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建安到隋统一中国约四百年间的文学。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一直处于分裂与战乱之中，文学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和两汉大一统格局下不同的发展状态，对自身独特审美价值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节　士大夫文化形态与文学发展
　　士大夫阶层掌握文化权力、主导文学潮流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士大夫既是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又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文化取向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对一代文学的品质产生决定性影响。汉末士人继承了东汉清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积极地追求建功立业，曹植的话代表了建安文士们的心声：“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与杨德祖书》）在这种精神追求下，才能出现“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文心雕龙·风骨》）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慷慨悲凉、昂扬向上的精神在以后几成绝响，根本原因是士大夫精神受到政治、思想的双重影响，再也没能重现建安文士的奋发进取。在政治上或者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列传》）；或者是“耻尚失所，政失准的”，导致士无操守而汲汲于富贵，个人欲望膨胀；或者是主弱臣强，高门世族“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缺乏上进的动力。在思想上，玄学和佛学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儒家传统政教精神衰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观点，已经无法再提供持久的创作动力，激发高涨的创作热情。
　　其次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对文学的兴衰起重要作用。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了许多集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于一身的豪门大族，这些豪门大族的力量在汉末战乱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增强，形成了士族阶层。特别在东晋偏安东南一隅皇权低落，实际权力几乎都掌握在门阀手中，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门阀政治。对门阀政治和偏安心态下的东晋士大夫来说，体无崇虚的玄学正好适应其精神需要，因而大行其道。玄学思潮导致士大夫崇尚玄远旷达的境界，对他们来说美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东晋文士热衷于谈玄，与其说清谈是哲学思辨的方式，不如说它是表现名士风流的手段，“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颜氏家训·勉学》）。士大夫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清谈是东晋文学相对低落的重要原因。
　　东晋之后，士族高门在南朝虽然仍保有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实力，但实际政务已归于中下层士人。这种际遇更刺激世家大族牢牢把持对文化的控制权，以显示自己门第的优越性。实际上出身寒门的皇室也很少能够在文化上与他们竞争，虽然皇帝可以在政治上限制打击高门的势力，但是在社会文化风尚上，他们没有也无力推行于世族相左的文化政策，反而积极地参与其中，以世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士族体现自身价值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文学创作。琅琊王家是最具影响力的高门大族，王筠“又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梁书·王筠传》）与教导晚辈要努力从事创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筠在经学史学上的修养也很深，“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同上），但是他却认为“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同上）。王筠对文学的高度重视说明文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世族高门为了保持家风不堕必须注重对后辈创作能力的培养。这种风气的形成正是士族的一种文化选择，刘宋以后，正是门阀势力开始削弱的时候，而“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裴子野《雕虫论》)。世族选择文学，有自身的条件：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氛围来进行创作，文坛基本上被他们垄断；有文学本身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文学审美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创作技巧的不断成熟，文学已经成为一门能够充分展示人的性情、具有相当难度的艺术形式，其审美价值可以与东晋士大夫热衷的谈玄相比美，其难度又比谈玄相对降低，能够被更多的人掌握，也就能够产生世代相传、延绵不绝的文学家族；有时代风气的转变：东晋时玄风畅炽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儒学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局面，佛学经过长期的输入消化已经和本土文化融合无间，思想上呈现多元共存的局面。

　　第二节　文学集团的活动对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是一种文化职能集团，它是由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这一时期文人集团的活动空前活跃和广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发展的进程与方向。著名的文学集团有以曹操为领袖、以曹丕曹植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以阮籍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依附贾谧的“二十四友”，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竟陵八友”，昭明太子文学集团，萧纲文人集团等等。这些文学集团大多集中于宫廷或是围绕藩王贵族建立和活动。对集团成员来说，相互的交流和切磋有助于写作技巧的提高；对社会来讲，由于处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双重制高点，集团成员的文学意识和创作心理往往影响着整个文坛的面貌。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开创或改变文学写作的方向，引导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艺术追求。文学集团的主要文学活动包括命题创作：如建安十七年曹操为铜雀台作《登台赋》并命诸子同作；同题共作：如永明九年王融、沈约、虞炎、范云等的《饯谢文学离夜》；诗文赠答：如潘岳有《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陆机有《答贾谧诗》十一章、《赠潘岳诗》等等，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贵游欢宴中的诗歌创作和文集的编纂。
　　从建安时期开始，文人雅集上的文学创作就成为文人集团最主要的活动，所谓“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在宴会和贵游中并没有产生一流的文学作品，以邺下文人集团为例，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均作于建安十三年进入邺下文人圈子之前；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洛神赋》则写在建安文士大部凋零之后的黄初年间。这一现象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文人集团大多是围绕最高权力或权势人物而形成的，这决定了文士们的依附性。虽然在依附关系中文人的表现随具体情况而不同，但文人独立人格的削弱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集团中文人的相互影响又使集团内部的创作表现出群体性、趋同性特征，而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项个人活动，是作者对世界独特的理性思考与情感反应，两者存在着内在矛盾。宴游上的赋诗唱和集中体现了文人集团依附性和集体性，因此很少出现传世佳作，但是这一创作方式对以后的文学发展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方向上，由于在欢会中的创作与接受是同时进行的，作者追求畅快淋漓地抒发情感，因此长时间思考和修改是不可能的，一些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就成为写作的主流。能否完成这种即兴创作成为衡量作家水平的重要标准，为了在大庭广众下展示自己的才华，博得人主和同好的赞赏，作者就必须具备敏锐的才思以便下笔成章、一气呵成。“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成为时代的风气，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学评价标准，“笔不停辍，文不加点”成为人们对作家的一种高度赞誉。这一标准的确立巩固了抒情短章的文学地位，加强了对诗歌抒情性的重视。宴游的活动形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了典范意义，石崇的“金谷雅集”更是对后世的文学聚会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换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水，或列坐水滨，时琴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石崇《金谷园诗序》）这次集会集中了当时西晋最杰出的文士，能够厕身其间本身就显示了参与者的文学地位。此后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就是直接模仿“金谷雅集”：“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一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企羡》）其目的也是显示自己在文学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兰亭诗集》借对山水的审美体验阐发玄理，代表了东晋一代的主流诗风。从这一点来讲，“兰亭雅集”可算东晋文学的一次盛会。
　　此后谢氏的乌衣之游只限于本族的子弟参加，“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宋书·谢弘微传》）最初的文学聚会已经演变为一种区别和标炳身份的仪式化行为，既有对家族传统的尊崇，也有对参加者文学身份的认定。对文人雅集的高度重视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诗歌对抒发个人情感的重视，对即兴创作才能的推崇。这一潮流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没有中断。
　　文集的编纂是文学集团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另一重要途径。起初文集只是作家个人作品的总汇，如曹丕为死去的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编订文集，“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曹丕《与吴质书》）。从晋初杜预编选的《善文》开始，出现了众多的总集，但是这一时期得以流传下来的总集只有《文选》和《玉台新咏》。编选文集也由一种个人行为，发展为文人集团领袖主持的集体行为，其社会影响力也更加广泛持久，往往成为宣传文学观点、推行文学主张的重要途径。萧统主持编纂《文选》,参预的文士可能包括刘勰刘孝标等人；徐陵奉萧纲之命编选《玉台新咏》，两者相比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两种文学观的差异。萧统坚持儒家正统的文学观，同时又注重“文”的典丽，试图从中寻求一种平衡：“夫文典则累野，利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常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具体到《文选》中，陆机的作品收录最多，达四十四篇，超过了曹植和谢灵运，可见萧统对其辞藻丰赡特点的欣赏，对典丽文风的推崇。萧纲是宫体诗派的领袖，他主张的是“立身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认为诗文创作应当反映抒发人的情感。在这种思想下，结合宫体诗创作的实际，《玉台新咏》中收录了大量《文选》摒弃的咏物诗、艳情诗也就顺理成章了。《文选》在后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玉台新咏》，但是从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来看，毋宁说后者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更多地反映了时代风气的新变。尽管这种新变有得有失，仍是符合魏晋南北朝文学追求形式美的发展趋势的。

　　第三节　各体文学的发展与相互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体文学都有所发展，诗歌、辞赋和骈文是最突出的文学种类，其他如散文、小说虽然整体上成就无法与前面三种相比，但也出现了一些像《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颜氏家训》、《搜神记》、《拾遗记》这样的优秀作品。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各自独特的风貌，产生了众多佳作，南朝乐府更对文人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
　　四言诗由于传统的原因仍然被认为是诗歌的正统：“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文章流别论》）在这一时期仍有不少作者作品出现，像曹操、嵇康都有佳作问世，在模拟成风的西晋还曾出现四言诗写作的高潮，虽然作者中不乏名家如傅咸、张华、陆云，但是总体来说成就远远逊于五言诗和乐府诗，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究其根本是表现力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陶渊明成为四言诗最后的大家。七言诗最重要的作品是曹丕的《燕歌行》和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两者之间经历了从建安到刘宋的漫长停滞。曹丕提高了七言诗的地位，使之登上了文人创作的大雅之堂；鲍照则进一步从内容和形式上对七言诗进行了改造。与其他文体相比，在七言诗的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推动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鲍照之后虽然有宫体诗人写作了一些七言诗，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
　　五言诗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为重要，也是发展最为完善的诗歌形式，不仅产生了了众多的名家名篇，而且到南朝后期，很多作品已经非常接近规范的五言律绝，只不过创作实践的规律还需要后人来总结。五言诗成就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文体本身来讲，五言诗能够包容更为丰富的内容，表达更为细腻的情感。“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钟嵘《诗品》）其次作为最主要的写作形式，五言诗对时代风气的流变、社会思想的播迁、文学思潮的更替，感觉最敏感、反应最强烈。这一切往往最先在五言诗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具体的写作实践又常常推动着对文学本质的进一步思考，这种相互作用从建安一直延续到南朝。从某种意义上说，五言诗的发展反映了诗歌甚至整个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演化。从总体上来看，除了在东晋受到玄学清谈影响，呈现出不尚词藻、清淡旷远的风格之外，文学是在从质木无文走向“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五言诗自然不能例外。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心雕龙·明诗》），其中最重要的作者是曹植，“骨气奇高，辞采丰茂”（钟嵘《诗品》），用来形容他的五言诗十分恰当。他的贡献在于通过自身的写作实践把五言诗提升为文人抒情写志的主流文体。西晋五言诗的创作技巧比前代有所提高，受整体文学“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特点的影响，语言的华丽繁复、对偶的大量运用成为五言诗的共同特征。晋宋之际诗歌风气转变，从玄言诗的清淡玄远转向山水诗的“声色大开”（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同样重视雕琢，“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钟嵘《诗品》），当时已有高下之别。后代更多的是继承了谢灵运的风格，“永明体”甚至“宫体诗”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往往追求清新流丽的艺术效果。本色清新的乐府民歌对文人写作的影响，汉语声律的探讨，用典技巧趋于纯熟都影响了这一取向。概括起来也就是沈约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颜氏家训·文章》）的主张。
　　赋体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面目与铺张扬厉的汉大赋已经迥然不同，期间虽然还有沿袭两汉题材的写作，但和四言诗的情况类似，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建安辞赋在扩大描写范围的过程中，将目光从传统的池苑、京都、宫殿转向了身边的时序、气象、动植物和器物，不再追求“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而是努力在体物的描写中寄托作者的情感。大量情志题材的赋涌现出来，如曹丕的《感离赋》、曹植的《离思赋》等等，成为后世《恨赋》、《别赋》的滥觞。经过邺下文人的改造，赋表情达意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重要形式。即使在逞辞竞采的大赋占据主导地位的两晋，　 也产生了潘岳《悼亡赋》、张华《鹪鹩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这样表现情志的佳作。经过不断的创作实践，赋成为一种能够表达各种不同情感的文体。鲍照《芜城赋》的古朴奇矫，庾信《哀江南赋》的悲凉愤慨和萧纲《梅花赋》的细腻婉转，虽然情感内涵和性质各不相同，文学价值也互有高低，但都充分发挥了辞赋的抒情功能。和抒情倾向并存的是对辞赋形式和技巧的高度重视。对辞采的追求从建安就已经开始，曹植和王粲表现得最为突出。西晋赋更形成了繁缛绮丽的风格，左思的《三都赋》作为京都大赋最后的辉煌，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其他如潘岳、陆机等无不以华丽丰茂的词藻见长。东晋体物大赋仍占优势，但已难免“屋下架屋”之讥（《世说新语·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南朝赋的语言转而追求清新奇巧，讲究声韵和谐，在形式上进一步骈化，最终与抒情趋势合流，产生了形制短小、感情纤细的辞赋形式。
　　虽然魏晋南北朝赋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其核心观念仍然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即“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文选》李善注）。“体物”、“陈事”总结了赋的题材范围，说明赋实际上就是对客体化的对象进行描写的文体，无论这一对象是自然、社会抑或是人类自身的情感。
　　“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东汉散文和辞赋中早已存在的骈俪倾向在魏晋时期进一步发展，其中陆机在增加用典和对句、整齐句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骈文的正式形成是在宋齐，并在梁后期产生了徐陵、庾信这样的大家。徐庾体的出现，标志着骈文的各种形式因素的成熟和完善：严谨繁密的对句、雕琢华丽的词藻、平仄协调的音律、灵活丰富的用典，无一不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正如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里说的：“骈文至六朝，始称极盛时期，六朝文至徐庾，骈文始臻极峰。然则徐、庾之文，可谓集骈文之大成，达美文之顶点。”
　　骈文作为六朝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的产生和成熟既与汉语本身的规律有关，也是整个时代文化氛围和文学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汉语具有单字单音、一义多字的特点，句子结构比较灵活，对四声的发现又促进了声调平仄的协调，这一切都为骈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世家大族主导下的南朝文化重视的不是表达思想，而是表现文辞之美，骈文则是这种追求最适合的载体。骈文对文化修养和文学素质的高度要求，使它成为最具贵族气质的文体，也是对贵族文化脉动反应最为敏感的文体。在生活向艺术倾斜，注重审美表现的时代氛围下，骈文对形式美的表现力使它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凡私人书信、朝廷诏令、历史议论、文学批评甚至哲学著作都用骈体写作。用最具文学性的手段完成最为功利性的目的，骈文确实是六朝时代精神最好的体现。
　　以上各种文学形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共同体现着时代的美学特征。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对其它文体具有示范作用，形式上的各种新变，声律理论的实践，都是从诗歌开始辐射到辞赋和骈文。抒情性加强是各种文体都存在的现象，在赋抒情化的过程中明显存在向诗歌靠拢的倾向，到梁陈赋作中多用五七言诗句入赋，造成了赋的诗化。而诗歌中铺陈描写的手法，日益增多的对句也受到辞赋的很大影响，宋初山水诗的兴起更得力于东晋山水赋中婉转细腻的描写。辞赋中的骈俪倾向首先推动了散文的骈化，骈文在形成过程中又推动诗赋进一步趋向骈体。

　　随着文学的不断新变，各种文体的发展与成熟，对文学自身的认识也更加深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空前繁荣，不仅有像曹丕《典论·论文》、陸机《文賦》、摯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詩品》等专门的理论著作，而且在书信、序跋、史传之中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这一阶段文学批评的重要命题包括：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对文学功能的界定，对文学内各种文体的深入辨析，对文学的历史流变的梳理等等。文学批评或是以儒家正统文学观为依归，或是突出文学自身的抒情性质，但总体上说，更多注重的是对文学内部关系的辨析，强调的是文学审美功能。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一样，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嬗变，反映了文学独特价值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