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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代乐府诗的分类和内容
乐府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重要诗歌样式，在古代诗歌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在汉代，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其中制作和收集的曲辞，当时称作“歌诗”，到了六朝，便被称作乐府诗。于是乐府便成为一种与音乐有关的诗体名。唐代以后，乐府诗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乐府机关中搜集的诗歌及文人仿制的入乐与不入乐的作品。宋、元时期，也有人称词、曲为、乐府，与乐府诗是两回事。
汉初，朝廷设有“乐府令”，负责掌管音乐。到了武帝时期，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设立了乐府机构。西汉的乐府曾多至829人，其职责一是谱制新声曲辞、训练乐工、教习歌舞，以备郊祀之用；二是大规模地采集乐歌。《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燕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汉代采诗的范围相当广泛，《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西汉138首歌诗，来自当时的吴、楚、汝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洛阳、河南、南郡等地，几乎遍及全国。东汉时，朝廷继续派人到各地“观采风谣”，仍有大量乐歌被收集起来。
两汉乐府今存不足百篇，大部分保留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其中汉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17章、司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19章，是用于郊庙祭祀的歌辞。采自各地的歌诗今存的50多首，主要见于《乐府诗集》的《鼓吹曲辞》、《相和曲辞》和《杂曲歌辞》三类。《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作品，《相和曲辞》中的作品大部分产生于东汉。《杂曲歌辞》出现较晚，里面有一些文人的作品。过去，人们曾把这些采自各地的歌诗称为乐府民歌。但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来源和作者都很复杂。它们有的产生于上层社会的歌舞宴会，有的出自文人之手，有的是乐府伶人所作，而《鼓吹曲辞》主要用于军乐，这些都不能称为民歌。因此，还是仍按照传统，称之为乐府歌诗或乐府诗更为合适。
汉武帝立乐府，本为定郊祀之礼，与此有关的作品被《乐府诗集》收入《郊庙歌辞》，称为郊祀歌。郊祀即祭祀天神地祗的仪式，为这些仪式而编写的歌词多为颂美天神地祗，其风格典雅博奥，富丽堂皇。其中文学性较强，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是《日出入》：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这是一首祭日神的乐歌，前半部分歌颂日神的运行，景象极其阔大；后半部分因此而产生生命短促之感，渴望乘驭六龙，升天而行，但乘黄终不来下，求仙之愿望也因此化为泡影。作品在对日神的歌颂中抒发了人生短促之感，带有悲凉的情调。《郊祀歌》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为歌颂祥瑞而作。例如《景星》、《齐房》、《朝陇首》、《象载瑜》分别为西汉得宝鼎、芝草、白麟、赤雁而作，而作者就是汉武帝本人。这组作品中还有两首《天马歌》，是汉武帝为两次得天马而作的。
《郊庙歌辞》中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是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用以祭祀祖庙。《汉书·礼乐志》说：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可知这组作品本为楚声，汉惠帝时增加了箫管合奏，改名为《安世乐》。乐歌的内容全为歌颂德行和孝道。例如：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
……
都荔遂芳，窅 （穴瓜）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茫茫。孝道随世，我著文章。
重德，以德保民，进而追求长治久安，是每个朝代开国之君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而提倡孝道，以孝治天下，又是汉代皇帝的一贯做法。刘邦在开国之后，即以提倡德治和孝道为国策。这些作品代表了汉代统治者的观点，在歌功颂德的同时，宣扬了人伦道德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汉乐府歌诗中内容最丰富、最富于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当属采自各地的作品。这些作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有些作品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到家后见到一派田园荒芜的景象，心中悲愤难禁。《战城南》则描绘了一幅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惨景：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诗人面对这样的凄惨景象，欲哭无泪，欲告无门，只得乞求乌鸦在啄食尸体前为死难者哀号，他悲愤地质问统治者：“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在这些征战题材的作品中，没有了《诗经》中同仇敌忾、踊跃从军的意气，也看不到对“王师”的热情颂扬，跳荡在字里行间的，只是一股浓重的厌战情绪，从中不难发现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战争和徭役使无数人有家难归，思念也就成为此类题材的重要内容。《古歌》写征夫思念家乡：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无望的思乡情令征夫白头，而家中的思妇也同样在无望的思念中苦熬，《饮马长城窟行》写思妇想念在外服役的征人：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常相忆。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女主人公终于收到亲人的来信，但信中却只有令她失望的问候。这些作品生动控诉了征战和徭役之苦。
有些作品直接表现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妇病行》写一个男子因无法维持生活，只好违背妻子临终前的嘱托，忍痛抛下幼子，上街行乞；归家时，“见孤儿，啼索母抱，徘徊空室中”，感到万分悲痛，但又无可奈何的表示：“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东门行》则写主人公生计断绝，于是毅然“拔剑东门去”，走上了反抗道路：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作品真实再现了当时贫苦农民因衣食无着，铤而走险的现实。还有些作品表现失去生计的农民远走他乡，到处漂泊，在饱尝了流离之苦以后，他们沉痛地表示“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在当时，女子遭受的苦难更超过男子，《陌上桑》和《羽林郎》都涉及劳动妇女遭受权豪势要的调戏，暴露了官僚、外戚的丑恶无耻。
汉乐府歌诗中还有一些表现爱情和婚姻的作品。它们有的写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表现他们的恋爱心理，如《上邪》、《有所思》；有的表现下层妇女的可悲地位，诉说她们被遗弃的哀苦，如《怨歌行》、《董娇娆》、《上山采蘼芜》；还有的表现了失恋妇女的坚强、坦荡，如《白头吟》。在此类题材的作品中，《孔雀东南飞》最有代表性。
除了上述传统题材，汉代乐府诗中还有一些更能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特点的新题材。
最为突出的是表现享乐生活的诗歌。汉代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物质财富极大地增长。繁荣富裕的现实生活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追求享乐的风气弥漫了整个社会。汉乐府民歌中有些作品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例如这首《古歌》：
上金殿，著玉樽，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奕交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
在这些欢宴的场合，面对清歌妙舞、美酒佳肴，人们极尽欢娱。与此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例如这首《西门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何能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行去去如云际，弊车羸马为自储。
这些及时行乐的歌唱是汉代诗歌中极有特色的内容。
另一类有时代特色的题材是游仙。神仙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极为盛行，到了汉代，随着享乐风气的流行，企慕神仙、渴望长生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乐府歌诗中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与求仙有关的内容，例如《长歌行》中写道：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诗中之人随仙人上山采药，又将长生之药送给世人，使之延年益寿。这种情形是当时流行的养生求仙现象的真实反映。还有些作品描写遨游天界所见之景象，例如《陇西行》写诗人得道飞升，“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师，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诗人把天上的情景想象得如此美好，这正是人们醉心于神仙之道的原因。这些游仙之作又往往和颂上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例如《董逃行》写主人公得到仙药，献给皇帝，祝颂“陛下长生老寿”，“陛下长与天相保守”。又如《王子乔》写仙人王子乔：
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朝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今皇帝延寿命。
诗中把宏大的游仙场面和祝颂之辞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皇家色彩。在汉代，对求仙活动最为热衷者是皇帝和王公贵族，这些作品显然是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而创作的，而诗的作者则很可能是以求仙炼药为能事的方士。
汉乐府歌诗中还有一些作品赞美家庭生活的美满，表现人们的生活希求，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的礼俗。《相逢行》写长安富贵人家的豪华生活：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镫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
此诗又名《长安有狭斜行》，诗中描写长安的一户官宦人家，半是夸耀，半是称羡。从中可以不仅可以看到汉代的城市生活，更能使人了解时人追求富贵的心理。又如《陇西行》的后半部分写一个家庭主妇待客的过程：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玉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勑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诗中的描写如同一幅动态画卷，生动展示了汉代的礼俗。诗人对这个女主人称赞不已，原因就在于她体现了时人所追求的生活理想。吴兢《乐府解题》说此诗“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诗人希望有这样的健妇把持门户，生活和谐美满。上文提到的《陌上桑》一诗，实际上也属于此类作品。诗中极力赞美罗敷的美好，而太守调戏罗敷一节，却被轻描淡写，它不过是为刻画罗敷而设置的一个背景，诗中通过这个情节去反衬罗敷的坚贞，又因此而引出了罗敷夸夫。罗敷和她的家庭完全被理想化了，诗人对此称赞不已，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倾心追求。这种作品往往是在达官贵人的宴会上演唱的，非常适合演出的场合和听众的心理。张衡的《同声歌》也是一首这样的作品，此诗在《乐府诗集》中收入“杂曲歌辞”，诗中写道：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纷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诗中写一个女子受到丈夫宠爱，其中充满了对男女欢爱的渲染，后半部分描写的是练习房中术的情景。吴兢《乐府解题》称此诗“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其实并无根据，实际上，人们从中看不到什么比兴寄托的含义。诗中纯粹是表现夫妇生活的美好，希望得到一个这样温柔可人的妻子。这样的作品是在当时宴乐的场合演唱的，从音乐上说，它属于“郑卫之遗风”一类新声俗曲。当这些乐曲在社会上风行的时候，一些文人也出现在歌舞宴乐的场合，他们不仅参与了新声俗曲的欣赏和演唱，而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之“改赋新词”。乐府歌诗中的不少作品，就出自这些文人之手，只不过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罢了。
上述几类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娱乐性。汉武帝设立乐府机构，除了定郊祀之礼的需要，还有满足娱乐需求的目的。乐府中制作和搜集的作品，多数属于新声俗乐，被儒家正统人物斥为郑声。据《汉书·乐志》记载，当时河间献王刘德献雅乐，武帝只是“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至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即位后，出于近雅放郑的目的，下诏罢乐府，“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置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乐府歌诗，自然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娱乐性，以满足欣赏者的需要，这就是上述题材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乐府歌诗中还有一些动物题材的作品，其中寄托着诗人强烈的生活感受。例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鲤，相教慎出入。
诗中借枯鱼劝诫同类之言，表达了一个罹祸者追悔莫及的心情。又如《乌生》：
乌生七八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雎阳彊、苏合弹。左手持彊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乌鸦端坐于桂树间，自以为舒适而安全，却不料忽然被弹丸击中，由此它又想到善跑的白鹿、高飞的黄鹄和深藏的鲤鱼，都不能躲避灾祸，不禁产生人生无常之感。上面两首诗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此类题材的作品还有《艳歌何尝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哉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诗中借鸟的遭遇写夫妇离别。白鹄在双飞之时，雌鹄忽然染病，不能继续飞翔。雄鹄用口衔、背负都无法携雌鹄同飞，只得反顾徘徊，作生离死别。这夫妻惨别的情景不仅表现了双方感情之深笃，更可以使人看到民生多艰的现实生活，它和《妇病行》所表现的内容是非常相近的。
上述作品以鸟喻人，近乎寓言。这种题材在汉代非常普遍，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神乌赋》，也是这类题材的作品。汉代人用它们表现人生感触，同时也用来满足娱乐的需求。从《艳歌何尝行》结尾“今日乐相乐，延年岁万期”两句可以知道它是在娱乐活动中演唱的。汉代人用这种表现人生痛苦和悲凉感受的作品获取审美娱悦，这是此类作品被大量收入乐府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乐府歌诗中还有些其他内容，《上之回》记载汉武帝巡幸回中地；《雁门太守行》歌颂洛阳令王涣的政绩；《平陵东》写强盗动持人质；《孤儿行》写一个孤儿受到兄嫂虐待；《长歌行》勉励人们珍惜时光；《君子行》告诉人们一些处世之道；《满歌行》是一个遭遇不幸的文人表示“安贫乐道，师彼庄周”；《薤露》、《蒿里》是送葬时所唱的挽歌；《江南》是江南女子采莲所唱的情歌。这些作品无一不是汉代社会和人们思想情绪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汉代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在艺术上，汉乐府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性。明代徐桢卿在《谈艺录》中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很少带有故事情节。汉乐府歌诗中则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情节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孔雀东南飞》那样的长篇叙事诗，也有《陌上桑》等情节生动，富于戏剧性的作品。即使那些不以叙述故事为目的的短诗，也往往有一些具体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描写。如《十五从军征》中，重点描写了那个老兵到家前后的经历，通过他的遭遇和感触，以小见大，揭露了汉代的兵役制度。又如这首《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zhan）。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全诗除了前两句的起兴和后两句的抒情，中间叙述了一件主人公流浪途中见到的小事，写出了飘泊之苦；夫婿“斜倚西北眄”的动作，逼真传神，很有戏剧性。这种写法与《诗经》中那种直抒胸臆、重章叠唱的作品有显著不同。在汉乐府歌诗中，作者或以第三人称的方式铺叙故事；或通过主人公的自诉表现生活场面和细节；或在人物对话中展示一定的情节，表现方式灵活多样。作者特别善于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表现其性情；注意从不同角度刻划人物形象。如《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鬓鬓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诗中生动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罗敷的形象。她勤劳美丽、忠于爱情，同时又勇敢、机智，不仅敢于反抗，而且善于斗争。面对太守的调戏，她镇定从容，一面轻蔑地斥责对方：“太守一何愚”，一面采用夸夫的手段从气势上压倒太守，终于使太害狼狈而归。这一形象从外貌到精神都是光彩照人的。诗中采用虚实结合和侧面烘托的手法，写罗敷的美貌，先从她的生活环境写起，一直写到她的妆饰。然后避开对她的容貌的正面描写，又写旁人对她的美貌的反应，引起读者的联想，起到了正面描写所起不到的作用；然后又通过她回答太守时的轻蔑、夸赞夫婿时的自豪，表现了她的坚贞和机智，使一个光彩照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呼之欲出。这样生动的人物描写是以前的诗歌中罕见的。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具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叙事抒情皆如信口而出，不假文饰，但又情景逼真，很能感人。如《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记。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主人公用如泣如诉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琐事一一道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清代沈德潜在《方诗源》中评此诗说：“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其成功奥秘就在于它是作者心声的自然流露。很多作品用日常习见的事物作比兴，如《白头吟》中用“竹竿何袅袅，鱼尾何漇漇”来比喻恋人间的幸福和谐；《艳歌行》中主人公用“水清石自见”比喻自己行为磊落，真相终会大白；《古歌》中用“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形容思乡的苦况，都写得浅显生动，韵味悠长。另外，《饮马长城窟行》中不仅用了出色的比兴，而且采用顶真句式，造成步步转折、蝉联往复的抒情效果，民歌色彩非常浓厚。因此，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汉代乐府诗中的有些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高度夸张的比喻表达对爱情的坚贞；《战城南》、《乌生》、《枯鱼过河泣》中展开了奇特的想象，或让死者与乌鸦对话，或让乌鸦自诉遭遇，或假托枯鱼告戒同伴，令人拍案惊奇；《陌上桑》中则把女主人公做了理想化的表现，其情节幽默风趣，带有喜剧性。这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正是民歌的突出特点。
汉代乐府诗的形式灵活自由，篇章句式变化多样。它们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了包括四言、杂言和五言的丰富的诗歌体裁，便于容纳更多的内容，更为自由地叙事抒情。其中的《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孔雀东南飞》等已经是成熟的五言诗；《战城南》、《妇病行》、《孤儿行》等是参差多变的杂言诗；有的作品还带有一些七言句式。汉乐府民歌是由《诗经》的四言体向五、七言诗过度的重要阶段。自此以后，五言诗就在诗坛占据了重要地位，七言诗也逐渐走向成熟，杂言诗则作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体，受到了历代作家的喜爱。
汉代乐府诗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此诗又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的《玉台新咏》。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可知此诗取材于真人真事，约成于汉末建安年间。全诗共340多句，1700多字，是汉文学史上最长的叙事诗之一。它通过刘兰芝，焦仲卿两人的婚姻悲剧，暴露了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和婚姻美满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的风习礼俗。
诗中叙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悲剧，情节曲折动人，矛盾冲突尖锐复杂。兰芝被遣展开了主人公同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是故事的开端。刘、焦分手，兰芝回家后受兄长逼迫，违心地应允了太守家的婚事，是故事的发展，至此，人物关系更为复杂，矛盾冲突愈加尖锐。到了仲卿闻讯，前来责难兰芝，二人产生误会，后来相约殉情，故事便发展到高潮，各种矛盾充分展开了。刘、焦二人双双自尽，矛盾得到解决，是故事的结局。最后，二人合葬，墓旁生出松柏梧桐，令人嗟叹不已，是饶有余味的尾声。全诗围绕刘、焦的爱情悲剧描写了各种矛盾冲突，情节紧凑集中，剪裁精当，引人入胜。
诗中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勤劳善良、美丽温顺，但又柔中有刚，敢于反抗。焦仲卿同样善良温厚，忠于爱情，但性格懦弱，守礼尽孝，对母亲抱有幻想。焦母和刘兄是两个典型的封建家长，前者专横顽固，后者庸俗事例。他们的压迫促成了刘、焦二人的悲剧。刘、焦两人不向封建势力屈服，用生命去追求爱情和自由，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的美好理想。作者通过富于个性的对话和行动、细节描写，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对次要人物，也能用简要的笔墨使其神情毕肖。如焦母面对仲卿“捶床便大怒”的动作和“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的喝骂，生动表现了她的专横无理；而刘兄对兰芝的一番劝诱，又活画出一幅市侩小人的嘴脸。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中带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运用了很多铺叙、烘托和渲染，以造成感人的艺术效果。“严妆”一节详细叙写刘兰芝被遣时着意梳妆打扮，即刻划了他的美丽和坚贞，也表现了其复杂心情。太守迎亲一节，极力铺陈其豪华，反衬出兰芝的悲凉心境及不慕荣利。景物描写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渲染作用。如用“其日牛马嘶”来渲染太守迎亲的热闹场面，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造成一种悲剧氛围，都从不同方面衬托出人物内心的悲哀，此外，诗中还出现了一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有助于对艺术氛围的渲染。
另外，此诗在写实的基础上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诗的末尾写仲卿夫妇合葬华山，墓旁松柏、梧桐枝叶相交，鸳鸯相向，日夕合鸣，以象征他们爱情的不朽，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是浪漫主义的。
《孔雀东南飞》是汉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千百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近代以来，又被改编成戏剧，流传甚广。
汉代乐府诗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优良传统，它的大胆反映现实的精神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后代凡是反映民生疾苦、暴露黑暗现实的诗作往往采用乐府的形式，以至于批判现实成了乐府诗的一个基本特点。
汉代乐府诗大大发展了我国的叙事诗，它的以事成篇、即事见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写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继承和借鉴，成为乐府诗的共同特征。
汉代乐府诗的诗体形式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五言诗直接影响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杂言诗也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体裁，长期被后代诗人所运用。
第三节 汉代的楚歌和四言诗
楚歌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和楚辞所不同的是，它用于歌唱而不是诵读，因此，它的篇幅也比较短。但它们又是不入乐的徒歌，《乐府诗集》主要将其收入杂歌谣辞。
汉代的楚歌始于汉初。刘邦、项羽皆楚人，爱楚声，其部下也多楚人，他们把故乡的楚声带到北方。早在楚汉相争时，韩信围项羽于垓下，令部下于夜间唱起楚歌。项羽闻歌大惊，以为汉军已尽得楚地。他在困穷之际，也在帐中唱起楚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声慷慨悲凉，生动表现了项羽穷途未路时的复杂心理。此后，汉高祖十二年，刘邦率军击黥布，途经家乡沛县，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又征发沛中少年一百二十人，教他们歌唱。刘邦于酒酣之际，击筑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令诸少年一起歌唱，他自己则起舞，慷慨伤怀，潸然泪下。歌中唱出了一个开国皇帝衣锦还乡时的复杂心情，豪迈而苍凉。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意欲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而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听从张良之计，请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故意让刘邦看到。刘邦感到事情难以挽回，又担心戚夫人母子将来会遭吕后毒手，于是让戚夫人作楚舞，他为之唱楚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可施！
这是一个皇帝无法处理家庭矛盾，看着自己的爱妾与爱子即将遇害而又无力拯救时的心声。清代陈祚明评这首诗说：“上四句雄浑，下四句苍凉，开孟德四言之风。”（《采菽堂古诗选》）纵观上述三首楚歌，项羽之作只是直抒胸臆，句式也是典型的楚歌体，没有什么变化，但不失末路英雄之本色。刘邦的两篇作品则采用比兴手法，句式也有变化，特别是《鸿鹄歌》全用四言，于楚歌中可谓别开生面。刘邦不喜读书但又不乏艺术修养，除得之于楚文化之滋润外，天授因素亦不可忽略。汉室宗亲多有善楚歌者，或与高祖之遗风有关。
西汉皇帝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当属汉武帝刘彻。武帝雄才大略而又不乏文采，他的三首楚歌皆为传世佳作。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乃作《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燕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人们面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往往会乐极悲来，感慨生命短促。武帝此诗，也表达了这种人之常情。读者不难从诗的情感内蕴把握武帝的文人气质。诗的风格也酷似楚辞《九歌》、《九辨》。鲁迅曾说此诗“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武帝还有两首《瓠子歌》，是他亲率群臣到瓠子堵塞黄河决口时所作。诗的风格雄浑悲凉，充满面对自然灾害的愁怨，更有一种驱遣一切，威震宇宙的气势，非一般文人之作可比。
汉代还有一些藩王、公主都做过楚歌。刘邦之子赵王刘友在惠帝时被吕后强迫娶吕氏女为妃，赵友不爱，吕氏女向吕后进谗，吕后将赵友幽闭。赵友死前作歌：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武帝之子燕王刘旦在昭帝时谋反被告发，自杀。死前作歌一首：
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之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
汉昭帝时，广陵王刘胥因谋反被诛，死前也曾作歌：
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 （忄宗）为乐极。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以公主身分嫁给乌孙王昆莫，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伤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楚歌这种体裁主要不是发挥娱乐功用，而是用来抒情，特别是抒发哀怨悲慨之情。上述作品都是作为绝命之辞或困穷之音，表现诗人的痛苦心声。诗人虽不以文学见称，但以全部生命凝聚成篇，一旦吐出，便成绝唱。
西汉文人的楚歌极少流传，东汉文人中最有名的楚歌作者有梁鸿和张衡。
梁鸿字伯鸾，章帝时人，为人耿介淡泊，隐于霸陵山中。他曾东到洛阳，见到宫室壮丽，有感于统治者的奢侈，作《五噫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汉章帝见到此诗，非常生气。梁鸿惧祸，与妻子孟光逃到齐鲁一带隐居，后来又到吴地，临行前作《适吴诗》，也是一首有名的楚歌。
张衡的《四愁诗》最早见于《昭明文选》，诗前有序说：“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防病服擒。诸豪右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不得以通。”诗分四章，云：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雨雪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首诗不仅继承承了楚辞的比兴传统，而且除首句句中用“兮”字外，其余各句均用七言，在古代七言诗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一席地位。
汉代文人的四言诗不多，较有名的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傅毅的《迪志诗》，还有班固《两都赋》后面所属的《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等五诗，大多模仿《诗经》，缺少个性。东汉中叶以后，文人的四言诗渐渐有了生气，如张衡的《怨诗》和《思玄赋》中所附之歌。又如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
北山有鸟，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依。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趋，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已见前文。此诗取意于庄子，以鸟喻人，对刘伯宗一类势力小人予以辛辣讽刺。诗虽用四言，但风格不同于《诗经》，表现了作者的鲜明个性。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和汉代文人五言诗
汉代另一类对后代有影响的作品是文人五言诗。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些作品成就很高，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整个西汉一代，没有文人的五言诗出现。后世传为枚乘、苏武、李陵等人的五言诗，实际都出自后人之手。但西汉时期，已出现了五言的歌谣谚语。现存成帝时的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通篇为五言句式。有些五言民谣被乐府机关所收集，有的在艺术上已相当成熟，如《白头吟》、《陌上桑》等。这些作品逐渐受到了文人的喜爱和重视，一些作家开始模仿它们写作五言诗。到了东汉初期，文人五言诗便出现了。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緹萦。
诗中咏西汉緹萦救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风格“质木无文”，表现出早期文人五言诗技巧尚不成熟。其后，张衡作有《同声歌》，用新婚女子口吻倾诉思夫之情，作品感情深挚，辞采斐然，颇富民歌情调，说明文人五言诗的技巧有了很大进步。学习乐府民歌很有成就的五言诗还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羽林郎》明显带有学习《陌上桑》的痕迹。《董娇娆》：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假设桃李与采桑女子互为问答，感叹盛年一去，即遭弃捐的命运。这两首诗的技巧已经相当纯熟，都被收入乐府歌辞。到了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就渐渐多了起来。
汉末较有成就的文人五言诗有秦嘉和徐淑夫妇的《赠答诗》、蔡邕的《翠鸟》、郦炎的《见志诗》、赵壹的《刺世讥邪诗》等。此外，还出现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无名氏的作品，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由于不知道它们的作者和确切时代，因此统称为“古诗”。它们不是一人之辞，一时之作，但有着相近的风格。当时这类作品还有一些，在梁代尚存59首。现在所能见到的，除了这19首之外，还有“携手上河梁”、“结发为夫妻”等10余首。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它们大致产生于东汉后期，桓、灵二帝年间，作者是当时的下层文人。这一时期，宦官、外戚专权，士族官僚垄断仕路，特别是经过党锢之祸的打击，广大文人对现实极度失望。在他们的诗作中，人们已看不到西汉作家那种豪迈奋发的进取精神，也没有什么对现实的直接抨击。回荡在这些作品中的主旋律，是对人生失意的悲叹。它们普遍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很多作品直接抒发了一种生命短促、人生如寄之感，或主张珍惜荣名；或鼓吹及时行乐；或宣扬玩世不恭，或表示要驰骛利禄，体现了作者不同的处世态度。如《回车驾言迈》中说：“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生年不满百》中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而《今日良宴会》中则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辛苦。”如此集中的关注人生问题，如此赤裸裸地表现人生欲望，在汉代作品中前所未有。这是对现实苦难的曲折反映。
这一时期，大量下层文人为谋官求职背井离乡，到处奔走，《古诗十九首》中有一些作品写出了他们的飘泊之苦，思想之切；还有的则表现了家中妻子的孤凄哀怨，抒发了离愁别恨。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诗中用思妇的口吻诉说她对远行丈夫的想念。这是《古诗十九首》中常见的题材，反映了汉末文人离家飘泊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的悲剧。“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两句，有人解释为“由于游子的乡里奸邪之人陷害忠良，致使游子不能返回故乡”。如果是这样，那么此诗又反映了汉末社会的黑暗。此类题材又有《涉江采芙蓉》、《凛凛岁云暮》以及《迢迢牵牛星》。
另外，由于很多人在现实中饱尝了人生况味、世态炎凉，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感慨知音难遇，抱怨朋友无情的作品，例如《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诗中通过歌者空中送情、主人公楼下听曲的情节，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表达了“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心愿。汉末文人为了实现理想以及个人生计，到处奔走。由于时政日渐腐败，宦官外戚把持仕路，贿赂公行，人情浇薄，很多人到处碰壁，深感壮志难酬，知音难遇，这是产生这首诗的现实基础。同类作品还有《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从不同角度唱出了作者的苦闷心声，反映了那个散发着腐烂气息，找不到任何希望的时代的面貌。
《古诗十九首》都是抒情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称赞以它们为代表的汉末古诗“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古今研究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人大都注意到这些作品真率自然的特点。例如元代陈绎《诗谱》说：“《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立登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汉代文人五言诗大胆地抒发诗人的真感情、真愿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的名教规范和伦理观念，这一特点是非常突出的。
与乐府诗相比，《古诗十九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缘事到缘情的变化。尽管这些作品所抒之情也是由具体的生活事件所触发，但诗的重心却由叙述生活事件，再现生活场景，转向抒写人生感受。这种感受也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带有超越时空和具体人物事物的普遍性的特点。与此相适应，诗中也极少出现乐府诗中那样细致的铺陈，而采用更为概括更为集中的感叹和议论。例如前面提到的“今日良宴会”和“生年不满百”，都是略去对宴饮享乐生活的具体描写而直接抒发人生感慨。又如“涉江采芙蓉”，写一游子在外飘泊，触景生情，思念故乡的亲人。诗中虽一再描写“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还顾望旧乡”等行为动作，以表现主人公的思乡之情，但结尾却由此而引出“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感叹，从而把离别相思之痛苦上升到生命价值的高度加以思考。再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思妇独居思夫之苦，但诗中并未具体叙写由分别到独居这一事件本身，也不像后代的思妇诗那样通过环境氛围的渲染和主人公行为动作的铺叙来创造意境，而是以极为概括的方式倾诉主人公对痛苦的体验。诗的开头“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巧妙地融汇《诗经》、《楚辞》中的成句，叙说这种离别之痛的深剧程度，造成先声夺人的抒情效果。这几句诗与其说是思妇本人的悲怨，不如说它凝聚了世间离人思妇的共同感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两句，历来有不同理解，或云指游子乡里邪曲害公正，使游子远走他乡；或云指游子在外为他人所惑，不思返乡。作者显系以“浮云蔽白日”作比兴，虚化游子不能返乡的原因，从而突出有家不返这一带普遍性的悲剧主题，以便为下面思妇的孤独与思念张本。诗的后面感叹“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一下子把诗意提升到岁月易逝，美人迟暮的生命意识上面，大大增强了理性色彩。《古诗十九首》善于从日常习见的题材中引发出人生哲理，善于在表达普通的情感体验时提炼出耐人寻味的名句，这是它的抒情性的一大特点。像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等等，与其说是表达了某种特定思想感情的诗句，不如说是浓缩了无数人生体验的格言。即使像“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等，虽是针对特定的生活现象而发，但又包含着耐人咀嚼的人生况味，其意义绝不限于诗中所设定的具体情境。明代钟惺说：“《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古诗归》）清代陈祚明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三） “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就是善于表现普遍性的人生情绪和体验，由于作者把这种情绪和体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加以概括，因而能引起读者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出路的理性思考。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在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又从乐府民歌中汲取了营养，运用各种方式巧妙地抒发感情，创造了浅近真挚而又深切感人的艺术精品。有时，作者淋漓尽致地直抒胸臆，造成缠绵曲折，如泣如诉的效果。例如《行行重行行》。有时，作者通过某种生活情节和人物行动来抒写胸怀。如《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通过主人公涉江采芙蓉、欲赠所思、还顾望旧乡等一连串动作，写出了对亲人的思念，从而引发了“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怨伤。作者善于通过环境和景物酿造气氛，烘托感情。《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无寒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荣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用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衬托着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梦境，展现了一个孤苦无依的思妇形象。这些情景交融、深邃优美的意境见于很多作品。作者在诗中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努力造成言简意深、含蓄无穷的艺术效果。比兴手法的运用十分灵活巧妙，如《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装，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用“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起兴，与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的开头相似，但又别有新意。青青绿柳点染了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衬托着她的青春美貌；同时又象征着离别与相思，构成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又如《明月皎夜光》中用“南萁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比喻朋友间徒有虚名而无情谊，是由《诗经·大东》中的句子点化而来；而《冉冉生孤竹》的结尾：“伤彼兰惠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又显然是楚辞中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感慨。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善于采撷、提炼口语、俗语入诗，同时又融汇了不少《诗经》、楚辞中的词句，但又使人浑然不觉。作品的语言浅近自然，如话家常，但又有典雅美，富于表现力。因而前人称《古诗十九首》具有“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特点。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五言诗以出色的成就宣告了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梁代钟嵘曾赞扬这些作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们直接开启了建安时代“五言腾踊”的局面，并成为后代诗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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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赞》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3页。
[2]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6、2497页。
[3] 同上，第2498页。
[4]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0页。
[5] 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33——1937页。
[6]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6、3467页。
[7] 《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42页。
[8] 《汉书·艺文志》中的这段话，来自刘向《别录》，故云“刘向统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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