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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屈原的个性精神和南方楚文化结合的产物，它思想深沉，风格绚丽浪漫，有着独特而灿烂的精神魅力，是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珍宝。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楚辞和《诗经》并肩垂范，以其各异的精神品质、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共同哺育了历代诗人，并造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风格多样、众彩纷呈的局面。
第一节 楚文化和楚辞
楚辞是奇异的楚文化的产物。楚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楚芈姓贵族在商一直受到排挤，而不断向西、南迁徙，并于周初来到汉水流域。楚虽然臣服周朝，但由于地处偏远，在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改革中，与周朝拉开了文化差距。楚地土著濮、越、巴、蛮等部落民族也有着自己的文化，他们信巫鬼，生性浪漫，原始祭祀风尚浓郁。因此，楚在相当的时期内被中原诸国视以为蛮夷。另一方面，从西周到战国时期，楚国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深受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熟悉中原典籍，对礼乐文化有着极高修养的士大夫和史官。如春秋时楚国的申叔时对《诗》、《书》、《礼》、《易》、《乐》、《春秋》的见解就很有见地[33]。总之，楚文化是多重文化交融的结果，虽然一些杰出的士大夫熟稔中原文明，但比起中原文化仍显示为“重淫祀”的特征。
多神灵、多信仰的楚文化中包含有浓郁的浪漫精神。楚国朝廷和民间的乐舞非常发达，从现在出土的实物和文献资料来看，楚国乐器种类繁多，如曾侯乙编钟在实际演奏时可能超过六十四件。与编钟同时演奏的可能还有编磬，一套编磬也达三十余件，在这种音乐伴奏下的舞蹈场面可想而知。楚辞中有多处关于楚宫廷和民间歌舞场面的描述，都很令人惊异。楚造型艺术亦具有很高的成就，特点非常明显。出现在竹木器、刺绣等上面的画纹、除了凤、龙、虎等动物形象外，还有很多神话或神界形象，如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等，都形象飘逸，姿态舒展。一些雕刻形象，如江陵雨台山166号墓出土的“虎座立凤”雕塑，以及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虎座凤架鼓”等，这些图象造型奇异，富于变化，线条流畅，色彩绚丽，显示了楚人卓越的想象力，以及浪漫而神秘的世界观。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战国后期，在楚国出现了另外一种诗歌样式——楚辞[34]。在广义上，它指以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而在狭义上，它专指刘向所辑录的以《离骚》、《九歌》等为代表的诗歌总集。屈原是楚辞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楚辞是楚文化和屈原卓越的思想、性情完美结合的产物。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楚贵族。曾任在楚国地位仅次于令尹的左徒之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见深受怀王信任。当时有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心害其能”，当屈原正为楚国“造为宪令”尚未完成之时，靳尚欲夺而观之，为屈原所拒绝。于是靳尚便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大约于此后被降为三闾大夫之职。三闾大夫是一个掌管王族屈、景、昭三姓的官职，负责公族子弟教育和宗族事务。屈原还有可能于此前后被贬往或主动避往汉北一段时间。楚王由于受秦使臣张仪的欺骗，与齐绝交，后来又在两次伐秦的战争中遭到残败。秦国为阻止楚国和齐复交，曾答应楚怀王的要求将张仪交给楚国，张仪贿赂了楚王内宠而逃脱，屈原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在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之后，楚国地削兵死，越来越羸弱，在对秦的斗争中完全居于下风。据《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时秦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楚顷襄王继立后，子兰为令尹，由于受到楚人指责，便迁怒于屈原，“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这一次，屈原被放逐到长江以南。屈原在《九章》中记录了自己的行踪：在一个仲春日的早晨，他离开了郢都，并在江夏碰上了东迁的难民。他从夏首顺流东下，到达洞庭、夏浦、陵阳（安徽青阳南）。后来，他又经过鄂渚，从洞庭溯沅水，至辰阳，到达溆浦（辰阳、溆浦皆在湖南沅陵一带），不久，他又经沅水北行至长沙东北自汨罗江。此时，秦将白起率军攻破郢都，屈原有感于国家残破、身世坎坷，于是投汨罗江自杀。屈原这次的流亡生涯达十余年之久，一路思念故国，艰难悲苦，满怀忠诚之心，为文学史留下了很多美丽动人的诗篇。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屈原赋有二十五篇。现存最早的楚辞集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其中标明作者为屈原的，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共二十四篇。对于《渔父》和《大招》二篇，王逸都“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而《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历代学者对《离骚》、《九歌》、《天问》出自屈原之手皆少疑问，而对《九章》的后几篇，以及其他的作品是否为屈原所作，都有过争论。现在看来，《卜居》和《渔父》明显为后人追记屈原事迹而作。《远游》因有浓烈的神仙思想，语言和典故皆非屈原时代所有，可以判断为汉人的拟作。《招魂》不但有司马迁的旁证，而且在语言内容上也都有楚地特色，应是屈原作品，而《大招》则是对《招魂》的模拟，一定不出于屈原。至于《九章》，本为后人所辑，如朱熹所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因此风格颇有差异，尤其是《怀沙》篇以下的《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四篇[35]，颇有人怀疑不是屈原所作，现在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我们仍将整个《九章》看作是屈原的作品。那么，除去以上可以肯定的《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几篇，现在所能统计的屈原作品，包括《招魂》，计二十三篇。屈原正是凭着这二十三篇作品奠定了自己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泽被后人，万古流芳。
第二节 《离骚》的思想和形式
《离骚》是一首长篇抒情诗，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华章，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遭遇忧愁之意。而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讽）谏君也。”认为“离骚”意为“离别的忧愁”。关于“离骚”的解释学术界还有多种，但以上两种解释影响较大。考虑到因司马迁距屈原的年代最近，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其中的“离”皆不能解释为“别”。因此，以司马迁的说法为最佳。《离骚》抒写了屈原的理想和遭遇，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同时具有自传性质。司马迁在解说《离骚》的起因时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认为《离骚》是一部忧患之作，并且具有讽谏含义。
《离骚》前八句中，屈原回顾了楚族的祖先，并对自己的楚贵族血统，以及出生在一个美好日子里的经历，感到非常自豪。这些叙述显示了屈原对宗族的依恋和热爱，也暗示了自己对楚民族的责任感。为了使自己能有为于楚国，他还不懈地学习、磨练，加强自身的修养：“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楚王的动摇，使得屈原蒙冤受屈，理想难以实现。他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表达了身在困境之中，壮志难酬、时不我待的焦虑之情。屈原在诗中反复地申述了自己对楚王的忠诚，以及对楚国前程的担忧，他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严厉地批判了那些妒贤误国的奸佞小人：“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椒专佞以慢 兮， 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显示了屈原对楚国奸臣弄权的黑暗现实的痛心。为此，屈原在诗中劝戒楚王学习圣贤，亲贤臣而疏小人，并反复列举前代君王的经验教训，他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因此，分清忠奸是国君最重要的责任，而贪图眼前的享乐，则必然导致陨身亡国。诗人在对黑暗的现实的深深反思的基础上，仍然坚持理想，宁死不改初衷，显示了坚贞不屈的品德：“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此，《离骚》中实际蕴涵了屈原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哀叹悲愤之情。
《离骚》后半部，屈原描写了自己的两次壮丽的神游和一次遍求神女的经历。第一次神游在历经了苍梧、县圃、 嵫、咸池、扶桑等多处神界，终于来到天庭，“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宣告了这次神游的失败。但屈原并不因此而屈服，而是转而追求地上的神女。但不是由于理媒无能，就是因为神女品行有缺，求女亦归于徒劳。一般认为这次神游和求女，象征着屈原在楚国漫长而失败的努力过程，象征着楚国普遍的黑暗，使得屈原的理想最终不能实现。在第二次神游前，屈原因自身处境困窘而求占于“灵氛”，“灵氛”对他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鼓励他远离楚国，去他国寻找自己的前程。这也是战国士人寻求出路的常用方法，对屈原也应该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屈原开始了自己的远逝历程，在众多神仙的帮助下，经过一番浪漫威风的神游，来到“皇之赫戏”。眼看就要达到光明之所在，由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目睹故国，人马俱怀而不忍离去。这次神游则象征着屈原试图离开楚国，另寻可以实现自己理想之处，追求“两美必合”的政治前途[36]，但由于对宗国的留恋而终于不能成行。这些情节，反映了屈原身处绝境，仍坚持不懈，为追求理想而“上下求索”的漫漫艰难历程。
《离骚》形象地再现了屈原高洁执着的人格形象：“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 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以芳草来修饰自己，既象征着屈原勤勉自励、独善其身的努力，也透露出屈原对自己光彩夺目、芬芳四溢而又苏世独立的人格力量的自信。这种人格自信也同样表现在后半段飞升神游的描写中：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凰承 ，蛟龙为梁……，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显得如此从容、自由，他伟岸的人格也更加突出，光辉灿烂。这里显出了对自己信念的执著和骄傲，表现了对世俗世界的蔑视。这种自信鼓励着屈原在逆境中不改初衷，仍然深切地关心着宗国的命运。屈原自知前途艰难，但仍然勤勉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身在疏远之中，屈原仍能对楚王及其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直言进谏虽然会给屈原带来危险，但屈原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句子展示了屈原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非常突出。屈原品行高洁，具有不屈的斗争精神，其人格形象十分突出，对后世士大夫有着很大的影响。
《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奇葩，在艺术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离骚》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离骚》是楚文化的产物，楚文化中既有神奇的神话和宗教信仰，又有美丽独特的地方风物，感情热烈奔放，想象奇幻优美。这些文化特征赋予《离骚》以极其绚丽夺目的光彩。屈原在《离骚》中的神奇的装束，还有那一次次天神簇拥的飞升和求女，画面都极为壮观，超乎人们的想象之外，激动人心。《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所谓楚语楚声，即指“些、只、羌、 、謇、纷、 、 ”这些方言词语，楚声则指“顿挫悲壮，或韵或否”的韵调。这些方言楚声不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还增加了诗歌的浪漫性特征。
其次，《离骚》以娴熟瑰丽的象征手法来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王逸评论《离骚》时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认为《离骚》以香草美人来象征人格和君臣关系，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一般说来，香草通常被屈原用来比喻或象征自己的品质和修养，“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等。而美人意象大多是屈原自拟，用以向楚王陈述忠爱之心和被遗弃的哀怨，即用婚姻爱情来象征君臣关系，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写楚王毁弃婚约，“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写遭小人嫉害。用爱情失败和被离弃的痛苦来象征君臣乖违的事实，使得诗歌有着更深厚浓郁的抒情意味，更加忧怨悲愤。《离骚》中的香草和美人意象，相互支持，共同营造了一个浪漫而悲怨的抒情的情境，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再次，《离骚》是屈原创造的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它楚句式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它往往是在四言或六言句式中增加一个语助词“兮”字，就构成了五言或七言句式，显得委婉绵。新的诗歌形式，对塑造复杂的艺术形象，抒发更加幽深、激烈的情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之表达长，更富有表现力。
第三节 《九歌》等其他楚辞作品
《九歌》共11篇，作为一组祭祀歌谣，每篇祭一神，他们是“东皇太一”（至尊天神）、“云中君”（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亦有人认为是舜妃娥皇、女英）、“大司命”（寿命之神）、“少司命”（子嗣之神）、“东君”（太阳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国殇》（阵亡将士之魂，即人鬼）。最末一篇《礼魂》，其意思是“礼成”，为通用的送神曲。闻一多认为，《九歌》是专祭东皇太一的，其余九位神、鬼皆是陪衬，是为了取悦东皇太一的，因此这九首诗歌为娱神曲。除去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为迎、送神曲外，“九歌”之名得自中间九篇娱神曲[37]。
朱熹在《楚辞辩证》中探讨了《九歌》的具体祭祀方式：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
也就是说，《九歌》祭仪中的迎神，主要采取以感情相招感的方式：如果是女神，则以男巫招之；如果是男神，则以女巫招之。后人将这一形式称为“人神恋爱”[38]。由于以吟咏爱情的方式来招徕祭祀对象，所以它显得深挚缠绵，语言优美，在楚辞中显得轻灵、妙曼。
《九歌》是一组具有浓郁民间色彩的祭神乐歌，与屈原本人身世和思想的联系倒并不是十分紧密，那么，它和屈原是什么关系呢？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后经屈原对其过于俚俗之处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
《九歌》中，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各篇都以描写相思之情见长。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被王世贞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二湘”诗中的抒写相见未果，缠绵悱恻，非常感人。其中如：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湘夫人》）
诗中表达的是对湘夫人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在一个令人伤感的深秋季节，萧瑟的秋风中，树叶片片飘零，而那期待已久的恋人，却立在一个孤岛之上，朦朦胧胧，可望而不可及。这其中既有期待，又有失望，热烈的情思和浓郁的哀伤牢牢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烟雨迷艳而又悱恻凄艳的画面，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贺贻孙《骚笺》说“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可敌宋玉悲秋一篇。《山鬼》也是一篇爱情的绝唱。美丽的山鬼披荔带萝，含睇宜笑，但却无缘和自己的恋人相见，“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只能怀抱着无限的怨恨，在幽篁深处与赤豹文狸相伴，巨大的孤独感笼罩着全诗，正如深林淫雨，使人在凄凉中体会到无限的绝望，并寄予深切的同情。
《国殇》在《九歌》中是比较特殊的，它通过对死者的赞颂来达到祭祀人鬼的目的。诗歌所描述的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赞颂了将士们奋勇赴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凛然气概，其中的战争场面的描写极为紧张激烈、悲壮激越，非常经典：“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诗句刻意渲染了勇士的死亡，不仅是对死者的颂扬，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激励。也许屈原希望借助这首诗，来悼念那些在疆场上阵亡的楚国将士，并激励后来者继续浴血奋战，以拯救处在危亡之中的楚国。
《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这九篇作品并非一时所作，一般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创作的，而《惜诵》、《抽思》、《思美人》作于被疏之后，《哀郢》、《涉江》、《悲回风》、《惜往日》、《怀沙》作于被流放江南之后。《橘颂》是一首托物言志的作品，诗中对橘的描摹形神兼备，并从中抽绎出“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品质，用以激励自己，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这首诗为四言体，采用比兴手法，颇受《诗经》艺术手法的影响。《哀郢》中记述了自己流亡江南的路线，其时郢都已被秦兵所破，楚国危如累卵，屈原在伤怀自己的同时，又深念家国覆亡，诗歌的情绪亦由哀惋而渐至悲愤：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 而含戚。
《涉江》则通过象征手法表达了对自己品行的信念：“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 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诗中以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抒发了自己坚持己志，不会随波逐流的决心。这首诗气势充沛，表达从容舒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九章》继承了《离骚》的思想和艺术特征，或叙述身世、经历，或表达对故国的关心，抒写自己的冤屈和爱国之心，并且记实的成分更多，为我们了解屈原的生平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天问》在形式上非常奇特，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包括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所问的内容大致包括天地之形成、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39]。其目的在于探寻自然和历史变化发展的原理[40]。蒋骥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余论》卷上）王夫之认为《天问》“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楚辞通释·天问》）。这些说法大致能说明《天问》的思想倾向。如《天问》就殷朝兴亡的历史发出自己的感慨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认为人事才是朝代兴亡的关键所在，而天命是反覆无常，无可依赖。《天问》在问及楚国的历史和现状时，更是包含感情，寄寓了自己的无穷感慨。如诗末数句云：“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这一段问及吴楚战争和楚国朝廷的换乱，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愤慨之情。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杂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整齐而不呆板，奇崛生动，感情充沛，很恰当地抒发了屈原的愤懑之情。
第四节 楚辞的流变和影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41]：“（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崇高的评价得到了后世文人的普遍赞同。屈原以其砥励不懈、独立特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中上下求索，不屈服于黑暗统治的精神，鼓励了士大夫和文人敢于斗争，主动承担悲剧的勇气，使得中国文化中多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之所在。
楚国当时就有学习屈原创作方法的，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贾生列传》）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其生活年代应该与屈原同时而稍晚，是“屈原弟子”，曾为“楚大夫”（王逸《楚辞章句·九辨章句》），“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新序·杂事五》），也是怀才不遇，命运多蹇，以至于“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九辨》）。《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辞赋作品十六篇。其作品主要收录在《楚辞》、《文选》中，主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六篇。
《九辨》是宋玉楚辞体作品的代表作。“辨”是乐段的意思[42]，“九辨”表明其乐段之多，需反复演奏。这首诗在内容上接近《离骚》，它也包括这些主题：对自己蒙怨失职、生不逢时的悲愤，对理想和坚贞品格的坚持，对楚国政治黑暗的忧虑，冀望楚王能幡然悔悟。情感基调哀怨、凄婉，尤其是即景抒情的描写十分动人，如：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寥兮天高而气清， 兮收潦而水清。 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 寞而无声。雁 而南游兮， 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 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诗中将寂寥凄凉的秋景和自己徙倚无归的孤独之情，十分和谐地融合为一体，传达出一种惆怅清冷的意境。古人将“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一句，视为“悲秋之祖”，可见其影响之远。
《高唐赋》和《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神女的故事。这两篇赋基本不具有现实意义，而以文辞娱情为主，显示了文人开始关注形式的趣味。《高唐赋》中关于高唐景物的描写，《神女赋》中关于女神形貌的描写，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前者如：
榛林郁盛，葩花覆盖；双椅垂房，纠枝还会；徙靡澹淡，随波闇蔼；东西施翼，猗 丰沛；绿叶紫里，丹茎白蒂。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
后者如：
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明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丹墀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水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袵兮，立踯躕而不安。澹清净其愔 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
这些精细而优美的描写，显示了作者对自然事物的鉴察，以及对文字的驾驭，都达到了很高明的程度，显示了艺术美感的自觉意识。
宋玉作品虽然在思想情感上不如屈原，但在文词的整饬优美等方面对屈原有所发展，其文以华丽的铺陈和精细的描摹著称，它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
与宋玉同时的有唐勒和景差。唐勒曾为楚襄王大夫，《汉书·艺文志》言其有赋四篇，皆不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唐勒赋残简二十馀枚。虽然残缺过多，但大致能看出是一篇描写造父御车术精湛的赋作，其中有些句子，如“月行而日动，星跃而玄远，子神奔而鬼走，进退屈伸，莫见其……”等，也能显示他的文采。景差亦曾于襄王时任大夫，身世不详，作品亦不可考。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大招》在内容和文体上模仿屈原的《招魂》，颇有人认为是景差为招屈原之魂而作。文中先述四方之险，再言楚国之美好，希望魂魄归来。也是以多方铺陈和描摹为特点，文字较《招魂》质朴。
屈原和楚辞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屈原的人格力量，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后代文人在遭遇社会黑暗，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往往会通过楚辞感受到屈原的人格力量的感召，借助楚辞来抒发现实的悲哀和怨恨。如宋代陆游自嗟报国无门，投闲家中，作诗云：“《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哀郢二首》）清蒲松龄终生不遇，沉醉于狐鬼花妖，渲染异类恋爱故事，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继承了《离骚》、《九歌》等浪漫的香草美人传统，希望借此超越痛苦的现实。所以，刘勰说屈原诗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即可说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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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页453。
[2] 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 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所指位置大约包括今之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以及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的一部分。此大概可以概括楚国兴盛时期的地域。又《汉书·地理志下》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 。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 蛤，食物常足。”
[3]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是周景王之长庶子，因与敬王争夺王位失败，而率人携带了所有的“周之典籍”，造成了周朝文化的一次南移。又《左传·哀公六年》载：“楚子使问诸周大史。”说明周太史亦有在楚国者。
[4] 见《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申叔时教育太子的计划。
[5] 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1月，页175。
[6]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认为甲骨占卜中命龟之贞人即是史官，而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认为“当日锲刻者乃别有史官任之，与贞卜者异其职掌”。
[7] 徐复观云：“祭神的‘册’，王者诏告臣下的‘册命’，是史在西周时代的两大基本职务。”《两汉思想史》第三卷，页13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8] 郭沫若《青铜时代·彝器形象学辨识》。
[9] 郭沫若《青铜时代·彝器形象学试探》
[10]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云：“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怪物行事。”
[11] 李泽厚《美的历程》，76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12] 兴，孔安国注《论语》为“引譬连类”，指的是通过文学形象引起读者的联想，达到对某一普遍性事理的认识。朱熹注为“感发志意”，强调的是文学形象对读者的感染力，唤起读者的社会责任感。这两者可以互为补充。详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之《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 孔安国注“群”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指的都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以达成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可以代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
[14] “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识见于《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颖达《正义》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15] 最早提出“中和”概念的是荀子，见《荀子·致士》与《荀子·乐论》，但“中和”思想早在孔子就已基本成熟。
[16]《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又《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17] 李镜池认为《周易》中的歌谣可达全书的三分之一，见其《周易通义》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9月。黄玉顺认为六十四卦无不含有歌谣，见其所著《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1995年。
[18] 高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载《文汇报》1961年8月22日。后收入《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
[19] 关于《商颂》的产生年代，也有学者认为是周时宋国人祭祀自己商朝的先祖的，古文学派一般都认为是商流传至周的。此处从古文家之说。
[20] 张伟保博士论文《〈诗三百〉的形成与流传研究》之《〈左传〉引诗表》，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
[21] 对“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古今多有不同的解释，此处仍从《郑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民俗有哭嫁之说，表达了对父母的留恋，亦透露出少女对陌生的婚姻生活的担忧。
[22] 参照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之第二章《周人的重农及其在农事经验中所确认的天人关系——〈诗经〉中的农事诗》部分。
[23] 以上参见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
[24] 《墨子·明鬼》曾提到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和“百国春秋”；楚庄王时申叔时谈教育太子时也提到“春秋”一科，而《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都是同类型的文献。
[25] 《左绣·读左卮言》。
[26] 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
[27] 《史通·叙事》。
[28] 刘向《战国策叙录》。
[29] 《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
[30] 道家学派的著作还有《管子》、《吕览》中的部分篇章以及《淮南子》等，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经法》、《道原》、《称》、《十大经》亦属道家学派。
[31] 蒋伯潜：《诸子通考》，458页，正中书局。
[32]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
[33] 见《国语·楚语上》。
[34] “楚辞”的名称最初出现在西汉武帝之时。《汉书·朱买臣传》云：“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这是现在可知最早提及“楚辞”的文献材料。
[35] 《汉书·扬雄传》说：“（雄）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后人据此认为扬雄时《楚辞》并无《思美人》等四篇，这四篇是后人伪托的。
[36] 关于《离骚》求女，主要有以下数种说法：１，喻求贤臣、贤士。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持此说。２，喻求贤君。宋代朱熹《楚辞集注》持此说。３，喻求贤后。明末清初钱澄之《屈诂》持此说。４，喻理想的政治。汪瑗《楚辞集解》持此说。此外在现代还有游国恩的“女性中心说”（《楚辞论文集》下卷）、李嘉言的喻求善美（《屈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等。
[37] 详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什么是九歌》和《楚辞校补》等文章。
[38] “人神恋爱”观点是由苏雪林在《楚辞九歌与中国古代河神祭的关系》（载《现代评论》八卷204—206期）中首先提出的，此后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
[39] 《天问》中有些明显的次序不顺畅之处，可能是由于错简导致的，古今都有人对《天问》的错简问题进行研究，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文意难明，所以至今未有确切的结论。
[40]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释“天问”二字云：“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谓“天问”即“问天”之意，洪兴祖从而发挥其说。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云：“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 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把“天问”二字释为借天理以责问庸主具臣。又戴震《屈原赋注·天问》云：“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即是说，对天地间的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设问求解。前两种说法，在历史上都很有影响，但都拘泥儒家解经的方法，求之太甚。以后一说为通达。
[41] 以下引文应为淮南文刘安《离骚经章句》的叙文，后为司马迁引入《屈原列传》之中。《离骚经章句》现不存，班固在《离骚序》中曾称引这些话，并说明为“淮南文安叙《离骚传》”所云。
[42] 王夫之《楚辞通释》曰：“辨，尤遍也，一阙谓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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