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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宋代的社会、文化与文学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自立，建立宋王朝。此后，太祖赵匡胤与太宗赵光义经营近二十载，基本消弭了唐末五代政权的叠更变乱与战火频仍，结束了长期以来支离破碎的割据局面。鉴于唐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力避“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态势的重演[1]。
宋王朝高度重视文治、重用文臣，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不尚谱牒门第，提高文臣的政治、生活待遇。官僚阶层多任用文人，上至宰相，下至州郡长官，甚至主兵的枢密使也由文官担任。君主还进一步分散大臣的权力，实行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分设更多的官职，使文臣间互相牵制，防止专权。这些措施十分有利于巩固政权[2]，但对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很大作用，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成为宋代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崇文与抑武这一双管齐下的基本国策使宋代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然而宋王朝对内患高度重视的另一面是对外忧的漠视，崇文抑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内患的发生，但是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外忧的种子。在军事部署上，宋王朝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作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在边境只驻有仅可资防守的部队，而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冲要地区，专力防范内部兵变。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灭，在对辽、西夏和女真的历次战役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失败后又本着“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原则，以土地、财物换取和平，大肆盘剥人民。不仅不去积极加强防御力量来取消或减轻岁币，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这种政策必然使宋王朝的内患外忧更加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态势当中。
内外交困的政治社会局面直接促使一部分有责任感的文人积极争取改变社会现实，两宋时期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形成了激烈尖锐的党派之争。北宋时期主要是革新与保守之争，围绕政治的改良展开，以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为代表，前者是范仲淹、欧阳修主张的厚农桑、减徭役等措施遭到吕夷简、夏竦等人的反对；后者是王安石提倡的青苗、方田等措施遭到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南宋时期的党争主要围绕和与战的分歧展开，绍兴和议前后以秦桧和岳飞为代表，隆兴和议前后以汤思退和张浚为代表，嘉定和议前后以史弥远和韩侘胄为代表，南宋末以贾似道和文天祥为代表。党争和君主分权而治以便彼此牵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上产生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争论不休，难以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便是后人对他们的尖锐讽刺。
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政治态度，崇文抑武的国策激励起文人愈发强烈的参政意识，外忧内患的深重则引发他们更加深刻的忧患意识。“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看作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努力追求的风范节操，是他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写照，远远超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观念。他们不仅是处士横议、坐而论道，而且进一步去改革制度、参与实施，以期改变本朝内忧外患的窘境。所以宋代“士”阶层的很多人兼具文人、官僚、政治家三重身份。
文人自觉的参政意识使时事政治自然而然成为文学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文集中谈及朝政史事、社会现实的比比皆是，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即使是以“浪子词人”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反映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专重词艺的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加强，在广度、深度上远超前代。文学创作的高潮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而出现的，譬如庆历新政、熙丰变法期间都出现了相应的创作高峰。这使得宋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深沉的忧患意识掀起了爱国文学的高潮。爱国主题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从屈原到杜甫，每逢多事之秋，爱国的热血就会在文人士大夫的身躯里沸腾，爱国主题就会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屈辱的处境使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忧虑更加深重，这种心绪自然流露于笔端，北宋从王禹偁《唐河店妪传》、苏舜钦《庆州败》到王安石《阴山画虎图》、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佳作层出不穷。即便是以婉约柔丽为传统风格的词坛上，也出现了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神子·密州出猎》）和贺铸“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六州歌头》）那样的雄豪之音。南宋的外患愈发严重，铁马胡笳不断骚扰边境。山河破碎、中原沦落的现实，令文人万分悲痛。其中时代的最强音莫过于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他们将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志士的豪健与阳刚。这一时期即使是婉约词派的姜夔、吴文英，崇尚隐逸的“四灵”和行谒谋生的江湖诗人，同样也写下了不少忧国的篇章。宋代文人将民族危亡之际的呼声与心声化入作品，后人则在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沉郁慷慨的家国之思。
宋人的参政意识与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主题，而且对文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念，宋人多会考虑文章表达与接受的效果，“易道易晓”成为宋人为文追求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国力脆弱、外战屡败，宋人的自信与热情受到打击，不自觉地流露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与惆怅。较之汉唐，宋人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豪情壮志，即便是雄心与魄力兼具的王安石也只说“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宋人的心态变得谨慎、平钝、收敛，文中的议论也从锋芒毕露一变而为平实深沉。
较之外患的深重，宋王朝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这客观上创造出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对促进文化的繁荣乃至文学的辉煌都非常有利。
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成熟期的典型范式。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楚辞集注》）陈寅恪更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一个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的新境界。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质是恢宏的整合气度与内敛自省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与唐代文化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化范型，必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深刻的制约影响作用。
宋代文化的发达有多方面的原因与表现。首先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宋时教育非常兴盛。宋代的官学、私学都很发达，从国子学到县学，普及面极为广阔。私立学校也很兴盛，如白鹿洞、应天府等著名的四大书院，可同时容纳数千名学生，“以至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规模和学术水准都能与官办学校相媲美。[3]文化的发展又与先进科技水平的助益关系甚大，尤其印刷术的精良与普及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宋代公私刻书业都很兴盛，“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拿国子监收藏的书板来说，国初不及四千，短短四十多年内就猛增到十余万。当时不仅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士庶之家亦皆有藏书，且动辄就有万卷之众。宋代还首次出现了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像著名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
宋代文化事业中尤足称道的是《天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大类书及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编撰，诸书涉及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规模远迈前代，给当时与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给宋代士人以深刻的浸染，他们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同时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宋代私家著述远超前代，还有不少是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士人的渊博深湛促使宋代学术达到了全面的繁荣。当时的理学、史学、文艺学、考据学都很发达，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杨万里等都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写下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著作。学术修养的高深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则表现为以学问为诗为文的倾向，提倡“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因此增加了作品的学术性、文人气，使作家更善于深刻的思考与缜密的议论，使作品意蕴更加深厚丰满。
宋代文学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教育、印刷业的发达与作家的知识素养，同时也是宋型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由于宋王朝提倡文治，艺术高度繁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都各呈异彩，它们与文学彼此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趋势越发明显。对不同艺术间融通交流的认识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普遍认知，譬如苏轼的著名观点“诗画本一律”（《书鄢陵王主簿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的融通理论是宋人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画论与诗论交融渗透、相互影响，绘画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题材，还深刻影响到诗的艺术表现技巧。音乐与舞蹈更与宋词的发展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艺术交流活动的丰富频繁。文学与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的交流，不仅增加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提高了他们的美学品位，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宋代文人的文化视野、增强了他们的艺术气质，并给宋代文学输入了更加新鲜的血液。
第二节 宋代城市生活与宋词的发展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极为繁荣，唐时兴起的草市、墟市及据于交通要道用以驻扎军队的镇，多已发展成为商业繁荣的市镇。宋神宗时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就有46个,其中超过20万的有6个，而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在人口的高峰期都远远突破了百万大关。城市建制也一改唐五代时期坊（居住区）、市（商业区）分开的格局，将坊市融合，并开放夜市，为城市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机制。
城市商业和娱乐业的发达带来了市民阶层的成长壮大和市民文艺的全面发展, 尤其推动了城市音乐文化的兴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对当时商贾辐辏、百业兴盛、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都市繁华作过生动的描述，“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如此绮丽繁华的都市风情必然增长了市民阶层对音乐歌唱艺术的消费需求, 同时促成了广大文人阶层冶游狎邪风气的盛行及其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熟悉。繁荣的市民文化消费生活带来通俗文艺的极端兴盛，后世一切通俗文艺品种几乎都在此时产生，小唱、鼓子词、诸宫调、词话、讲史、说经、杂剧、南戏、傀儡戏、影戏、版画、招贴画、话本、剧本、词曲本、小泥塑等等，应有尽有，宋代因之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转折。
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学样式中，词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凭借着发达的音乐文化基础和适宜娱乐消费的都市环境，词茁壮成长为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文学的绚丽夺目的奇葩。词之所以能在宋代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原因是多方面的。随处雕楼画阁、夜夜笙歌曼舞的城市生活是其生长的温床，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宋代的财政措施、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市民消费的需要紧密相关。宋王朝采取“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的财政措施，积聚大量财富为皇室与官僚享用。宋王朝优待官员，主张以物质享受笼络臣子，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种以高官厚禄来笼络官员的做法，作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始终未变。特别是文臣的待遇更加丰厚，俸禄之高，赏赐之多，前代无法比拟。不仅任职期间俸禄优厚，退休、离职后仍以“祠禄官”的身份领取不菲的官俸。另外出于对宫廷奢靡生活的仿效和对朝廷疑忌回避的考虑，宋代官员大都沉迷于奢华的歌舞生活中，以丰实的物质条件创造歌舞升平，在歌舞升平中满足精神上娱乐与避祸的双重心理。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4]，其中最普遍典型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绣幌佳人曼舞轻歌的氛围中浅酌低唱，歌唱他们自己谱写的词曲。有关这方面的文人轶事，词话中多有记载。譬如“未尝一日不饮酒”的晏殊，饮酒必“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 “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晏几道在沈廉叔、陈君宠家作客时为莲、鸿、苹、云四妓作词歌唱；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清波杂志》卷五)；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予歌女一名。凡是当时地位高的士大夫，家中多蓄家伎；地位较低的官员则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像欧阳修、张先、苏轼等人都为官伎作过词。歌台舞榭中的饮酒作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频繁演绎的内容，而词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发展迅速，异常兴盛。
上层宫廷、官员的奢华，引起了一般市民对奢靡风气的崇尚，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很自然，词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民间对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有文人士大夫的词作流传民间；一方面还有一些流落市井的文人，直接为歌女写词，譬如惯常出入秦楼楚馆的柳永，“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词中多有对市民生活情调的反映，所以市井百姓尤其喜好。即使北宋中后期崇尚醇雅的秦观、周邦彦，也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于此可见，由上至下文化消费的广泛需求，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使词很快兴盛起来。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词的繁荣也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与唐诗盛极而衰的诗体发展趋势和唐五代词曲折演进的艺术积累有关。“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于是诗衰而词兴。王国维《人间词话》把诗敝而词兴这一文学现象放置在整个中国诗体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去观照，“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颇有见地。从某种程度上说，宋词的发展与兴盛正是遵循了诗体发展的规律。诗歌体裁由于形式过于整齐，有时难免会影响到表现力，尤其是律诗更受到起承转合的限制，均衡如一的节奏有时很难表达丰富复杂的情感。词体长短句的格式可以灵活多变地表达深细幽微的情愫，弥补了律诗的不足。其要眇宜修、轻灵活泼、委婉言长的特点很宜于宋人驰骋文才。而且经过晚唐五代文人的创作实践，词越来越彰显出独树一帜的文体气质和美学特征，这块尚待开掘的文学领域就为宋人的拓展与挖掘留下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尤其在唐诗盛极难继的尴尬局面中还能另辟一个鼎足并峙的文学领域，这对宋人来说亦称难能可贵。词的兴盛不但是宋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由词的自身特点所决定，词和诗歌不同，诗主要用来述志，词则适于娱情。“感于文不如感于诗，感于诗不如感于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书堂词话》），“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以，宋代文人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用词来抒写个人生活中的欢愉愁怨，将丰富美好的声色享受、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写入词中，谱进曲里。譬如一代儒宗欧阳修，他的艳词缠绵绮靡，与其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辩为伪作。诗词的分工既能使宋代士大夫实现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又能使词较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保持住自身的特性，有利于词在文坛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宋词的繁荣主要从创作成果的丰硕、作家队伍的规模以及词体格性分的完善等方面表现出来。据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和孔凡礼辑补的《全宋词补辑》统计，现存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共1493人,词作逾二万首，比之唐五代词，数量翻了十倍有余[5]。宋代涌现出大量的词人别集。唐五代词人有别集传世者仅冯延巳《阳春集》、李璟和李煜父子《南唐二主词》,其他见诸记录而失传的词集也不过温庭筠《金荃集》等数种；而宋词别集传世的多达313种[6]（其中有52家别集原本已佚而为近人辑佚而成）。宋代多数词人别集有刻本，著名者如柳永《乐章集》、苏轼《东坡乐府》、秦观《淮海词》、周邦彦《清真集》、辛弃疾《稼轩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吴文英《梦窗词》等，皆广为流传。宋代词人各自的创作成果也远超前代，唐五代词人存词数量超过百首的只有冯延巳一人，而在宋代词人中，存词数量在百首以上者有51人，其中著名词人的作品数量大多在数百首以上,譬如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吴文英341首、贺铸283首、刘克庄269首、晏几道260首、欧阳修242首、柳永213首、黄庭坚192首、周邦彦186首、张先165首、陆游145首、晏殊140首等等，而且宋代有不少文人如柳永、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还是致力于词创作的专业词人。总体看来，宋代词人中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大致在300家左右，名列前茅的则有几十家之众[7]。这批词人分布于两宋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词坛的名家辈出又造就了众多的艺术流派，“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朱希真体”、“稼轩体”、“白石体”、“梦窗体”等名目标志着诸多词人自成一格，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除大家、名家之外, 宋词还有很多的中小词人和业余作者，举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乐工歌妓、贩夫走卒、方外僧道、钓叟莲娃等等，都创作过一些词作。所以宋词的创作队伍兼具精英性和普遍性，在整个词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创作成果最为丰硕、艺术生命最为强劲、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支队伍，正是他们共同推动宋词走上了繁盛的巅峰。
宋词昌盛气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词调始于唐，而大备于宋。《全宋词》中,宋代词人共用词调881个；若计入同调异名者,则共用1407调；若再加上一调多体的情况, 则宋词所用词调大致有近2000种体式。而且形式繁多，有引、有序、有慢、有近、有犯、有歌头、有摊破、有转踏、有转调、有增减字、有偷声，创调极其丰富、体制极其变化。宋代所用词调的总数比唐五代词翻了约6倍多，为后人依调填词提供了规范完备的词谱格律。唐五代词的用调主要以小令居多，形式较为单一，而宋词用调多是短调小令与长调慢曲兼备，各擅胜场。[8]就个体词人的用调情况来看,唐五代词人用调最多的是冯延巳,也不过36调，而宋代词人的用调则大幅度增加，如柳永用调133个、张先用调100个、周邦彦用调112个、辛弃疾用调104个、吴文英用调146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以“自度曲”而著称的姜夔，其词作总数虽只有87首，用调却多达56个。词调的繁兴与完备、形体的成熟与新变、规范的建立与完善使得词体的格式基本定型。另外，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从樽前筵下、舞榭歌台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在题材内容、词境词风上都有了很大的开拓。唐五代词多写风格婉媚的艳词，也只有婉约一种风格，宋词沿承传统的同时有了新的突破，一方面继续浅斟低唱、风花雪夜的情色主题，一方面又开拓出新的题材内容，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咏史、咏物、田园、赠别、谐谑等题材皆有涉及，几乎可与诗歌相媲美。词风却是异彩纷呈，如柳永、秦观、李清照之婉约，苏轼、辛弃疾之豪放，姜夔之骚雅。特别是苏、辛一脉，自抒逸怀浩气，倾吐英雄豪情，他们于婉约之外别开疆域，开辟出新的词境。这种新词风提高了词的地位，使词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从整体观照，词基本上还是沿着两种路数演进的，一种是由晏殊、欧阳修逐渐到周邦彦的一派，他们保持词的传统畛域并使它越发精致细密；另一种由范仲淹、王安石再到苏、辛一派，他们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宋词的繁荣昌盛实是社会外部因素和文学内部因素合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词体格式、形式规范、表现技巧、风格意境诸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宋词在词体文学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宋词成为词史上不可企及的巅峰。凭借宋词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它被指认为宋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成为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等并列的“一代之文学”的杰出代表。
第三节 宋代文人心态与美学趣味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的三大支柱。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对儒、释、道三家的兼收并蓄，以儒为主，兼取百家。三教为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支配地位而相互争衡，地位时有起伏。至宋代，统治者力图在民众心里根植“三教本一”的思想，鼓吹佛与孔孟“异迹而道同”，“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宣扬“以佛修身，以道养生，以儒治世”[9]，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三教义理发生了趋同性的变化。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哲学转而注意到对人的心性精神的省察，形成具有新的特质风貌的宋学(以程朱理学为代表)；佛学则进一步世俗化，将出世与入世的精神作了一定的融通；道教在极力张扬道家人生哲学的同时摒弃了形而下的外丹之学[10]。三者都从外部事功的关注转向对内心修养的重视，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有机的融合。比如佛教为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主动吸收整合儒、道两家的思想，将佛家教义与儒家仁义忠孝观念结合起来，佛教宗派中的禅宗与净土宗盛行一时；而以纯儒自命的理学家，他们关于性命义理的哲学思想其实都以释、老为津梁，在佛、道两家教义中都能找出蛛丝马迹来，程颐就曾坦言其兄程颢的学术乃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而宋代文人的处世心态、审美趣味无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宋代士大夫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传统价值理念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定位，把两种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处世方式融于一身，既重外部事功，又重内在修养, 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追求个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够超然于仕途中的荣辱得失。在宋代士大夫看来,个体人格修养的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外在的事功不过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他们可以在内心的适意与自足、自由中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所以在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与行动中，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是并行不悖的。由此，宋人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唐人的整体风貌开朗豪爽、积极昂扬，个体意识极其张扬，有一种恢宏的胸怀气度；而宋人则怀有较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因此收敛了浪漫狂傲的个性心态，变得深沉、理智、内敛，也更为超脱、达观、平和。他们既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穷达升沉均不萦系于怀。居官时固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罢黜时亦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贬谪也不怨天尤人，而是胸怀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态度,“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黄溪夜泊》）。洪迈对此作过形象的阐释：“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容斋随笔》）这种处世心理显然接受了老庄的淡泊无为和禅宗的随缘任运的多重影响。文人心态的成熟与稳健使得宋代艺术别有韵致，与奔放、劲健、质朴的唐代文艺相比，宋代艺术推进到一种精巧、深沉、纯熟的境地，显示出文人审美心理的进化与成熟。
经由庄、禅哲学与理学的过滤与沉淀，宋人的审美情感已经提炼到极为纯净的程度，它所追求的不再是外在物象的气势磅礴、苍莽浑灏，不再是炽热情感的发扬蹈厉、慷慨呼号，不再是艺术境界的波涛起伏、汹涌澎湃，而是对某种心灵情境精深透妙的观照，对某种情感意绪体贴入微的辨察，对某种人生况味谨慎细腻的品味。这种审美情感是宋人旷达、超然、深沉、内潜的人生态度的折光。
宋代的艺术特质随着宋人的思想修养和人生态度的变化逐渐向内在的神韵和格致发展，形成新的审美思潮，平淡与自然因此而成为宋代艺术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平淡”美是宋人艺术观念中最普遍的一种理论自觉，“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古淡有真味”（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发纤繷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范温《潜溪诗眼》）、“大抵造语平淡，当自绚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以造平淡之境” (葛立方《韵语阳秋》) ，追求历经绚烂华丽而后洗尽铅华的平淡真纯之境，是宋人的一种共识。这还可以从宋人嗜陶、学陶的风气中看出，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能体现平淡自然风格的大作家，崇尚自然是他人生哲学的内核与支柱。苏轼将陶渊明置于古今诗人之冠，“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子由书》）钱锺书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第一；东坡和陶，……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谈艺录》)即使是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出名的黄庭坚，也崇尚平淡，所谓“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与王复观书》）。平淡的追求与心境的淡泊密切相关，黄庭坚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中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槁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啜茗，如饥啖汤饼。”由此可见宋人的处世心态对审美趋向的巨大影响力。
崇尚自然也是道家思想对宋代文学精神和文学意境影响的一种表现，它包含着客体对象的自然显现和主体风格的自然流露。欧阳修虽以儒家道统自命，其文学精神却是以自然为本。作文主张“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作诗推崇“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以造就自然浑成之境为高。苏轼论文则主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与谢民师推官书》），论诗认为“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南行前集序》），循自然之理。[11]可见，宋人追求的自然是一种无所矫饰的境界，不杂尘滓，不掺俗情。
对平淡与自然这两种境界的崇尚与追求，使宋代文学于形貌之上不取丰腴绚丽而取瘦削矍铄，于意境之上不取浅表声容而取深潜意蕴，仿若汇集了千万条溪流之后的湖水，消失了激流漩涡，藏匿起浪音涛声，托浮而出的是饱涨、平静、清澈的水面。它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的人生境界在文学上的投影。
宋代文人的美学趣味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审美心理的禅化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这与宋代禅宗的盛行与宗教精神的世俗化有着直接关联。北宋王朝一反后周灭佛政策，使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充分中国化、世俗化，将禅的意味直接渗透沾溉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因而盛行一时,“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苏轼《书楞伽经后》) 。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由禅悦之风的引导,在高雅的哲学思辨、神秘的宗教关怀与低俗的现实生活之间,发现了一个极具审美意味的心理境界。由此出现了士大夫禅学化、禅学士大夫化的合流倾向。他们十分钟情于理趣禅意，喜谈佛参禅。这种文化心理自然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 渗透到文学中来，以禅论诗也就成为一种时尚。禅对文学家心灵的影响强化了审美主体意识，提高了他们的审美心理素质，破除了他们的审美执著，有利于审美视野与审美境界的进一步弘深与提纯。另一方面，受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观的影响，宋代禅宗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认为禅悟产生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释了元《与苏轼书》），所以宋人认为雅俗之辨不在于外在形貌而在于内在心境，他们十分重视心性的修养，削平情感的波峰，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禅学的世俗化带来的则是文人审美态度的世俗化。宋人认为艺术中的雅俗之辨不在于审美客体孰雅孰俗，而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与情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苏轼《超然台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黄庭坚《题意可诗后》）。
审美情趣世俗化的转变使文学观念开始由严于雅俗之辨向以俗为雅转变，关于“以俗为雅”的命题，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都曾提及[12]。这种转变在宋诗中的表现最为明显，具体表现在题材和语言的世俗化上。题材的“以俗为雅”与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密切相关，宋人拓展了诗歌表现的范围，挖掘出生活中随处而有的诗意，使诗歌题材愈趋日常生活化；语言受禅籍俗语风格的直接启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以俚词俗语入诗，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从而又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13]。这些都有助于宋诗形成有别于唐诗的长于思理筋骨的特征。
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促进了文人心态的转变，美学趣味在有品节有涵养的人文修养、沉稳平淡的处世心态的影响下开始嬗变翻新。这使得宋人的审美领域进一步扩大, 美的本质因此而得到深入的发掘, 宋代文学于此基础上得以灿烂辉煌，并盛极而变。
第四节 宋代诗文成就与文学史地位
宋词虽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称为所谓的“一代之文学”，但在宋代的文学创作中，诗和文的创作也相当发达，成就与影响不输宋词。看重文学功利性的宋代文人十分重视诗文，致力于充分发掘它们的审美功能与政治功能。应该说，诗文是最能反映他们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
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即已登峰造极，臻于绝诣，一种成熟而凝定的诗歌范式业已深入诗人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人们每每喜欢引用“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蒋士铨《辩诗》)来形容宋人所面临的难以为继的困窘。然而诗歌总要随着时代的步伐演进，即使找不到新道路，下山路也得继续走。宋人小心翼翼地绕开唐诗中已经形成的法度套路，试图摆脱唐诗的藩篱，他们强烈的创新精神与用意经营的创作实践令宋诗别开生面、成绩斐然。
题材的开拓是宋诗的一大特点，虽然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却能在唐人开垦过的土地上继续耕耘、向深处挖掘，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细物上，拿类注苏诗与《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前六十卷的类目[14]与《瀛奎律髓》相比，在“士人日常生活”方面增加了生日、修养、省亲、书画、笔墨、砚、琴、剑、器用、灯烛、食物、药物等，这些即使在唐诗中出现过，也是零星点点，然而在宋代数量之多已可归类。不仅如此，宋诗分类愈加精细，譬如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在岁时节气方面的分类，颇能洞幽烛微。选材角度也趋向世俗化，我们可从苏、黄与李、杜的送别赠答诗，范成大、杨万里与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的比较中看出这种新变。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从超尘出世的原始山林回到了亲切可感、情趣盎然的烟火人间。而且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多是普通人，不再是令人仰望的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些都使得宋诗变得更加平易近人，与唐诗的奇情壮采迥然有别。
宋诗艺术手法上的创辟之处，前代学者早有论述，严羽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批评宋诗，但是这句话却比较准确把握了宋诗异于唐诗的艺术特征。[15]“以文字为诗”进一步说就是以文为诗，即诗歌的散文化，以散文句式、句法入诗。韩愈诗已经开始运用，“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以文为诗可以突破诗歌语言句式的束缚，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但也很容易破坏诗歌语言的优美生动，削弱诗歌的美学特征。“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为广征博引、多用故实。这与宋人高度的人文修养、学术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唐代的杜、韩已露端倪，但终未形成“一代”之倾向，至宋代则成为一种普遍风气。从西昆体到苏轼，延续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宋人的使事用典，寄托深化了所要表达的人文情怀，有不少可以做到贴切恰当、增添渊雅风味；但也有些只在学问中讨诗料，“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薑斋诗话》）。传统观念中诗是“主性情，不主议论”（沈德潜《说诗晬语》）的，宋人却“率以议论为诗”（潘德与《养一斋诗话》）。自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起，议论就已经成为一种倾向，但还处于探索初创阶段，诗中议论较多生硬。发展到王安石、苏轼，他们借助深厚的文化蕴涵，包括禅学机锋以及各方面的艺术修养，使诗歌的议论变得更富理致思辨、更加成熟自然。南宋陆游、杨万里、朱熹等人则凭藉对生活的丰富体验和高度的理学思想修养，写下了更多“有理趣而无理障”（刘熙载《艺概》）的代表诗作。议论化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使宋诗迥然有别于唐诗。但过多的议论也会削弱个体情感的意味，使得诗歌思理严肃而灵动不足。
在唐诗之外新变的这些艺术特点，既成就了宋诗，同时也因其弊端招致了接踵而来的不满与批判。甚至有批驳者认为宋“一代无诗”（王夫之《薑斋诗话》），清代竟致出现“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叶燮《原诗》）的现象。相反，推崇宋诗的也大有人在，认为欧、苏、黄、陆等诸大家“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清代也掀起过宋诗热，“远近竟尚宋诗，见读唐人诗辄笑之”（沈德潜《方重华勺湖集序》）。唐诗与宋诗优劣的争论可谓是此起彼伏、旷日持久。
尊唐抑或宗宋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范型、文学价值的观念之争。之所以久而未决，正说明二者力量的势均力敌。其实，唐诗与宋诗之间有着不可忽略的因袭痕迹，他们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两个连续的点，一脉相承，有拓展，也有延续。宋人在努力开辟自己的诗风时，没有可能完全绕开前代诗歌的形式与技巧而另立规则。唐诗的浸淫是潜移默化、无可避免的。即便是宋诗最具特色的创新之处依旧能从唐诗中寻出蛛丝马迹来。譬如，诗歌题材、语言的通俗化趋向实际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进一步描写更加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采用更多的俗字俚语，从而形成一种显著的特色。诗歌的议论化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到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以议论为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诗坛风尚。“以文为诗”则始自韩愈。在对唐诗典范的承传创变中，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叶燮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卷一）宋人正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代诗风的，宋诗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宋人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们的高度自信与创新精神，挑战极盛，力创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
宋代诗人的惨淡经营使宋诗于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都是生新的，如梅尧臣之平淡、王安石之精悍、苏轼之畅达、黄庭坚之瘦硬、陈师道之朴拙、杨万里之活泼，都可看作是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一般认为宋代诗坛的主要风格有两种，即平淡流畅与拗峭瘦硬。苏轼和黄庭坚是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诗学理想殊途而同归，无论是崇陶还是尊杜，一致指向的都是对平淡美的讲求，这实际是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宋人还常花费机智与心思在诗中融入自己的知识学问，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令人读其诗如嚼橄榄，慢慢咀嚼其中深意。由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在宋代诗风的背后，映射着宋人深刻的思致、复杂的心境与细腻的感觉，和唐人大不一样。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老成，这才是唐宋诗内在本质上的差异。[16]
宋诗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审美风格上的突破，奠定了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与唐诗双峰并峙。宋诗的长处，不在情韵而在思理，“筋骨思理”是宋代诗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在诗歌中的集中表现。宋诗经过理性节制的情感内蕴，温和内敛，没有唐诗的热烈奔放；平淡瘦劲的艺术风格，也没有唐诗的色泽丰美。但它同样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一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影响深远。金代苏学大盛，有“金源一代一坡仙”的说法。元、明、清的诗坛上尊唐与宗宋一直交错出现，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存在着学唐体、效宋调的并存迹象。特别是到了清代，宋诗开始受到重视。清中叶，尊唐宗宋者各有其人，晚清“同光体”盛行一时，有学者以为它是宋诗中兴的标志。宋诗对后世的影响几乎可与唐诗相颉颃，宋以后的诗歌大抵未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
不像诗歌，后人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迅速发展，成就卓异。在作家阵容、体制法度、艺术风格、文章功能诸多方面堪与唐文并峙，甚至超越了唐文。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古文八大家，除韩、柳外，皆为宋人，可见宋代古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
两宋散文流派层出，群体蜂起，他们各树一帜，竞辟新境，共同创造了宋文发展的繁荣景观。北宋前期有五代派与复古派、西昆派与古文派的对峙与抗衡，各以徐铉、柳开、杨亿、穆修为核心；北宋中叶是散文发展的鼎盛期，不仅涌现出一系列的流派与创作，而且出现了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巨擘，一改前期诸派各有偏执、气局较窄的缺失。主要在欧、苏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却又结构松散的古文派，成为宋代品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且具有多元化倾向和开放性特征的散文流派。这批作家的人文素养相当精深，在创作上以数量与质量二者兼胜，且在当时的地位较为显赫，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深广的影响力。南宋散文的创作实绩较北宋逊色。南渡前后文采派与抗战派并行发展，各以汪藻、李清照和李纲、岳飞为代表。中兴时期，事功派、理学“正统”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或联袂而出，或鼎足而立，或前后继踵，形成又一个繁荣期，其中陈亮、辛弃疾、陆游、朱熹、叶适等皆为散文名家。南宋末年，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派以慷慨激昂、悲壮雄劲的旋律将宋文推向最后一个高潮。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较之唐代壮大了许多，不仅流派众多，而且名家蔚出。除“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宋人，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都以散文名家。
宋文成就与体裁样式的开拓和创新密不可分。散文文体在宋代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古文发达的同时伴随着宋四六、文赋、记体散文等多种具有重要开拓性的体裁样式。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章法、句法等方面的探索给宋代古文作家以有益的启示，但当时的古文并未能取代骈文的文坛正统地位，晚唐五代时骈文依然占据优势。宋代作家清醒地鉴别了唐代古文的得失，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们十分注意吸收骈文、赋体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他们还借鉴古文手法改造骈文、辞赋，发展骈文、辞赋中的散文化倾向[17]，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宋四六和文赋。宋人对于“记”体的发展、改造、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叶适说：“‘记’虽（韩）愈及（柳）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习学记言》）。此外还有大量的书序、题跋、诗话、笔记、日记、文艺散文，体裁完备，格式多样。[18]大多不拘形式，独具一格，标志着古文文体的充分解放。
宋代文风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欧阳修的平易纡徐、王安石的简洁峻切、苏轼的自然雄放等，整体倾向则和诗歌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为纠正唐文艰涩古奥之弊，他们在语言上尤其强调“达意”的重要，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的文风。这种风格使宋文如行云流水，又能将散文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极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无疑具备更加广泛的适应性。自宋代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最终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复彝仲论文书》）这句话正是对宋代散文历史地位的定评公论。
就文学成就而言，宋文与宋词、宋诗也难以强分高下、硬作轩轾。宋人自己对本朝文章很是期许，欧阳修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集古录跋尾》卷四）陆游说：“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震耀无穷。”（《尤延之尚书哀辞》）。后代文人亦颇推崇，“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既将宋文列为宋代文学之胜，又将其地位与汉史、唐诗相并列。宋文成就也确非虚名，从流派的众多、体裁的完备、表现的成熟等诸多方面来衡量，宋代散文确实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巅峰状态，其地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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