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雄传奇《水浒传》

　　第一节　从《宣和遗事》到《水浒传》
　　《水浒传》是与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期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其成书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宋元之际的《宣和遗事》（全称《大宋宣和遗事》）对它的故事构成影响最大。
　　《水浒传》所写的宋江起义军的故事，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有历史根据的。史载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东京，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自赎。”李皇《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三年二月，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东京、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张叔夜传》：“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侯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十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杨可世、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从这些记载可知，宋江起义军曾来往于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颇有声势。至于结局，上述记载或谓之接受招安，或谓之招安后又参与征方腊，总之，起义最后是失败了。
　　南宋时，宋江起义军的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条所记的说话目录，已有“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宋元之际，龚开《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序》说：“宋江事见于街头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赞语中写宋江：“呼保义宋，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写武松：“行者武松，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才气，更要杀人。”极富于传奇色彩。又说卢俊义“风尘太行”、燕青“太行春色”、戴宗“敢离太行”、穆横“出没太行”、张横“太行好汉”，说明南宋时有宋江起义军在太行山活动的传说。
　　《宣和遗事》与龚开的画赞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较明白讲述了宋江起义军的始末，对后来《水浒传》的成书影响极大。此书近似于讲史家的话本，起于杨志押运花石纲而终于征方腊。其中着力叙述的是杨志卖刀、晁盖等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这三件事。又写了宋江在九天玄女庙得天书，上面有三十六将绰号姓名；晁盖死后众人推宋江作首领；后来受招安，收方腊，宋江被封为节度使。内容虽粗略，但故事的基本框架已与后来的《水浒传》没有多少不同。到了元代，出现了许多搬演水浒故事的杂剧，今存剧目二十几种，其中有六种存世。所叙宋江起义军故事以李逵的故事居多，剧大多由宋江开场，自称：“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幼年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致伤人命，被官军捕盗捉拿的某紧，我自首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去。因打此梁山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罗下山，将押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罗，寨名水浒，泊号梁山。”(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在这里，北方当时流传的宋江故事已经与梁山结合。“三十六人”已演化成“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有三打祝家庄、晁盖中箭身亡等故事，这与《水浒传》的故事规模更为接近。而且，杂剧中宋江的自述都大同小异，很可能出自一个共同的水浒故事底本，这个底本比《宣和遗事》更晚，因为诸如宋江迭配江州牢城、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以及李逵、武松、燕青等人的故事，都不见于《宣和遗事》。在这个基础上，《水浒传》产生了，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秩，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
　　根据现存《水浒传》最早刊本的署名以及有关记载，《水浒传》的编著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与之同时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明万历间王圻《续文献通考》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卷一百七十七)由这些记载推知，施耐庵编著的宋江故事的传本影响最大，现传《水浒传》又经过了罗贯中的加工，罗贯中理应视为《水浒传》作者之一。关于施耐庵的生平，现在尚无确切的详细资料。据民国间所修《兴化县续志》载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元至顺辛未(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之不得志，赍恨以终”。志文中还说罗贯中是他的门人，他“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尤为多”。今江苏兴化县有施彦端墓，传说即施耐庵墓。据当地出土有关文物，及《施氏族谱》等，可了解施彦端及其家族情况。但是，施彦端是否就是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以及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的真伪，学界未有统一看法，有许多人持否定意见。
　　《水浒传》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间郭勋刻本，原书共二十卷一百回，但今仅存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至第五十五回。又有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为明翻嘉靖本，有清朝补板。至万历时，容与堂刻《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一般认为此本最接近《水浒传》的祖本，一说是以天都外臣序本为底本的。上述均为百回本，在艺术上有较多的加工，文字较细致。其后，又有余象斗的百二十回本和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明末清初，金圣叹宣称得到了真正的古本，没有排座次以后的故事，实则是腰斩水浒，将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删去，结于卢俊义惊噩梦，梁山英雄被朝廷一网打尽，而将第一回改为楔子，使全书成为七十回。金改本文字较佳，贯华堂刊刻后在社会上极为流行，致使其他本子大多湮没不传。解放后，先后出版了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以及以金本为底本的七十一回本。

　　第二节　“官逼民反”的内容和“忠义”思想的悲剧
　　《水浒传》以历史和传说中的北宋末年宋江起义故事为基本素材，经过作者的一番“故事新编”，成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描述了一场人民起义由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小说起于高俅发迹，迫害忠良，于是天下英雄纷纷揭竿而起聚义于梁山，尔后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终止于梁山英雄被奸臣谋害，魂聚蓼儿洼。内容完整统一，在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揭示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这样一个造成被压迫者反抗的社会根源，歌颂了反抗压迫、反抗不平的英雄人物，描述了由个人复仇反抗到反贪官、杀豪强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以及不幸的结局。全书蕴含着浓郁的历史悲剧精神。
　　《水浒传》广泛而深刻地描述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贪官污吏的种种恶行，再现出“乱自上作”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这是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小说中被皇帝宠信的高俅，是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高俅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并因“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容许他在家宿食”。后来遇到天下大赦，他又回到东京，却因踢得两脚足球，得到端王的赏识。端王登基做了皇帝即徽宗，便将高俅任为殿帅府太尉。高俅一朝得势，便迫害忠良，任太尉的第一天，就公报私仇责罚王进，逼得王进走投无路，与老母弃官逃走。此后，高俅又为替干儿子高衙内抢夺林冲的妻子，陷害林冲。他与朝官蔡京、童贯等结成一党，把持朝政，无恶不作。作者将高俅放在小说开端，并使之贯穿全书，意在表明“乱自上作”的现实。除高俅之类当朝权奸外，作品还写出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泼皮恶棍。徽宗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高俅的弟弟高廉“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梁中书凭借岳父蔡京的势力，在大名府竭力搜刮钱财；恶霸西门庆“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经略府门下肉铺户郑屠，号称“镇关西”，竟敢虚钱实契，强逼民女为妾。如此之类，在社会上形成了严密的黑暗势力纲。这是造成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最直接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描绘了反抗压迫和黑暗势力的英雄，肯定了他们反贪官污吏斗争的正义性、合理性，展示出“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林冲等人的反抗道路是有代表性的。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虽也有“屈沉在小人之下”的感叹，但已有的社会地位和美满的家庭，使他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后来遭高俅父子的谋害，开始时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直到被逼得家破人亡、身处死地，才杀死害他的陆虞侯等人，风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阮氏三兄弟面对“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的现实也是强烈不满，后来参加了吴用、晁盖劫夺生辰纲的正义行动。鲁智深走上反抗道路，并不是因为自己直接受到欺侮，而是路见不平；他铲除了欺人的恶势力，终因社会不容而走上梁山。他勇猛无畏，“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与封建邪恶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此之时，天下英雄纷纷而起反抗黑暗，晁盖等人劫夺生辰纲后又在石碣村击败官军，孙立、孙新劫牢后率众人入伙梁山。直到“排座次”，宋江起义事业发展到了高峰。粱山泊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问贵贱”、“无问亲疏”、“识性同居”、“随才器使”，体现了被压迫阶级在走上反抗道路之后的一种具有封建民主意识的社会理想。
　　宋江起义军的反抗斗争，并不以推翻宋王朝为目标，最终只限于反贪官的范围，故小说以“忠义水浒传”名之。作者写作的主旨是希望封建统治者面对现实，接受教训，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所说：“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因此，作者有意安排了起义军受招安的结局。历史上，宋江起义军的结局，有不同记载，但《宣和遗事》讲宋江故事已是招安结局。《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当时各路起义队伍除陈友谅、徐寿辉没有降元，方国珍、张士诚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由此可知，作者关于宋江起义军受招安的描写是有主客观多种原因的。宋江起义军受招安后先是请命征辽，抵抗外辱，继而南平方腊，安定大宋一统天下。他们的行为自始至终带有封建忠义的政治色彩，与扯旗造反称王的方腊起义军有别。这是因为一方面宋以来带有鲜明的忠孝伦理观念色彩的儒学已渗透到封建政治文化意识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又是个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因而这就使深受封建政治文化影响的梁山英雄好汉，将“替天行道”与“保国安民”结合起来，高扬了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思想。可以说，这种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意识，也是梁山英雄由同封建国家机器和法律的对立冲突转为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的思想本源之一。《水浒传》从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或国家意识的高度，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宋江梁山好汉从反贪官到接受招安，又到征辽平方腊的全过程的有机内在联系，展示了这部伟大作品整个艺术形象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水浒传》也是“无韵之《离骚》”（鲁迅评《史记》语）。作者怀着强烈悲愤的心情，写出了英雄们的不幸和现实的黑暗。作者最终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性，忠实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起义的悲剧性的命运，使作品的“忠义”思想蕴含着极深刻的历史悲剧精神。在封建时代，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政治文化，既要求社会个体(主要是儒者)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又要求他们牺牲个体价值去服从专制的封建大一统思想，这本身就蕴含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因为，入世的个体只有在承认个体价值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大一统的观念却要求每个个体首先抛掉自我价值去服从专制意志，这就否定了个体政治参与的原本意义，也否定了实际生活中的个体价值。以宋江为领袖的梁山英雄怀着“同心报国”之志，但忠义不为世容，最后死于权奸之手，他们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正是封建政治文化自身的这种悲剧性冲突的必然结果之一种。“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宋江等梁山英雄死了，丑与恶仍旧任意主宰着历史，由封建政治制度本身造成的这种现实，却是有着忠义爱国思想或国家意识的梁山英雄们永远无法超越的。
　　梁山英雄们的悲剧，是封建时代中善与美被毁灭的悲剧。他们生逢“想做奴隶而不得”（鲁迅《灯下漫笔》）的时代，被“逼上梁山”，挣扎在社会矛盾的激流之中，但他们力行的仍是从封建政治文化中所寻觅的社会个体的使命。他们选择了受招安“同心报国”这条道路，但无时无刻不在受权奸的陷害。他们自认为东征西讨镇压方腊等“内乱”是爱国之举，但恰恰却是强化了封建国家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也为他们自己掘下了坟墓。他们最终无力挣破给他们造成毁灭性灾难的那张黑网，也难卸去心灵上尽忠报国的重负。宋江死后，魂入徽宗梦境，还想“恳告平日衷曲”，这是何等的可叹、可哀！这种巨大的历史悲剧精神，体现了在封建政治文化制约下，被压迫者不可能自觉认识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历史所蕴含的全部现实性因素，并在总体风格上构成《水浒传》全书沉郁悲壮的艺术精神。

　　第三节　《水浒传》的宋江形象
　　宋江是《水浒传》的核心人物形象，全书的基本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宋江的形象体现的。宋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和体现着深刻历史悲剧精神的形象。
　　宋江走上聚义梁山的道路，是经历了艰难的过程的。他原本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一身武艺，又仗义疏财，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论其才能和为人，“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后来，他因杀死阎婆惜而被刺配江州，又因醉后题“反诗”被问成死罪，梁山好汉在法场将他救下，他无路可走而上了梁山。晁盖死后，他坐上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宋江身为梁山义军首领，有不失江湖英雄豪侠义气本色的一面，在江湖好汉和世人眼中，他是“及时雨”，是一个肝胆照人的大义士。他的义气有很强的感召力。一丈青本不愿与王英结配，但感于“宋江义气深重”而“推却不得”。彭圮投降宋江时说：“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呼延灼为朝廷命将，兵败后不肯投降，但终为宋江义气所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宋江给李逵喝了毒酒，而李逵却折服于宋江的义气，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宋江死后，吴用、花荣闻讯在宋江墓前双双自缢身亡，也是因为“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作为义军领袖，宋江也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他率义军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并攻打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东平府、东昌府，此外还赢得三败高俅、两胜童贯的胜利，令官军屡剿屡败，梁山事业蓬勃发展。
　　但是，宋江在思想上笃信封建的忠孝之说，并将此奉为自己立身世上的不可改变的信条，他的义气在深层上最终是受制于封建的忠孝观念的。宋江信奉的忠孝思想，实质上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一种混合物，它对于处在受压迫和反抗地位的宋江来说，是一种强大的消蚀剂，软化了他的铮铮硬骨，使他丧失了起义军领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因此，他既缺乏对社会政治黑暗的认识，将宠信奸臣的昏君宋徽宗看得“至圣至明”，甚至求被梁山俘获的高俅回朝后保举招安，也不能认识自己落草梁山的行为，内心总存着一种罪恶感，视落草梁山为不忠不孝，一心要改邪归正，“盼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宋江最终接受招安，为大宋王朝攘外安内，死前怕李逵坏了他一世忠义清名而将其毒死，并剖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其性格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宋江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及其不幸结局，充满着历史悲剧精神。宋江的形象本由历史上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演化来，由历史到文学，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变化。《水浒传》中的宋江，是由作者以封建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塑造的。宋江身上带有封建时代仁人志士的那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他自云“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虽年已三旬而“名又不成，功又不就”，仍存“扫除四海之心机”，志在报国。宋江信奉封建社会所规定的忠孝报国等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准则，落草后一心想着招安，做宋王朝的忠臣。招安后虽时时遭到奸臣的猜忌与陷害，但他为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而焦虑不安，征辽后又马不停蹄平息了方腊的造反，尽忠尽责，而到头来还是被奸臣所害。他想建功立业，保国安民，留名青史，但徽宗昏庸，奸臣当道，朝野一片黑暗，而他又不赞成方腊反宋称王的行为。他不可能真正找到出路，也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却遭“朝廷赐死无辜”的厄运。他一次次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做人之路，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将他逼上绝境，当方腊受剐之时，他自己也失去了在这个社会中立足求生的可能，他的忠君保国行为并没有改变他被害身亡的悲剧命运。这，就是宋江形象体现的深刻历史悲剧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中曾爆发过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斗争，产生过许多杰出的起义军领袖，而《水浒传》塑造的宋江形象并没有达到那些杰出起义领袖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的高度。宋江不反昏君，而反贪官也不彻底，为实现招安、尽忠报国的目的，竟然跪倒在奸臣高俅面前乞求出路。宋江对统治者的幻想和在血与火的交锋中表现出的动摇与妥协，深刻说明封建时代被压迫的阶级在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宋江形象体现的历史悲剧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惋叹和深思。

　　第四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水浒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金圣叹论《水浒传》曾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这话虽有些夸张，但《水浒传》确实成功塑造了数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许多人物形象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水浒传》注意将人物置于具体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来刻画他们的性格，人物性格在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展开中得以传神般地表现出来。如写鲁智深与史进等在酒楼吃酒，听到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就焦躁发脾气，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听到“镇关西”郑屠的恶霸行径，立刻义愤填膺，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这些表现出他粗豪无畏、见义勇为的英雄性格。他送银两给金氏父女，又亲自送他们出城，表现了他救人救彻的侠义肝胆。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假意指着郑关西的尸首说他诈死，显示出他粗豪中有精细的性格本色。《水浒传》许多地方运用对比的手法显示人物的区别以见其性格特征。如写鲁智深要给金氏父女一些盘缠，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多银子，又向史进、李忠二人借银子。史进很痛快地取出十两，而李忠在催促之下才摸出二两多银子，这既写出李忠的吝啬，又衬出史进的爽利，更衬托出鲁智深的豪爽真诚。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节，写洪教头没有真本事，却满怀嫉妒和骄逸之心，而林冲虽武艺过人，却谦恭稳健，二人的言语行为对比强烈，林冲为人自然高出一筹。《水浒传》对人物的描写带有强烈的倾向性，感情色彩极浓，主要人物出场时，往往加以论赞，如宋江、武松的出场都是这样。对英雄人物所表现的正义、豪侠行为，都带有一定程度理想化的夸饰，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的夸张描写，都生动写出人物的风采。作品在整个布局上，也有意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使人们随着人物的哀乐而哀乐，对其悲壮的一生，寄予强烈的同情。此外，小说用细节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形象，也达到了同时期小说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语言艺术上，《水浒传》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说话人话本的艺术传统，它的语言以北方话为基础，经过加工而成为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无论叙事、写人，或人物对话，寥寥几笔，就神情毕肖。语言明快、洗炼、形象，表现力极强。如武松疑心哥哥死得不明，寻何九叔说话一节：

　　……武松却揭起帘子，叫声：“何九叔在家么?”这何九叔却才起来，听得是武松来寻，吓得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银子和骨殖藏在身边，便出来迎接道：“都头几时回来?”武松道：“昨日方回到这里，有句话闲说则个，请挪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头且请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赐。”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筛酒，武松更不开口，且只顾吃酒。何九叔见他不做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武松也不开言，并不把话来提起。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都惊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武松捋起双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疏，还晓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武大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闲言不道，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胳膝，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看着何九叔。

　　这里的描述就同生活本身的节奏一样，先写武松到何九叔家，如何揭帘子进去，相互寒暄；继而写二人同到酒店坐下，打酒，喝酒；再写武松掣出尖刀，向何九叔发问。人物的介绍和刻画、事件的进展过程，皆一目了然。尤其写武松把尖刀插在桌上时，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量酒的“惊得呆了”，武松“一双手按住胳膝，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笔墨不多，却将人物的心理和神态活脱脱表现出来。《水浒传》有些地方是能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说明它的人物语言达到了极高的个性化程度。如李逵初见宋江时，第一句话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让他拜宋江时，他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当知道确是宋江后，他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说完扑倒身子便拜。只这数句话，就使李逵粗率而天真可爱的性格跃然于纸上，闻其声口，如见其人。
　　《水浒传》是在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长篇小说，在成书过程中内容情节不断增饰，由简到繁，最后以众英雄纷纷走上梁山聚义、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被奸臣谋害为情节主线，结撰成书，因此，全书在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与整体一致相结合的特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各个相对独立的人物故事根据聚义这条主线连结在一起。一个人物故事，就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如武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卢俊义的故事等都具有这个特点。《水浒传》在结构上的这种独特性，较好地表现了全书的内容与思想。
　　《水浒传》对明清以来的社会和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它的反抗压迫的思想和对被压迫者反抗斗争的热烈赞颂，使统治阶级十分恐惧，明崇祯和清康熙、雍正、乾隆诸朝都严令禁止此书的刊刻流传。明清以来许多农民起义领袖都从《水浒传》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如宋景诗的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太平天国的旗帜上写着“顺天行道”的字样，义和团的旗帜上也写有“替天行道”的口号。一些领袖人物还把梁山英雄的姓名、绰号当作自己的名号，如清道光间桂阳农民起义领袖被称为宋大哥，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的石达开自称是小宋公明。起义军还把《水浒传》作为攻战的教科书。这些说明《水浒传》对明清以来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曾产生了具大的积极影响。
　　《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开创了英雄传奇型小说，影响深远。《金瓶梅》即由此书生发，《水浒后传》、《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书，《荡寇志》则作为对立的作品出现，《三侠五义》也有模拟《水浒传》的痕迹。此外，有《北宋志传》、《杨家府通俗演义》、《皇明英烈传》、《隋史遗文》等。明清戏剧受《水浒传》的影响也不小，李开先的《宝剑记》、沈璟的《义侠记》、许自昌的《水浒记》、金焦云的《生辰纲》等剧，都取材于《水浒传》。《水浒传》所体现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点，被后世文学艺术家广泛继承。时至今日，《水浒传》仍成为影视、绘画、雕塑等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产生着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