许公书》、《上杨邃庵书》“抗言尊显，语涉时忌”；富于辞采，亦见风骨。
“前七子”中的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诸人，诗文创作平平。康海和王九思被后人认识，则主要是在戏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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