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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思想和诗人形象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
杜甫的一生和创作道路可分为四期。
公元712～746年为读书游历期。
杜甫少年时即才华横溢，他日后曾自诩“读书破万卷”，这万卷书都是他早年力学所致。他在《壮游》篇中曾回忆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虽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但受时代风气的熏陶，青年时代的杜甫也充满浪漫精神，曾多次漫游祖国。第一次是以吴越为中心，瞻仰了王谢、阖庐、吴太伯等人遗迹。公元735年回到洛阳应考，落第，然后开始以齐赵为中心的第二次漫游，经历过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浪漫生活，并和李白结识。这一期可视为杜甫文学创作的准备期，留传下来的作品只有二十余首，并未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但《望岳》、《房兵曹胡马》等作品遒劲浑厚，已初见老杜端倪。
公元746～755年为困守长安期。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杜甫于天宝五载（746）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理想来到长安求仕。次年，杜甫参加朝廷的加试，但奸臣李林甫却以“野无遗贤”为借口，一个也不录取，杜甫再次落第。但杜甫并未气馁，于天宝十载（751）先后献《进雕赋》、《三大礼赋》等，终于受到皇帝的注意，“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并授以京兆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五载（755），授河西尉，不赴，改右卫帅府兵曹参军。这一时期是杜甫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他抱着兼济天下的信心求仕，却连独善其身都难保，生活非常贫困，尤其是在授官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甚至寄寓于外地的儿子也被饿死了。混迹于上层社会，使他看清了统治阶级的腐败荒淫；漂泊于下层社会，又使他目睹到人民的苦难。他对天宝盛世的内幕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看到它腐败不堪的本质，预感到它一触即发的危机，为他成为人民诗人、现实主义诗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优秀的现实主义名篇先后问世，老杜风格也得以确立。
公元755～759年为陷贼与为官期。
天宝十五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奉先县探家。次年杜甫历经千辛万苦，与难民为伍携家逃难到鄜州羌村。杜甫又只身北上肃宗设在灵武的行在，中途被安史叛军俘获，押送长安，过了一段陷贼生活。至德二年（757）杜甫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述怀》），授左拾遗。这是杜甫一生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但因为房琯辩护，旋被解职，被赐还家。乾元元年（758）还朝后，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杜甫曾回洛阳处理家事，在由洛阳回华州任所途中，正逢安史之乱战事最激烈的时期，当时官军本可一战取胜，却不幸大败于邺城，溃不成军，死亡遍地，到处抓丁，杜甫目击了这一切。回华州后不久，即弃官。这一时期是杜甫与现实和人民结合最紧密的时期。在赴鄜州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和父老乡亲一起逃难，一起流泪，空前的浩劫，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忆在潼关诗兴多”，形成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一期的代表作。
公元759～770年为漂泊西南期。
弃官后诗人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四川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购置了草堂，赢得了一生难得的安定时期。但好景不常。宝应元年（762），四川军阀徐知道叛乱，之后吐蕃入寇，诸将争权，蜀无宁日，杜甫又不得不辗转于梓州、阆州一带。广德二年（764）杜甫好友严武再次镇蜀，曾表奏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因此作过半年严武的幕府，后人也因此称杜甫为“杜工部”。同年严武死，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离开成都，先后漂泊于渝州、忠州、阆州一带。大历三年（768）离川，继续漂泊在湖南一带，大历五年（770）冬，终孤独地死于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诗人的遗体继续漂泊了四十三年，直到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将他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这一时期是杜甫创作的繁荣期、丰收期。杜甫全部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一千有余，全部一百五十余首律诗中近一百三十首都作于此期。由于既有短期的安定，又有长期的动荡，所以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初期所写的《堂成》、《江村》、《客至》等，表现了自己的安定生活、恬淡心境，是以往所没有的。在总共十一年的漂泊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生活在人民中间，“晚憩必村墟”，“田父实为邻”，因而表现自己与田父野老的往来又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新内容。当然，表现忧国忧民的作品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调，《草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等都是这一期的代表作。直到临死前，他还留下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样对祖国和人民的最后哀念。杜甫曾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这一期的作品艺术上更加精美，风格上也更为多样，律诗的音韵更加考究，为唐诗的繁荣，特别是律诗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毫无疑问，杜甫以儒家为主要思想。杜甫习惯以儒自称，如：“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乾坤一腐儒”（《江汉》），“干戈送老儒”（《出江陵南浦》）。入仕前，他“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仕后，他以稷契自比，希望“致君尧舜”。任左拾遗时，常“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挂冠之后，常“中夜起坐万感集”（《同谷七歌》）。对儒家的社会理想，杜甫绝不仅作标榜，或稍遇挫折便转向“独善”，而是老而弥坚，“老大意转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十分笃信执着。国家的灾难，更强化了他拯溺济危的忧患意识。尽管他有时也叹老嗟贫，悲愤失望；但更多的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上），爱国忧民之心犹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上）这正是杜甫将儒家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即使在盛唐走向崩溃的时候，他还想挽狂澜于既倒，向往着这样的政治局面：“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长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可以说忠君爱国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杜甫有时确实“愚忠”到“每饭不忘君”的地步，但在多数情况下他是把忠君与忧国忧民联系在一起的，他“日夕思朝廷”的目的往往在于“时危思报主”（《江上》），“济时敢爱死”（《岁暮》），“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其博大胸怀，远非愚忠者所能比拟。在此基础上杜甫又形成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甚或可以说，杜甫之所以伟大，其根基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绝非仅仅是对人民的同情，他又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将舍己与为民、为国联系在一起。杜甫除儒家外，还受“舍己为人”、“泛爱兼利”的墨家思想的影响，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又如《凤凰台》，以凤凰象征理想政治，为此甘愿以身殉道：“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食，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博大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牺牲精神令人景仰。二是将爱民与爱国结合在一起。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目睹了太多的人民苦难，而且自己也亲尝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悲惨经历，他多么希望能拯民于水火之中，但他深知要想使人民摆脱厄运，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彻底平定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安史之乱”，于是又强忍痛苦，号召人民投入到平叛斗争之中：只有拯救了国家，才能拯救人民。于是即把爱国与爱民统一了起来，使他的人道主义赋予了更深广的社会意义，从而达到了其他诗人不可企及的地步。
杜甫在诗歌理论上注重流变与创新，因而古今并重，“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对“王杨卢骆当时体”也很推重，称赞他们为“江河万古流”（同上）。在《偶题》中又说：“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更肯定了后代作者继承前代体制而各具时代风格，乃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他对近体律诗极力肯定提倡，要求“遣词必中律”（《桥陵诗》）。杜甫还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他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因而他在写作时总是“欲语羞雷同”（《闻高常适亡》），“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另外，杜甫还主张广泛师法前人，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见解；对诗歌的风格论也有涉及，提倡“清词丽句”和“掣鲸鱼”于“碧海”中的雄放风格（见《戏为六绝句》）。这些主张都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理论。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诗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最高峰。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从唐代孟棨《本事诗》就说：杜甫“逢禄山之乱，流寓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之后，历代评论家都公认此说。其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关切祖国命运，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时代。在安史之乱前，敏感的诗人就为祖国的命运忧虑了。《兵车行》描写的穷兵黩武，《丽人行》描写的权贵腐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描写的贫富对立，都可以视为揭示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原因。安史之乱爆发后，《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诗，对官军“四万义军同日死”做了具体描写，对军国大计做了具体筹划。《北征》、《洗兵行》等诗，对于如何调度军队，如何评价借回纥兵，如何任用将领，都作了详尽的描述。乾元二年（759），官军于邺城大败，唐王朝为补充兵源大肆抓丁，杜甫又将身经目击的情景写入“三吏三别”之中，生动记录了这最艰难的时刻。上元元年杜甫（760）入蜀后，对段子璋、花敬定、徐知道、崔旰、郭英乂、柏茂林等人的拥兵作乱、互相混战，对吐蕃、羌、浑入侵，杜诗都有详尽描写，可补史阙。如《草堂》记徐知道叛乱经过曰：“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焉知肘腋窝，自及枭獍徒。……”
杜甫的这类诗史具有生动性、深刻性和一贯性的特点。这些作品，不但是“史”的，而且是“诗”的。如《兵车行》，既有征讨南诏、吐蕃的影子，又不只对其中某一事件实写，而是将它们合写，合于史而又高于史。又如《三绝句》云：“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不知比史书上的简单统计数字要生动多少。这些作品不但真实及时地记录了史实，而且还包含了作者的真知卓见，如后人评《塞芦子》一诗曰：“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灼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杜臆》）又如《后出塞》描写安禄山之气焰曰：“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和《资治通鉴》所说：“有言禄山反者，上（玄宗）皆敷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正不谋而合，深刻揭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这些忧国伤世的作品贯穿了杜甫的一生。即使晚年漂泊剑外，他还始终关心着蓟北；即使漂泊在湖南，他还写下“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的诗句，爱国之情可谓老而弥坚。
二是同情人民的苦难，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民生。杜甫的忠君爱国是建立在“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适洪州》）的爱民思想上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诗的创作基点。而其对黎元之所忧又包括两方面，这正像《虎牙行》所云：“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即长期荒年时的诛求之苦与长期战乱时的征戍之苦。
《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等诗，是描写安史之乱前征戍之苦的名篇。《兵车行》描写了行人们“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悲剧，并明确揭示造成“边庭流血成海水”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武皇开边意未已”。安史之乱后这类作品更多了，在“三吏三别”中诗人描写了短小的“中男”，昨夜刚结婚的新郎，做了祖母的老妪，“子孙阵亡尽”的老人，一村中唯一的死里逃生者，都逃不脱被征的命运。人们听到的只有哭声：“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石壕吏》），“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新安吏》），真可谓“路衢唯见哭”（《征夫》）了。看到的只有流血：“孟东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真可谓“天地日流血”（《岁暮》）了。遇到的只有死亡：“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真可谓“丧乱死多门”（《白马》）了。仇兆鳌注杜诗曰：“‘丧乱多死门’一语极惨。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唯身历患难，始知其状。”很好地概括了杜诗反映征戍内容的深刻性。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篇揭露了安史之乱前统治阶级对人民“诛求”之严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力透纸背的对比，揭示了由此造成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安史之乱后，诗人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更多了。“乱世诛求急，黎民糠（左米右乞）窄”（《驱竖子摘苍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西原何处村”（《白帝》），“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襟”（《又呈吴郎》），“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真可谓“刻剥及锥刀”，“索钱多门户”（《遣遇》）了。诗人还进一步揭露了由刻剥诛求所聚敛的财富都被统治阶级占有了：“百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侍御归上都》）统治阶级的“肥”就是建立在百姓的遍体疮痍之上的，这是何等深刻的见解。
更可贵的是杜甫能将忧国与爱民统一起来。在当时，要想救国，就必须平叛；要想拯民，就必须罢兵。杜甫横在其中，不能不感到剧烈的矛盾。他只好在批判统治者对人民凶残暴虐的同时，又鼓励人民参加拯救祖国的正义战争；一方面为人民的痛苦而流泪，一方面又强忍热泪，劝勉人民身赴国难，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赖以生存的安定环境。“上忧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一颗痛苦的心就这样包容了人世间两种残酷的现实。试读其《新婚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战争可能使新郎马上变成新鬼，新妇马上变成新寡，令人诅咒，但为了寻求一丝生机，新妇只能强忍悲痛劝勉新郎“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这个形象中，我们分明能看到诗人爱国与爱民痛苦的、然而是深刻的统一。这正是老杜现实主义诗篇最感人、最超人的地方。
杜甫的诗又被称为“年谱”。杜甫在诗中详尽叙述了自己在万方多难时的种种经历、遭遇、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杜诗即可目为一部年谱与自传。前人对此有很好的阐发：
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于诗中写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少陵年谱看。（江盈科《雪涛诗评》）
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浦起龙《读杜心解》）
如读《壮游》诗，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两次漫游的详细情况；读《奉赠韦左丞丈》，可以了解他困守长安时的窘况；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以感受到他“凌晨过骊山”，看到统治阶级骄淫奢侈生活时的愤怒感情和回家后“幼子饿已卒”时的悲郁心情；读《彭衙行》，可以想见他掺杂在逃亡难民中所遇到的种种艰险苦难；读《三川观水涨》，可以得知他本想投奔灵武行在，却反被贼虏；读《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述怀》等诗，可以目睹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时的狼狈与忠心；读《北征》，可以体会到他因触怒肃宗被赐探家时的复杂心情；读《发秦州》至《成都府》等三十二首纪行诗，可以重现他弃官入蜀的全过程；读《草堂》，可以知道他漂泊于成都、梓州、阆州一带的原因及情景；读《秋兴八首》、《登高》，可以窥探他漂泊阆州一带的心绪；读《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可以感到一个伟大诗人临终前的悲哀。现以《彭衙行》及入蜀路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为例：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鸣，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彭衙行》）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同谷七歌》其一）
可以看出，杜甫这些自传性的诗总是把自己和家庭的遭遇及命运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正是杜甫人格伟大、襟怀高尚之所在。
杜甫的诗还被称为“图经”。刘克庄曾说杜诗“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云：‘杜陵诗卷是图经’，信然。”可见杜甫身经各地时所作的写景诗能达到被后人尊奉为“图经”的地步。
杜甫在漫游时，当写过不少景诗，留传下来的当推《望岳》一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借景生情，表现了青年杜甫的雄伟抱负。困守长安和陷贼为官时所作的《曲江二首》、《渼陂行》、《哀江头》也都景中有情，明显带有感伤时世的色彩。入蜀后写景诗大增。凡鹭鸶、黄鹂、（左溪右鸟，左敕右鸟）、蜻蜓、燕、鸥、莺、蜂、蝶、蚁，丁香、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松、桑、竹、楠，滟预堆、瞿塘峡、鱼腹浦、八阵图、武侯祠、高唐观等都被写入诗中。
杜甫的写景诗大约有三种类型。一是着意描绘自然风光的“优美”。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穿花蛱蝶时时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风含翠筿娟娟静, 雨裛红蕖冉冉香”（《狂夫》）。二是着意描绘自然风光的“壮美”，这类诗常和抒发自己沉郁的心情相结合。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三是着意刻画某处江山的独自特色。如“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青惜锋峦过，黄如橘柚来”，不看题目也知必是蜀中风光；“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不看题目也知是秦中景色。
另外，杜甫的咏物诗写得也很好。咏物非始自杜甫，却盛自杜甫。他最爱咏的是马和鹰，在它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志向和情操。如《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丹青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等论诗、论画、论舞蹈等论艺诗，可算是杜甫对诗歌内容题材的一大开拓。这对诗人关心探索美学的风气，提高诗人的美学思想，形成中国美学理论，都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诗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峰。杜甫的现实主义描写绝不仅是生活简单的、表面化的记叙，而是对现实进行更深刻、更概括、更精炼的描写。因而典型化的描写成为杜诗重要的特色之一，其主要手法有两种。
一是善于选择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杜诗在反映人民苦难时，总要依托一些具体的人物形象。尤善于选择那些富有悲剧色彩的弱者，如寡妇、老人、儿童、失业徒，远戍卒来描写，使其更具典型意义。“三吏三别”可谓光辉的范例。《新安吏》是自我形象介入最多的一首，诗人一会儿像父母一样叮嘱伶仃的“中男”：“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一会又像朋友一样劝慰着悲伤的父母：“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潼关吏》是见地最鲜明、最直露的一首：正当潼关吏夸夸其谈潼关如何“铁不如”、“万丈余”，好像它就是最坚固城池之“典型”时，诗人忽然插入另一个“典型”：“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石壕吏》是最形象、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首。诗人以亲历目击到的一家人的悲惨命运来揭示人民的征戍之苦：三男全部充军，“二男新战死”，统治阶级仍来抓丁，老翁只好逾墙而逃，衣不遮体的儿媳妇无法出门，最后只好以老妪“请从吏夜归”了事。《新婚别》是最悲壮的一首，也是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与爱民相统一的一首。它通过“暮婚晨告别”这一典型的遭遇，反映了兵祸之剧，新妇一段声泪俱下的自白是中国妇女最沉着、最忠诚、最富有坚韧忍受力的典型表白。她越是深明大义，读者就越为她的命运感慨。《垂老别》是最绝望的一首。一对“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风烛残年的老夫妻在临行前苦苦地互相劝慰：“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对生的执著希冀，正预示着死的不可抗拒。《无家别》，从题目上看即是最奇特的一首。无家了，仍要“别”，要与“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的家乡别，和“五年委沟溪”的早已作鬼的老母别。总之，“别”成了那个时代亲人之间不可逃脱的生活内容，杜甫从千千万万不幸的人们和不幸的遭遇中选择这样一组人物事件来表现，非常符合典型化的创作方法。
杜甫在别的题材上也能创造出极具典型意义的形象。如《草堂》描写拥兵作乱的军阀杀人取乐的罪行为：“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从阳间一直写到阴间，真可谓力透纸背。
杜甫不但能在叙述性的古诗中创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而且也能在律诗中显出同等功力，如《春望》曰：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司马光评：“‘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温公续诗话》）“家书抵万金”，正是乱离人最普遍的感情；“白头搔更短”，正是乱离人最普遍的变化。一字一句无不渗透着典型的意义和力量。
为了更好地选择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杜甫特善于作细节描写和对比描写。如前引《彭衙行》“痴女饥咬我”云云即是典型细节，又如《北征》同样写小儿女，却换成另一付面貌：“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律诗中也能自如地进行细节描写，如听到安史之乱平定后所写的平生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通过“忽传”，“初闻”，“却看”，“漫卷”等刹那间的细节行为，表现出诗人悲喜欲狂的心态，十分传神。至于对比，如前举“朱门酒肉臭”联，“万姓疮痍合”联，“高马达官厌酒肉”联等皆是，在对比中典型力量得到了凸现。
二是善于寓主观于客观。诗人是饱含着感情来写诗的，但为了加强感染力，诗人尽量隐蔽起自己，让诗中的客观人物和事实站出来讲话以感染读者。这是对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创作方法的继承。“三吏三别”就是模范之作。就以自我色彩介入最多的《新安吏》来说，他也是把自己化入送行者之中，而不是站在送行队伍之外发表什么同情言论，最具代表的当是《石壕吏》。杜甫是目击事件全过程的，但他强咽下那难以控制的激情，只把那一幕幕撕裂人心的悲剧撕裂开给读者看。但从“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两句看，我们不是能体会到诗人也一夜未曾合眼，陪着那隔壁的儿媳默默地流泪吗？又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 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脊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遢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灸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全诗无一句主观议论，只是依序写杨氏姊妹的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及杨国忠的罗刹相，
但“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
为了更好地寓主观于客观，杜甫还善于运用极富个性化特色的人物对话与人物对白让诗歌主人公自己出场表白，这样就比作者直接以第三者出场评论要亲切得多，其典型意义也就更真实地自然流出，而不必非要作者特意地说出。如《兵车行》是以“道旁过者问行人”的方式，引出行人之辞来展开情节与主题的。《石壕吏》是借老妇人之口向差吏控诉兵役之罪恶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可视为不同人的自白。
杜诗的抒情，以后人一致公认的“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这构成杜诗的另一重要特色。
沉郁顿挫都指感情而言。“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浓度、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非顿挫不足以尽之；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换言之，沉郁顿挫即感情特别充沛深厚而又无法一下倾吐出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梗塞其间，但几经反复，它终于被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了。
老杜沉郁顿挫的风格和他的经历、思想，特别是美学观有密切的关系。安史之乱前，盛唐气象培育了老杜磅礴的气魄和崇高的理想，但涉世之后，他看到的只是政局腐败、江山日非，这使他在“浩歌弥激烈”的同时，不能不“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安史之乱后，他的忧愤更广了，常常“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以上均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再加上他歌咏的两大主题忧国与忧民之间总是横亘着激烈的矛盾，这都使他的诗歌在立意方面必然导致“沉郁”的风格。和政治上的自负相通，杜甫在诗歌创作上也很自负，尝自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并以掣鲸鱼于碧海之中的壮美为追求目的。但政治思想受压抑，美学思想也必然受到扭曲，这样就从壮美一变而为沉郁顿挫。如杜甫早年写登高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咏马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但到晚年，经历种种坎坷之后，他就只能发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瘦马行》）的感慨了。
老杜忧国忧民和表现自己不幸遭遇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风格，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共三段，每段都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可谓“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极具沉郁顿挫之情，而第一段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曰：
杜陵有布衣， 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 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先感叹自己窃比稷契的愚拙，但马上顿出“白首甘契阔”至死不渝的决心，次感慨自己忧民之心被同学翁取笑，但马上顿出“浩歌弥激烈”的更深忧思；复次说自己并非不知隐逸为高，但马上顿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离去；再次说自己也非以为国无其人，但马上顿出忠君之情处于本性，实难移易；继而又说虽想放弃鲲鹏大志而效仿蝼蚁之辈，但马上顿出仍然耻于干谒；最后感叹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无为，但马上顿出仍要坚守节操，在百感交集之时只好结酒浇愁了。虽然全段之意不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但可谓笔笔转、句句转，在顿挫之中将感情表达得更为深挚。
在短篇严格的律诗中，老杜照例能将沉郁顿挫特点发挥得酣畅淋漓。如《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一联充满向往之情，感情是激昂向上的；第二联充满了荒凉之感，感情突转为悲伤向下；第三联充满了景仰之情，感情再次昂扬向上；第四联充满了凭吊之悲，感情又跌入沉痛。几经反复一颗英雄惜英雄的沉郁之心，被表达得极为顿挫有致。
当然，杜诗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除沉郁顿挫外，还“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遁斋闲览》引王安石语）。可谓“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胡震亨《唐音奎签》卷六）。简而言之可归纳为清丽、真率、浪漫、萧散自然等几种风格。清丽者如初到成都所作的《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真率者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饮中八仙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浪漫者如《凤凰台》，《说兵马》等，萧散自然者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千万户，此地两三家。
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
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诗在体裁和语言上也成就斐然。
杜诗众体皆备，且众体皆佳。如在反映人民生活、社会状况时，他多选用伸缩性较大，便于自由抒发的乐府体和古体，而且他写乐府绝不沿用旧题，而是“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前人窠臼”（杨伦《杜诗镜铨》），自制了许多新题乐府，如《兵车行》、《丽人行》等。在抒发个人情怀时，杜甫多选用典雅精工的律诗。可以说律诗的成熟、兴盛，以至登峰造极是完成于杜甫的手中。杜甫的五律格调苍茫、意境雄深，很好地发扬了五律言简意远的特点，如《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首联入题简捷，颔联意境雄壮，颈联转折陡峭，尾联感情浑茫，起承转合严谨无瑕。杜甫的七律兴会淋漓，慷慨激昂，很好地发扬了七律隽永深长的特点。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评杜甫七律曰：
“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篇制多，一也。一题数首不尽（按：即所谓”连章体“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二也。好作拗体，三也。诗料无所不入，四也。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杜甫还“因难见巧”，做了一些长篇排律。杜甫的绝句“无意求工而别有风致”（《唐宋诗醇》），如《江南逢李龟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叹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杜诗详注》引黄生语）。
“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的语言造诣极高。杜甫特别善于锤炼句意。除善于对比外，他还常打破五七言惯常的节奏，或使用倒装，形成拗句。如：“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是一四结构，“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是四一结构。“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中作》）是“春水坐船如天上，老年看花似雾中”的倒装。他还常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连属的词语组织在一个句子里，使人读起来有一种瘦劲峻峭、意蕴无穷之感。如：“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之一）他还善于作对句，除一般对句外，还多用当句对，如《登高》的第一联曰：“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此联本可不用对句，但杜甫不但用了，而且在一句之内“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极其工整。还多用流水对，如《又呈吴郎》中二联“不为困守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用上下相承的流水对，把一个靠打枣为生的老妇人的心理状态描写得非常细致。杜甫还善于炼字，如《送李八秘书》“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的“倒”字与“背”字，毛奇龄曰：“石崖横出，则落叶之声在上，故曰倒听；飞橹迅行，则菊岸之移忽后，故曰背指。”又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垂”字、“涌”字，“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的“乱”字、“悬”字，“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的“会”字、“争”字，都很传神。在锤炼的同时，杜甫也很注重俗语、口语的使用，如《前出塞》其六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俗语连珠，正像元稹所称赞的那样：“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杜甫与李白有如双子星座高悬于盛唐诗坛之上。如果说李白的主要成就是把浪漫主义推向高峰，杜甫则把现实主义推向高峰。中国诗歌有悠久而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早在国风和汉乐府，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南北朝时被充斥诗坛的玄言诗、宫体诗所削弱，至杜甫不但将其恢复，且推向高峰。凡社会动乱，人民苦难，自家漂泊，全都写入诗中，成为“诗史”。杜甫对前代诗人的学习更超过李白，他曾明确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前代，而且对同代甚至晚辈他都能博采众长。如陈子昂的风骨比兴，四杰的繁富，沈宋的精工，高岑的浑厚，王李的风华，元结的古奥，无不兼容并包，从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杜甫对后代的影响也比李白更为深广。《岘佣说诗》曾云：“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山谷学之，得其奥峭；遗山学之，得其苍郁；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其实，这类影响远不至于律诗，也不始于晚唐。中唐时杜诗的地位即得到尊崇。中晚唐诗派竞繁，但几乎所有派别都是对杜甫某一方面的发挥。如韩孟更偏重发挥杜甫奇崛排奡的一面，李商隐更偏重发挥杜甫锤炼精工的一面，特别是他的七律，更被王安石称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刘禹锡更偏重发挥杜甫雄壮苍郁的一面，尤其是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更是直接起源于杜甫的新乐府诗，元稹称赞杜甫的新题乐府诗“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具有创造精神，白居易更是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等作品，有意继承杜甫的创作精神。
杜甫的影响更表现在思想方面。元白的新乐府及李商隐的忧世伤时之作，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针砭时弊的篇什，都是杜诗现实主义在唐代的嗣响。宋以后，杜诗的崇高地位更得到加强。王禹偁、王安石等都大力提倡杜诗，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诗派以老杜为祖，但他们学杜多注重效仿杜诗奇峭的一面，未免舍本逐末。至南宋，杜诗对南宋的爱国诗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抗金名将李纲曾云：“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杜子美集序》）这说明杜诗在万方多难的时刻更能引起爱国者的共鸣。陆游始能将老杜之沉郁顿挫与李白之豪放奇丽融于一炉，写下了大量的爱国篇章，真正继承了杜诗之精华。到文天祥，更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在燕京狱中，集杜诗五言句，做了二百首诗，并称“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集杜诗自序》）。之后，金代元好问，明代李梦阳，清代顾炎武、屈大均、沈德潜等人也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杜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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